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让我玩？我自己玩。（首次香港个展）

我小学的时候，会独自一人，去南京路上的美术馆，买了票，看画展，看得多了，手痒了。下次再去，就悄悄的取出小画本临摹。有人经过，像做贼一样收起来。不过，渐渐的。胆子也大一点了，偶然，背后的人还会说两句称赞和鼓励的话，人就飘飘然了。

六十年代，所有的画展，都是集体单位主办的，那些日子，没看到过个人画展。

有一次，来了个加拿大爱斯基摩人的作品展，印象非常深，因为，看到的都是从未见过的和生活有关的朴实、单纯甚至粗陋的图案和色质–好像和我们的出土文物差不多，但是，却有种不曾感受过的真实感，那份真实的亲切感，在少年的心里，久久不散。

文革中的画展，都以政治题材为主，看一次，等于看好几个展览，即使免费的，看得人也越来越少，自然，也没有临摹的冲动了。

74年到了香港，打开报纸，几乎每天都有画展的消息，各种画会也多得没法记了。所有的画展，都免费。
我九十年代回上海展出，主办单位坚持要收费，我非常不习惯。有一天，从郊区来了二十几个学画的学生—我连忙掏钱为他们买了入场券，他们好开心，我更开心。

我没进艺校学过绘画，又没有当地艺术界的朋友，所以，也没有要参加任何画会的念头。有空就去看画展，渐渐的知道了香港大概的画坛情况：传统派–以国画为主，张大千，徐悲鸿，傅抱石，杨善深，赵少昂–学齐白石的好像不多。现代派国画：香港本地的有吕寿琨，他去世后，有一帮学生：王无邪，周绿云等。

西洋画方面，搞传统的好像不多，中文大学艺术系的教师和学生，都较偏爱现代绘画。

到香港后的第三年，我应聘进入了市政局的文娱机构当美术设计。香港政府把文化和娱乐结合在一起推广，不像国内有些人爱将文化艺术放在殿堂–我倒觉得更适合我的散漫个性–因为我进不了殿堂吧。

我们的办公大楼上面，有个市政局的展览厅，建于六十年代初。70年代，香港经济开始起飞，文化艺术活动也开始活跃。吃饱了，穿好了，自然就想风雅一番了吧？正好被我赶上了。

殖民政府的英式办公习惯，早上11：00，下午3：30–是TEATIME –当然，也可以喝咖啡。往往不仅仅是喝茶，配有饼干，点心—不到半年，我体重增加了15磅，下巴多了一个，脸宽了半寸！

为了减肥，我将茶点的时间改为上楼–看展览去！

几个月看下来，接二连三各种画展，刺激了我的涂鸦欲望。

某日，以前在日本设计公司的旧同事聚餐，有人说准备联名在这个展览厅开画展。我脱口而出，我也加入吧？旧同事接着说，好呀！—不过，大维刚好今天没空来–是他发起的，回头我和他说一声。

过几天，旧同事打电话告诉我，大维说人太多了，（才四个人）要不，你等下一次吧。。。

大约两年多前，这家全港最大的日本设计公司公开招请设计员，考核设计，70人分两天。我是幸运被录取的四名之一。不是我画得比他们好，而是我完全没有经验，不像他们在小公司都干过，早上起稿子，下午调颜色，接着上色。。。有的人到了最后时限，连稿子都没起好。而我，来了香港还不到一年，读了一点广告的夜校，又没进过专业制作的训练，毫无章法，草草画了三张所谓的设计，还都带着颜色。可能是日本经理觉得这个乡下小子看来不会偷懒—还好使吧？

上班后，我们四个人一起吃午饭，他们都笑我考试时的傻劲。呵呵，不知天高地厚，也有点好处吧？

一年后，我们这四个人陆续离开这家公司。
这次联合画展的发起人大维，就是其中的一位。

听完电话，我有点纳闷了—他们的画，我都看到过–而我的画，他们没有一个看见过(商业设计，一般都不当作品）—也许，担心我来自国内的“革命”画风（其实我哪有啥画风）影响他们联展的风格和水平吧，因为，我看过的不同画展，虽然大同小异，还是有点不一样的—–要不，我自己试试？

于是，乡下小子斗胆走去有关部门咨询。原来，不用画会，个人登记最方便—-登记名字，记下身份证号码，交钱，排期–唯一的注意事项：到时候如果没作品展出，租金不得退还—什么画会组织，学历资质，作品水平，作品内容，作品尺寸—-问都不问一句。呵！—正合我混水摸鱼的的性格。

交了钱，走出登记室，看到维多利亚港海水，我才开始发愁—我展出啥呢？人家不问–我自己不能不知道呀！

想起前些日子帮一位同事画得人像，她还满意，我自己也觉得还过得去—就决定整个画展，展出我画的人物，我觉得当时香港和国内最大的不同—–就是人的精神面貌。

做我人物画模特的朋友来自不同行业：指挥家，歌唱家，作家，武术家，舞蹈员，设计师，演员，编辑，模特儿，摄影师，发型师，白领，美籍教授和他的太太，美国交换学生，日本小姐，朋友的母亲，朋友的朋友，老上司，旧同事，新朋友，女朋友—还有一幅插队时画的知青头像。。。

不论是成功人士，名人还是普通的文员，对我这个刚来自中国大陆没多久的寂寂无名的艺术爱好者，他们都给与自然的信任和热心的支持—-要知道，当时的社会(70 年代末）还时而有“大圈仔”（泛指来自国内的红卫兵之类的青年）犯罪案发生——-所以，后来遇到国内来港的新移民，向我投诉香港人“歧视”，或是说“我们大陆人“如何，“他们香港人”如何–我都不以为然。

在朋友和家庭的支持下，半年多后的初夏，我的第一次个人画展在香港市政局展览厅开始了—-那时，我已辞去政府的设计工作。开幕那天，日本设计公司和政府文化娱乐部门来了好多捧场的朋友—-我头一次领略到“以画会友”的真正乐趣。

那几位日本设计公司的旧同事都笑着说—啊呀，我们的画展还没头绪，你倒捷足先登了。。。

光临指导、捧场的老朋友之中，只有大维没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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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画展中最难忘的一个中年客人，看样子来自大陆，乡音还没改—却生生走来和我打招呼，说，我好佩服你呀黄先生。。。哪里哪里—我连忙回道。等着他继续恭维我的作品。。。他接着杨了一下手上我的宣传简介：—我佩服你连插队入户都敢写出来。。。。

——我一时无语了—-去插队入户，又不是偷盗强奸被流放？这世上，真是什么怪人都有啊。。。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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