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再做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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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大量的干部纷纷下到五七干校劳动，母亲很担心我的身体受不了，心里非常紧张。当“革委会”宣布“学习”结束时，不再让我回机关。因为大家都知道我身体不好，最后决定把我“下放”到医院。其实省市医院有经验的、老的一辈医生，包括我的老师们，都被赶出了医院科室，被送去为贫下中农“服务”，接受“再教育”了。其中也有我的老师刘云波，原产院院长。她是30年代留学的德国医学博士，我是她“手把手”带出来的学生。毕业以后她把我留在产院跟在她身边，后来也一直给我很多帮助。相比之下，我还是幸运的，还能留在医院。当然我已经没有资格当医生了，被安排到医院挂号室给病人挂号，没有病人时就做公共区域的卫生。但我内心处处还是以医生自居，当时自己也觉得也许这也是应该被“改造”的原因之一吧。

那时候机关、单位都已经瘫痪了。学校不正常上课，医院也受很大干扰，说要打破科室界线，打破医生护士界线。一天晚上我在挂号室值班，一位病人家属来挂号室交费。我一看是派救护车转院的。感觉奇怪是什么病、什么问题需要转医院。这意味着医院内解决不了的问题、也意味着病人去其它医院将增加许多医疗费用。仔细看，交费单上转医院的原因写的是传染病 — 婴儿破伤疯。我诧异极了。这婴儿破伤疯在城市可是已经绝迹多年了。它一般是新生儿出生时医疗器械未消毒引起的。我脑子里马上疑云浮起，婴儿在哪里出生的？如果是在我们医院，是谁接的生？那时的我完全忘记了母亲时常的叮咛。她要我时时、处处小心，保护自己，不要多管闲事。也许是职业习惯、我马上想要去查看。于是站起身来走向急诊室。

值班的是一个新来不久的年轻医生。他见了我，也忘记了我还在被监督改造。谦虚尊敬地叫我一声辜老师，就请我帮他看看病人。我随即轻轻地揭开盖在病孩身上的单子，作了全身检查。检查以后我惊讶不已，但又不敢表露。我只好建议再观察一下，便离开了。我的心很紧张。医院是救死扶伤之地，人们称医生是神圣的白衣天使。眼前的事实说明医院的管理和医生素质混乱低劣到何种程度。急诊室的值班医生毫无经验，根本不应该被单独排到急诊室顶班。当然这不是那位值班医生本人的问题。干什么他也只能听从安排。

等了一会，那年轻值班医生又追过来征求我意见。我不得不大胆地告诉他，建议“再观察一些时候再转院，要排除病孩是否睡着了”。他当时一震，忽然像被打蒙了一般，不知所措，恐慌起来，问我如何告诉病人家属。实际上我完全肯定那孩子没有病，只是睡着了。只是我不能直接肯定的告诉他。正如先生所说，如果我诊断错了出了问题，就可能成为“阶级报复”的罪证。而且，身为被监督改造的”臭老九“，更要随时注意不能表现得有任何“嚣张”嫌疑。挂号室关门后，我一直等到那个值班医生确定了孩子没有问题才回家。因为帮助这位年轻医生迟迟不能回家。母亲知道原由以后，并没有因为久等我让她不能睡觉有怨言。相反她说：“人做事说话都不能违背良心。不管什么时候，能帮的还是要帮。”

后来医院从市内接来处理疑难病例的专家给医院说，这些病例你们大多没必要浪费时间和费用叫我们来。你们医院自己就有人可以解决。他们说的是我。以后继续遇到一些类似医疗诊断、处理的状况，医院其他同事越来越多地来征求我的意见。再以后妇产科室有急诊抢救或手术需要的时候，就直接来挂号室叫我上台。我也总是本能地前往。每次问题解决了，我自己又免不了心怀余悸。果不出所料，革命委员会洞察“阶级斗争新动象”，说是“臭老久没有走”。革命委员会主人厉正言词地批评年轻人缺乏阶级斗争的观点说：“你们知道？她没有处方权”。这些医生又如何是好？他们面对的是病人，妇产科的紧急情况常常是孕妇和孩子两条生命的安危。我当然能理解他们。于是我们之间只有以默契对应，需要的时候他们还是继续来叫我，只是避免不要做得太引人注目。

随着形势逐渐缓和，各种压力慢慢少了，环境慢慢宽松。最终，革委会主任亲自上门邀请我从挂号室转到科室坐诊。我终于又可以光明正大地做医生了。母亲感慨万分地说：“真金不怕火炼，好人总是好人”。

93年，母亲在美国儿子家，整理花园

88年，母亲和重孙在故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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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学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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