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是刘承玉，她本是山东人，抗战期间举家迁到成都，从中学毕业，考上了东北一个大学的化学系，读了两年或三年，得了重神经衰弱，回到成都治疗，也来川医神经科做睡眠疗，那时她才十九岁。出院後又同我一道做低血糖（胰岛素注射）疗一个月，那是１９５６年６月。作睡眠疗时，他的爸爸几乎天天来看她，有时说话罗唆，引起她生气，对治疗不利。因为住院病人中我年纪最大，主治医师常常要我去安抚劝慰她。日子一久，也就相熟了。睡眠疗结束跟着做低血糖。不是住院，是每天下午准时去躺在各自的病床上。（病床分两排，中有过道。病床与病床间有薄板的矮壁隔着，彼此看不到。胰岛素注射后，要看各个病人不同情况的反应。一般要全身出汗，心跳，随以休克，时间有短有长。等到药性发作过了才慢慢醒过来，然後洗脸吃饭或面食。我在甦醒时的感觉，用世界语写在纸上，如下的过程：
Eksentas tempo （顿有时间感）
Ekestas tempo （时间顿然才有）
Ekhavas tempon （开始有了时间）
Antaŭe ne estas tempo （起先没有时间）
Tuj komencas tempo （顿然时间开始）
１９５６年７月４日午后４点
我同她去医院时约好在小天竺一家茶馆内取齐，治疗後吃过晚餐，又等着出院，然后分手。因此我和她更熟了。疗程结束后，她转到川大化学系。以後便各不相知，只从陈贤齐口里知道她已和体育老师戚开江结了婚，有了孩子，住在他隔壁。
我治疗后有了显着效果，即再不“停电”（昏倒）了。
１９５８年３月我提出了世界史教研组的大跃进规划，跟系里在１２月开始研究五年师资规划。１９５９年进行反右倾斗争，鼓足干劲修订教研组个人规划，系里还组织了交思想比规划和交心会，交代个人名利思想，座谈厚古薄今问题。有的同志在检查自己时更受到批判。全校也开了教学辩论大会，历史系个别同志作了检查性发言。八月内我在教研组报告了思想总结，还从法国共产党的社会出版社（Editions sociales）的《巴黎公社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全文交到系上被丢失了），从保加利亚出版的世界语刊物上译了杜切夫（Duĉef）教授著的《保加利亚古代中古史》（稿尚存）。
１９６０年１月教研组订的科研题目为《毛主席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教研组进一步跃进，一条心，一股劲，一样好。系全会规定以毛主席思想为指导，检查各课的大纲、讲义、讲稿。１９６１年６月我译完捷克J.Maček教授著的《胡斯派运动》，七月在第一教学大楼对全系作了讲演。九月起我改上世界古代史课。教研组的师资培养要我重点抓外文；１９６２年要我开出古希腊史选修课，五月决定蔡曙光同志上本科生的世界古代史课，邱大为同志上世界中古史课。
１９６３年７月２１日在北京举行“世界语对外宣传工作汇报展览”，陈毅副总理出席。２３日全国第一次世界语工作座谈会开会，陈副总理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对今后工作做了重要指示，跟着八月十三日教育部通知全国十大城市（成都在内）高等院校有条件者可在外文系开出第二外语课。是年九月就由我在川大外文系教世界语，（李大成是选学的学生中之一，成绩很好，以后和我关系密切，对我帮助很大；现在是四川省世界语协会的副秘书长），九月在成都大学开世界语展览。
同年十月我为历史系６１、６２级开出外国文学名著课，编写了《希罗多德和他的〈历史〉》、《修昔底德和他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及《塞诺芬和他的〈希腊史〉》及其它著作》三篇参考文章。六一年我还写了四篇《希腊悲剧的考察》已在川大学报上发表。《古希腊悲剧家的命运与报应观》发表在《四川教育学院学报》１９８８年第三期上只《古希腊命运与报应观溯源》未发表。１９６３年我又写了《公元前八至六世纪希腊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发表在四川大学学报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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