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第十三篇 书山有径 学海无涯——我的“大学”
应该说当年的我还是比较偏激的，严格的说“左”的思维很严重，当然当年的政治氛围也是那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1966年6月1日晚播出的北京大学聂元梓的大字报与《人民日报》第2天“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的评论员文章，都剑指北京大学党委陸平等人舍车保帅把北大老师们打成牛鬼蛇神，于是便联想到成都七中是否也会是这样的，加之当初老师们的很多材料被抛出渠道也很蹊跷，谢晋超先生与表弟的信件倪世林老师在上海的私人生活情况这些本来比较隐秘的材料被公之于众，确实让人有所怀疑。六月上旬的一天下午，我与刘仁清同学交流了对这些事情的看法，疑虑是共同的，加之之前一直就有的对成都七中是否执行了无产阶级教育路线的问题，使得我们对当时成都七中的领导者的疑虑更大了。在有了比较一致的意见后，当天晚上我执笔完成了成都七中第一张把斗争矛头指向掌握权力的当权派的大字报，这篇大字报由我与刘仁清及其他另外两位同学签名贴出后，在成都七中引起轩然大波，同学们以赞同还是反对这份大字报的观点分成了两派，发生了激烈的讨论与辯论。
应该说当时的这篇大字报，对一大批被作为牛鬼蛇神关进牛棚的老师们是一种解脱，因为这篇大字报出来后成都七中文化大革命运动所讨论的话题，逐渐由老师们“是否有资产阶级作风”、“是否歧视工农革干子女”，转移到“成都七中党支部是否执行了修正主义教育教育路线”，“是否阻碍了成都七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这些问题上来了。客观的说，当时被左倾思想笼罩的我们特别是执笔写出这份大字报的我，在事实与论据还不十分充分的情况下就得出结论，显然是盲目和冲动了一些，支持我们的同学虽然有不少，但更多的同学是反对我们这种观点的。讨论和辩论持续了将近半个月，议题的中心和重点也在不断的变化，有同学把问题的讨论升级了，把一个“成都七中党支部是否执行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是非讨论问题，上升到“是否反对党的领导”的高度去分析这篇大字报以及我们是否是反党。
在这半个月中，一方面是同学们激烈的辩论，另一方面运动的领导也在悄然发生变化，成都七中党支部似乎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领导舞台上悄然退台了，而由原来的四清工作组改名为文化大革命工作组来具体领导。应该说这个新的领导者当时更不能适应汹涌澎湃的群众运动热潮，在运动的引导方面显得手足无措茫然无方，这很快引起了已经被“左”的思潮鼓动起来的青年学生的不满，很快成都七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有了新的问题，那就是要不要工作组的领导，一部分同学提出要工作组撤出成都七中的要求，而代表人物仍然是写出第一篇大字报的刘仁清与我等4位同学。由于同学们要求文化大革命工作组撤出成都七中比较强烈呼声较高，1966年6月24日傍晚，由市委宣传部肖菊仁部长带领的几位上级领导来到成都七中与我们面对面的沟通和交流，中心的议题是文化大革命工作组需不需要能不能够撤出成都七中。
这场讨论持续的时间很长，从24日傍晚开始直到25日凌晨，与肖菊仁部长面对面对话的是我与约三四十位同学，我们提出了一个直观的要求，就是请工作组撤出成都七中，同学们自己领导自己自己组织自己进行文化大革命，而肖菊仁部长一直回避正面回答工作组能不能够撤出成都七中这个问题，而反复在工作组需不需要撤出成都七中与我们进行讨论。应该说当时我们的问题和要求虽然提出了，但事实和理由并不十分充分，面对肖部长这种相当级别的干部，我这个小青年还是感到十分的力不从心。那天晚上刘仁青同学没有出面直接与肖部长对话，但在与肖部长长达四五个小时的沟通与交流中，我曾好几次离开现场，到一直在现场外边观察和听取讨论情况的刘仁清同学交换意见，严格的说是把我感到力不从心的问题向他请教。
四五个小时的讨论把双方都弄得很精疲力尽，所以到25日凌晨，市委宣传部来的干部中有同志提出我们暂时休会，让肖部长回市委宣传部研究之后，再对同学们作出工作组要不要撤出成都七中的答复。因为这个结局是我在离开会场与刘仁清同学交换意见时就估计到这是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应该说也是合情合理的，不可能要求要肖部长现场表态工作组即刻撤出成都七中，肯定需要回去研究，所以作为同学方的代表我也同意了这个建议。没有想到的是，睡了一个囫囵觉的我们在6月25日下午，便听到同学们中在传递一个消息，说是头天晚上的与肖部长的沟通与交流是我们这部分同学要“取消党的领导”，这种说法把头天晚上本来与肖部长比较正常的沟通交流说成了我们这部分同学要在成都七中赶走文化大革命工作组。
接下来的一个多星期情况变化得很快也更错综复杂，尽管有不少同学支持，但也有越来越多的同学批评和指责我们要工作组撤出成都七中是错误的。比较要命的是，年轻并不成熟的我们似乎自己也觉得在哪个地方错了，至少在哪个地方是不妥当的，所以我们开始退却了，一个明显的表现是我们几位同学特别是我与刘仁清的沟通和交流逐渐少了起来，当然，对有些同学指责我们取消党的领导我们是坚决予以否认的。这时有同学劝阻我们承认错误，更有甚者有同学找到我，明确的给我说错误的根源不在于我，而在于刘仁清同学，他们要求我揭发和指正是刘仁清同学在幕后组织和指挥了这场活动。我当时也似乎感觉到自己错了，但这个错也是自己自觉自愿发生的，尽管其中有很多与刘仁清同学的沟通和交流，见解与看法也一致，但自己的过错就是自己的错误，也应该自己承担错误的责任。
让我们感到十分严峻的是1966年7月一次在人民南路广场举行的四川省与成都市支持援越抗美的游行集会中，我们4位同学被通知留在学校看守牛棚中的牛鬼蛇神，其实这是变相的取缔了我们参加同学们游行集会援越抗美的权利，这时我们才知道问题严重了，我们确实有可能被作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学生来对待了。整个1966年7月和8月上旬日子过得十分压抑，我个人而言当时是觉得自己错了，但绝不认为自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绝不认为写第一张大字报和6月24日与肖部长的对话是“取消党的领导”、“反对党的领导”，在这种迷茫孤独自责自悔中度过了那40来天。比较感到难能可贵的是，我们在大字报上签字的4位同学，没有相互指责相互推卸责任，都在自己的认知范围内作自我批评，努力提升自己以改正错误。
1966年8月中旬发表的中共中央文化大革命十六条使我们得到了解脱，读了十六条的我们意识到自己至少不是右派学生，于是我们几位同学特别是我和刘仁清同学又恢复了联系和接触，我们至少认为应该为自己洗清反党右派学生的不实，支持我们的同学也开始重新聚集，大家都要求重新审视发生在6月份的一些重大事件，于是在8月18日在行政楼的3楼阅览室进行了一次已经基本上分成两派的同学的大辩论。这一次辩论刘仁清同学出面了，我们这一方的辩论主角实际是他，将近200名左右的同学参加了这次辩论会，中心议题就是我们在6月份的行为是不是取消党的领导是不是反对党的领导。辩论十分激烈，两排同学各据一辞，因为对事实的认知以及理念上的差异，辩论过程虽然激烈但难有一致的结果，直到后来有同学上三楼来告诉大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播发了毛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的重大消息后才得以结束。
进入8月下旬，运动的形式发展很快，从北京南下的两股红卫兵串联队伍，搅动了成都的大中学校，促进了成都文化大革命的纵深发展。一支主要在中学，他们带来了血统论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在中学校园中掀起了一场近乎腥风血雨的阶级出身和阶级成分的辯论与斗争，昔日的同学像阶级敌人般的怒目相对甚至动手殴打。比较庆幸的是我因为8月18号大辩论后便迅速的离开成都七中融入了成都大学生“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的社会运动中，有幸避开了这种同学之间的手脚相残，当然也没有能够见识到当年令人心寒的场面。
到成都大专院校的北京来的另一只红卫兵，带来的是“怀疑一切”的理念和“造反有理”的行动，鼓励和鼓动成都红卫兵走向社会走向街头向西南局省市委开火，我和其他几位成都七中的同学在8月下旬和9月上旬的十几天中是到当年的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参加运动，并最终在9月13号搭乘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大学生上北京串联的专列奔赴北京，并在9月15日赶上了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第二次接见红卫兵。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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