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引发的吹牛，浮夸，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和人民公社引起的共产风，不仅导致了经济上的困难和饿死人的大饥荒，而且在政治上导致了向新民主主义的倒退。毛泽东对政治上的倒退是不能容忍的。在与刘少奇的反复较量后，毛泽东逐步认识到，靠自己的个人威信和党内地位无法战胜刘少奇极其所代表的路线，必须另寻它法。而且刘少奇明显不再尊重自己，而是将大跃进的责任都推到自己的身上，这让毛泽东认识到刘少奇是个机会主义人物，是难以说服教育的。实际上那段时期毛在中央高层是极端孤立的，很多高级干部都把毛泽东当作过气的领袖和即将下台的领导人，而刘少奇才是真正的一把手。在刘少奇当面顶撞毛泽东时，除了陈伯达，没有一个高级领导支持毛泽东。后来，彭真也敢于当面顶撞毛泽东，邓小平则六年不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所以才有毛泽东后来所说的，“中央分一线二线，不是两个中央”的话。那时，中国确实有两个中央，即刘少奇的一线中央和毛泽东的二线中央。毛泽东的二线中央其实只有毛泽东自己，林彪只算半个支持者，而刘少奇的一线中央则聚集了中共高层的绝大多数。
这样的力量变化其实很好理解。毛泽东是那种带有清教徒情节的人，讲艰苦奋斗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民主革命时期，因为面对共同的敌人，他们可以团结一致，可进入社会主义时期后，毛泽东还一再讲防修反修和艰苦奋斗（其实就是防止干部走向腐败，防止共产党执政的国家跌入周期律），就让绝大多数干部不理解，也从心里排斥。在共产党内，只有少数高官能够理解毛泽东为什么要搞反修防修。中共元老谢觉哉说: “中国历史上一直是官国。当官做老爷的特权思想一代又一代传下来，从古代到民国都是如此，有很厚的土壤。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打破官国传统的人是毛主席，共产党的官儿就是不能当官做老爷，要为人民服务，这是党的宗旨。可是我们共产党进城了，当官的特权，跟着就来了。很多人感到这是天经地义，我的亲戚要我帮助安排工作，觉得这是正常的，我的孩子要坐我的小车，吃的比别人好，穿的比别人好，也感到很正常，可我感到这些对我们党来讲是不正常的，是非常危险的。”（见《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从他给军队干部减薪的做法就可判断，跟着毛泽东只能吃苦为乐，还要甘当人民的孺子牛，这种类似于圣人和清教徒的高标准，对大多数领导干部来说太难以取得认同，也太难以达到了。而跟着刘少奇则会有很多实际好处，生活会越变越好。所以，当时很多干部都是支持刘少奇路线的。
在文革之前，也的确很多高官都开始滋生了当官做老爷的想法。腐败最早的是高岗，解放之初就开始大吃大喝，乱搞女人，导致毛泽东从苏联回来后在东北视察时一直在讲艰苦奋斗。中组部部长安子文则长期乱搞男女关系，据说搞的还是个英国特务（见《聂元梓回忆录》）。
文革虽然是毛泽东精心策划的，但文革开始后，尤其群众被动员起来后，毛泽东对文革走向的控制就一直都有问题。这里面有毛泽东的判断问题，有反对派捣乱和抵制的问题，也有毛泽东对群众觉悟估计过高的问题。让毛泽东最伤脑筋的是，地方的文革与他要搞的文革在目的上和诉求上并不交叉，而是大帽子底下开小差。王绍光认为：“文化大革命的参与者是理性的政治行为者。正是由于它们在个人和集体行动中追求独立的目标才最终导致了毛的文化大革命的失败。”
其实整个十年文革一直是在左右摇摆中进行的，这也是文革发动者和参与者内在矛盾决定的。文革初期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66年5月-7月，这个阶段主要是刘少奇的“工作组”主导；第二个阶段是1966年8月-10月，这个阶段是“老红卫兵”为主的阶段；第三个阶段是1966年11月-12月，这是平民子弟的群众组织开始主导局势。1967年1月后才开始进入夺权阶段。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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