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711纪事 (7)

1980年11月8日:

这两天学校里更热闹了,有好几个班的小孩儿开始罢课。今天早上有七个同学宣布开始绝食,有两三个男同学在校园内游行。我看了一下,觉得挺有意思。这些小孩子还是不懂事,就像“文革”初期的我们一样。这样闹不解决问题,最后吃亏的还是自己,年轻人精力过剩。听说这次是全国性学潮,说明我国的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还存在不少问题。

下午,吴老师又来泼了点冷水,说“知名人士”于光远主张今后高考不考政治……吴老师很气愤。有可什么气愤的?把我们招到这个班来就是坑害我们,我们都没说气愤,你还气愤?

1980年11月9日:

下午,学校的一个什么“临时学生会”贴了一张《致同学》的大字报,大意是号召罢课的同学复课,然后派代表与校方谈判。大字报贴出不一会儿,就不知被什么人愤然撕掉了,大概是还不想上课吧,还没闹够。

起床后,我们四员留守大将(洪、张、杨、靳)到九眼桥去采购食品,花二毛多钱买了一些豌豆尖和大白菜,晚上美餐一顿。

1980年12月14日:

今天上午,我和杨新元早饭都没吃就去排队,用了整整一上午时间才弄开了两朵花——烫了发。烫完以后我们都十分不好意思,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忍不住地笑,真是“陈焕生上城”。 其实烫了发也是负担,成天没完没了地照镜子梳头,整也整不好,我又不会打扮,既无此闲心又无时间,挺麻烦的。

1980年12月27日:

事情真是不出所料,上次我们丢广柑橘子时感觉到有丢东西的开端很不好,果然,今天上午我们宿舍就被“洗劫”了。中午回寝室,发现全寝室共丢了四个收音机、16件衣服、17元菜金、54斤饭票、7斤省粮票、两条床单。我丢了一个收音机、一双袜子,损失还不算大。小偷真大胆,上午8时40分我和清芳离开宿舍,9点左右童竺来找我请假,发现门从里面扣上了,她又敲又叫,没人理,她很生气,转身走了。过了一节课她又上来看,发现屋门开着,里面没有人。她把看守我们三舍那个东北女人找来,曾老师也来了,看屋里箱子都没有被撬,以为没丢东西,东北女人拿把锁给我们锁上门。中午我们回来才发现遭到如此“浩劫”。下午开表彰会我们哪有心情去,但后来还是去了,领了一个皮包、一条毛巾、5元钱。我们宿舍先进集体得了15元钱,准备送给杨新元当嫁妆。宿舍遭劫心中一直很不舒服。晚饭后,我和洪虹随学校保卫部两个同志(一个是部长,另一个是曾与我们四员大将吵过架的保卫干事)和市公安局的一个同志,到火车站和文化宫黑市去捉赃,结果是一无所获扫兴而归,气得我发昏。学校把我们宿舍被盗原因归结为没安暗锁,我们不服气,没安暗锁只是被偷的原因之一,不是唯一和决定的因素。快过年了,这就是给我们的年终礼物?是不是小偷也想过个“丰收”年?如今的社会就是这么“安定”,我们随时随地都感到“安全”,一点也没有“危机感”,形势简直是太好了,好得令人难以相信。太奇怪了,前两年都好好的,第三年就出事,未必我们宿舍太有钱了吗?这就是我的参军十周年纪念日!

1980年12月28日:

以前,每逢星期日我要听星期音乐会,今天宿舍里真正安静了,一台收音机也没有了。看书也看不进去,只好干坐着,以后有什么细软不敢放在学校了。张孟贤和何光文的损失最重:张孟贤的价值98元的熊猫牌收音机是去年才买的;何光文的呢子大衣;杨新元一个月的饭菜票……洪虹专门丢裤子,如今几乎没有裤子可换。这些小偷太可恨,下次抓住小偷要往死里打,决不轻饶他们。

1981年1月14日:

真应了昨天的“马失前蹄”!上午开卷考《资本论》,只有两道题,题目本也不难,答案全部在书上。可我不知为何想偏了,把第二道题“马克思如何论述所谓剩余价值生产的自然基础”抄错了地方,不知能否及格,心里有点不好受。下午终于忍不住,只好到吴老师府上拜访,他说看来要补考,补考就补考吧。今天真不知怎么昏了头,乱答一气就交卷了,是该清醒一下了。

1981年1月15日:

这次考试是一次失败的记录,不光是我,男同学中也有几个考砸了锅的,女同学中也没几个答全了的。而且考场上有人交头接耳,中途也有人上厕所。唉,不管别人,反正自己是考砸了。大家都学得不好恐怕与老师的教学有关,湖南来的三个同学一上《政治经济学》原理课就唉声叹气地埋怨,这次考试还是能看出一点问题的,因为考得差的人不少。我的难友(需要补考的“难友”)李天夫脸都气白了,一提起这事他就哭,可怜的小难弟!叶庆宪气得一宿没睡好觉(但他不需要补考)。我没他们反应那么严重,至少不会像苏家荣那样考六十多分就觉得没脸活下去。我才不呢!比这大得多的打击我都经受过,有什么了不起?越这样活得越硬实。

1981年1月23日:

前天陪张虹去相亲,李老师虽然年龄大些,但很有才能、有教养、有内在,张虹对他的印象不错,比较满意,倾向于谈下去,还想再征求一下父母的意见,希望能成功。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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