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承玉是个烈性的人，对我非常坦率。记得一天，我对她说：“生了病整天关在屋子里，太无聊了”。 谁知她一听便发了火，大声说：“你们这种人才叫无聊。那天天赶早上班怕迟到的工人，男男女女，挤公共汽车，你挤我，我挤你的，他们就不叫“无聊”，不懂得“无聊”。听了，我对她说，“我错了，从今以后我决不叫“无聊”了”。第二天我就拿起工作来尽力而为了。还有一次，是戚宴和同班同学到城里一家鞋店（？）劳动。在外面吃午饭，家里给她的钱很少，同学有时要请她吃东西，她不好推，我知道了，给了她点钱。这也惹起承玉责备我，说她就是要子女养成节省的习惯，你反而帮了我的倒忙。类此之事还有。
到了七十年代，我曾在什么地方写过：“去年 — １９７０年，我已经被困于冠状动脉硬化的心脏病，差不多六七天发一次的剧烈的心绞痛，老年人被剥夺了所能享受的诸般活动与自由，一个人 — 大多时间是一个人，与病苦为缘，其中的味道，如人饮水，只有冷暖自知。”但我究竟每星期还有几天可以以意志来克制病苦和孤独，做一点有益于他人的工作。我从１９７０年四月起，开始 — 也是继续１９６７年八月编的“古希腊语课本”，经过四年时断时续的努力，毕尽完成了。可以说，在年内是第一次用汉语来编写的古希腊语讲义。十年浩劫结束后三年，作为我第一次给世界古代史的研究生讲授的课本。跟着又靠两种英译本，边读边译，译了索福克勒斯的悲剧“菲罗克特特斯”。１９７２年六月再译同一作者的悲剧“爱勒克特娜”。我肯定我不仅忘了孤独，也减轻病痛，（以后我还译了两种，此是后话）。
１９７３万仪的三女小方在兰州出生（他的大儿子小东１９６５年生，二女小红１９６８年生。）
而二女中晋于是年十月生周舒。
话拉回来，说“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事。一次，工宣队南光厂的张师傅对我说：“我们派人到南京、上海、苏州一带对你外调。结果原来你不是国民党，也不是改组派，不是国家主义者，也不是民社党；既没有加入袍哥，也不信教。你在上海又穷又病……。”我听了，心里想，这怕是你们对我下的结论了。自然还有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头衔。
现在要谈谈那些年我和方善境(Tikos )同志的关系了，似乎在第一部分里已经讲过，他在汉口办世界语期刊“希望”，我和他便有了联系。文化大革命期间，一批批世界语者受到审查和迫害，各地世界语组织陆续停止了活动，大专院校已开世界语课的停开了。《中国报道》从１９６６年起，十年中刊登了大量的极左路线下的政治性文章。可是也有些地方如武汉、黄石等仍在印油印刊物和出书。如胡国柱的“世界语诗词格律”便是在１９７３年出的。而那些时候在“中国报道社”工作的方善境以个人名义（免得牵累别人）发油印信到各地，倡议国内世界语自愿出钱，从几角到更多，用来油印出书。这样，一共出版了二十多种世界语的课本、会话、读物、语法、词汇等，还印行了“世界语—－革命的语言”三集，“八种语言对照的世界语基本词汇”，“世界语和我”（其中之一，登载了我写的文章）等。我响应并支持方善境的活动，用油印信向各地世界语者报告世界语者活动的情况。油印信共发出二十二次，直到１９８０年８月。１９７６年外文出版社从各地借调干部成立翻译“毛主席诗词选”的世界语组，由方善境、谢玉明等组成，我接受了方善境的邀请，审阅翻译的初二稿。 我还记得１９５８年写送方善境的诗：“亘半世纪相知，美髯未觌，夜梦频驰。一样为人生世界，吐尽蚕丝。新感觉，新希望，追踪柴门霍甫，还加上峥嵘头角，敢凌波逆浪，不向权贵低眉，搔首弄姿。”
１９７４年我译了世界著名的匈牙利世界语诗人K.Kalocsdy用诗体改写的《伊索的智慧》。我从十一月六日动手到十二月二日一口气译成汉语白话诗，还经过一次修改。由于我译的时候，四人帮被殄灭后，才交给四川人民出版社，但该社的社长和总编还心有馀悸，要我详细介绍 Kalocsay 的政治面目，是否反过马恩列斯毛。我写信到中国报道社问方善境同志，回信是Kalocsay曾写过歌颂他们的诗。但出版社的总编还是要我从原译的７７首删去７首，说那些看来是后来被出身剥削阶级的文人有意塞进去的。我为了怕阻碍出版，照他的意思删去了。书到１９８０年才出，印了三万七千册，现在早已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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