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V
轮船经过九江，驻军上船盘查，特别对我多方盘问，言前有柳絮其人过此，他是什么报社记者，从他的记事册上，查出有我的名字，是什么党分子。但他又无证据扣留我，终亦放行。我和柳絮在上海多次在一起，他是朝鲜人，入了中国籍，曾做过报馆（什么报我想不起了）记者。１９５２年是苏州江苏省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和我一直有书信来往，１９５？年去世。
船到汉口停泊，我即上岸到洪雯云家，见到八弟和洪。便别了洪，同八弟急忙回到轮船，假装互不相识。等到船开出两三小时，方才和天矞一起细谈他离开上海以后的情况。冬天水浅，上行慢，到处见浮沙；至沙市不远，船即陷浮沙（沙碛？）中不得出。长江北岸是贺龙统率的红军驻守，曾一度上船盘查，对一般来客无所扰，但对房舱官舱国民党要人及其眷属（是些什么官儿我不理会）却受到细细的诘问。红军离船后，这些官儿，坚决要全体乘客上南岸等待有船来施救。南岸是距华容县不远的一个村镇，旅店既少，又十分狭隘，有不少客房，都被有权势者占去。一般乘客，包括我、天矞和八弟，只能出钱租赁稻草铺地寝处。伙食亦由乘客推举人出来采买、烹调，俨然像有组织的样子。党官另开伙食，对一般乘客颐指气使，还调戏平（贫）民及村中妇女，但此地妇女，并不畏避人，十分开通，行路时，可以随地蹬下便溺，村民不以为怪。乘客中有一个中年（大约三十几岁）妇女与船上一船乘客已甚相熟，自动出来帮忙办理伙食，对病弱老孺都非常关心，但也怕人和她调笑，但绝不同人苟且。我和天矞、八弟都十分钦佩其人，特别是在大家遇到困难时出现的颇有豪侠风的妇女，可惜记不起她的名字了。我们在村镇里住了三天或四天，果然有船从下游开来，并有一兵船护送。旅客都移上该轮，上行过宜昌，入巴陵峡、三峡，都没有停留。以上行慢，我们都得尽情观赏三峡夔巫风采，惜未曾一闻猿啼耳。
船至万县，刚泊码头，即有王陵基的武装兵士若干上船，禁止旅客上下船。一兵官竟至船长处查问卢××。我听见了（我们住的是统舱）才吃惊，计无所出。天矞便命我马上到官舱找赵巨旭的姨太太王玉兰。原来赵先是南充端明女中天矞的教师，现在是邓锡侯的驻沪代表，和他家有来往（前面曾经提到过）。王玉兰是个二十许的韶秀，是乘新船来的，我们换船后方才见到，也就间或到她的官舱房里坐坐谈谈，她也十分殷勤招待。她喜听京剧玉堂春，常常开留声机边听边跟着唱《苏三起解》，大概情思有所寄托。我至今也还记得《王公子立志不另娶，玉堂春誓死不嫁人》两句。话拉回来，当时急不暇择，忙对她说明来意。她立即拉着我陪我下船。我说，我此时忘了带钱，她又返身去取了大约二十元左右袁大头给我，快步下到船边想闯上岸去。因为她那一身贵妇人打扮，我也穿着西服，满以为可以蒙混下船，谁知仍被挡着不准。王玉兰马上拉着我快步上到官舱大厅，在一桌正打着麻将的官太太（王玉兰和她们像原来就熟）旁边，要我挨着她坐下。我那时心里非常着急，不知统舱里天矞和八弟如何应付，几次想动。王玉兰似乎警觉，虽不言语，却捏着我的手腕示意.我明白了,也就只好伏伏贴贴地像“抱膀子”样两眼盯着牌桌了。牌一直打到天亮，人们也才走动起来，又听到机舱的响声，似乎要开船的样子。果然，一会儿，船开出了，天矞也找上了官舱，我才和她一起向王玉兰告别，连谢也来不及道。下到统舱，船上的兵在开船时已经撤走了。原来我上官舱那一刻，好几个兵由一个官长带着跑来围着天矞和八弟盘问。八弟说，船一到码头，我便上岸去了。问我“到那里”？他们齐声讲“不知道”。他们看盘问不出一个结果，便开始检查我的行李：衣箱、网兰，书和信都检查遍了。突然那长官查出我友人李建中的信，他看了，问李建中和我的关系。然后他对天矞说，李是他的老朋友，也亏得我八弟应对得体，他才叫出了兵士，对天矞和八弟说，是沙市有一个姓江的人写信来检举我，说我是共产党。他后来也走了，天矞才告诉我，我一想，的确有一个年青人在船上和我谈过话。名字我忘了。（后来才知道他是个国家主义者，醒狮派。幸好我离开上海时没有把书全带上，想把病养好了再来；而所带的一些，又在船陷浮沙时，怕两岸的兵来检查，把诸如旧金山出的《平等》之类抛下了水。另外一些外文书包括马克思的三本《资本论》，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的著作放在另一个网篮内堆在船头，也就没被搜查到。船开后，大家松了一口气，我和天矞才再上官舱，谢了王玉兰。当船快到重庆，离重庆三十里（？）一个叫鱼洞溪镇口小停时，我便一个人叫了小船上了岸，然后在船到重庆后和他们会合。我们是早先说好，先去找天矞的美专同学罗文谟（他后来做了国民党四川省党部的秘书长），也就安安稳稳回到合江曹锅厂，见到父母和弟妹们，原来七弟早在三一年春先回了家，此时在贵州赤水沈佛愚做校长的中学任教，家里还有二嫂、七嫂、十妹、幺妹。一家团聚好不快活。但一转眼便过了春节，那时好多年没有一同过的大节气了，以后是清明上坟，日子过得真快。
在家里休息真是休息，不劳心、不劳力，空气新鲜，有父亲开药，母亲熬药。有时逛逛白塔，见见伯娘和堂兄妹。过河到衙背后和袁五姐（丽华）谈谈心，也上街访问当年同学和父亲的好友袁继伯，他家住近郊乡下。父亲早已寝馈于佛学典籍，有时还看我带回家的人生哲学一类书。他老人家天未全亮便起床外出散步；夜晚在菜油灯下看书圈点。天矞受到父母的亲切款待，和妯娌妹妹们也合得来。八弟看他的书，有时还下河洗澡。我的重神经衰弱已渐渐好起来了，但由于１９２３年“一·二八”事变，上海沦于日寇，我留在上海的大量书籍都遭了毁灭，回上海已经无望，九弟也毕业回来。阴历的六月十三（阳历七月十四），是父亲满六十的寿辰，全家正筹办为父亲庆寿，哪知父亲预先说了从那天起要吃长素，这就使全家人惊着了。父亲自来身体虚弱多病，营养不足，吃蔬菜时候多，如果吃起长素来，怎么受得了。娘当然不会反对，她自己早已信佛了。我们弟兄姊妹妯娌于是一同在临大庆那一天，跪在父亲面前苦苦哀求，也还提到不要迷信什么许下了愿，破了戒，死后灵魂要坠入阿鼻地狱的话。父亲听完后反而笑起来，说，你们晓得的难道我不晓得？天堂地狱是在人的心里……。要我们都起来，接受了我们的孝心。那天真是我们全家最快活最幸福的日子。父亲的寿辰过了，跟着便是今后我和天矞往何处去的问题提了出来。父亲没有意见，要看我们自己。于是我们便决定上成都。自从回到家，我便和成都的同志们通信，特别是吴先憂，他那时是华西协合高级中学的教务主任，约我们去教书，我们也答应了，天矞可以在华美女中任教。父亲首肯了，大致是七月尾，我们便动身了。父亲一直送我们到河坝，看着我们上船开船。我知道他老人家是忍着痛含着泪送的。他会想到说不定这是我们父子永别！父亲在１９３４年去世，我们都没有丢下教课赶回家奔丧……。
我们动身上成都时，还没有从泸州到成都的汽车，我们沿途是雇滑竿（两人一前一后抬的竹轿），经隆昌、内江、资中、资阳、简阳而到成都，先落脚在商业场大江通信社。通信社是友人王作宾办的，李建中编发新闻。我们早些年就在重庆和建中（那时他是天主堂街重庆书店的店员）相熟，是同志。我的几个弟弟到上海，都经过重庆烦他招待，买轮船票送上船的。第二天先憂便来和我们相会，我在华西协合高中讲国文和外国史。谁知事情竟有变。原来是潼属共立高中高三的一位教师被学生轰走了，校长张良卿（亮青）急急忙忙到成都来求援。那一位曾在西湖艺专的刘大哥（忘其名）向张校长推荐我。那时我在上海出过好几本书，居然被张中了意，无论如何要先憂出让。经过反复磋商，终于彼此连我和天矞也一同去了。我教课，天矞作女生管理。于是约定日期同张校长一同坐滑竿上了路。
我从此便开始了在四川的教书生活，直到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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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六年十月十八日
八七年四月三日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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