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举行开国大典，“毛主席万岁！”的声音响彻云霄。全国各地陆续解放了，家乡和全国一片欢腾。记得那时还是学生的我，在成都解放时，与同学们一道也欢天喜地迎接解放军。三天两天打腰鼓、扭秧歌，锣鼓喧天地上街游行。游行队伍人山人海，五星红旗迎风飘，满街是人的海洋，旗帜的海洋，伴随着高音喇叭播放的“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等革命歌曲，更增加了人们欢乐的气氛。处处都洋溢着新的气象。
父亲大学毕业后一直从事教育工作，为人诚挚，工作认真，解放前又在各地政府和学校长期工作，解放后被继续认命为县中学校长，同时还被选为县各界人民代表。父亲的工作和地位好起来以后，母亲有了依靠，心情也愉快了。
1951年在知识分子中开展思想改造运动，我的老师中凡是从海外归来者，都响应党的号召。除了清查他们自己的“崇洋媚外”的“资产阶级思想”以外，还交代“历史问题”。年轻的我被指定参加看守那些不得睡觉、日夜赶写交待的老师。这些都是我一直很尊敬信任的老师。对发生的这些，我开始感觉有些茫然。
父亲四兄妹，父亲排三。伯父是大哥，另有一个姐姐一个妹妹。伯父早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西语系。毕业后一直在四川工作。解放时他是成都附近县的税务局长。伯父曾经是共产党外围组织“民盟”的成员。解放前一直暗中资助帮助地下党。51年，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伯父受到审查。那时候联系不上以前地下党和他联系的人，他曾经为地下党做的事无人证明。然后被查无实据的“贪污”罪镇压。以后几十年家人也不敢申述。大伯的冤屈直到80年代才得以平反昭雪。但是人正当中年就没了。子女后代受到的牵连影响也不可逆转。
当时，因为伯父所在地离我比较近，加上他可能有意回避自己的子女，一天，有关领导通知我，伯父要求我前往关押他的看守所帮助他退赃。那时没有汽车公路，我只能坐人力车前往，拉车的人跑了大半天。我到达时，伯父在看守人员的监督下与我见了面。他的表情紧张，看见我给他带去的洗脸新毛巾，不安地说： “我们在河沟里洗脸，不需要这样好的”。他要我将他的东西便卖后作赃款上交。
于是我在一位看守人员带领下到了他居住的大院，在他卧室的床下取出一口箱子。当场打开一看，那箱子里除了当时认为比较“值钱”的一只圆表外，其它就是几件旧衣服和旧茶具。我只好带回城。进城经过检查站，要我出具证明，然后登记物品及来源，检查也很仔细。后来我才知道，土地改革期间为了防止地主转移财产，来往的人都必须接受严格检查。回城以后，经过同学们多方相助，我才卖掉那只表。并拿到组织的介绍信(单位证明)，寄给伯父的政府部门，作为“赃款”上交了。
转眼家乡也开展清匪反霸，减租减息，土地改革，在轰轰烈烈打土豪、分田地，评定成份。我家最初被评定为小土地出租。后来土改工作队有关人员找母亲谈话称，我家的小土地出租成分是以土地的数量评定的。可工作队又说，虽然按土地数量应该划为小土地出租。但是由于辜家家庭的政治声望太大（指伯父参加当地国民党国大代表竞选等问题），最后被评为地主。就此，母亲也成了地主份子。
“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是启发农民阶级觉悟的口号。在斗争地主的大会上，只要群众一声吆喝，马上就可以把点名的地主份子拉上台当众跪下，控诉、批判其剥削罪行。婶婶被斗争过，母亲没有被点名。那时对控诉强烈的地主或者是农村的国民党保、甲长，土改工作团即可上报予以枪毙。所以母亲那时候早已吓得不敢支声。
母亲和伯父的部分后人在一起
我回国和婶婶和伯父的后代相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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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学薇的先生在她80岁生日时为她赋诗一首，贴切地总结了她的一生：
迈越坎坷一路平，身心健美世所钦。
医精德馨口碑在，齐家理政令名存。
含饴弄孙天伦乐，修辞立诚诗人情。
八十春秋可圈点，松贞鹤逸梅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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