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履千、毛一波及杨人缏等 那时她正从美国来到上海，由旧金山的华工同志钟时介绍给我的。该书在郑佩刚办的上海出版合作社出版发行。次年我在泰东书局出版了Vincent st.John 写的“世界产业工人会（I.W.W.）简史”，从E.Goldman 的著作中选译的，论妇女解放的论文，取名“自由的女性”，也由开明书店出版了，得了稿费。可是我的生活仍是很窘迫，１９２６年下期起，我的爱人邓仲瑞（我给她取一个名字天矞）由于肺病（医生说已到了二期）不能继续上学了，就由我陪伴到丁福保医院就诊，后来由友人介绍到杜克明医生诊所诊治。他知道我的经济情况，连出诊也免费，但药要到药房去买，这样继续几乎半年才好。
在这些年中，我的生活是紧张的，１９２６年暑期，我还回过一次家，同天矞一起到南充大通场她的家里住了好几天，学了养蚕子，然后赶回上海进入国民大学。１９２７年，我恢复了“民锋”的出版，定为每月一次。吕千和天矞、一波、时有恒、陈黄光、屈均亩、姜种因等先组织了民锋社。（后来改称“民锋社联盟”，出版后又改称中国少年无政府主义联盟出版。我还在北四川路租了邮局的邮箱）。是不是一度有范天均，我无论如何想不起。但在对他的访问记上却说他是少联的宣传部负责人。事实上少联还没有这样部那样部的划分；至于细胞式的组织形式只是吕千、培心、希素他们在长沙的设计和构想。但就在这个１９２７年，国民党的北伐军打垮了孙传芳，胜利地进入上海，我在这一段时间的活动，要在下面另行叙述。
这时我已经不住在贝勒路天祥里了，芾甘和惠林已经到法国去了，我则在１９２６年４月同天矞进了上海私立国民大学，我是考插班，用的是几个南充朋友（其中有一个到今天还健在，他叫冯子君）为我弄的成都华西大学的转学证书，进的是政治经济系，天矞进的是中文系二年级，是用真正的上海美专的转学证书。因此，我们便搬到挨近公共租界哈同路和静安寺路（国民大学所在地）的一间卖窑罐器的店子楼上来了。那时胡迈已举家迁到公共租界，距离我不远。上海正处在孙传芳的恐怖统治之下，华界常有人被逮捕，枪决，甚至有人站着看墙壁上的标语传单，也被砍了头。工人们在上海总工会领导下罢了工，静安寺路一带，代替巡捕的是穿着绿色制服的邮政人员。物价飞涨，居民最害怕停水停电，学校也自然停了课。
我在十分恐慌之时，常常受到胡迈的接济，外北渡桥是外国军队（日本兵，或英国兵）站岗、警戒，自然“民锋”也暂时停出了。这样一直到国民革命军进入了上海，上海全市人民欢庆解放，但“四·一二”政变，使得人民又重新落到蒋介石的魔爪之下。蒋的军队和上海青红帮的头子黄金荣、杜月笙勾结，用共进会（？）名义，袭击上海总工会，搜捕各厂的工会领导和积极分子，这时候连会址在宝山路上的上海世界语学会也受到炮火和抢劫，藏书被烧毁或散失了，（参看辞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条）。
不几天，我风闻我的女同乡刘贵德（尊一）被捕，下到龙华的狱里，刘是北大学生，同乡刘佰青的爱人，他们都是共产党员。我１９２３年在北京时见过他们，和他们谈得来。尽管我们的信仰不同。刘尊一什么时候来上海的，我也不知道，她没来找过我。不久的一天，突然有人坐着汽车来到我的楼上了。他是赵石龙，从未见过，他说是广东同志介绍他来见我的。他是白崇禧北伐军部下的宣传处（部？）长，邀我到他的处里工作，我委婉地谢绝了。我憎恨国民党的反动屠杀共产党人的行为，赵石龙和蒋介石的反革命同流合污我不和他们共事。以后我听说刘尊一终于在蒋党的潘宜之的威胁利诱之下，背叛了党投降了他，竟至做了他的小老婆。
上海的革命终于被镇压了。蒋介石在南京成立了国民政府，租界恢复了平静，国民大学复了课。我也是在这时候毕业的。“民锋”复刊是在这里编辑的，在法租界启智印刷厂印刷的。登了报。委托四马路光华书局代售。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我是态度鲜明地在“民锋”上写了好几篇文章批判。“民锋”一直到１９２８年被国民党政府移文租界当局查禁才停止。我们除了出刊物外，还扩大了组织，和苏州、湖南（衡阳）、四川（达县）的安那其同志（人数每处不到十个）联系。还译出了德国少年无政府主义联盟出版的“安那其主义的要求”和德国的斯巴达库士团（Sportukus Bund）有了通信联系。
就在这些时候，为了抗议美国政府冤杀两个意大利工人萨柯和樊切蒂而爆发的世界运动，我们以“民锋社联盟”的名义，在上海召集了一个抗议活动，印了大量的宣传物和传单，在我的住宅集合分组出发的二三十个男女青年同志，到上海繁华地区，如南京路，法大马路，老西门，大世界，新世界散发。这次惊动了租界及华界军警当局，也引起了上海英文报纸的注意。一个新闻记者叫Howard在他们的报纸上作了报道。随后，我把这回活动和全世界的抗议文件，萨樊从容走上电椅就义的经过，编成《萨樊事件》一书，在泰东书局出版。
这年我回过一次家。时间记不确切了。过重庆，住在杨柳街的江疑同志的家里，和李建中同志（他在重庆书局当店员，还认识了吴晓康）一起，在川康日报上出了宣传世界语的副刊“绿帜”，同时在该报另一副刊上发表了驳斥叶青（任卓宣）写的诬斥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为调和阶级斗争的谬论。后来同八弟剑长一同回到上海。
在这一年，我同姜种因编了一册“工拨鼠”，还以“民锋社”为主另成立一个“工团主义研究会”，在时事新报登了广告，还译印了一本Novomirski著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宣言》，１９２８年我在国民大学毕业了，我的毕业论文是“马克思资本集中说”，引用了不少Tchernykov的观点和资料，在那一段时间内，我看了马克思主义的书，《共产党宣言》早在未出川时就看过了。《资本论》三卷中看了第一卷，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以及托洛斯基、布哈林和波格达诺夫等人的著作，我吸取了他们的一些观点，写了《经济定命治与科学的无政府主义》，《机械发明、工业革命与社会革命》，并在民锋社联盟的“纲领”上标出了“我们认定阶级斗争为工人和农人解放运动的基础，虽则“排斥一切政治运动而主张直接行动，提倡产业的自由联合主义而排斥中央集权主义，排除工人和农人组织的职业领袖”等等。这样，不仅成了国民党政府查禁《民锋》的原因之一，同时也被吴雅晖、李石曾他们加我以“布尔什维克化”的罪名，遭到钱大钧通过租界当局想来逮捕我，幸好劳动大学的法国教授邵可侣（Jock Reclus） 听到了消息，通知我，一次躲避到天矞的南充同乡同济大学学生王樾的姐姐王佩玉的家里，又一次躲到丹阳胡迈的家里，幸免于难。
那时我已从公共租界迁居到法租界金神父路新新里了，而早些时候立达学园已从黄家闕路迁到江湾的新校舍（１９２５年），劳动大学中有我们的年青同志如黄培心，黄希素，任培伯（她后来是吕千的爱人），吴季朴，郭安仁（丽尼，原在武汉邮局工作，来上海后先住在我家）等，而法国的邵可侣，日本的岩佐作太郎、石川三四郎和山鹿泰治都被聘来执教。我见过山鹿，因为我们又是世界语同志，我和他的友情一直持续到他去世。
对岩佐老同志，也见过几次面，我不能讲日语，可以听懂法语。他常说我年轻有实干精神，惟愿我永远年青。后来岩佐到福建泉州，杨人楩、胡迈等都去了。我当时以家累未得去，此外还有吴克刚，卫惠林，范天均等，与梁龙光合办“黎明高级中学”，它是和上海立达学园一类型的新学校，亦即前年在泉州举办的黎明学园的前驱。上海无政府主义同盟（？）也在江湾成立。
有一次（可能是在１９２８年上半年）在江湾跑马厅开了一次联席会，民锋社由我、天矞，胡迈，一波等四人参加，在讨论和国民党合作时，我和杨人楩争辩起来，终至于我们民锋社的同志全体退席，而和“国民党合作”也未取得到会同志们的一致通过。（大体上其时，我在四川曾发了一个“安布合作”的信件）。那时我们还出版了《时与潮》、《妇女战线》和《文化战线》等刊物，以替代被当局查禁的《民锋》。
１９２８年我在光华书局出版了散文集《有刺的蔷薇》（我早和潘汉年，周全平，叶灵风熟了，曾为《幻洲》写了短文），１９２７年从世界语译的《海涅诗选》也在那一年在亚细亚书局出版，在新文化书社出版了译文集《自由的基础》，《俄国第三革命：克朗士达特暴动与乌克兰农民革命》；在泰东书局的月刊上发表了《基督教其产生、发展与其消亡》，又出版了论文集《社会价值的变革》和几本妇女问题的书（与天六合著）：《妇女解放与性爱》，《新妇女的解放》和《恋爱破灭论》（是驳斥恋爱无责任论的文章），《世界女革命家》（启智书局）等。由于余祥森（由我译海涅诗选认识，后来做了华通书局总编辑）的介绍我和华通书局订了合同，翻译了高德文的《政治的正义》，蒲鲁东的《十九世纪一般革命》，Levi的《法国工团主义》和一本从世界语转译的 A.Tolstoj的小说《死去的火星》（Aelita），每月暂支六十元的版税，Godwin和Levine的译稿，都请当时在苏州中学教英文的吕叔湘校改。这些书因日寇侵入上海而全未出版，存稿我１９３１年带回四川，也在十年浩劫中销毁。他们还介绍我在私立正始中学教外国史，一小时三元，是我在高中教书的开始。我还在上海科学月刊上从世界语译了一篇《宇宙化学》（La Kemio de la universo,A.Fersman教授著，SAT出版），在上海的最后一年在新时代书局出版了散文集《生与死之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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