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年过去了，我们这一代已经到了喜欢回忆的年龄。从“上山下乡”那迷茫的、艰难的岁月到受益于高考制度的改革，再到改革开放的亲身历程，我们这一特殊群体经历了堪称波澜壮阔的岁月！得益于78711集体，有了把自己的一些经历和感受记录下来的可能。
一、高考录取
三十四年前我是幸运的，1977年十月，在刚刚恢复工作不久的邓小平的强力推动下，中央决定立即恢复中断了十一年的高考，并对文革前“老三届”的知识青年网开一面，年龄放宽，婚否不限，有五年以上工龄者可带薪带职上学，78年又规定病退回城知青病好后可以参加高考。这对当时“因病回城”，没有固定职业的我无疑是福音，尽管得知消息到考试仅两月左右，我仍毫不犹豫地报名参加了高考。
因为刚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很恐惧文科这个东西，但由于复习时间紧，加之高中许多课程都未学，原本喜欢数理化的我不得不准备报考文科，并且把复习重点放在历史和政治，至于语文数学，就靠以前的积累吧。考试还算顺利，拿到344分，我很希望能进入图书馆、历史类或经济类专业学习，再不济就学中文吧。接下来就是等通知书了，可是当我拿到成都工学院的录取通知，并且是马列主义师资班时，高兴的心一下凉了半截——实在没想到是这个专业，与我同年参加考试的小弟安慰说，师资班今后能在大学工作，很不错的。就这样，进入大学，成为78711的一员。
二、初入校门
九月，带着行李到学校报到。那时的情况与今天大学报到时车水马龙的情况有很大不同，没有家人和亲友送行，更不用说开着汽车送到学校了。记得我到校时天已晚，可能接新生的同学们已经休息了，接待处就是肖老师一人，看见我的行李：一个装衣物的木头箱子和一个行李卷，肖老师有点犯难，不知我怎么才能把行李拿到宿舍，幸好离家时爸妈为我准备了捆行李的绳子和扁担，于是我一头木箱、一头行李卷挑着到宿舍去了，真是天壤之别的入学路。
我们的宿舍不是今天大学到处可见的公寓型（四人一间，有卫生间、热水淋浴），而是一个能住十四人的大间，除我班九位女同学（后增加为十位），还有数学、物理师资班的四位，大家都在时宿舍显得很拥挤。其他方面条件也很差，公共卫生间，早晨起床高峰时刷牙洗脸都得排队，要提着水壶打那一两角钱的水来喝来洗澡。所幸的是我班女同学的年龄差不多，多是“老三届”的中学生，有着相同或相似的经历与生活，大家都能相互关心和体谅，并且，这种真挚的友情一直保持到现在，可以说这是一种难得修来的缘分。就这样，一间房，一群人、一张床、一方书桌、一套被褥、一个行李箱，构成了我大学生活的一方小天地，在此实现着自己的大学梦想。
三、学习生活
在大学，学习是第一任务自然是不必说的了，由于十年文革的耽误以及同学们对自己的要求，绝大多数同学都拼命地学习，真是一个努力学习的年代。努力之一表现在除吃饭睡觉外，几乎一刻不停地在教室里预习、听课、复习、做题、考试……；其次是每天下课后特别是晚自习时的占座位。那时由于教室能容纳的人数有限，晚自习去迟了就没座位，所以，我班女同学除班长外基本是晚饭前后就去教室占座了，我也和大家一起去，占好座去校园内散散步，然后到教室自习。
就我而言，对待学习一直是两面的：一方面有这么一个难得的学习机会，当然必须珍惜，认真学习；可是另一方面由于对所学专业不太感兴趣、也没啥了解，所以学习热情不高、学习劲头不大，人虽到了教室，却无法认真读书，有的内容读半天还是不知所云。最终在学习上给自己定的目标是不要太差，过得去就行。由此，晚饭后在小道或操场散步时愿意多些时间，有时偷懒留在宿舍，晚自习时和班长一块去听于淑珍、关牧村的独唱音乐会，去看电影，甚至去参加童竺老公的追悼会，总之能偷懒不读那难懂难搞清楚啥啥观点的书就好。
四年的学习，我甘居中游的要求基本实现，不过也有几次例外：一是《世界经济》的考试，记得答卷时来了点“灵感”，写了几句自己的认识，拿了第一个90分；二是《资本论》原著选读考试，题目大概有“论剩余价值的产生——兼论管理的二重性”，还有什么“论剩余价值的物质基础”。开卷考试不用背书背到标点，但准备得仍很辛苦，整本书作满记号，但拿到题还是蒙了，感觉相关内容都读到过，可就是不知这内容在哪章哪节，当时真和今天学生理论课考试差不多，《资本论》是从头到尾又从尾到头翻了几遍，差点翻到人崩溃。老天不负有心人，终于让我找到了，于是赶快抄上，拿到第二个优；第三次是毕业论文和教学实习，在没有任何心理感应的情况下获得优秀。最后毕业时老师给的评语是适宜从事教学或科研工作，就这样，我进入高校。可能是喜欢学校相对简单的环境，也可能是由于自身惰性，在学校一直工作到退休。
后记
人生旅途中，三十周年是一个值得隆重纪念的日子，回想三十年学校工作的经历，感觉没有什么值得夸赞的，只是做一名平平常常的“教书匠”而已。不过，作为脚跨“文革”和改革开放两个不同时代的大学生，对大学生活和工作的留恋、回忆将陪伴我终生。
On 06/16/22 @ 0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