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５５年苏阿芒同志为采访聂耳事迹从天津到昆明，回经成都来访。我感到十分高兴和惊异。他年纪还很轻，但世界语讲得十分流利。当时我逼迫得我不得不用世界语同他对话。我对他说：“我只有招架之功，但无还刀之力。”我回四川以后，找不着一个可以对讲世界语的同志。几十年了，“三天不念，口生疏 ”，我只能在读写上下功夫。苏要我给他在纪念册上题字，我写了对他的佩服和我自己的惭愧。他别去以后，在《Heroldo de Esperanto》上写了对我的访问记。我在外文系教世界语，只教完一班，后因历史系课紧，不让我一直教下去，也就由宁守仁同志接手了。但我并不放弃世界语工作，由李大成同志刻钢板，油印发行了《川大世界语学习》的刊物。就在它的第二期上写了《难忘的会见－芬兰世界语者阿托杜亚的访问》，和苏阿芒回去后的来信。四篇自然科学与世界语的译文，也在那时印成油印小册子分送各地的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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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４年上半年全国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批判“海瑞罢官”戏剧，“早春二月”、“北国江南”电影，批判邓拓、吴晗、廖沐沙；批判“各种艺术形式”，几乎所有艺术，意识形态都受到批判。翦伯赞也不行了，田汉的《李慧娘》受到严厉的批判，等等、等等。“政治是统帅、是灵魂”。一切意识形态上的修正主义，不过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即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修正主义路线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大官小官在他们各自掌权的地方搞反革命政变（林彪的话）。十年浩劫，罄竹难书，好得已有人写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等等。还有当时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编印的《毛主席革命路线万岁－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１９１９－１９６７）》尽可翻阅。我不打算在我自己的《回忆琐记》里来搜索记忆，写一些记不清，数不清的大事小事。
从我所在的四川大学来说，早已不是“山雨欲来风满楼”而是“黑云压城城欲摧”了。果然，我感觉得，一夜之间川大鼎沸起来了。我只说我，那天的日子记不起了，我上午到系上去，在世界史教研室门上，贴出了对我声讨的大字报，罪状只有三条：（一）上海滩上的臭文人，（二）老无政府主义者，（三）随时昏倒的臭权威。署名的是几个平时对我亲切的教研组里的年青教师。这使我突然一惊，在情感上是一击。但不久我知道了，在“人人自危”的时候，他们要和我“划清界线”；以后见面时也若不相识了。
川大学生成立了《八·二六革命造反兵团》（红卫兵），掌了权，原来的当权派大多数都靠边站了。操场上、图书馆墙壁上……总之，能张贴大字报的地方都贴满了，甚至特别在大操场竖立起篱笆来贴。我，同其他年老的（也有中年的）教师、教授一样，每天都必需到系上去学习。但除了那么一张大字报外，还没有对我的辱骂。甚至工会方面的大字报，也没有提到我。但我并不庆幸。今天没事，明天后天随时都会来。人心难测，有一次我在图书馆门前，居然有系上的助教对我吼“要砸烂你的狗头”，我不怕，我面对他说“我的头是人头，不是狗头”，我受不得这样的人身侮辱。而我们的系主任，全校三个一级教授之一的徐中舒却是“文化大革命”一开头就被揪出来的。系上教授被点名批判的还有蒙文通、冯汉骥。
人之一生，有所爱，就有所憎；被人尊敬也会被人嫉恨。我在川大便有这样的经验。那是１９５７年反右派斗争那年，我险些被六个人想推落阱下，然后掷下石头。六个人中有的现在已经去世了，活着的我也不愿提名叫姓。而历史系到有三四个。其中之一便是我所钦佩的，老实的，“正派”的徐中舒，他是被邀请的，被利用的。听了会上的人的发言不是恍然大悟，而是莫名其妙的。因为如人所说，他自来不懂得政治。其中有一位和我纠葛很深，不是我对他而是他对我；不是我容不得他而是他嫉妒我，千方百计排挤我。这个比我来川大稍晚而比我年青得多的人，对于他我前面已经提起过：年少得志，自命不凡，名利熏心……。这人，我在反右的一次会上曾说：难乎为他人之上者，如当时的系主任胡鉴民；难乎为他人之下者如邓清和，陈贤齐；难乎其与他不上不下者如我。这是有根有据的。他在这次六人会议上列举我四大罪状：（１）我在工会、在民盟（我加入民盟后曾任过川大民盟支部委员）是谢文炳（他是党员副校长，已被带上右派帽子）安的钉子，（２）我当工会主席，搞分散主义，常常与党闹对立，（３）我不学无术，原来只是个中学教员。他还没有提我是老无政府主义者。（如果提出，那我怎么会被民盟吸收？与会六人中只徐中舒不是盟员）。说我是中学教员出身，不配当教授，六人中就有中学教员出身，和我一同在华西协中教过书的！
四条中一二条最毒，但会议的记录交省委派的三人小组后被他们否定了。三人小组的成员是代伯行、鲁光和赵光荣。代、赵是校党委书记、副书记，鲁光是解放后派来的军代表。他们深知我之为人，坦白直率。因为工会工作重大的都及时向代书记作了汇报。我记得五三和五四年改选工会时，我曾向代问过，他是否看过我的档案，我是个无政府主义者，请千万不要向工会大会提我当主席。他回答我，“早看过档案了，我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一直到反右斗争後，世界史教研室主任缺出来要人充当，代书记才同意我卸去工会职务。所以他们的前两手“钢鞭”，终于被三人小组否定了。 可是，我那在锦江中学教书的妻子邓天矞却受到最大的折磨。说她在开县女中当校长时，当了开县国民党县党部委员；又说她在上海时是无政府主义组织的妇女部长，还要她交代和华西协合高中校长吴先憂（那时吴早去世了）和巴金的罪恶和关系。而这些全是无中生有的事。怪的是，我却是这个中国少年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主席而巴金是副主席，又说巴金是书记我是副书记，任他们信口雌黄，无中生有，总以把人“打倒在地，又踏上一支脚”为快，她被斗被打被扯去头发，和锦江中学校长杨蜀翘一起关进牛棚，受尽百般凌辱。天天要她写交代，要她检举别人。我差不多每天，至多隔两天去看她一次。我的七弟是她当开县女中和后来当犍为县女中的校长时的教务主任，也常常去；我的九弟（那时他在工学院）更是天天去，替她修改”检讨书”。她後来从牛棚中放出来，加入了“红教工”也当了造反派，可是她家被抄了两次，还不公开地又把她的东西抄走了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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