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前：回忆琐记（3）
就在这些时候，合江是在军阀杨森的势力控制下换了县知事，是广安人，合江中学校长也换了北大毕业的邹继鲁，新聘来了年青教师李宗泌，他们都是广安人，化学、物理也换了人，举人解聘了，但沈佛愚却留下了。我们对新来的年青老师，既好奇又感到有趣，有一天上午下课后，我走李宗泌老师的房门过，从窗子望进去，看见了有好多本薄薄的书摆着，我踮起脚伸手去拿出来看，是《红潮》，《适社意趣》，还有一本是《昧爽 一夕读》；趁着没人，我便拿着走了，那正是１９２０年下期的事，当晚我就熬夜把它们一一看完，脑子里大受震动，心里扑通扑通地跳，当夜很少睡觉。第二天，我并没有还他，只说我拿书的时候他不在，他不见怪，反问我喜欢不喜欢。
以后，我就找机会和他问东问西，他也每问必答，他告诉我苏联的社会主义，消灭了阶级贫富，男女平等，废除了金钱，人人只要劳动就有衣食住，不劳动不得食，人人都可以受到教育，直到大学，不分国别民族。还说中国有了两三批人去了，四川也有人去。我问，像我这样能不能去？他说“只要你肯去，我介绍你到重庆和一些人接头。”我当时朝思暮想还约了两位同学，一位姓刘，名字忘记了，另一位是江津石麻口的人，也记不起他的姓名，两人都信誓旦旦，约定先筹到去重庆的路费。自然，我的父母是绝对不许可的，我那时早已请我家对门的绸缎铺老板蔡维周担保，替上海商务印书馆卖书收取回扣，半年所得不到二十元，但到重庆的路费却够了，到重庆有法子筹到海参崴的钱；进了苏维埃共和国境，就用不着钱了。
我当时的想法真天真！另一个使我感到为难的是舍不得离开母亲，也怕母亲受不了，但也只有拿大道理来提起勇气。我和另外两位同学约定了动身日期大致是旧历三月光景，我还拿了家里三块“袁大头”，留了信，可是，那位姓刘的同学到时不走了，便同那个家在石麻口的同学两人到河边赶五场的木船，上岸走路，先到石麻口，有好几十里，我有生以来，从没有走过这么长的路，脚也打起泡了，好容易拖到傍晚，才到了那位同学的家。同学说要歇两天脚，说服他的父母。第二天，我和他去参观石麻口小学。不去还可，一去却惹起我一肚子气。事不关我，而是看到该校校长出的牌告：”照得厨房乃污秽之地，厨役非高尚之人，诸生务洁身远行，不得与处，以期保全人格，切切此告！”真是混账透顶，还是五四运动进入四川的时侯！我把它抄了下来，寄到渝江评论予以痛斥。这等妙文，事隔了半个多世纪我还记得。
第二天，吃过早饭，我的同学告诉我，他不走了，他的父母不让他走，说是“荒唐之至”！我没法，便请他们代为雇一乘滑竿到中白沙，那里有渝江评论社的社员，可以去找他们帮助。到了中白沙，首先是要找栈房（旅馆），但我人小，又是单身，栈房不接纳，幸好我带有合江县学生联合会的证件，说是到重庆开会的，才收了。然后去找朋友，他叫田俊德，哪知他不在，只弟弟田俊杰在，是个和我差不多年纪的漂亮的青年，我们一见如故，还去坐了茶馆，高谈阔论。分手后回到栈房，经过“查号”，关上门，一盏菜油灯，木板床，终夜没睡好，又有臭虫，想起娘这两三天又不知哭了多少次。第二天一打早我便下河搭着一只到重庆的下水船，船不小，还载了二十多个兵，把我挤在一个角落里，连山光水色都无法观看，不说观赏了。
重庆真是一座巍峨宏伟的城市！下了船，一望，起码有一百多级石级，上头左右方都是吊脚楼，置身其间，我陡然感到渺小。我一步一步的走完石梯坎，进入朝天门，穿街过巷，一路问起才问到李宗泌老师给我开的地址。原来在储奇门内一条街上的一所院子，李老师介绍我认识的广安人胡仁则便寄住在里面一家生药行里。我也暂时被安顿在那里。胡先生大约三十多岁，他先得到李老师的信，待我很真切，他说再两三天引我去会见小我（达县人陈慕勤，重庆联中的监学，适社社员），我住在生药栈内，早、午、晚都得上街去吃，我又不晓得行市，不敢进饭馆，只有买两三个“锅魁”当顿（到现在我还喜欢吃锅魁）。胡先生常常外出，我人生面不熟，十分寂寞，只有逛街消磨时间，好得第三天的一个晚上，胡先生要我跟他去见小我，我们走到千厮门城墙上一家院落，进门后转弯抹拐，到了一间厅堂，已经坐了五六个人，原来是适社在开会。我被介绍给小我和所有的人，坐在一边听。最后小我告诉我，要我明天住到重庆联中去，并说苏联已经不能去了，有几位先去的已被挡回，有的到上海，有的到长沙等等。
到联中我很同意，有渝江评论社社员。那晚上开会的有重庆联中校长李峙青，英文教师陈刚，还有龚春台、陶凯士等等，他门都是名人。原来四川最早的安那其主义者要算吴玉章以及王维国。后者也是适社同志，他和小我都是沙涂（愤愤），乐无（太虚）一派社会党（从江元亢一派，中国社会党分化出来的达县分部），重庆的适社由此而来。第二天，小我来带我去了，我暂住在联中，而且还让我暂时给附设的平民小学校上国文课（我当时教的学生中，有个叫杜施奇的，他是杜全壁的兄弟，后来学了西画，我回川后和我在成都东方美专当同事），我也和几位渝江评论社社员厮熟了。他们是朱理治（赞伦），辜察秋，田俊德，其余的我忘了。我住在学生学舍，除我外，还有两三个人，一是广安人李登伍，一是成都人洪国德，都是因搞学生运动被开除的学生，大家也投得来，不感陌生。
自然我给家里写了信，父亲给我回信，说娘病了，要我赶快回去，并指定在某处取回家的路费，可没有斥责我。苏联既去不成了，家里又接二连三地催，是该回去了，又谁知道这时重庆学生为反对日本侵略山东，强迫我国北洋军阀政府签定二十一条，在川东学生联合会号召下，发起抵制日货运动，因而和一部份经营日货的奸商发生冲突，奸商们组织暗杀，杀伤了游行的学生，学生也组织了同样的小组，以杨炜功为首，（我也是其中的一员），川东学生联合会号召各校罢课进城，总部设在巴县中学。他们游行示威，检查和焚烧日货，声势浩大，我自然积极加入这一运动。在运动中认识了商业中学的张疑九，陈晓钟；（他俩是人声社的安那其主义者），女师的米昌文等。但对我来说，是无意认识了道门口绸缎店里的学徒张嘉牧，亦即后来随我到泸州川南师范的张履谦（以后笔名吕千，谦弟）。原来当时小我他们把一些有觉悟的学徒组织起“学徒工会”，学徒工会的刘裕声是个积极份子，他们和学联会取得联系，监视、检举那些贩卖、窝藏、转运日货的奸商。
我当时和合江联中同乡龙尔陞等，出了一个小刊物《合江潮》，我用了个笔名在上面写文章宣传抗日，同时也宣传世界语。龙的家庭是合江绸缎商和张的店子有来往，龙在渝读书的用费，便在那里取，因此张和他相识，张写信给我由龙转，要和我相见。他对奸商们有所检举，态度诚恳，我便用吴沄这个假名，托言是我的同学去会他，以后彼此信函来往频繁熟习了，也就不用假名了。除张以外还认识了不少的商店学徒、店员如夏文焕、陈刚等等。
由于“商学冲突”的消息传到合江，家里的父母，更频繁地来信催回，我看了当时的局势，由于奸商胆怯，驻军又不介入，“冲突”快要收场了，我便回家，此次是完全雇滑杆，沿途经白市驿、江津、中白沙……。可是回到家里，才知道合江中学的几个漂亮的学生被驻军强拉去当“相公”陪酒，受到不可忍的人格侮辱，学校里正闹得不可开交，校长毫无办法。我听到同学们向我诉说，扬森的士兵甚至在校门口胡闹，同学们不敢出校门，更不敢上街，怕被士兵殴打和侮辱。我是合江中学的学生，还是学联会的实际负责人，这样我便以合江县学生联合会的名义，“领导”全校罢课运动。有家可归的，都回家，从乡里来的便呆在学校里。并要求县当局及驻军首领惩办不法士兵，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我还多次摸黑翻墙进去向留校学生通消息，安抚他们。
我在重庆有了一些在群众当中的活动的经验，胆子也大了，不怕失败，而果然就失败了。知事下令禁止罢课不回校者开除学籍。“学潮”平息了。一天午饭后，我父亲上床午睡了，突然县公差拿着逮捕我投入监狱的签票来。我便去叫醒父亲，说了原由，我父亲对我一切活动全然不知，但他非常镇静，说：”你去罢！跟即找人给你送铺盖来！”后来才知道，同时被捕的同学还有刘智傑和先朝章，只他们投卡（看守所）不是入狱。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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