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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皆有利己之心,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条铁律。利己之心不能界定为恶,相反它是促进社会发展和升级的最主要动力。追求约束条件下利益最大化的利己性个体构成了文明社会的最小单元,即自由个体。
自由个体从事自由生产,又通过自由交易来满足需求,在这个过程中自由市场形成。自由个体、自由生产、自由交易和自由市场,构成了由利他之行来实现利己之心的闭环,弥合了利他与利己之间的矛盾。
自由个体、自由生产、自由交易和自由市场的实现,依赖于产权界定和保护、契约精神以及服务制度提供保障。其中,产权的界定和保护又处于最核心位置,产权的清晰界定和有效保护是自由个体行动、自由生产、自由交易和自由市场运作的基础。而契约精神和服务制度处于第二圈层,契约精神指代围绕“效率、信用、公平”的一系列社会原则和制度安排,法治亦包括在内;服务制度则主要指权力的使用,即规范权力,让权力回归服务本质。
人们往往习惯利用或发明一些概念来讨论经济和社会问题,比如从自由和平等出发来研究文明的发展问题,并构建出一众繁复的理论,甚至掀起轰轰烈烈的社会变革。这样做的后果,往往导致走向了实际诉求的反面,腥风血雨的法国大革命即为典型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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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大革命的理论基础主要来源于启蒙思想,尤其是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和伏尔泰的批判理念,它们强调自由、平等的理念并推动政治权力的重新分配。然而,这些思想在关注产权的问题上显然缺乏足够的重视,卢梭更是将私有产权视为社会不平等的根源。这些理念在革命中被激进地实现,导致对私有产权的严重忽视和侵害,尤其在雅各宾专政阶段,私人财产被无差别地剥夺,严重侵犯了产权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
恐怖统治的实施进一步破坏了法治原则,大规模的财产没收和对持不同政见者的残酷镇压,严重削弱了市场经济和社会稳定的基础。法国大革命失败了,它经由最初的浪漫主义狂热后,最终不可挽救地走上了崩溃。而罗兰夫人临死前发出的那句“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无疑成为了对法国大革命最为深刻的注解。
须知产权的界定和保护才是人类社会思考的核心,离开了这个核心,自由和平等将无从谈起。关于这点,农耕文明时代从一开始就迷失了。在农耕文明时代,国家不去界定每一笔资产的产权,而是用圣人、王权、皇权,甚至神权来刻意地模糊产权界定,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产权成为权力的附庸,而围绕产权的争夺再无规则给以约束,进而陷入到丛林法则之中。
更有甚者,以打造乌托邦等虚假的概念试图把所有人的私有产权以及维护社会公共运行而形成的公有产权进行模糊化,通过掠夺形成自己做江山的产权,也即通过剥夺其他所有人的私有产权来形成自己的私有产权。结果民众“无恒产”,也就丧失了“恒心”,治乱循环不可避免。所以社会没管理好主要也是产权界定的问题,只要没把产权界定和保护做好,社会就不会正常,就治理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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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由生产而来,界定了产权,自由生产、自由交易、自由市场才有保障,从而形成自由秩序。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和其他著作中提出了关于资本主义和产权的批判性观点。他们认为私有产权是资本主义剥削和阶级压迫的根源,主张通过共产主义革命废除私有产权,实现生产资料的公有。但事实证明所有试图通过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来实现自由和平等的尝试,实质上是用暴力的方式重新进行产权界定,把别人的产权界定为自己的产权,于是新的阶级和特权的产生不可避免,同时也导致了经济效率低下和资源配置不合理。没有产权的无产者当然是受害者,但无产者认为通过掠夺别人的产权就能把产权界定清楚,这依然是陷入了治乱循环。没有理清楚产权界定和保护,没有实质性地进入到产权界定和保护的核心工作当中去,这是导致治乱循环的根本原因。
权力本质上只是服务制度的表现形式,但从登上历史舞台始权力便走偏颇了。它从一开始就没有注意到要去界定和保护每一个个体的私有产权,没有意识到只有赋予每个自由的个体进行自由生产和自由交易的权利和能力,才能为社会提供更好的物质保障来满足大家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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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英国《自由大宪章》颁布,将王权限制在法律之下,并确立了私有产权和人身自由不可被随意侵犯的原则,欧美诸国逐渐发力于私有产权的界定和保护工作,这在根本上促进了自由市场经济的繁荣以及民主制度的普及,作为副产品的科技大爆炸和商业模式创新,反过来助推人类社会由农耕文明向科技文明迭代。
无疑,美国等发达国家在私有产权界定方面做得好,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的产权界定就是尽善尽美的,就代表未来。相反,在产权界定和保护方面美国同样迷失了,因为它对公共税收、公有资产和资本的产权没有界定清楚,导致在公共税收和公有资本管理上缺乏透明,并带来公共产品和社会兜底提供上的低效。美元全球大放水,更无异于通过抢劫其他国家来满足自身需求,同时稀释了民众财富,在某种意义上相当于破坏了产权。
对此,凯恩斯主义难辞其咎。虽然凯恩斯并未直接反对私有产权,但他强调政府在宏观经济管理中的作用,这从《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的书名便能窥知一二,他主张通过财政和货币政策调节经济,这无异于为政府合法的滥权提供了便利,因而过度的政府干预已成为常态,进而忽视了产权界定和保护的重要性,影响了市场机制的正常运作,在一定程度上危害了私有产权,并模糊了公有产权的界定。财政和货币政策已成为一种依附于权力的伎俩,以宏观调控和拯救经济为名,行破坏市场和侵犯产权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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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皇权主张“收上来的,都是我的”,而不是大家的。但从服务制度创始,权力便秉持“我的,大家的”的共有制产权观。所以法家错了,错在把权力用于将所有人搜刮得一干二净,皇权以及依附于其上的皇权私产完全凌驾于民众的私有产权和公共产权之上。儒家也错了,因为他们不强调私有产权的界定和保护,也忽视了对公有产权的界定,“君权天授”实际上把政府权力从服务制度中脱节,于是权力成为另外一种私产,成为破坏产权的罪魁祸首。
公共权力实质上来源于公共资产上附着的每一个人的权利,来源于选票权。公共产权中有我的一份,所以我有选票权,通过民主决策来决定公有资产和资本的管理和使用,而不是任由权力想搜刮多少就搜刮多少。区别于美国和皇权时代的中国,新加坡在公有产权的界定上堪为典范,以淡马锡为代表的公有资本管理模式,不再陷于公有产权权力私有化的陷阱,而是依照共有制清晰界定公有产权,从而规范其高效管理和使用。
只要个人私有产权界定和保护不力,公共产权的界定不清晰、管理不透明,这样的社会必然是不正常的社会,不可能跟发达沾上边。比如像朝鲜和一些极端国家,几乎没有私有产权的界定和保护,服务制度乏善可陈,这些社会不但丧失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活力,而且很容易出乱,陷入到治乱循环的魔咒之中。因为,产权的清晰界定和有效保护也是维护社会稳定和公平的关键,在产权得到明确界定和充分保护的社会中,贫富差距不会因财产权的不公正分配和保护而恶化,相反,当产权受到威胁或不公平对待时,社会不稳定和经济效率的损失往往随之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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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成就的核心之一在于产权的界定与保护的逐步完善,这一过程与中国经济的转型紧密相连。通过改革产权制度,中国成功地激发了市场活力,提高了资源配置的效率,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但,我们要清楚地认识到,在产权清晰界定和有效保护方面中国仍然面临诸多挑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比较突出的有农土地产权问题以及国有企业的深化改革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未来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产权制度改革的深化和完善。
虽然中国较之朝鲜等国的表现要好太多,但我们千万要警惕欧美国家挖的陷阱,曾有一些美国专家说中国已经是发达国家,须知发达国家的标配是产权的清晰界定和有效保护,你哪只眼看见中国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中国依然是发展中国家,决不能上那些专家的当。
一个国家发达不发达就看产权的界定和保护这一条标准,因为其他东西都是围绕产权界定和保护所形成的第二圈层的内容,包括以法治建设为代表的契约精神,也包括服务制度建设和权力的使用。离开了产权界定和保护这个核心来谈发展无异于饮鸩止渴。
比如,在20世纪中期,一些发展经济学家如拉乌尔·普雷维什主张发展中国家应通过政府主导的工业化策略来促进经济发展,而忽视了自由市场和产权界定。这种模式在一些国家实施后,虽然短期内推动了工业化,但长期来看却导致了市场扭曲和效率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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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把宪政说得那么神秘,英国宪政最核心的内容就是皇家私权与普通老百姓的私权界定得非常清晰,所谓“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皇家私权再也没有凌驾于所有人的私权之上,即便它看起来私产很多很大,但从整个社会来看它的私产并不是最大的,财富真正与自由生产和自由交易挂钩,得最大利己回报者,必经自由生产和自由交易为他人和社会贡献了最多的利他实践。
也就是说,皇权只是一种仪式感,皇家和其他的富人已经是平级的了,它无法行使私有产权界定的领域之外的事情。同时,公有产权的界定也是明晰的,将公有产权界定在税收和最基本的基础设施以及公共产品,并由选民监督管理,使管理实现透明化。
只要把产权界定和保护的问题搞清楚了,大部分的哲学家和思想家都可以下课了。因为产权界定和保护是经济发展和权力构建的第一定律,倘若我们从源头上追溯和思考,在没有党派、没有意识形态,没有政治和权力的时候,人们所追求的就是产权的界定和保护,它处于文明发展的第一圈层,决定了权力的本质,奠定了自由社会发展的基石。
产权的界定和保护为自由个体的行动提供了保障,为自由生产和交易提供了基础,为自由市场的高效运作提供了条件,从而促进了经济的持续增长和社会的全面发展。
所有国家都应对照产权界定和保护的要求来制定社会发展的尺度,做好私有产权界定和保护,清晰界定公共产权并实现管理的民主透明。同时,所有国家都应该向新加坡学习,将它视为新的文明灯塔,以新加坡为榜样从共有制角度,在优化私有产权清晰界定和有效保护的同时,明晰公有产权界定,并敢于通过改革所有制和创新公有资本管理模式为社会谋求最大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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