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像是大二期间发生的故事。
一次在川大上课，路过川大校园，校园内墙上有他们学校工农兵学员与77级同学之间的口水战大字报，自然是77级的占上风，把工农兵学员挖苦惨了。我们班的女同学边看边为77级叫好，只有我除外。我的工农兵学员身份能够深深理解被攻击一方心里的痛。我们这一代人都是十年文革的受害者，文革中特殊的大学招生方式，使我们以特殊的形式进入大学，成分良莠不齐。既有仅是小学程度的农村大队书记、公社书记子女之流的红五类，也有靠自己在农村拼命打拼好不容易过五关斩六将的佼佼者。曾经的“春风得意马蹄疾”和如今的“黯然失色”都不是我们的错，账不应该算在我们头上，我们的冤屈还无处喊、无处诉呢！回到寝室继续着对工农兵学员的讨伐……我心里一直窝着火。当然，77级与78级有不少人是被工农兵学员挤掉了上大学的机会，他们的愤慨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我当时非常孩子气的处理了这件事，开始不理张孟贤和杨新元，因为我认为她们俩是攻击得最过分的。并且把带到学校来的当时的畅销小说《飘》借给所有的女同学看，就是不借给她俩。她俩莫名其妙，特别是杨新元，一直和我是好朋友，不知怎么就不理她了，班上所有的女同学都不知道为什么。在细心的班长的追问下我才说出了原因。当然班长对我是一番劝导，并反复说并没有丁点针对我的意思，还向我道歉说没有顾及我的感受。
事情过后，我和杨新元的好朋友关系一直没有恢复，这件事也成了我的一个心结。以后每当想起这件事我就为自己幼稚的处事方式和小孩儿脾气感到脸红。如果说她们对我有伤害，那也是无意的，而我对她们的伤害则是有意的，不可原谅的。
在黄龙溪聚会时，光文看到我和新元同住一室，高兴地说：“两个好朋友终于又在一起了”。那晚，我们聊了许多许多，但两人都仍然避免触及这个话题。或许这个结在我俩心里早已不再是个结，留下的只有浓浓的、胜似姐妹的同学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