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到１９７４年，我不能不叙述我在川大卫生科当时的住院部（那是平房，不是後来改修过的三层楼房）和外文系张清瑶相熟的经过。他是从北京大学毕业後便来川大外文系执教。他擅长俄语和英语。那时，他母亲才去世，他自己也生了病。但当时的医生籍口一些原因不让他住院治疗，後来幸好得到主治医生张士琦的干预，才进了住院部，又得到潘新中的亲切照顾。我那些日子要到卫生科看病打针，住院部便在卫生科后面，我便每次都去看他。我们是同病相邻，同样孤独，他又学问渊博，我们谈得来，我有时借书给他看，这样，日子一久，便成了好朋友了。
他提出向我学古希腊语，我不只答应，而且高兴，但是被张士琦医生知道了，对我说：“你要拉命债吗？他那能再多用脑，不休息？”张医生也直接告诉张清瑶，说不同意他学。又有一回我把克鲁泡特金的《俄国文学：其理想与实际》借给他看，他很喜欢，後来还了我，我又转送给魏以达同志了。他出院后又向我借，我很抱歉书要不回来。以后，他住在铮楼，我常常去看他。从去年（１９８６年）我进住院部起，我得到他同他爱人蒋云凤的无限关怀、照顾与帮助。用他的话：“我们是一家人”了。“君子何患乎无兄弟！”
文化大革命晚期，学校又开始复课。１９７５年历史系考古专业要开一门新课，讲欧洲古代历史发掘，任务交给世界古代组一位青年教师，而图书馆找不出合适的参考书，有的因著译时间早，已经陈旧，有的内容又太简略。连英文书也找不出来。这位年青同志来求我帮助他。我恰好有一本英人 Leonard Cottrell 著的 《The Bull of Minos》的西班牙文译本，是墨西哥一位世界语同志送我的，叙述德人斯里曼发掘古代Troy和Mycenae 和英人伊文思发掘Crete以人为经以事为纬，既精到又引人入胜。但原著找不出，到兄弟院校图书馆去借也借不到，只能由我翻译。我当时的冠心病还在时发，翻译迟到１９７５年六月开始，故而时作时辍，而且多半时间是在锦江中学天矞处，直到１９７６年四月初才译完。
我把译稿先交给徐中舒（还有冉光荣）看，也油印送给国内搞世界古代史和考古的同志看，都得到赞许。可是，考古专业的这门新课却因让位给别的必修课停开了。我并不失悔。几年以後（１９７８）我从国外友人处（可能是马士侔？）得来原著，我用它来和西班牙文译本对着我的译稿校了一遍（从历史事实上，从整章整节的叙述上，而不是逐字逐句的用语法来扣，觉得并无舛误。我把书稿交给四川人民出版社，交稿之前还请外文系副教授解毓葵同志和原著校对过。书稿在出版社一搁几年，我几乎每年都写信去催。出版社把书名改成《爱琴文明探源》，我也同意。这样终于在１９８５年底出版了，只印了一千五百本，价又昂贵（三元二角），这当是出版社怕销路仄赔本之故，但书印得好，插图也精美，又由出版社自行请了市社会科学研究所江熙泰同志认真校读，作了必要的修改，加入脚注，并整理了索引。出版社虽事先没有得我同意，但江熙泰同志的幸劳仍是我深为感谢的。书出版后，并不如出版社所担心，很快销完，得到全国大专院校搞世界古代学和考古史的同行所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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