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Ｉ
我、天矞和张校长从成都坐滑竿起程，取捷径，经新都、金堂、中江而到三台，在金堂教育局住宿一夜。中途只有在幺店子吃饭、歇气，才有可能和张校长摆谈；不过在金堂歇夜就谈得多了。张校长是老高师学生，大致和袁诗尧、刘砚僧同时或先后。他是学中文的，精于文字、训诂、音韵。他一点也不保守，极力主张推广注音符号，国语罗马字，扫除文盲，普及教育。他以为振兴中国，先要使人人能看报读书。他把四川各州县方言方音归了类，依地区分别。我十分佩服他。原来他请我是去教高三的国文，还教文字学，用的是江恒源编的课本，开头便要教注音符号。我说我自己就读不出来。他说：“你一学就会”。因为早听说我年轻时学过声韵。果然，在金堂教育局的方桌上，他一个个地读，我一个个注上国际音标。到了三台，我已全会了。他还让我教中国哲学史（我忘记了是谁编的课本），美学，我都承认了，四门课不轻，一周十几二十小时。我那时年青，还不到三十岁。不只这样，我还提出条件，我要选修课《世界语》，一周两次，自编讲义（用的是kellerman）要专人刻印。
事情仍有出人意外的，到了三台，刚进学校，当天就被田颂尧军长的什么长下了请帖，请张校长和我赴宴，我心里起了疑虑，但经校长一劝，也就坦然了。席间还有袁参谋长的侄儿留日学生袁明恺和交通处长在座，把我当作上海作家来欢迎，并由下请帖的主人问我，远道来到偏僻的三台，还有什么“打算”，把“打算”二字特别说得重，我当即回答，我是张校长三番两次邀请来教书的，别无打算。原来他们害怕我是共产党来宣传赤化。我上了课，得到学生的欢迎，也得到几个思想进步的教师的好感。世界语班选的人不少，有男生女生。我的七弟剑予被我约来，替我改作文；天矞也得到女生的好感。她一有机会就向她们宣传妇女解放。有两次军部要来逮捕有赤化嫌疑的两个学生，被张校长先把他们乘夜放走了。袁明恺特别和我结识，几次请我到他家吃午饭款谈，并要我为他编的刊物写文章。记得我为他从世界语译了斯比里多维奇（spiridovic）的“语言的演进”一文，归结到世界语。同时我和成都李建中在未来三台以前，已计划好出个刊物的事；来三台後我们通信商定了，半月一次，取名《憧憬》。我负责编辑，他负责印刷发行，以一般的文化刊物性质出现，而实质是通过译著来阐述安那其主义；发行是公开的，以大江通信社为地址，交书店出售。我逐期译载柏古宁（不好用巴枯宁的名字）的《上帝与国家》，每期由我另加标题。此外我还写了纪念匡互生的文章和回忆日本同志静冈市迟田治作在上海的往来，读哥德《哀格蒙特》的感想，还收外稿，我们星期天也和两两三三学生游玩了东山寺、琴泉寺，观赏了摩登（印度式）观音的泥塑。我的七弟替我改作文，也和学生们熟了，还被介绍到三台初中教国文课。他有一个得意学生叫龚继贤（后来改名裴伽）还在嘉属联中上过我一学期的课，以后辍学出川，在武汉、古田（福建）做过教师也当过新闻记者。他成了我们的好同志，回川後在华西协合高级中学教书，解放后协高改名十三中，他因劳致疾，病故，以后还要提到。此外我在潼属高中也有几个得意学生。可惜我离开三台后一久便忘怀了，只记得一个彰明人马秋帆。他每当考试都交头卷，都没答全，只能得六十几或七十分。我奇怪了，问他，他说，“我是来求学，不是为了得高分的。”他毕业后，在宴阳初（？）办的一所师范学院毕业，但和我一直有通信来往。当我三三年在中坝省立二中教书时，他还特邀我们到彰明他家里去过。后来他应聘到沈阳辽宁师范学院，到了十年浩劫期间才断了通信。可是去年却在辽宁世界语协会的顾问的名单内看见有他。我很高兴，他竟没有忘记世界语。
我好好地在潼高中教书，生活也平静，突然潼属高中又出了岔子。原来田颂尧的交通处长早已觊觎潼属高中的校长位置，和袁明凯密谋挤掉张良卿。袁早和我结纳，是为了我取得学生的拥护，如我和他们在一起，事情就会成功。而且袁知道我和张并无深厚关系，以为我是可以收买的。谁知我不仅对人讲信义，决不出卖朋友，尤其不喜欢军阀官僚来扼杀当时学校还存在的自由讲学、让学生自由信仰的空气来毒害青年。我写信要李建中不断来信催我学期终了回成都，说东方美术专科学校开办，一定要请我去一边教书，一边编校刊《太阳在东方》。东方美专是段虚谷、邱仲广、冯建吴、胡镇南、杜施奇等有名的艺术家合办的，有国画、西画、音乐等系。我很愿意藉此脱身，另一方面还想在成都搞世界语运动。但张校长不放我走，我又不好明言人家要排挤他。再则，学生也不放我走。我先做好了学生的工作，答应我去了还要来，我把弟弟留下代我上课，天矞也留下不走。我毅然不告而去。这当然使得张校长不高兴。但我想他们的阴谋揭开了，张校长只有短短的日子，事过境迁，我会向他说明我去正因为不整他而要对得起他的委曲。可是我（坐滑竿）还不到绵阳—－我取道绵阳，是想顺路去拜访在绵阳师专教书的，我年青时在合江中学的英语老师汪廷弼。但却被潼属高中的教务主任姜熙宁碰上，被挡回三台了。一学期满，我还是一个人到成都了。１９３５年夏张良卿被免了职，调省教育厅督学。七弟和天矞（加上）龚继贤也离开三台回成都了。他们比我在三台多住了半年。
我到设在桂王桥东街的东方美专，结识了几个新朋友。我上公共课“西洋美术史”、“美学概论”，编《太阳在东方》。教西洋美术史我有充分把握，有足够的参考书。在上海我受到过华林、丰子恺、李叔同的影响，读过他们的书；自己也学过天矞从美专带回的音乐概论，作曲法，和王光祈的著作。还喜欢听上海市政厅每星期日举办的倍多汶、舒伯特的演奏会。我还带回了Salomon Reinach 的Apollo等等，尤其是我自来喜欢古希腊的艺术，所以我有信心教得下来。只有美学，我素无研究，只抱着一本德国鲍姆加登的著作，充当舌人，至多引证了俄国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理论，我连朱光潜的书我都没读过。在学校中我和校长段虚谷，音乐家邱仲广很合得来。我向邱宣传世界语，音乐也是另一意义的世界语，还为我用英语写了《世界语和音乐的关系》登在我编的《绿帜》（Verda Standardo)上。我既然回到成都，便不能不也在华西协合高中上课，教国文和外国史。我和先憂、建中和解职回来的张良卿，还有其他一些朋友，便开始组织起《成都世界语学会》。在暑期假少城实业街小学报名，人数很踊跃。我采用 Petro（ＳＡＴ版）作课本，加上语法和练习，由建中刻印。这样的讲习班，一共办了两期，只入学的人多，结业的人便寥寥无几。我笑对先憂、建中说，只要有三人毕业，已经够本了（因为我们才三人），多一个便赚了一个。这当然是安慰自己的笑话。我还在华西坝的南台（寺）小学教起世界语来。
那些年我的精力是旺盛的，工作是顺利的，充满了乐观和希望，没遇到阻力。我还有机会由先憂介绍认识了闵震东和他的夫人叶胜男，他俩都是出色的小提琴手和钢琴弹奏者。有一次我同先憂参加了在华西大学开的音乐晚会，听了倍多汶的月光曲演奏和解说。
我们的世界语学会发展很快，分赞助会员和普通会员，共一百多人，经费有赞助费和会费。假商务印书馆的堆栈作为会址，和各地的世界语组织都有联系。为了批判不懂世界语而板着一付学者面孔来反对世界语的，例如周辨明，他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万国语通论》便诋毁世界语不科学，不能如自然语之能表情达意等等。我在《绿帜》上专门发表了批判他的谬论的文章。此外也批判了所谓《基本英语》（basic English）。
可就在这一年我的二哥去世，侄女万玉出生；次年我的父亲又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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