拙文《路漫漫 吾当上下求索——我的人生回忆》发表己来，得到朋友们的关心与支持。文字共有十八个篇章，现在将每篇集中重发于此，方便各位阅读并斧正。谢谢！
第一篇 三人行 必有吾师焉
——我的学习生活
如果说我这七十多年是过得比较欢愉比较坦途比较有成就感比较感觉良好的话，从幼年开始各个阶段的学习，以及一直坚持的边学边做，也就是现在所说的“终身学习终身教育”是所有这一切的基础和保障。
我把我的学习生活，分为这么几个阶段来记忆：幼年与小学学习；中学学习，刻意的把它分成初中和高中；大学前工作阶段的学习；改变政治经济文化地位的大学学习；在高校任教第一个八年的学习；商海无涯中的学习；退休前十年在高校的再学习；民办高校教学与管理中的学习。
（一）幼年与小学的学习
小学和幼儿园阶段的学习总的来说是懵懂萌矇的，特别是小学五年级之前的所有，记忆中似有似无似多似少似深似浅极不清晰。
我记不清楚自己读过幼稚园没有？我们那个年代似乎没有幼儿园，但记忆中又总是觉得好像有过，总觉得似乎读过，脑海中总有一种在幼稚园学习的印象和感觉。
小学的第一阶段是在城中心的陕西街小学读的，用今天的观点来看，它应该是当时的“重点小学”。记忆中很深刻的是校园，虽然是城中老式的平房建筑，但给人感觉很宽很大，教室很多操场也特别大，操场前边有一个主席台，供各种活动使用, 长大甚至成年后，都有数次在梦中“回忆”到那个校园，可见其印象之深。
学业如何没有什么记忆，有一件事是我记忆特别深刻的，这件事至少说明当时在班主任老师的心目中，我是属于好学生乖娃娃之类的！这件事想起来也特别奇怪，大约是小学二年级或三年级吧，班主任潘老师有一天让我去邮局替她寄一封信，为了放心她又让班上一位姓郑的女同学跟着我。邮局在很繁华的东御街，我懵懵懂懂的居然走到东御街上的一家银行中去了，那位姓郑的女同学似乎比我更聪明更醒事了解的事更多，她叫住了我说走错了，她说这是银行，银行和邮局是两回事，说老实话，我之所以走进去，其实是真的不知道银行和邮局是两回事，概念上我是把它们二者混为一体了，所以这位郑姓女同学给我上了银行和邮局不是一家的启蒙课。
这几年幼时的懵懂学习，还要特别提到我的父亲。我的父亲是安徽人，应该家境不差吧，因为他在来四川逃难前在安徽读过书，文化程度应该至少是高小吧，也许还要高一点，抗日战争爆发后，从安徽逃难到了四川。父亲有一定文化对我影响应该是较深的，虽然他从来未曾指导过我的学习，但在幼时让我产生了对文化当然也包括对知识的崇敬和向往。印象很深刻的一件事，是父亲好像在当时解放初期的报纸上发表过小方块文章，很小的一块豆腐干文章，他特意把文章指给我看，看到文章末尾他的署名，一种对文化的崇拜油然而生。
父亲虽然没有对我的学习有过具体的指导，但在某些方面带给我良好学习的习惯却使我受益匪浅 ，比如阅读书籍，十岁左右时他常带我到市中区的工人文化宫去逛，但实际上在里边是看书，一本当年书名叫《红旗飘飘》的短篇回忆文章书，就是在文化宫反反复复多次阅读的，另外还有一部书名叫《保卫延安》的长篇小说也读了多次。应当说这些阅读对我后来汉语言的学习和提高是很有补益的。再就是每个周末，他会让我到他工作的商店附近的一家叫智育电影院的去看一场电影，这家智育电影院在春熙路一带，好像是现在的王府井的位置，它不放新电影片只放旧片所以票价较低。每周一次的这种观影活动，对我后来眼界的逐步宽阔逐步的认识外部世界也是很有补益的。
亲眼看到母亲的一件事也使我对知识产生无比的崇敬和向往。母亲那时在四川大学消费合作社工作，应是三、四年级吧，我几乎每周末都要从住在城中的光华街，走路到城郊四川大学去，那里除有我工作的母亲之外，还有我的一个兄弟和妹妹。有一次到了四川大学，母亲的同事告诉我可以到哲学楼去找到她，于是我便前往哲学楼去找她。到了哲学楼，母亲在大门口静坐着，好像没有什么事，面前放着两个较大的木盒子，里边盛着一些要出售的点心。后来得知是当年的四川大学研究生招生考试在哲学楼内进行，母亲那种呆坐式的服务使我对高层次教育和文化的敬仰和惧怕油然而生，这种敬仰和惧怕是由母亲的低层次服务与教室内高层次学生的被服务的巨大落差导致的。
还要说到的一件事就是每周由城中的光华街去四川大学，最短的路径是由光华街到状元街再到东丁字街，走到当初的锦江边也就是今天的锦江大桥。坐渡船过锦江就到了华西埧也就是当年四川医学院，然后再穿过四川音乐学院及成都工学院到四川大学。不过这条最短的路径当年很少走，因为那时锦江上还没有桥，要渡过锦江需要给摆渡人交一分钱的船钱，这对当时的我来讲恐怕是个天文数字，至少是极舍不得。更多的时候是到了锦江边后，就沿着向东的城墙走，走到现在的新南门处后转而向南仍然沿着城墙走到九眼桥，在那里有九眼桥了可以跨过锦江到四川大学。城墙就是当年的护城墙，其实城墙下没有路，或者是有路而儿时的我不得而知，都是在城墙上顺着人踏出来的小路前行的，所以最初几次在不熟悉路径的时候是需要辩识方向和探路的，对一个不到十岁左右的孩提，方向的确认似乎难了点，但成功后的喜悦无疑对后来我学习平面几何产生了一种喜好和引导。
对小学学习稍有记忆的是1958年转学到了四川大学附属小学读五年级，这所小学现在叫劳动路小学，好像同时也叫四川大学附属小学。在这所小学中学习了两年，体验中最深刻的是认识了一批高级知识分子的子女以及他们的教授家庭。这一点应该是在我的心灵中有所触动，又使我对知识有了一种懵懂的崇拜和向往！这批四川大学与成都工学院四川音乐学院四川医学院等高校的高级知识分子子女的同学，我在日常的接触中，无论是言谈还是做事，都感到她们比我懂得多强得多，特别是在知识方面知道的东西比我多得多。后来到了几个同学的家中去，进入了他们家中的书房，满屋的书架和书籍使我对书籍其实是对知识无比景仰和崇敬！
在四川大学附属小学的这两年，还有一件事也对我学习知识有强烈向往萌动。不知道什么因缘，认识了四川大学图书馆的一位长辈老师，他居然数次带我去了四川大学图书馆的藏书室。一排排的高大的书架耸立在我眼前，使我震惊使我惧怕但更使我向往。
应该说我还是有点读书的天分的，虽然一直自我感觉同那些高级知识分子的子女同学差距很大，比不上他们，但在事实上的学习中，我和他们在学习上的交流很通畅，在有些时候我明显的感觉到，他们对我有所赞许有所赞扬，感觉到他们也很愿意同我进行学习知识上的交流。这批高级知识分子子女的同学，在我们小学毕业后与他们分道扬镳了。三年后，当我进入成都七中读高中时，再次相逢又成为了高中同学。
1958年在共和国历史上，是一个值得书写的年代。经历了1957年的“反右”斗争后，这一年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鼓舞下，一切都很亢奋都很热烈都很鼓舞人心！在“超英赶美”的年代中，小学生们也积极参与了大炼钢铁等群众活动。记忆中一个“英雄赶派克”的活报剧。在小学生涯中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在四川大学附属小学读书的这两年中，一个意外的学习收获就是接触了厨艺。当年我的母亲是不管我们的，作为“半边天”她很投入工作，几乎是每个月回来一次放下十元钱作为我和我的兄弟的生活费便难见人影，而当年父亲因为一些政治因素被下放到了远在青白江的成都钢铁厂工作。我的小妹寄托在一位范姓家庭中，我们称为范爸爸的是川大红瓦村食堂的一位炊事员，由于这个原因，我得以经常在红瓦村食堂的厨房内玩耍，从而认识了很多炊事员长辈。除了耳闻目睹他们做饭做菜外，更身体力行的参加到白案师傅做馒头花卷的工作中：供应给大学生吃的馒头花卷，因为数量太多太大，都是头天下午七八点钟开始做的，五六个师傅一直要做到深夜十二点甚至凌晨一两点。我放学晚饭后即加入他们的工作，具体事情是的把他们做好的花卷或者切好的馒头放入大蒸笼内，这种参与让我懂得了馒头是怎样由面粉做成的。当然，这种参与也让我从小就对做菜做饭这种事情有一种兴趣和耐心。
1957年的反右斗争肯定会在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不可磨灭的感觉乃至恐惧，这些感觉与恐惧中，比较深刻的有两件事。一是当时的所谓川大的大右派冯元春，我在57年去川大时曾看见她被批斗的情况，怎么也想象不到一位很年轻的女大学生，居然是极右学生大右派，批斗会的声势和吼声使我有一种莫名的惧怕。再就是我的父亲，在57年的某天夜晚，被人押着回家来取洗涮用品和换洗衣服，朦朦胧胧的说是犯了错误，需要封闭着学习改造，不管怎样父亲这样被押着回家，对一个十岁的孩子还是会产生极度恐惧心的。
就这样，懵懵懂懂的不优秀但也不后进的渡过了小学六年，在困难年代的1960年进入了中学。
（二）在“贼娃子学校”读初中
我的中学，是在两所学校中度过的。初中是在当时离家很近的成都市二十九中，高中考入了成都七中这所省市的重点学校。
因为家里边也没人指导和指点，小学毕业后就报考了成都二十九中。而小学班上的很多四川大学成都工学院教授子女的那些同学，基本上至少是多数都报考了成都七中。其实成都七中离家也不远，只是当年自已不懂，也无人指点。但在成都二十九中这所当年被戏称为“贼娃子学校”读初中的三年，后来回想起来，也许是我人生启蒙的宿命，特殊的地点和特殊的人物给我上了人生启蒙的重要一门果。
在成都二十九中的这三年初中生活，可以说是极富人生阅历。进入学校就开始遇到了三年自然灾害的年代，成都二十九中从学生的家庭背景来讲，多数都是九眼桥一带的城市平民的子女，所以在饿肚子的年代中，一边学习一边厮混在城市平民子女圈中，目睹了当时很多底层的社会活动与现实。
学业上，也许是小学生涯中的一些刺激和鼓励，产生了某种精神上的爆发，使我一进入初中就名列前茅的成为各科的优等生，当然也许也是因为就读的是成都二十九中而不是成都七中。
当时的成都二十九中，有几乎一半的同学不是来学习读书的，是来“混”的。虽说是混，但也得有个考试成绩，记忆中最深刻的是每逢考试的前一天，班上这些同学都会围在我的周围，听我讲述第二天要考试的这一科的知识要点和重点，他们就是凭考前听我讲讲这些，去取得考试成绩的。这种方式，触动和促使我必须把每一科的学业学得更好更精，学到有体会可以跟这些同学讲解的程度，这无疑既是对我的一种挑战，同时更是促进了我的学业，因此我一直很感激这些同学们。
因为这种关系，使我和这些同学在平常的生活中又“混”为了一体，甚至成为莫逆之交，而我自己有一种在江洋大盗群中充当师爷的怪怪的感觉，也是从那个时候起，我体会到了作为“知识分子”被尊敬的味道。与这些同学混在一起做什么呢？有时大家在九眼桥头聚集。困难年代的九眼桥是一个黑市集市，在那里可以买到很多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想往的东西。比如大块凉拌肉，记忆中是一元钱一块，在几乎没有肉吃的那个年代，那可是美味佳肴！
这些同学聚集在九眼桥做什么呢？他们有一批当时被叫作“贼娃子”小偷朋友，就是与他们年龄相仿但根本没有去学校读书的街坊。这些小偷街坊朋友们就在集市上晃荡，找机会干着偷鸡摸狗也就是摸包包的活计。因为是街坊儿时朋友，十分讲义气和友情，一旦得手便会在集市上用“战利品”买得各种吃食大家分享，包括那种大块凉拌肉。这种好事，我的那些读书同学朋友们是不会忘记我的，我本来是跟着他们到九眼桥头去玩耍的，居然也能分享到当时很罕见的大块凉拌猪肉大快朵颐！
再有一个快乐的事就是“逃课”。这批同学时不时的要拉着我逃离学校，也就是逃课，用他们的话说，你上不上课成绩都会很好的。去的地方除了九眼桥头外，还有川大校园、望江公园等等。这些同学读书不行，但是在这些地方玩耍却很有造诣，玩耍的方式很多且有趣，逃课下来还是比较愉悦的。
初中三年生活中，我遇见了两位很好的导师，她们在我人生的道路上最初的鼓励和锻炼是我后来步入人生坦途极其重要的基础和关键！
一位是班主任赵老师，她几乎是和我们同时到达二十九中的，一位女老师却是从部队上转业而来，担任我们的班主任并讲授政治课。虽说是从部队上转业下来并教政治，但她待我们班上的同学，无论是像我这种成绩好的学生，还是那批混迹在九眼桥的根本不读书的学生，都像慈母般的关怀关心关照，她受到了全班同学的尊重！更重要的是她在课堂上讲授的政治课，绝对不是一种说教，常常讲出了人生中生活的哲理浅显易懂，我的那些不想读书的同学，反而有些喜欢听她的课。因为成绩优秀，她特别喜欢我，到后来我几乎成了她们家庭中的一员，她的先生和两个儿子都和我处得像父子兄弟一样。
初中二年级暑假，赵老师让我要给她做一件事：她当时订阅了很多报纸，她让我把收集的报纸做归类剪辑，选择那些有用的内容分门别类的做成“剪报”，也就是一本本装订好的小册子，她说她需要在备课吋翻阅。若干年后，当我自己感到在归纳分析事物上总有一些逻辑思维的优势时，醒悟到了这其实是赵老师最初给我的。与其说她需要剪辑报纸作资料保存是她的一个目的的话，还不如说她的另一个目的就是想让我在那个十三四岁的年龄中开始锻炼分析归纳的能力。
赵老师还做了一件对我后来人生经历极为重要的事情，有一次她在九眼桥头碰见了我的母亲，当年我的母亲应当属于那种很忙的管不了儿女之事的“半边天”。偶然的路遇赵老师给我母亲讲了几句话，她跟我母亲说：你要让许仁忠去考成都七中，不要耽搁诿误了他！如果没有她的这番忠告与警言，我和我的家庭也许不会让我在初中毕业后考虑考入成都七中，并且在1963年9月成为那所重点学校的一员。
另一位是成都二十九中的团委专职干部彭老师，她好像也是与我进入二十九中时调到学校里来的。在政治上作为良师益友由她引导促使我在初中加入了共青团，并成为了学校共青团和学生会的主要干部。想要特别一说的是，当年成都二十九中学校团委学生会编辑的一周一期的黑板报！
说到这个黑板报，就要提起和我初中高中及大学都是同学的洪时明先生。洪时明先生初中就和我同学，也是成都二十九中品学皆优的学生。彭老师交给我和他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要每周出一期黑板报。洪兄写得一手好毛笔字，也擅长排版作画。所以，每周一期的黑板报，是由我负责组织编辑稿件，洪兄来排版书写的。这项任务的完成极大地锻炼了我的逻辑思维以及文字写作编辑的能力。比如，每一期都得有一个主题一个中心，需要我去设计和构思。有了主题和中心，还得组稿，动员实际上是恳求同学们写稿子，而更多的时候，只有我自己操刀动笔。一件很有趣后来成为我同洪兄美谈的一件事是，当年也许是贪玩，也许是真有其他事情，我们时不时要发生在预定的黑板报出版时间稿件还没有着落的情况。黑板报一般是周三的下午2:00要抬出去展示，于是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我和洪兄上午头两节课完后即开始逃课，蹲在团委学生会的办公室中赶板报。稿件都没有怎样赶呢？那就是洪兄先在大黑板上划定一些板面区域，他先去弄版面的图画之类的，我即开始构思稿件，因为时间太紧，来不及写成文字，于是就我一边口述，洪兄一边把我口述的内容在黑板上写成文字。记不清有多少次是这样弄出来的黑板报了！
后来我进入成都七中，高一第一学期就被指定为班上的团支部书记，第二学期即被选入七中校团委担任宣传委员。后来得知，当初在从二十九中报考到七中时，彭老师向七中的同行也就是七中的团队专职干部推荐了我。所以，人在一生中会得到很多贵人的指点和帮助，年轻阶段的贵人可遇而不可求，他们对你一生的影响也许会产生不可估量的作用。
（三）在成都七中的五年多
1963年9月，我迈入了成都七中这所重点中学大门，一呆就是五年多。除了高中阶段的三年外，还有两年多是经历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三年是读书学习，后两年多是涉猎了“十年浩刼”早期阶段，所以关于这五年多的七中生活，我也把它分成前三年和后两年多两个阶段来回忆。
上
老三届中的高66级学生，受到了最优秀最全面的基础教育，而在成都七中得到的高中三年的教育和学习，无疑在我的人生中是一个极其重要极其宝贵的学习阶段。
首先是知识的汲取和积累。数理化中的数学，就分成了立体几何、代数、三角和解析几何几科分别学习，高一的立体几何，高二的三角，高三的解析几何，都学了一年，而代数学了三年。物理和化学也是分别学了三年。语文的学习根本没有现在的所谓考试化或客观题标准答案的导向，重点就是阅读和写作。三年中，我和我的同学们在知识的海洋中尽情畅游，吮吸着其精髓和精华。
再就是能力的培养。在成都七中不仅学习到了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和掌握到了终身自我学习的能力。我在七中三年学习中，在各科先生们的言传身教中，在同学们相互间的讨论交流中，在自我学习的能力上得到了极大的提升。能力的培养不仅是学习能力提升，更多的是社会工作能力的提升。我在进入学校团委担任宣教委员后，负责全校宣传方面的工作，包括参与进行校团委黑板报《青年先锋》的编辑和出版等等。
如果说到成都七中办学特色，这个特色就是自由，自由在七中无时无处不在。学习上，没有上课听不听讲，作业完没有完成的约束和管辖。由于在各科学习上都不错，我在学习上是感到最自由最无拘无束的，完全是在知识的海洋中晃荡。最通常的情况是很少在上课时听老师讲授，而比较离谱的是科目交混，上立体几何课的时候我在写作文，但语文课的时候，又在算一个老是算不清楚的代数题目，基本上是以彼时彼地个人的兴趣行事。这些事情开始我自以为做得很隐秘隐蔽，老师不会知道，其实后来好几位科任老师在私下跟我聊到时，我才知道他们在讲台上对我在课桌上做些什么完全了如指掌。比我年长不到几岁的数学老师谢晋超先生有一次课后直接了当的问我“你今天在课堂上在做啥子？”，我很愕然：谢老师怎么知道我在写作文？因为头天晚上读了毛主席《别了，司徒雷登》的文章，十分兴奋与激动想就另一件事写一篇学习模仿主席文笔的作文！谢先生当时笑眯眯的说：“我看你在下边，神态已经完全进入了角色，比我在讲台上讲课更专注更激动！”。后来我在当了老师之后才明白，任何一位合格的老师，他在课堂上讲的都是大多数同学需要听需要讲的东西。所以，在学习上我是充分感悟到了七中的自由是多么的美好多么的令人神往！
学生干部社会工作的自由度也相当大。比如我负责七中的宣传工作，几乎没有人告诉我该做什么怎样做。做什么得自己去考虑去设计去规划，至于怎样做那更是你自己的事了。记得高二上学期，按当时的政治形势，都在展示人们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热况。于是作为团委宣传委员的我，便提出是不是七中也弄一个集中展示同学们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展览室。整项事情仅仅是在团委工作会议上提出并得到赞同，后来具体怎么弄就没有人管了，一间教室布置出来的这个展览室，无论是里边的陈列品，还是其中的文案语言，都是我组织对这项工作感兴趣的同学们完成的，好像当时做什么事也不需要得到什么人或者什么部门的批准。
当年七中有一个传统的黑板报，命名为《青年先锋》，一位同学在寝室里看到另一位同学很精心很认真的在刷他的皮鞋，就写了一篇文章把这件事视为是资产阶级思想和生活作风，稿件投到了《青年先锋》，登出去后一时引起轩然大波，马上有同学以“刷皮鞋就是资产阶级思想作风吗？”投稿《青年先锋》，也把它登出去了。于是，在好几期的《青年先锋》上，分别发表了很多就“什么是资产阶级生活作风”为主题的讨论文章。现在回想起来，这项工作当年做的很自由，没有什么校领导呀老师呀来干预同学们的这种自由讨论。有了这种自由的氛围，事情往往做得比期望的更好！
当然，自由之余也不是没有烦恼的，欢悦总是随时与忧虑相伴相随。从1963年到1966年这几年，国内政治舆论的大环境肯定也影响到七中学子的中学学习生活，我自己也难于脱逃。从1964年初开始，一种“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的舆论在全国提倡与蔓延，其中最主要的是对大中学生这种青年群体的说教。这实际上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阶级分析法对青年人特别是青年学生的煎熬和蜕变，这三句话吧，讲得面面俱到，所有的人都在其中。首先是有成分论，所以家庭出身好坏十分关键，然后不唯成分论，既给了家庭出身不好的人以希望，同时又警示家庭出身好的人也不是进了保险箱，最后的重在政治表现，更是说所有的人一切之一切，你的现实表现才是最重要的。于是在这三句话的魔咒之下，几乎所有的青年学生都陷入了一种莫名其妙的忧思般反省与革新之中。
如果说家庭出身好的人因其先天优势而忧患较少一点，或者说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因为前景堪忧忧患也少一点的话，那么那种表面上看家庭出身不错，但实际上存在着一种隐性麻烦的人，忧患和煎熬更更多了。若干年后事过窗户打开时，大家才明白，有这种情况的青年其实占着多数。因为他们的父母辈，在解放前国民党统治的二十多年中，即便是出身很好，比如是工人吧，难免在当时的环境下，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之类的，或者曾经进到胞哥青红帮混过，又如是革命干部吧，有可能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做过与国民党共事的荣生。有这种家庭出身背景的青年人，在过这三句话时特别煎熬：家庭出身很好在明处，父母辈有这样那样的问题自己又不是很清楚，但大與论大环境期望着你能去揭发父母辈的阴暗面，在批判和自我批判中得到新生。
而我就遇到了这种情况：我的父亲的成分是工人，母亲的成分是僱农，应当很好。但很不幸，父亲在57年反右时，因为健言说了一些不合时宜的话，好在因为是工人，没有被划成右派分子，但被内部定了一个工人阶级中的右倾思想。于是，这就成了一个需要我去揭发去批判去提高的问题，当时的人特别是年轻人，对政治上的患得患失是特别严重的，我也跟其他有这种情况的人一样，陷入了一种特殊的忧虑和煎熬之中，这种情况一直充斥了1965年全年和1966年上半年，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才得以解脱。
再有的一个烦恼就是当时也很讲究群众路线的说法，凡事无论大小，都要去征求去听取群众的意见，而我就在这种征求群众意见的过程中碰倒了特别滑稽的事，不过后来却成了我的“塞翁失马，安知非福”。那是1964年底，我做了一年多校团委宣传委员后，校方认为我特别适合做七中的学生会主席，有关方面都找我谈了话了，让我由校团委委员去转任学生会主席，我甚至和上届学生会主席都进行了初步的接触。但是按照走群众路线的惯例，校方组织了一次到我们班上征求同学们的群众意见的活动，会议结果大出意外，好像班上同学对我意见很大，使校方颇有点为难而举棋难下。怎么办呢？校方权衡许久，在征求了部分科任老师的意见后，与我进行了交流沟通，当然最后的结果是顺应民意我就不去做下届学生会主席了，象干部能上能下一样，按照几个科任老师的意见，回到班上作了学习委员。刚开始我还多少有点情绪，后来才发现。这个学习委员，比校团委委员学生会主席社会工作事情少多了，于是1965年全年和1966年上半年，我得以全身心的投入学业学习之中，使自己在各学科的学业上有了很好的甚至是惊人的积累和发展。事后感叹，这偶发事件真是一桩“塞翁失马，安知非福”的事呵！
所以，当进入到临近高考的1966年四五月间，因为我的学业比较优秀，关心我的几位科任老师以及交往较多的一些同学，在讨论我的高考目标学校时，把我锁在清华北大北航三所学校之中。我们当年大学的排名是清华北大北航三所学校最优，而在当年的政治环境下，考入北航不仅要有与考入清华北大同样的成绩，还需要政治出身好表现好，因为北航当年是军事院校。在他们的心目中，我是应该报考并会进入这三所学校之一读书的，当然最好是北航，仅管当年的名字很不起眼，叫“北京航空学院”，但受到众多的青年学子和老师家长的青睐。当然有这种愿望和看法的更多是我的科任老师以及与我相交较多的同学，他们除了知道我成绩优秀，更知道我在明面处的家庭出身是工人，而他们不知道的另一面是我的父亲其实是工人阶级中的右倾思想分子。
当年关于我在北大清华北航三所大学中必定考进一所的美谈或笑谈，若干年后还形成了一个“三元会”典故：一次小范围同学聚会上，大家在忆及当年考大学的情况时，说到我当年应当读清华北大北航之一的情况，突发奇想的提出了这个“三元会”概念。为什么叫“三元会”呢？因为我正好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谈论此话题时两个儿子一个巳进入北大一个巳进入北航读书，女儿当年尚小，同学们都笑称许仁忠你再把女儿送进清华，不是圆了您当年清华北大北航三元会之梦吗？当然，事实上的情况是我的女儿没有进入清华，而是在22岁时读了两个国外硕士，一个英国卡迪夫大学的，一个西班牙巴塞罗那大学的。
最后也要说到一下成都七中三年读书期间的良师益友。所有的科任老师，比如教语文的白敦仁先生，教解析几何的张葆华老师，教三角的熊庆来老师，教代数的宋思孔先生，教物理的徐聘能先生，教化学的班主任周德芬老师，都是我在七中学习读书时的良师，之中要提特别提到的是教立体几何与代数的谢晋超先生，他应当又是一位我在成都七中读高中时的贵人。关于谢晋超老师教授给我和我的同学们的知识与能力的情况，我用一篇成都七中老三届同学编辑成书的《七中十年》中我所撰写的一篇文章来描述，这篇文章的标题是《谢晋超先生教诲学子二三事》，标题虽然平淡，但却能窥出七中教书育人之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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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谢晋超先生教诲学子二三事
一九六三年九月，我进入成都七中高六六级二班学习。也就是这个时候，谢晋超先生在西南师范学院毕业，由解子光老校长到西师要求，回到成都七中任教。为什么说是回到七中呢？因为谢先生是成都七中高五九级毕业生，毕业后到西南师范大学读数学系的。谢晋超先生回七中后，就在高一的高六六级任教，在我们高六六二班的课程较多。
谢先生在高六六级教授数学课的同时，还组织了一个课外数学兴趣小组，每周有一个下午的课外活动时间，进行约两个小时的数学课外讲授及讨论。现在能记起的有张昭、廖常伟等同学参加，还有一位高六六三班的家也住在工学院的同学，因其对数学的执着与爱好让我记忆极深，只是现在记不起他的名字了，好像姓肖。
谢先生诲人不倦，现在回忆起来，他其实有自已特别独特的育人方法，让学子们受益匪浅。我想，这也许就是成都七中独特的教育风格吧！
《数学小报》
这个课外数学兴趣小组活动初始，谢先生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明确的任务：数学兴趣小组在他讲授数学知识及同学们讨论的同时，要办一份《数学小报》，要求大家都积极投稿，定稿后刻版油印出来供年级上同学们参阅。
因为当时谢先生在我们高六六二班任课时间较多，这份《数学小报》班上的张昭同学和我比较自然的成了主要编辑人。每期的稿件都是谢先生先点题，然后大家围绕谢先生点题的思路自由探讨，谢先生也会作一些讲授与引导，有一些较深的心得体会后，拟就稿件题目，在谢先生指导下逐渐形成可刻印的稿件。后来回想起来，这些稿件实际上就是一篇篇的小论文，谢先生实际上是在培养我们今后步入高等学府时写论文的实际能力。
记忆中印象极为深刻的是张昭同学。除了撰写稿件编辑稿件外，她那一手隽秀有力的好字，使她成为我们《数学小报》钢板刻写的主力，几乎所有期的《数学小报》都是张昭刻写的钢板，当然印刷这种的力气活就是我和班上的其他同学来承担了。
因为有在高中时期负责编辑《数学小报》的过程，十多年后我进入成都科技大学（入校时还叫成都工学院）数学系学习，还和当时的物理系力学系的同学一起，在成都科技大学组织和编辑了一份《数理力小报》，受到各方好评。回想起来回头来看，这应该是母校和老师们赋予我们七中学子在高中阶段学习和锻炼的一种能力吧！
张昭的试卷
上边说到了张昭同学一手隽秀的好字，使人又回忆起谢晋超先生数学教学中诲人不倦的另一桩事：那就是谢先生多次感悟表彰的张昭同学的一份满分试卷。这份试卷是高二中期也就是1965年4月未的一份期中考试数学试卷。七中的数学考试应当难度不小。张昭同学的这份试卷，不仅在于她得了满分，更令人惊讶的是，整份试题答卷无一处修正改动，一手隽秀的钢笔字，尤如是一份印刷体刻在了试卷上，十分工整漂亮。可见张昭同学在两节课的考试中，是如何从容不迫心如止水的思考答题的。
谢先生在之后在多个场合多次的谈到了张昭同学的这份试卷。他说，一个学子在面临考试的时候，能够这样心如止水一样的平静淡泊答题，足以表现出其自知自明自信自省的强大心理素质。心静成这样，还有什么功课学不好，还有什么考试能难住你！
多年后，也就是大约二十多年前吧，我的一个儿子也进入七中就读，我与儿子一起去拜见谢晋超先生时，谢先生谈及到了张昭同学的这份试卷，以及下文将要说到的与我有关的一份历年高考试题答题本。谢先生讲这两份资料他从1965年起保存有三十余年，其间经历了多次家庭搬迁。谢先生戏称这是两份七中数学教学的“文物”！
高考试题答题本
上边说到谢晋超先生曾“文物”般的保留了当年七中数学教学的二份资料，其中有一份是与我有关的《历年高考试题答题本》。
一九六五年六月期末的一天课后，谢晋超先生找到我讲了一件事。他说：“许仁忠，再有一年你们就要参加高考了，我需要为你们参加数学高考做准备。你来帮我做件事吧，我这里有一份从解放初建国开始到目前的历年高考试题，你在今年署假辛苦点，把这些十多年的高考题作一套题解给我，我好为你们参加明年数学高考作准备做参考”。他还特别强调，对每一个题目，要力争做到一题有多个解法。
谢先生给我讲这件事情的时候，语气和语调就像他平常说话一样，平静平淡得很，就像很简单很随意的一件事要我做做一样。但其实，当时我们两人心中都心照不宣的明白，要完成这份历年高考试题，其实对我来讲并非易事，最大的难处在于：试题中约有三分之一的内容，是我们要在即将到来的下一年的高三课程中学习的，而这个暑假这些需要在高三下一年学习的数学内容，我并没有学过，也并不掌握这些知识内容，它其实包含了平面解析几何的全部内容和相当一部分代数的内容，比如复数。但就是在这平平淡淡的师生交流中，我也为不知道为什么明知难处很大，却居然把这个任务接下来了。
于是一九六五年的暑假，为了完成这份试题解，我首先自学了将要在下一年高三学习的平面解析几何和复数等代数内容，然后按谢先生的要求，对建国以来历年历届的高考试题，进行一题多解的试题解答。想要特别说明的是，在建国初期的那几年中，全国的高考还没有统一，都是各大学自己命题，清华的北大的复旦的同济的，各自命题各有难度和特点，这一点确实在当时把我弄得够呛！
还好，经过努力我终于完成了谢先生交代的任务，把建国十多年来历年历届的高考试题，做出了一份试题解，写在一本软抄笔记本上，在高三上学期开学的时候，如释重负的交给了谢先生！
多年之后，特别是我也在大学中学习数学并且后来又在大学中担任数学教师的时候，我才悟出了谢先生当时让我做这份高考试题答卷的育人心思：与其说是让我完成这份历届高考试题答题卷，以便他在为我们准备参加数学高考时备用，还不如说是他要倒逼我一下，让我超前的自学完高三数学的那些内容，以让我在数学学习上有更好的发展，谢先生是在用心良苦的逼我掌握自学的方法。事实上，因为有在七中学习数学时得到了像谢先生这样的一大批老师的学习方法的教诲及知识的传授，我在1978年进入成都科技大学读书时，在学校举行的以初等数学为主要内容的数学竞赛中，以满分获得了第一名。当然，后来我又把谢先生这种超前学习的方法应用于我的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身上，让他们在学业上也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这篇约稿要完成的时候，除了是发自内心的感谢七中母校老师们的教诲外，也想说到谢先生讲到的他那两件数学教学“文物”：我是1996年带着儿子去见谢先生的，那时距1965年已有31年，两份资料谢先生保存了三十年之久，其间经历了十年浩刼。1996年年距今又是20多年了，不知谢先生处的那两份资料是否还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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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了良师贵人，还要提到同学益友。先说到两位学长校友，他们都是七中高64级的学生，一位叫胡世模，一位叫梁杰。胡世模是我在校团委的前任，也就是上一届校团委的宣教委员，因为校团委社会工作的原因，我与他交往很深。这是一位品学皆优的学长，学业自不用说，除了理科数理化特别优秀外，还写得一手好文章。知识分子子女的家庭使得他教养极好，待人彬彬有礼，举止言谈无处不显现出良好家庭教育的涵养和优雅。作为我的前任，他要跟我交接工作，指导和帮助我逐步熟悉工作，这种工作上的密切接触使我受益匪浅，可以说，后来包括参加工作后，我对事物的思维逻辑与分析方法，待人接物的基本处理方式，习惯于教科书式的处理问题的工作方法，很多都受益于他的言传身教。使人倍感遗憾的是，这样一位方方面面都优秀的学长，在后来高考时却失利于他个人的过分自信，以及1964年过于严苛的政审标准。当年，有着数理化强大优势的他，没有去报考北大清华，却执意要去读中国人民大学的新闻系，由于语文考试很难显示出个体的优秀性，加之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这在当年并不受亲睐，他居然在1964年高考中落榜了，听说是十多年后，与我们老三届一起参加文革后的首次高考，才有机会进入大学读书。另一位梁杰学长实际上是当时的学校学生会主席，在校方确定了让我担任下届学生会主席后，他也就成了我理论上的前任，所以与他也有不少接触。他学业一般，成绩并不优秀，但却有与当年实际年龄并不相仿的工作能力，无论学校举行什么重大活动，他都会像一位将军一样，指挥着学生会成员和各班班委会成员，把活动办得精彩得让人瞠目结舌，他在各种场合下的工作能力，实在使人惊叹。因为成绩不是特别的优秀，也许家庭出身上也有一些难言之苦，在1964年高考中，他同胡世模学长一样，两人双双落榜，堪称当年七中最使人失望的失意之事。
同学中还有一位堪称是学习中的益友，那就是我班同学张昭。张昭小学在川大附小与我同班，小学毕业后，她考上七中读初中，高中我进入七中后与她编在一个班。当年七中一个班40个学生，我们班是男女生混合班，男女生各二十名。学号是按照中考成绩分男女性别编排的，张昭是女生中的21号，我的学号是男生中1号，也就是说张昭与我各是当年中考时我们班上男女生成绩第1名。张昭在学习上可以说是一个神人，她最大的特点是学习上了几乎没有什么瑕疵，特别是考试，总是应对自如成绩优秀。在学习上她极爱与我讨论各种问题，当然她的问题有她的特点，用谢晋超先生的话来说，张昭是循规蹈矩的学生，一般人很难挑剔到她的不足。谢先生说我与她完全不同，我属于叛逆型的极不愿意走寻常路的那类学生。我与张昭在学习的思维方式与实际习惯上有很大的反差，但对学习问题却很讨论得起来，她对各科功课的严谨使人佩服得叹为惊止，严谨到有时候提出的一个看起来很小的问题，却可能让我会费相当长时间的周折才能圆满回答。使人遗憾的是，“十年浩刼”使我们都失去了在应该读大学的时候进入大学学习的机会，直到十多年后，她在1977年考入了当年的四川师范学院即现在的四川师范大学读化学，我在1978年考入了当年的成都工学院后来又更名为成都科技大学即现在的四川大学读数学，应该说，这两所学校都不是当年我们读高中时老师与同学们认为我们该读的学校，不过专业还是当年各自心仪的。
益友中还有一位同班同学陈大沛，因为他家在四川大学而我家在成都工学院，作为同是走读生的我们，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因为逐渐交流甚欢而成为挚友。陈大沛为人忠厚，朴实得很难想象到他是当年极富盛名的四川大学中文系系主任的儿子。高中三年以及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两年多，他始终是我在方方面面信赖的同学和朋友，在很多关键时刻，给予我极大的帮助。有一桩很小但回忆与回味起来使人十分留念和不愿忘怀的事：作为四川大学中文系系主任儿子的他，当年家中给他的零花钱显然比我这个工人的儿子多的多，因为都是走读生，经常可以脱离在其他同学的视线之外，每周总有那么一两天，早上两节课之后的课间操时间，我和他会偷偷溜出学校，到当时的离学校不远的磨子桥去买红糖锅盔吃，当然我的作用就是吃锅盔，我是没有能力支付购买锅盔的钱的，因为我几乎没有零花钱，稍有一点都用在买书上了。陈大沛后来的工作与学业也使人十分遗憾：他有兴趣子承父业学习中文，事实上他在中文学习上也有相当的造诣，但那个时代的命运总是造化弄人，从乡下回城后，他在成都师范经过短期培训后被分配到成都十一中讲授化学，这是他最不喜欢的学科。1977年有了高考的机会,他考入四川师范学院也就是现在的四川师范大学。毕业时很期望能到某所高校任教，但当年的分配政策使他后来只能回成都十一中教化学。所以，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自己喜欢和感兴趣的事，都希望事能如愿，但能如愿者甚少，使人感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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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进入到1966年上半年，正当我和我的同学们都踌躇满志心怀期望通过高考进入自己心仪的大学时，一场政治风云粉碎了大家的大学美梦。1966年6月1日，这一天距当年高考还有一个月多一点的时间，当晚7:00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时间里，播放了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同时播发了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等七人的一篇大字报。就是从这一天起，拉开了全国“造反有理”运动的序幕。于是，全国所有大中专院校与普通中学在第二天起都停课闹革命了，高考也变得遥遥无期，最终被取消。
其实从1965年下半年开始，就开始孕育着一种躁动：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一阵紧锣密鼓进入1966年后，五月北京市开始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的三家村。所有这些都预示着中国大地将要发生些什么事情，而这件事情，终于在6月1日晚通过这篇大字报以及相应的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展现在全国人民特别是大中学校的师生面前。
本来再有一个多月就将结束自己高中学习生涯的高六六级的中学生们，完全进入了另一种状态之中，没有想到的是，这种状况持续了将近三年。我们在成都七中读了三年高中，由于不能高考升入大学，就又呆在学校度过了“十年浩劫”的初期阶段，时间长达两年多，直到1969年1月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上山下乡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这两年多大致可以分为这几个阶段：1966年6月初到8月下旬的文化大革命初期阶段；从1966年9月开始到1967年1月的运动发展阶段；从1967年2月开始到1968年7月的文化大革命深入和反复的阶段；1968年8月到年底的收尾阶段。
1966年6–8月这三个月的运动初期阶段，成都七中也象清华等大学一样，经历了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反对工作组带歪文化大革命方向等重要事件。我在这个初期阶段的运动中，是积极投入并起了重要作用的。也是那本成都七中老三届编辑的《七中十年》收录了介绍这段时间七中文化大革命初期情况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成都七中文革初期的几个事件》，也把它辑录在下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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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七中文革初期的几个事件
1966年6月初至8月中下旬，成都七中这所四川省成都市的重点中学，也同其他的大学和中学一样，经历了十年浩劫初期阶段的激动、狂热、迷茫与动人心魄的历程。笔者综合了七中各种QQ、微信、聚会以及私下交谈的资料，整理了这篇文字，尽量客观地描述这段七中历史中的几个重要事件。
引发七中辩论的“第一张大字报”
1966年6月初，成都七中也开始了“停课闹革命”。大字报在校园铺天盖地。几乎所有的班级都对老师贴出了大字报。大字报的内容主要有：老师在课堂上宣扬封资修的文化；在学习上歧视工农和革干子女。有的断章取义把老师的只言片语定为“反动言论”，有批判个别老师的穿戴甚至发型等是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等等。
1966年6月5日上午，成都七中大字报栏中贴出了一份长达近二十页的署名为敢闯、向东、霹雳、烈的大字报，题目为《向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七中党支部开火》，中心论题是讨论和批判近年来七中的当政者所推行的以苏联凱洛夫教育理论为代表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同时，对运动刚开始几天就有大量的老师被作为牛鬼蛇神或反动权威批判揪斗提出质疑。
这篇大字报产生的历史背景是以敢闯向东霹雳烈为代表一批同学，一直对学校所推行的教育路线有所质疑，对于运动初期七中大批的教师被揪斗，也有所迷茫。6月4日下午，4位同学中的“敢闯”和“烈”进行了一次较长时间的深度交流，共同认为应以大字报的形式表示一下自已的思考和认识。当晚，由敢闯执笔，在高六六级与高六八级部分同学的支持行动下，这篇大字报在6月5日凌晨完成。
一石激起千层浪！这篇大字报引发了成都七中长达半个多月的激烈辩论。这是第一张把矛头指向七中校领导层的大字报。以现在眼光看，大字报还是有些“粗糙”的，特别当时在“左”的思潮的引导下，使用了不少过激的措辞。围绕对大字报的看法，七中校园出现了不同意见，同学们大体分成了“两派”。一派认为不能把大字报的矛头指向学校的党领导。另一派同学是支持大字报观点的。这种争论一直持续到六月中旬。这期间问题相对简单，争论只有一个焦点：七中到底执行的是什么样的教育路线？是不是执行了苏联凯洛夫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当然，也没有人认为七中完全执行的是“无产阶级教育路线”。争论过程中有些人提出，大字报的结论只有少量的事实依据，还需要补充事实。为此，两派同学分别贴出了支持自己观点的大字报，其中以这四位同学为代表的一方，前后在半个月的时间中，写出了五论批判成都七中所推行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大字报。
这篇大字报，虽然署名的只有敢闯、向东、霹雳、烈，但它的作者实际上是以成都七中高66级同学为主的一批学生群体。这批同学中，不少是学业成绩优秀的尖子生，其中很多人都是成都七中校级和各班级的学生干部。比如在大字报上签名的四人中，两位曾任成都七中校团委委员，一位曾任成都七中学生会主席。大字报签名的四人都是学校的优秀学生，都是解子光校长的重点培养对象，他们实际上是七中“教育路线”的“受益”者，以这样的身份来批判七中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也令人疑惑，但反过来又增加了批判的分量。
应当说，由这份大字报所引发出来的两类同学的辩论，逐渐形成了后来的两派，也就是持保守观点的一派和持激进观点的一派。随着运动的深入，最后形成了文革初期的保守派红卫兵和造反派红卫兵。
当时的运动形势，尽管同学们还在辩论七中党支部是否执行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但事实上到6月中旬，七中党支部以解子光校长为首的党政领导都事实上被剥夺了领导权，领导七中各方面工作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已经是由李虎巨任组长的工作组，这个工作组就是由1964年就进驻七中的“四清工作组”改换名字为“成都七中文化大革命工作组”。
从某个意义上来讲，这个以工农干部为主的工作组，他们在知识分子集中的学校中做主导，实际工作能力和效果还不如以解子光为代表的成都七中的知识分子干部。所以，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同学们关于以解子光校长为首七中党支部是否执行和推进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辩论，很快的转化为以李虎臣为代表的工作组能否很好的领导七中文化大革命的思考和质疑，从而在6月下旬，引发了部分同学要求这个工作组撤出成都七中的呼吁和要求。而这部分同学的代表人物，仍然是帖出那份大字报的敢闯、向东、霹雳、烈，到这个时候，支持他们的七中同学，也逐步越来越多了。
“6.24”要求工作组撤离七中的事件
进入6月中下旬，运动逐步深入，同学们的思维也在逐步深化。当时，关于七中党支部推行的什么样的教育路线，似乎工作组同越来越多的同学一样，也持有了一种批判态度，甚至由工作组内部传出，讲他们在“四清”时就对七中党支部推行的教育路线有所质疑和批判。与此同时，揪斗批判老师的风潮愈演愈烈，越来越多的老师被作为牛鬼蛇神、反动权威甚至是资产阶级生活作风被批判揪斗。在这个过程中，以敢闯、向东、霹雳、烈为代表的一大批同学，发现这种批判揪斗老师的风潮，与工作组的导向有关。这些同学们发现，对有些老师的批判，实际上是工作组引导和组织的。比如，当时对谢晋超老师的批判，是由一封谢先生与其表弟的通信引发的，讲是那封信表现出谢先生的反动本质。但是富于思考的敢闯、向东、霹雳、烈等同学在分析中发现，这封所谓的反动信件，实际上是工作组抛出的，因为只有工作组才能掌握这种信件。又如对来自上海市的一位倪世麟老师，揪斗的事由是所谓他用极其恶劣的手段对付他在上海的女朋友，表现出其资产阶级的劣根性。但敢闯、向东、霹雳、烈等同学认为，倪老师在上海的表现，成都的同学们怎么会知道呢？显然是有人在有目的的引导，这个引导者可能性最大的就是掌权的工作维。
于是，这样的工作组能不能够领导好七中的运动？七中的运动要走向何方？工作组需不需要撤换？这样的一些问题开始在敢闯、向东、霹雳、烈等一批同学中思考。正在这种背景下，6月24日下午，时任成都市委宣传部部长的肖菊人到七中了解与调研工作，从而引发了要求撤换李虎臣为代表的七中文化大革命工作组事件，后来被称为“6.24”事件。
当天下午6、7点钟，在学校二教一楼的一间教室里，肖菊仁部长与敢闯等一伙同学展开了对话。教室中约有六七十人，除了肖菊仁部长和他的几个随行人员外，主要是要求撤换七中工作组的同学。肖菊仁部长坐在课桌的椅子上，敢闯等同学或站立或半坐在课桌上，对话内容一个是七中党支部是否执行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此，肖菊仁部长虽未明确表态，但他肯定和表扬了七中同学敢于思想敢于批判的精神和做法。但对对话中同学们要求很强烈另一个问题，也就是学校文革工作组对七中文革指导不力，要求市委宣传部撤换这个工作组的问题，肖菊仁表示了明确的不赞同态度。肖菊仁反复给同学们做工作，强调运动要加强党的领导，而工作组就是加强领导的一种重要形式和措施。作为党的高级干部，肖所说的话虽然很有分量，但也无法真正说服敢闯等五六十个同学。当然，敢闯等同学对肖的一些观点和理由也很难提出有力的反驳，双方都感到有些辣手，僵持的时间很长。一方面，是敢闯等同学要求市委宣传部撤换以李虎臣为代表的七中文化大革命工作组；另一方面，肖菊仁部长反复给同学们做工作，明确表态工作组不能撤换，更不会撤走。整个交流持续了好几个小时，直到25日凌晨。后来得知，在几个小时的交流和僵持中，作为与肖菊仁部长作主要交流的“敢闯”，曾数次离开交流现场，到隔壁教室与当时同学们都公认很有思想很有魄力的“烈”同学交换意见，据此传出了“烈”在幕后，“敢闯”在台前的说法。
当年成都七中中还有一所滑翔学校，是培养空军飞行员的，招收的除了身体符合飞行员的要求外，都是出身好政治可靠的学生。这边会议的交流在进行时，那边传出了有人要抢学校档案室的流言。当时工作组向向滑翔学校的学员布置了任务，要防止有人抢学校档案室，要对档案室进行保护，并派了很多人巡逻在“对话”教室周围，防止出现意外。
在交流无果的情况下，25日凌晨，敢闯等同学们与肖菊仁部长达成暂时中止讨论交流的共识，同学们表示再认真思考，特别是认真思考肖菊仁部长的意见；肖菊仁部长也表示把同学们的意见和要求带回市委汇报研究。
“八·一八”閲览室三楼大辩论
“6.24”事件之后，情况逐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主要是在运动的指导上，沿用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57年反右运动的思维和方法，开始出现在学生中抓右派学生及至反革命学生的矛头。这种情况在大学比较典型普遍，因为成都七中是中学，情况还不十分明显，但也有相当的迹象。
一方面，在工作组的导向下，校内出现了一种舆论和流言，把七中党支部是否执行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这种偏认识性的纯粹讨论政治化，提升到了是否“反党”的政治高度，更有與论把“6.24”事件中希望撤换七中工作组的要求，说成是“取消党的领导”。另一方面，同学中两派的分化更加明显，有同学在工作组的授意下，对敢闯、向东、霹雳、烈做分化工作。比如，第一篇大字报是由敢闯执笔写出的，“6.24”事件中敢闯也一直在与肖菊仁当面对峙，但在当时都出现了一种说法，认为是“烈”在幕后指挥，因为“烈”更有思想，更有魄力，或者说更有“野心”。事实上，确实有同学在工作组授意下找到敢闯，希望敢闯能站出来，揭开这些事件的真相，也就是揭露“烈”。
随着时间的推移，敢闯向东霹雳烈四位同学感到压力越来越大，校内外讲他们是右派学生是反党的舆论和流言越来越多，他们自己也逐渐产生了一种惧怕心理。四个年青的中学生，心里的确都有些害怕，年纪轻轻就成了右派反革命学生，怎么办？但他们又觉得，坚信自己是热爱党的，是符合当时党反修的大政策的。所以，尽管有不少同学来劝阻来建言，但四个人还是有自我的底线，没有一个人推诿，更没有互相揭发。七月中旬一次全校同学都参加的抗美援越的大游行，他们四个人被告知不要去参加了，留在学校与滑翔学校的一些同学看守“牛鬼蛇神”。这种特殊待遇和安排，使四个人思想压力更大了，在当时的大环境纷围下，他们四人彼此间的接触交流也基本停止了。
1966年8月初，中共中央召开了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在阅读了十六条之后，敢闯向东霹雳烈4位同学终于逐渐从惧怕中解脱出来。他们恢复了接触交流，对照着十六条，反省和检查了过去两个月自己的行为，认为是正常的正确的。他们希望明辨两个问题：一是讨论七中党支部是否执行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是不是“反党”？二是要求撤换工作组是不是“取消党的领导”？
就这两个问题，同学们也更进一步地分成了两派，支持敢闯向东霹雳烈的同学慢慢的增多起来。八月十八日，两派同学共同议定，举行一场辩论来讨论这两个问题。辩论在学校主楼的三楼阅览室进行，约有200多同学参加了这场辩论。
辩论就成都七中六月初停课闹革命以来的主要大事情进行了辩论，主要的辩论题目有：七中党支部是否是执行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学校被揪斗的那么多老师都是牛鬼蛇神吗？工作组是否阻碍了群众的斗争热情？写大字报的同学是否是反党反革命？要求撤换工作组是取消党的领导吗？等等。
众人属目的“烈”同学在这次辩论会中走到前台，思路清晰条理分明能说善辩的他展示出学生领袖的风范，在他的引导下，辩论会逐步深入渐入佳境形成高潮！辩论从下午二点开始一直持续到晚上，双方争论不休各持己见，难以得到一个明确统一的结论。晚十时，突然一个同学从楼下跑上来，大声说：今天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了北京红卫兵了！这一当时激动人心的大事让大家一片欢呼，辩论会主题迅即转移，在没有任何结论下就结束了。
“八·一八”大辩论后，七中校内形势发生剧烈变化，如疾风暴雨发展迅速。8月20日“红卫兵6234部队”成立，进行了“破四旧立四风”运动。以敢闯向东霹雳烈为代表的一批同学，走出学校与川大、电讯、工院、川医等大学的大学生学长一起走向社会。他们中有的参加了四川大学学生冲击八月二十六日西南局及四川省委在东方红大礼堂召开的大会，有的同电讯的大学生一起，走上街头喊出了“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的口号。而北京一批血统论红卫兵带来的“出身论”对联，迅疾将学校同学们置于“红五类”、“黑五类”之争中。九月中旬后，七中开始出现各类造反派组织，四位大字报的签名者很自然地成为七中最老的“造反派”，后来他们中的“烈”与“向东”也成了七中最大的两个互相对立的造反派的最高领导。
本文是笔者综合了七中各种QQ、微信、聚会资料整理而成，目的是为了尽量客观地描述1966年6月初到8月底这段七中历史中的几个重要事件。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 中央在1981年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所以，以“历史决议”的观点看，七中文化大革命初期这几个历史事件，从方向上来就看完全是错误的！但，这就是我们老三届所经历的“历史”，谨记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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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有4个主要人物：敢闯向东霹雳烈。基于很多原因，那篇文章中用的是当年这4位同学用过的曾用名，我在这里要说明的是，那个“敢闯”就是我。这篇文章已经够长的了，里边把我当年在那近三个月时间所经历的及所作所为都介绍得很清楚，所以这一阶段我就不赘述了。但从另一个角度，还想说说感悟。首先应当确定，当年做的这些事情是荒唐的，也是错误的。当然，做出这些错误的荒唐事与当时的政治思想背景有关，当年就是那样，最后几乎全国人民都卷入了这场运动之中。但另一方面，作为十八九岁的青年学生，能在那样复杂激烈迷茫的环境中，有那样的思维那样的行为，对个人政治敏感度的提升学习，以及实际操作某种事物的能力学习，还是有其积极意义一面的，它其实展示了我和我的同学们的思维能有的深度与广度，展示了我们参与和操作一个事件与活动能力。
到了1966年8月下旬9月初，我基本上离开了七中，参与到了四川大学、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等学校的大学生运动之中，也就是投入了“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的运动之中。因为这样，一是有幸的避开了当年在中学生中因为北京传来的一副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而引发的极其野蛮极其荒唐的阶级路线大辩论，二是结交了一批大学生学长，从他们那个地方得到了很多学习和成长的机会与引导。1966年9月13日，我与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的大学生们一起登上列车奔赴北京，在毛主席第三次接见全国红卫兵的9月15日到达北京，并直接从北京车站奔赴天安门广场接受毛主席的接见。从这一天起到10月上旬，我一直呆在北京，除了再次接受毛主席“十·一”第4次接见红卫兵外，更多的时间是在清华北大北京航空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地质学院等大学观看大字报，结交北京大学生朋友。
应该说确实大学生和中学生是有两个层次的差异的，尽管结交的这些大学生朋友，他们的年龄也比我大不了几岁，但他们的见识他们的思维他们的行为方式都给我提供了极好的学习机会。先说一下在成都电讯工程学院认识的那位大一学长，他其实只比我们高一届，是高65级的进入大学刚一年多点，来自江西省我们都喊他江西老俵，当然也许他年龄实际上比我们还要大点。除了满身都充斥着来自江西山区的那种朴实忠厚的味道外，他对我们这些中学生的关心和照顾真的是无微不至。
当年只是通知全国的大学生，可以免费乘车到北京串连的，而中学生不在此列，但仍有不少的像我这样对事物多少有点敏感和先知先觉的中学生，有各种各样的因缘和理由，在那个特殊年代中认识了这些大学生，并且融入这些大学生的生活和活动之中，因此搭上了去北京的列车。在我们这辆列车上，一共有4位中学生，除了我和七中的另一位男同学外，还有成都四中的两位女同学。因为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当年是军事院校，大学生们在车上都穿着军装，所以我们4个中学生格外显眼，很快就被发现了。也正是因为军事院校的严谨性，立刻就有信息传来让我们去见学院的党委书记，同学们也叫他政委。政委是一位很和蔼可亲的老人，去之前老俵就给我讲了很多，中心的意思就是让我从容应对不要紧张。整个与政委的交流都是以我为主应答的，感觉效果还好吧，至少老俵的敦敦教诲起了不少的作用，最后政委既宽容又严格的告诉我们，他只能让我们随火车到达北京，但到北京后我们必须离开他的学生，离开他的学院，他告诉我们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就是部队，部队有部队的纪律。所以，到北京后我们只好依依不舍地与老俵道别，后来得知，其实在我们见政委之前，政委就先传召了老俵，老俵也如实向政委汇报了我们的情况，这种汇报实际上给我们做了铺垫。
到北京后去的第一个大学是向往已久的北京大学，也许是缘分吧，我在北京大学的大字报棚，结交了北京大学西语系一位大学生学长。在有好几天的时间中，我都与这位西语系的大学生待在一起，感觉很深的是北京的大学生能，北大的大学生更能。这位西语系的大学生学长带着我在北大清华那一片的若干学校中转悠，包括北京钢铁学院北京矿业学院北京农业大学北京地质学院等等。转悠中，他跟我讲了很多很多，既有北京的人文地理知识，也有北京这些大学的来龙去脉，关于北京的文化大革命从六月到国庆前后的历史和现状，他似乎也了解得十分清楚，不仅讲述事实，还给我进行更深度的分析，比如对当时北京存在的三个红卫兵司令部他就讲的特别清楚，与他转悠的那几天真是受益匪浅。在将要分别的时候，他了解到我是跟随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的大学生来北京的，于是把我带到北京航空学院，因为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的大学生同学们就住在北京航空学院，他把我介绍给了北京航空学院他所认识的大学生。回忆起这些，还是感到我是很幸运的，在年轻的时候，除了能遇到学校的老师那种贵人得到教育帮助外，就是在动荡的环境时间中，也能偶遇到像江西老俵和北大西语系这位大学生学长的友人予以相帮相助，在思想方法和行为模式上给予提携。
1966年10月中旬，从北京大串联回成都后，运动的形势发展很快，无数的造反组织如雨后春笋般诞生，在经历了轰轰烈烈的1967年一月风暴夺权后，来了二月逆流，在四川叫二月镇反，当然很快的就有了反击二月逆流，并且文化大革命也由文斗转入了武斗期，后来的右倾翻案以及反击右倾翻案风，让时间很快的进行到1968年年中。这段历史不是我要回忆和记载内容，我想要回忆和记载的是当年的一些感悟，以及因为这些感悟使我实际上慢慢的逐渐远离了那场浩刧带来的动乱。
在上边《七中十年》的那篇文章中提到了四个人，除了我之外另外三个人，都自始至终在那场大革命中参与很深，其中有两个人还分别是后来红卫兵造反派分为两派之后的七中的这两派红卫兵组织的负责人，而我却从1967年1月起就与当时已经得势的造反派群众组织渐行渐离，最后在1967年年中几乎彻底脱离了它们，成为了当年称呼的“逍遥派”。后来回过头来看，这也是命终注定的幸运吧！因为在相当长的时间中，这种是红卫兵组织负责人的身份，或多或少或长或短或轻或重都给当事人引来了一定的麻烦。
我当时为什么会这样呢？先说1967年1月份我与七中巳经得势的红卫兵组织渐行渐离，除了因为个人的一些习性兴趣与爱好不习惯在一个组织中充当头目外，在成都电讯工程学院交往的江西老俵以及在北京大学偶遇的那位西语系大哥，在跟他们的接触中，他们的言谈举止行为，特别是他们不经意间说的这样那样的话语对我产生的影响，使我对这种得势的红卫兵组织以及他们内部外部的争斗产生了淡泊甚至厌倦之心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那两位大学生对当时的运动看得很透彻，其实也深深地在其中参与和努力，但他们内心之处有一种另外的在当时不便明言的一些东西，在我们的日常交流中影响了我，使我也开始像他们一样，有时会站在问题的另一面来思考来分析问题。
到了1967年2月，突然出现的二月逆流使人很不解，但没有用到一两个月，这场逆流又被粉粹，这种急剧性的反反复复，使我对这场文化大革命运动产生了一些疑惑的想法。特别是到了1967年7月武汉事件及武汉事件解决后相关人士回到北京又发生的意想不到的惊人的变故，使我这种疑虑更加加深。当然进入1967年下半年，那种对解放军枪支的明抢暗送，以及两派之间的大规模武斗，使我意识到这些都不是我能接受的，更不是我想要的。于是从1967年年中起，我就逐渐与当时的红卫兵组织脱离了，在社会在家中当起了逍遥派，和1966年6–8月那种积极的参加与投入相比，我完全是判若两人。
多年之后也就是“十年浩劫”结束之后，从后来披露出来的当年所发生的种种事件，解开了我当时的疑惑：毛主席这位最高领袖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直存在左右两派斗争，两派都不甘寂寞，随时都在利用最高领袖的讲话或者不讲话的倾向性机会，向对方发起攻击，所以说出现了从1966年未到1968年中这将近两年的反反复复，想要控制局势或者说大致能控制局势的是最高领袖，也正是为了这种控制，最高领袖也不得不在两派的争斗中采取相应的谋略。那么在之中浴血奋斗的最基层的红卫兵也自然在这种左右摇摆和争斗中难以独善其身，成了最基础的棋子和法码，也惹来相当的麻烦甚至付出了深刻的代价。很庆幸我较早的脱身而出，而很多同学身陷其中，有的甚至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代价。
将近一年的逍遥派，给了我时间和机会，这个机会就是读书。说来也巧，我家隔壁有一位卓叔叔，是当时成都工学院的讲师，大学停课了他也没有事就回老家去了，托我住在他的房间替他守守房子。他的房间中有很多书，其中居然有一本《政治经济学简论》，名字叫简论其实是厚厚的一本，把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写得很详尽，更主要的是通俗易懂，于是我便开始读这本大部头。
后来的若干年中，因为阅读了这本大部头，给我在方方面面带来的帮助和好处在当时阅读时是意想不到的：十年后，我在金牛区商业局工作，曾两次参加由金牛区委组织的党的基本路线工作队到人民公社工作，读懂的这本大部头，除了让我能从容的用来应付工作外，更让我结识了当年在金牛区委区政府的主是干部，比如当时的区委副书记后来的区委书记陈佐国、区委财贸部部长杨忠国等。二十年后，我进入西南财经大学任教，在当时还是计划经济的大环境中，一位理工科专业的老师在财经院校做教学科研，不知晓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困难应是很大的，事实上读懂的这本大部头，对我当年的教学科研起到了极大的指导和促进作用。三十年后，已经进入市场经济的中国，因为是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它实际上在方方面面都有政治经济学的痕迹和影响，而所读的这本大部头，还是对我所有的活动是有所补益的。
在红卫兵小将极不听话的情况下，毛主席在1968年7月派出了工人宣传队，在解放军的支持下进驻到全国大中学校，校园秩序瞬间恢复正常，工人和解放军的纪律性把当时在社会上已蔚然成风的早请示晚汇报及跳忠字舞普及到校园。又比较庆幸的是，仍然是出于不满意象工人宣传队这种老粗来学校指手画脚，从1968年9月到年底，我居然又和一批同学在七中上演了一场与工宣队有理有利有节的柔性游戏活动，这个活动给我带来的一个极富成果的副产品是，我居然因此躲过了使人倍感滑稽的跳忠字舞，事实上在那个滑稽的年代我是真的一次忠字舞都没有跳过。当然，为了约朿红卫兵恢复校园秩序，大学进行了毕业分配，所有的大学生都走上了工作岗位，因而也开始领取当时不斐的干部工资。而中学生就没有这么多好运了，1968年12月毛主席发出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我们这批被称为“老三届”的6个年级中学生，便离开学校上山下乡当了知识青年，我和我的七中校友们，也就阔别了带给我们丰富青年生活的七中。
行文到此，关于我的学习生活的回忆和写作，在安排上有了些小小的变动。文字的开头，我曾经说想以学习是终身的理念，把参加工作之后的学习，都作为一个一个阶段回忆和记录下来。但现在这个想法有了些改变，因为工作的各个阶段，虽然也贯穿满了学习，但他的主题和中心应该是工作，是工作中的学习，以学习为线条去回忆工作，有点喧宾夺主。所以，关于我的学习生活的内容，我做了以下调整：将不专题写工作中的学习，把工作中的学习放在我的工作那一 部分回忆内容中去记录，而我的学习生活，下边将直接进入到大学的学习。
（四）三十一岁上大学
岁月轮回转，经历了下乡两年工作七年之后，未曾想到上大学的机会居然降临，真应了那句“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老话。1977年，粉碎了“四人帮”后重返中央工作岗位的邓小平，主动要求分管教育科技，老人家的第一板斧，砍在了教育战线上，短短的两三个月时间，决定了在1977年11月恢复高等院校招生考试。擱置了十多年的大学梦，好像又能圆了，大学在向我招手，只是这时我已“三十而立”。
从听到小道消息开始，到最后看到正式的官方通知，我和我的同辈们欣喜若狂的投入了报名考试的准备之中。1977年的高考是分省各自命题，四川省考五科：政治、语文、数学、理化（史地）、外语，不过计录取成绩时，外语不计入在内仅作为参考，只记四科的总成绩。准备考试的过程中。结交了一批考友，大家都叮咛不安的期待着煎熬着，之所以叮咛不安备受煎熬，是因为各有各的情况，有的是初中生，没有上过高中但也想一慱，犹如鲤鱼跳龙门一般，而当年高66级的同学却又怕政审等等方面的问题过不了关。结交的考友中，有一位贾姓朋友就是初三学生，因为酷爱理工科在乡下当知青时，自学了一些高中数理化，也是因为酷爱理工科坚持要报理工科院校，显然由此难度不小。另一位考友是我小学和高中的吳姓女同学，虽当年也就读于成都七中但成绩不是很优秀，十多年过去了且已结婚生子，父亲是成都工学院的水利学教授，执意要让她女承父业学水利，我与她的考友关系更多的是我在指导和帮助她复习。
在期盼和不安中，大家终于完成了77年高考。当年高考我总分329，据说进入了全省前30名。当时是考前报名，十多年过去了，也不想同时也不敢再去期望圆北大清华北航的梦了，所以报了离家最近的成都工学院，观念中能读大学就好，当然也有怕政审过不了关的阴影。而成都工学院负责招生的毕老师，是那位吳姓女同学的邻居，两家人关系特好，他一直在提供很多正面的信息，鼓励我努力报考大学，反复跟我讲不要怕政审过不了关。但是1977年执行的高考政审标准是1964年的，极其苛刻充满了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烙印与鞭苔，我尽管高考成绩总分329分进入了全省前30名，但被政审这条硬杠子挡在了录取投档之外，成都工学院参加录取的毕老师根本没有看到我的投档，很不幸我落榜了，仅管早有预感也早有思想准备，但还是很失望很失落。
众人都很惋惜，我更是落寂，天意如此有什么办法呢？不是十多年前就有一副对联说过“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吗！万念俱灰之下唯有放弃大学梦。这时，那位吳姓同学的邻居毕老师，从吴姓同学夫妇处了解到我在七中读书时曾有优异的学业成绩，便来劝我不要灰心，要有信心第二年再考。毕老师当时是成都工学院负责招生分配的学生工作部部长，他应该是我在大学期间遇到的一个贵人。因为如果没有他的几乎是坚决的劝告，我也许会从此放弃参加高考，和大学说再见。因为毕老师在招生圈内，他在1977年招生结束后，就到北京参加了教育部的招生录取工作总结会，他在会上得知全国像我这样的高考成绩优异，但却因为政审而落榜的考生不在少数，高层正在总结和反思1977年沿用的1964年的高考政审标准是否妥当。回成都后他就同吴姓同学夫妇一起找到我，告知了我这些情况，希望和鼓励我78年再考，并表示只要有一线机会，他一定会尽力为我争取。
这样，我在1978年7月第二次参加了高考。考前的报名中，当年可以填报五个自愿，我全部都是填的成都工学院，全部是当年成都工学院为了扩大办学师资力量而特地举办的高校师资班，第一志愿是数学师资班，当时的想法极其简单，如果像毕老师那样思想解放的干部都不能把我招进大学，那其他的学校我就更不敢奢望了。那年高考是五科，物理和化学分开单独考试，总分500，我考了400分，虽然也名列全省前茅，但平均分80比我77年的平均分82要低点。因为据说也是邓小平拍了板，1978年录取的政审标准采用了1962年的标准，而1962年由聂荣瑧元帅制定的政审标准相对要宽松得多。于是，我以第一自愿被录取到成都工学院的数学师资班，终于能迈进大学的门槛了。
作为插曲，想在这里聊谈一事：近一二十年来，在相当大的范围中曾经流传着一种其实并不准确的说法，说是现在在成都七中教学的老师管理和批评学习不努力特别是上课不认真听讲的学生时，用的一段很经典的批评语言是：“不好生学习就只能去考读对门的四川大学”。这句话不是无风不起浪，它有来处但说得不是特别的准确，其实是很不准确。所谓不准确是这些传言有夸大七中之意，成都七中确实是四川省最好的中学，但也绝不是学习不努力的差生只能去考去读四川大学，这也太贬低作为211、985的四川大学了。这段话的出处就在我当年读七中时的班上，是我们的一位数学老师讲的，当年他在与同学们谈起要努力学习时，曾诙谐的顺手指着七中对门的学校说“不好生读书就只能去考对门的学校”，而对门的学校就是成都工学院，当年它与成都七中隔路相望，以成都工学院当年二类非重点大学的资质，七中的老师讲这样的话还比较客观比较靠谱。后来成都工学院改名为成都科技大学最后又并入四川大学，如把当年戏指成都工学院的话说成是四川大学，那就确有过分抬高成都七中且贬低四川大学的味道了。似乎有点像滑稽版的“一语成谶”，我这个当年众望所瞩要考上北大清华北航的七中学生，居然真的在十多年后考上了对门的大学，当然不是不努力学习，应是时过境迁。此是笑谈和闲谈，不能当真！
进入成都工学院报考的数学师资班，就个人的愿望来讲，就是想毕业后在大学当一位数学老师，所以内心还是很满足的，何况入校不久成都工学院就由原四川省管改为由当时的科学技术部管，成了重点大学并改名为成都科学技术大学，感觉就更好了。何况，当年进入大学时，我已经31岁，岁月的碾压以及社会的磨合，巳经把我改造得很现实很实际了，当年七中品学皆优时的凌云壮志早已不复存在。
据说当年录取时，因为我当年的数学考得不是特别的好，负责录取数学师资班新生的老师似乎对录取我到数学师资班还有些犹豫，是毕老师多次与那位老师交换意见，告诉了他我在成都七中读书时数学的情况，他才有点勉强的录取了我，所以我说毕老师是我在大学里遇到的又一位贵人，因为没有他的坚持和努力，我会被成都工学院录取，但是不是会录取到数学师资班那就很难说了，而学习数学一直是我多年的期望和归宿。似乎是为了证实毕老师向数学师资班的招生老师所讲的我在成都七中学习数学的情况是真话，进入成都工学院不久，学校举行了一次以初等数学为主要内容的数学竞赛，我以满分的成绩取得了数学竞赛的第一名，是不是数学竞赛的题目不难呢？其实不是，因为取得这次数学竞赛第二名的成绩是刚刚及格的60分多一点，其他参加竞赛的同学都没有及格。这个竞赛成绩使得数学系老师们十分惊异，毕竟是他们出的数学竞赛题，居然会有学生取得了满分，确实有点始料未及甚至有点难谌，但不管怎样这个满分第一名是出在数学师资班，毕竟是他们的弟子。后来学校的校刊《成都工学院报》把我的数学竞赛的答题进行了全文刊登，并刊发了我写的相应的竞赛分析文章。
先说说大学的功课学习，这是必须要说明的，因为事实上在学习初等数学的时候，我，也许还有一大批数学爱好者学生，都误读了“数学”。当年我们都喜欢初等数学，都从初中数学的学习中享受到了乐趣。进入大学才发现，真正的数学不是我们在中学中学习和想象的数学。好在毕竟是真正的喜欢数学，所以也就很快的完成了从初等数学向高等数学学习的转换，这种转换不仅是方法上的，更多的是思维方式上的。四年中，我们学习的的课程涉猎之广泛是进入大学前根本没有想到的。来罗列一下：立体解析几何、数学分析、高等代数，这应该是大学中高等数学最基础的三门课程了，接下来的有复变函数论、实变函数论、泛函分析、近世代数、概率论及数理统计、计算数学、凸分析、图论、拓朴学、运筹学，因为各种原因，在成都科技大学数学系的学习中，还涉及不到更多的数学分支中的那些专业课程。应该说，大学课程的学习再一次激发出我对数学兴趣和热情。
也许是中学的学习奠定了一定的良好基础和较好的学习方法，所以大学4年的学习在学业上一直都很优秀。当年成都科技大学每年评三好学生和优秀学生干部时，最顶尖的就是在全校每年评出十位三好标兵，我在大一大二大三连续三年被评为学校的三好标兵，三好标兵首要的条件就是要学业优秀。入校后我先担任班上的班长，一年后成为数学系的学生会主席。当时社会工作上有两件事情是做的相当优秀值得缅怀的。一是如同在成都七中办《数学小报》一样，在成都科技大学我们数学系、物理系和力学系的同学一起办了份《数理力小报》，是由同学们自我选题独立撰稿写成的一篇篇关于对数学物理学力学上一些问题的思考和讨论，实际上就是一篇篇小论文，这对促进同学们深入钻研学术问题，提升自我思考和分析问题的能力，以及提高论文写作能力是很有补益，由于印出来的小报要发到同学们手中，也积极的活跃了学习专业知识和进行学术研讨的氛围。
二是成都工学院也就是后来的成都科技大学，每年“五·四”各系都要出一期篇幅较大内容较多的墙报，各系的墙报一溜儿的贴在行政楼对面的墙上，那是同学们从宿舍到教学楼上课的必经之路，所以颇有点各系相媲美略争高低的味道。应该说我们数学系的墙报，每年都是办得最好的，除了有美观漂亮的版面外，更重要的是每期都有一份关于介绍数学史上有趣故事的文章，每次墙报贴出去后，在我们数学系墙报前驻足围观阅读的同学是最多的。
大学中的先生们和同学们都很有特点。先生中有几位印象很深刻，在大学中对我的学业发展影响很大。康世锟先生给我们授课三年，前两年讲授数学分析，到第三年讲授实变函数论时，康先生采用了全英文的学习方式，也就是他的讲授和我们的作业都用英语，教材也用英文原版，这对我是个不小的挑战。我的外语的情况很复杂，中学六年学的是俄语，进入大学不开俄语了，中学学俄语的同学都改学日语，我在学了一个学期的日语后，数学系很多老师告诉我，查数学国际文献日语很少多是英语，于是从大一第二学期起，我又改学英语，这样显然我的英语基础很差。好在康先生用英文讲授时，语速特别的慢且讲授的内容都在黑板上板书，而且基本上都是专业词汇，不会参杂其他的内容，所以在听课上居然跟上去了，至于作业因为有英文原版教材和听课笔记，所以用英文完成似乎后来也习惯了，但不管怎样这对我都是一个极大的挑战，但这同时也从一个角度对我极差的英语有所提升。
另一位对我的学习和研究方向有指导和引路的先生是系主任王荫请教授，正是王荫清先生引导我走上了学习和研究模糊数学的道路。模糊数学是20世纪60年代诞生的一门新的数学分支，当年国内的学者参与研究起步才两三年，王荫清教授便是其中一员。王先生把我引进了学习和研究模糊数学群体之中，给我提供了在当时为数极少的资料，指引我在这一个方向进行学习和研究。在王先生指导下接触到模糊数学已是大学四年级，所以刚入门不久就毕业了，毕业后我分配到了四川财经学院也就是现在的西南财经大学，王先生引导我所学习和研究的模糊数学，后来在西南财经大学的教学和科研中，都取得了相当的教学科研成就。
77、78级的班级是最热闹的。一是年龄相差很大，以我们班上为例，年龄大的就是我这样的老大哥，老三届高六六的都三十一岁了，而年龄最小的应届生只有十五六岁，应届生也应不止十五六岁嘛，那是那两年的考试报名放得很宽，比如说在校生，不管你是高一的，高二的还是高三的，都可以报考都统称他们是应届生，读书早一点的高一只有十五六岁也在情理之中了。二是文化基础差异也很大，像我这种老三届高六六级的，是接受了完整的基础教育的，但当年老三届中有六个年级，从初一到高三都有，都可以报名高考。再就是从71年开始普通高中恢复招生上课后，从73年起到77年也也有三、四届高中毕业生了，当时他们都在农村上山下乡当知青，也就符合条件报名高考了，应该说这几年毕业的高中生，在当年文化大革命那种氛围下，基础教育的程度应该不是很高的。还有就是严格的说实际上是小学生学历的，也就是老三届前一两年的小学生，小学毕业的时候正是文化大革命停课闹革命，后来学校恢复上课了，他们也就上了初中，但基本上是学工学农学军就是不学文化，两三年后也上山下乡了，他们中有些同学读书愿望很强学习的韧性也很强，在乡下也自学了一些文化知识，有一定的基础也参加高考了，我大学班上就有这样的同学，他自我解嘲的说他是由小学直升大学的。这两点差异使得大学的班级就很热闹了，年龄大的有结了婚生了孩子的，年龄小的日常生活甚至还像个娃娃。但这样的班级同学们相处却其乐融融，同学之间的关系十分融洽密切友好。
我是在入大学后在1981年添了一对双胞胎小男孩，当年虽是带薪读书，但工资太低，虽说白天请了两个婆婆帮我带孩子，但有时也会出现婆婆家中有事来不了接孩子，于是有好几次我都是背着孩子，到课堂上听先生授课，这也算是我们78级大学生一种特殊的情况了，还好，几次背着小孩在课堂上听先生授课时，小孩都睡着了没有哭闹。孩子是1981年出生的，到了7月孩子半岁时，四川主要是成都遇到了几十年一遇的大雨洪水，我当时的家就在锦江旁望江公园对面三官堂街，大水漫来整个家都是齐腰深的水，好在家离学校不远，班上的同学们在洪水到来前就帮我把两个孩子都搬到了学校的学生宿舍中，两个孩子在孩提中就享受了一次大学生活。
大学4年总体都过得很顺利平静如意，中间虽有带着小孩读书的忙乱乃至烦恼，但总体看来内心是十分欢愉的，日常生活特别是经济上都很艰苦甚至时有窘迫，但懵懂着毕业后各方面都会有很好的改善，内心也充满了期盼。也许是一种宿命吧，就像我进入大学在录取上有很多周折一样，在毕业分配也就是最终要离开学校的时候，在我的分配上又产生了不大不小的矛盾，动静似乎比入校录取时要大得多，讲是宿命指的是，大学四年中间特别顺利但一来一去进校离校时总有坡坎麻烦不断。
我们毕业时国家处于计划经济状态，毕业是按计划进行分配，一个萝卜一个坑，班上有好多个同学，计划上就有好多个工作岗位。如果按照当年的分配大政策，凡是带薪读书的同学，都是哪来哪去，因此按照政策我确实应该回到我考起大学时的单位成都市金牛区商业局去。如果是认命的话，也不会产生那么多麻烦和周折了。问题在于临近分配的我，想到很辛苦的读了四年大学，而且学了很多高端的数学知识，回到商业局那个单位有什么用处呢？何况当初报考的就是数学师资班，就是想在大学里面当教师，现在让回原来的单位，心中确有些不甘。这是我这边的实际想法，而另一边也就是学校方面，因为我这大学四年的学业，确实相当优秀，校方对回原单位也颇有惋惜，一种说法是他们辛辛苦苦培养出来一个人才，似乎就这样回原单位去专业极不对口所以也很遗憾，加之学校的干部中有像毕老师那样的贵人替我四处呼吁，所以问题就复杂化起来了。校方特别是管毕业分配的学生工作部提出应该把我留校，让我发挥四年学业优异的作用，未曾想到这个建议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在当年我处的数学系引起轩然大波。
后来得知，让我留校工作能够发挥最大作用的就是留在数学系当老师，但基于很多方方面面的现在确实不好一语道破的原因，数学系明确表示不愿意让我留在数学系。这就形成了不大不小的一个矛盾：校方特别是管毕业分配的学生工作部建议我留校在数学系任教，但数学系却不愿意接受。问题后来还扯到了学院党委，党委虽没有明确表态我具体该怎么分配，但管学生工作的王朴安副书记确定的原则是许仁忠的分配一定要慎重，要使他学以致用学以能用。其实我个人虽然不想回原单位，但也并不想留校，我学的是数学专业，毕业的时候已经35岁了，这个年龄在数学上已经出不了什么成就了，所以留在学校数学系并不是我的期望。当时我们班上的分配计划中，有一个四川财经学院教师的指标，我其实喵中的目标是它，朦胧中感觉到如能分配到四川财经学院，也许对我个人的发展会更好些。
所以，在我的分配问题上最关键的时刻，因为学校党委确定了关于我分配的原则，事关重大具体管分配的数学系党总支找我很深入的交换了一次意见，当然也是属于正常的工作，因为当年的毕业分配是需要和每一个被分配学生谈话的，只是与我的谈话氛围却大不相同，数学系党总支正副书记、数学系正副主任、教师党支部书记约有五六个人集体与我谈话。谈话开始时的气纷是很严肃甚至有点对立的味道，所以谈话开始不久，我便表明我不适合留校自己也不愿意留校，我明确的表示几个留校在数学系任教的名额，给一些表现不错但更年轻的一些同学，对各方面更有好处。同时我也表示，在数学系学习了四年，各级领导和老师们也花心血培养了我，回到我原来那个单位确实很难学以致用，我明确的提出希望我能够分配到四川财经学院。当我表明这个态度之后，谈话的氛围迅即发生了变化，我感到在座的领导和老师们都松了一口气如释重负一般，所以后边的谈话居然成了拉家常，领导和老师们都问了我一些家庭的情况，比如娃娃有多大了，等等。
后来得知我这个表态太关键了，用一句在外交上时髦的话来讲，是在合适的时候合适的地方讲了合适的话。因为我自己提出我到四川财经学院能更好的学以致用学以能用，所以，谈话一结束我一离开，在场的都是能决定我们班分配方案的关键人物，马上调整了班上的分配方案，让我去了四川财经学院，并立即把我的分配情况向学校党委作了汇报。这是一个喜大普奔皆大欢喜的结果：学校党委满意，因为他们培养的一个优秀学生分配到了一个能发挥作用并且自己也满意的单位。数学系也很满意，他们只是不愿意我留在数学系当教师，从某个意义上来讲他们也不愿意我回原单位，我毕竟是他们花心血培养出来的优秀学生。我个人更满意，因为一开始我就没有想过留校对我是最好的，在知道分配计划后我就孜孜以求想到四川财经学院去当教师，那个时候的简单想法是到四川财经学院这样的大学去教数学，我一定会做的特别优秀的。
皆大欢喜之下也有一点小小的遗憾。一是我的贵人毕老师，录取我进入成都工学院他就费了多大的心血和精力，好在我大学四年的表现也没有辜负他的信任与帮助，在分配上他又为我留校力争，甚至把一个学生的分配问题扯到了学校党委那里，但最终是我自己表态不留校了，在这一点上也许我辜负了他的期望，但我也无法，如果我要留校或者说坚持要留校，我觉得也许我会给他惹更大的麻烦，因为据我所知数学系不愿意留我在系上也是很坚定的。再有就是数学系主任王荫清教授，他虽然也参加了与我分配的谈话，但基本上一言未发，因为按高校的体制，系主任管业务管教学，学生管理特别是毕业分配是党总支在管。不过事后我从其他一些渠道得知，王先生曾在一定的场合一定的范围表示对“许仁忠不能留校他自己也不愿意留校”很遗憾，他好像比较含混的说到也许这对各方都不是最好的选择。我明白王先生说这番话有他业务上内在含义很深的思考，事实上我们毕业后，国家也逐步进入到改革开放特别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阶段，因为分配到后来又改为西南财经大学的四川财经学院，我在把应用数学与经济管理的教学科研的结合上也做了不少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特别是为当年的四川省的数量经济学的发展作出了一定贡献。我在西南财经大学任教和科研期间，曾多次与母校成都科技大学应用数学系的领导和老师们共同探讨应用数学如何更好地为经济体制上的改革开放服务这些科研与教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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