《2002年以前的FDA》之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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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艾滋病的挫折（1980 – 1990）

黄奕（译）

1980年代FDA遭受的最大挫折是对付艾滋病（AIDS），即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这个复杂的疾病之所以难对付，是使人们自身的免疫系统自我攻击。人类免疫缺失病毒（HIV）引发艾滋病，它将致命的基因信息植入免疫系统中的辅助T细胞的DNA，从而削弱人体的抵抗力。而且该病毒可以潜伏数年之久，然后猛烈地突然爆发，人体的免疫系统无法阻止，病毒可以随意进入人体的任何器官、可以同时进入多个器官。

这个流行病开始发展得较慢，1981年伴随着一些不常见的肺炎的案例出现。随后案例加速传播，成为灾难。1981年有181起死亡案例，然后是500，是1,600，发展到1988年的41,000。在男同性恋群体中、在静脉注射的毒品的使用者中，案发尤为显著。然而联邦政府对此毫无反应，总统里根在5年之内从未提过“艾滋病”这个词。很多美国人对此也毫不在意，好像这只发生在社会的边缘人群。绝望的艾滋病患者为了寻找医疗，甚至到墨西哥、巴西去寻找最新的奇迹疗法，违法地进口一些未经批准的药品。所有这些都毫无作用。一时看来人们还真没办法遏制这个致命疾病的蔓延。剧作家、艾滋病活动家拉里∙克雷默（Larry Kramer）愤怒地称FDA官员为谋杀者。

起初，制药公司很不愿意掏出几千万美元来研究开发相应的新药，因为艾滋病既难治疗，又很危险，而且使用者相当有限，还在社会上不受待见。当“伯勒斯∙韦尔科姆”公司终于同意提供自己丰富的化学品库存以供试验之后，国家健康研究院和杜克大学就在政府的资助下开始研究工作。1985年，发现了一项名为叠氮胸苷，简称AZT的有希望的药品后，伯勒斯向FDA申请人体试验。FDA按正常程序批准了第一阶段试验，在几十名健康人身上检验其安全性。接着是第二阶段，在数百名艾滋病人身上试验，与使用安慰剂的组别进行对比，以确定其有效性。由于第二阶段的试验结果惊人地好，FDA同意越过第三阶段直接进入市场，省去了正常程序所需要的好几年时间。艾滋病于是有了第一款治疗药品。

那么艾滋病活动家们为什么还要对FDA产生愤怒呢？因为此时已经是1987年，艾滋病死人也有6年了，艾滋病群体认为他们被政府忽视、被社会歧视。同时把一些制药商的错误归咎于FDA。

对FDA本身也是应该有很多批评的：它没有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使制药业投入更多的研究；它对供血的筛选反应过慢，致使艾滋病更快地流传，影响到更广泛的群体，甚至名人如网球明星阿瑟∙阿西斯。曾任FDA副局长、代理局长的马克∙诺维奇（Mark Novitch）回忆起他第一次听说艾滋病的想法，体现出FDA不愿出手的观念。他首先想到的不是“FDA可以做什么？”而是认为“这是一项科研，在国家健康研究院和疾病控制中心行动之前，FDA不可能做什么。要等到研究人员有些成果上报到FDA来，我们才可能行动。”

此外，在AZT获得批准之前之后，FDA都显得行动迟缓。以更昔洛韦为例：这是一款治疗“巨细胞病毒视网膜炎”（CMV）的药品，CMV由疱疹病毒引起视网膜发炎，严重的会导致失明。从一开始更昔洛韦就显得很有希望，于是FDA就以“同情使用”（compassionate use）的方式批准了。这种方式是对于没有其他治疗措施的危重病人的特例，就是在药品尚未获批准上市之前，甚至在人体试验尚未完成之时，在危重病人的要求之下，可以使用。可是到了更昔洛韦的制造厂商正式提出上市申请的时候却遭到了FDA的否决，理由是试验没有依照法律规定和安慰剂进行对比，而且数据也不恰当。在艾滋病群体看来，这完全是令人气愤的吹毛求疵，因为“同情使用”已经证明了药品的有效性，同时数千面临失明的病人正在焦急地等待药品上市。在FDA看来，当然要谨慎恰当地遵循科学。对此，也许可以有争议。然而，在一年半之后FDA批准了更昔洛韦，其依据照样是先前那些数据，只是做了一些重组和文字修改。照样没有安慰剂对照。却使得上万名面临失明的艾滋病患者白白地多等了一年半。

珍尼特·伍德科克（Janet Woodcock）博士曾经是生物制品中心的官员，后来成为药品中心主任、代理过副局长，她后来提及此事时曾叹息道：“当时甚至有人说：随便什么药，只要有可能，就应该上市。FDA是在杀人！”

多年积压的愤怒终于撒到了FDA头上，1988年10月11日，艾滋病活动家、病人以及病人的亲友，约一千人从全美各地来到马里兰州洛克维尔市的FDA总部门前示威抗议。其中有一位来自俄克拉荷马市的芭蕾舞演员，名叫马特·夏普，时年32岁，刚刚查出有艾滋病。他在家乡组织起一支队伍到来，他在背上写出来自何处以便让当地媒体注意到并采访他。当晚电视对他作了报道。

（以下是在当时的FDA总部门前的示威者，图片来自网上。）

早上7点刚过，夏普走出地铁站，距离示威地点还有三个街区，他开始觉得“有点陌生，也有一点点害怕。”可是当他走到FDA总部的大楼前面时，他“突然产生出一股难以置信的愤怒，充满了能量。示威者手挽手企图组织别人进入大楼，警察骑在马上，总有一些扭打…”曾经许诺不使用暴力的示威者们在大楼前的旗杆上升起黑旗，吊起总统里根和FDA局长弗兰克·扬（Frank Young）的模拟人像。夏普记得有人爬上警察的大巴士不让它们开动，也有人爬上大楼挂起各种旗子，有些人高举标语牌上面写着“FDA的官僚作风杀了我。”也有人把象征着鲜血的红颜料泼到大街上。夏普说“那天我们是把政府整瘫痪了。”

许多经历过的FDA工作人员则说绕过这些示威者，进入大楼正常上班并不困难。卡尔·佩克（Carl Peck）当时是药物中心的头头，他通常是早上5点开始工作，所以他在示威者到达之前就进到了办公室，一直待到下午示威者离去。格里·迈耶（Gerry Meyer）工作了20多年，曾一度是佩克的副手，把午餐带到办公室以避免因出去吃饭而和示威群众碰面，只是透过窗户看了几眼。负责公关的副局长杰克·马丁（Jack Martin）后来回忆道：“听不到他们在外面喊什么。”

示威者的诉求、其他的一些批评不能说对FDA没有触动。一方面FDA要按照法律的要求坚持证明药品安全有效。这些法律是来之不易的，是经历了磺胺药和沙利度胺的惨痛教训之后得来的。另一方面FDA有给法律添加了两条变通的办法：“临床实验新药治疗”和“平行双轨”。新办法允许艾滋病和其它一些疾病的病人使用处于早期研发阶段、但有前景的药品，不必要等到证明其安全有效。主要的条件是：病人患有威胁生命的疾病，没有任何其他的治疗手段，而厂商正在并继续进行药品测试。FDA的某些官员一开始坚持说着两条变通的办法并不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多年前就已经有了针对贝塔阻断剂、钙通道阻断剂和癌症药品的“开放式检测协议”（Open Protocol），也有针对更昔洛韦的“同情使用”。但是这两项新办法至少是在形式上将以前的措施更正式地固定下来了。就是FDA的官方网站也承认平行双轨是应对艾滋病而制定的。在以后十多年里，FDA也一直继续寻找途径让危重的病人能用到正在试验中的药品。同时也有一些科学家担忧这些捷径是否会遗漏有关副作用的重要信息。

【以上文字译自《Inside The FDA》第51至55页，图片来自网上，标题为译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