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宏：助我高考的人

说起77年的高考，每一个从那考场走过来的人都会心潮起伏。

有幸考上大学的你我，是那个荒谬迷茫年代的幸运者；也是点缀那突然恢复高考消息带来的“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小背景。虽然许多往事如烟，但我会常想起当年和我一起插队的知青伙伴，那些鼓励我，帮助我的人。

魏来鸿，一位汕头知青

我是1975年下乡的。回想起来，当知青时我会莫名其妙的喜欢读书，77年高考顺利的考上大学，我是得益于一帮难得的益友，而来鸿是其中典型的一位。

在我们下乡时，来鸿已在那插队好几年了。我所在的生产队和他的生产队相隔不远。没见到来鸿之前，几个和他在一生产队的知青同学就说过他的许多故事：1965年汕头地区高考第一名。当年他的老师们认为他一定能被清华录取，叫他只报清华，不要报其他学校。可65年，清华在汕头地区只有一个名额，那年，一领导的孩子上了清华。而其他学校那时都尊重个人的选择。就这样他被大学遗漏了，没上大学。对他来说，本来第二年再考一次也能上大学。可第二年是。。。！

人们都为他感到命运的不公。但他在我们这些新知青面前从没说什么，有人提起，他也只是轻描淡写的一带而过。他喜欢读书，知识丰富却是显而易见的。那时，他住的小屋是我们几个知青常聚的地方。对我来说，他的小屋是我的小小图书馆。

在他那，他有许多那时被批判的所谓“封资修”名著和诗集，还有几本厚厚的从文革前旧报纸剪下来的文章集和科普杂志。我们这些在文革中长大的知青，那时读的多半都是“大字报”，“社论”，“语录”，“老三篇”或“艳阳天”，“金光大道”之类的东西。来鸿那些旧报纸的文章让我耳目一新：原来感人的文章，可以是温馨的，是不需要引用“语录”的。看我喜欢读那些文章，来鸿给我谈起一些他喜欢的作者及他们的作品，如秦牧，古夫和岑桑等。这些作者能把看似平淡的东西，一件小事写的生动，活泼，精彩，引人入胜。他们让我喜欢了读书。

读那些科普杂志，我们慌恐地意识到自己的无知，刺激了我的学习。一次我们读到一编关于法拉第和他发现电磁感应定律的故事。一个知青伙伴感叹的说“别人那么年轻就做出这么多重要的发现，我们虚度18年，还拿着最原始的劳动工具干活”；自嘲“久有凌云志，不知能干啥”。

不过，让我最受益的是做那杂志上的逻辑推理/思考题。以前学习，基本上是模仿例题，见过的可能就会做；没见过的或表述方式不一样的就不知所措。那时没什么事时，我会拿杂志上的逻辑推理/思考题来做。从开始毫无头绪，硬是慢慢的明白了什么是逻辑推理，懂得了怎么解那些题。通过做那些题，我在不自觉中学了也用了，假设推理，反证推理，归纳推理等后来在书本上提到的证明/解题思路和方法。让我后来能思考/分析似的学习读书，而不是过去模仿似的学习。让我在无聊的时候居然会自学数学。 77年高考复习时我省了不少事，数学都基本不用复习了。

在那读书“无用”甚至被嘲笑的年代，有这么一位大哥似的知青伙伴是我们的运气吧。他读书不为“用”，无功利的读书的情怀感染了我，让我没有在辛苦又单调的知青生活中傍徨，浪费时光。他的小屋，我的小小读书馆培育了我对知识和科学的好奇，对未来的憧憬。

五个爱“胡闹”的知青伙伴

我们插队的地方是广东省博罗县铁场公社上水大队。我们广外（广州外国语学院）的17个知青分在3个不同的生产队。那时候上大学的明确规定是“社来社去”。刚下乡时，许多一起插队的同学就声称能上大学也不去。不过在我们这帮知青中，小庆，小峰，贺“老头”，钊，和我被来鸿问是否会上大学的问题时，我们都说有机会就去，读了再说。或许我们的答案对来鸿口味吧, 我们后来都成为他的好朋友，是他那的常客。

我们这五人中，小庆每天都学英语，他要哪天不学，我们都会笑话他是“动物反常”。他也会看“青年自学丛书”中的数理化的书。其他人，都是胡乱的自学。但是我们相聚时，总会有人拿些问题考别人。后来，我们互相考不够来劲，要在知青中搞知识竞赛，美其名为“要做有知识有文化的社会主义新农民”。我们这个提议得到了我们的带队干部和与我们同一个大队的中山大学知青的带队干部的支持。我们正儿八经的搞了一份数理化语文政治全包了的知识竞赛题。为了做那些题，我老老实实翻书了。这活动歪打正着的让我们提前复习了一些后来高考要考的课题。

我们既互相挑战也一起学习。高考复习的最后一星期是收网冲刺之时，大家堆积了不少没做出来的问题。有一晚，他们几个叫我一起复习。他们拿了一道他们认为做对但又和书中给出的答案不合的题让我做。我没细想就做了，和他们答案一样和书的不一样。这逼着我好好的再做一遍。我很快就知道我那想错了。他们几个很认真的看了我的解法，很认真的搞明白那道题的正确解法。没想到，高考的理化考题中有一题和这道题是几乎一样的。考理化那天，出来一对题。他们几个都做对了，就我错了。贺“老头”喊着说“这题就是那天你做出来的”。我沮丧的意识到我又犯了我第一次做那题时犯的错误！

当年铁场公社是广东省高校的知青点，几千高校知青分布在十几个大队。77年高考，整个铁场公社中专大学加在一起只有29人入围。来鸿和我们5人都入围了。后来，我们3人上了大学，两人读了中专（当年广东的招生政策是，入大学围但没被大学录取的，中专可以录取）。来鸿那时他已30多岁了。大学又一次的把他遗漏了。后来，他顶替退休的母亲回了汕头。

或许这就是“近墨者黑，近朱者赤”吧。伙伴们影响着彼此的成长。我刚好有这么几个爱学习又喜欢互相挑战互相学习的知青伙伴。我们把彼此送回城，送上了学校。

复习，考试和一路相助的人

77年恢复高考的消息犹如冬天里的一个响雷，把早已疲倦了“文革”的国人从冬眠般的昏沉中震醒！几乎所有人，不论家里有没有人参加高考，都兴奋无比！许多人都以各种方式让自己卷入到这举国瞩目的高考活动！

那时候，许多人对我们这些在准备高考的人特别的关心。那段时间，熟悉或不熟悉的长辈，老师见到我都会问我复习的事。有的帮我找文革前的高考题，有的出题让我练习，有的主动的给我提供辅导。

曹老师 – 广外政治历史老师

77年从10月份公布高考通知到12月11日就要考试，总共只有两个月多一点的时间复习。我把主要的精力都放在了物理和化学上，根本没有时间考虑政治和语文的事。一天，大概离高考已经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了，老爸回到家说曹老师要给学院准备高考的子弟复习一下政治。对我来说有人指点是求之不得。老爸和曹老师是平时见面能说说笑笑的人，关系挺好的。曹老师把他编写的复习资料用复写纸写了五份，给了我一份。曹老师的这份复习资料真是帮了我的大忙！

那时候，我根本不知怎么复习政治。曹老师的这份复习资料让我有了复习的专注点。对我启发最大的是他答政治题的方法。我从这份复习资料学会了怎样答政治题。虽然我花在复习政治的时间加起来不到一个星期，77年的政治，我居然考了87分，远远的高于我对自己的预想。没有付出考高分的努力，却得了高分。让自己喜出望外，美了一把。曹老师是让我考政治开窍的人。

从此，虽然上政治课是一如既往的敷衍对付，可政治考试我总是胸有成竹：大学时政治课考试并列全系最高分；研究生入学政治考试高分过关。这都是得益于曹老师当年的帮助！

黄老师—华南师范大学数力系老师

黄老师是北大数学系毕业的。没有高考的事之前，我就拿着一本“变量与函数”的数学书自学着。所以，那时见到他，有时就会问他数学的问题。高考复习时，当然少不了找他。那时问他的就不仅仅是数学问题了，物理的，力学的都问他。那时，他有一本“物理思考题集”。他和我几乎把所有的问题过了一遍。但是，我收益最大的是他随口说的几句话.

那时，见到的数学复习问题，多数我都能信心满满的对付。可解析几何的问题，读高中时没怎么学，有点似懂非懂的。有一天，没有讨论任何具体的题目，我和黄老师说起对解析几何的困惑。他告我，中学的解析几何，第一步就是建立带变量（x,y）的等式，一般要用到两点间距离的公式，然后是简化。简化出来一看就知道是圆，椭圆，双曲线，还是抛物线啦！他这一说，我明白了我的问题在那了。从那以后，解析几何就是小菜一碟。高考时数学的最后一题就是解析几何。那道题难倒了不少英雄好汉。我们整个大队有7，80人参加高考，只有我做了出来。

或许，黄老师知道我有做题粗心的毛病，在我要回农村参加高考前到家来坐。他告诉我，“考试时，一定要保证正题都做对了，才去做附加题！”。这句话大概让我在数学上多了不少分。

77年广东省的高考，第一天（12月11日）考的第一个科目是数学。这么多年才有的第一场考试，我们这些考生一拿起考题，多数都好比“饿虎出笼，饥不择食”的瞎做。我是拿起题就没头没脑的急急忙忙的赶着做题，20多分钟就把正题做了。心想，完了，这些题目这么容易，大家都要拼附加题了。我赶紧要了做附加题的纸。附加题上只有两道题，我一看觉得自己会做。可那时的我，已经紧张得手在抖，精神根本无法集中；我花了将近一小时，就是没能把一道4元一次带一待定系数方程组简化成2元一次待定系数方程组。时间一分钟一分钟的过去，看着眼前会做却做不出来的题目，我的心情糟透了。还剩半小时左右，黄老师“一定要保证正题都做对”的话反复的在敲打着我，我很不情愿地放弃了做附加题，回头检查正题。好在我回头检查那些急急忙忙做的答案，我发现了几处运算错误！

考完出来，我才发觉，认识的人中，根本没有人做附加题！多数人都被那道解析几何题难住了。那年，我数学的分数是94分。如果没有后来纠正了几处错误，大概分数就要低多了！

黎医生—-护卫我跨过最后一个坎的人

对我们知青来说，考完试了还是“革命尚未成功，哥们还得努力”。我们又担心起体检。

体检对我们在上水大队插队的知青来说是件很讨厌的事。那时，农村没有什么医疗设施。我们的体检安排在公社的大礼堂。我们所在的大队离公社最远。

体检的那天，我骑着单车载着另一知青和大家走了10几公里颠颠簸簸的泥路赶到公社参加体检。骑着车，这帮人开始了自己吓自己的胡扯。我们插队的地方是广东省肝病的高发区，我们知青当中就有两个在那得过肝病。在路上这帮人就开始担心：怕体检时肝部被摸出有点大；担心着虽然已“冲出了高考的‘五次围剿’”却瘫在这体检的床上。

体检时我是提心吊胆的一个项目一个项目的过。或许是载人骑了一个多小时单车的缘故，虽然肝没肿大，量血压时那医生“哎，你的血压怎么有点高”却把我吓懵了。医生让我坐在一边平静一下，然后再量一次。坐在一边，我是越坐越心慌，开始担心自己会是瘫在体检床上的人，担心自己无法“品赏革命的胜利果实”。我根本无法平静。再量一次，当然就还是“高高在上”了。医生只好把两次中低一点的写在体检表上，让我把余下的项目完成了。

可想而知，那余下的项目，我是在无精打采中走过的。

完成了最后一个体检项目，那体检表需要主任医师的签名。我六神无主的走进了主任医师的办公室。“唉，黎医生，你在这上班呵”，我吃惊的看到了一熟悉的面孔。

我插队的生产队叫黎屋生产队。黎医生的家就在那里！我们都知道他是县里的医生，他老婆是生产队的妇女主任。在我下乡的两年多，我们相遇过几次，但从未说过话。显然，他认得我是他们生产队的知青。

见到我，他像见到熟人一样地招呼我，询问我高考和体检的事。我给他讲起前面医生说我“血压有点高”的事，问他这会有什么影响。没想到，他听我这一说，就说“我再给你量量“。大概是见到熟人，体检也做完了，已经有点“死猪不怕开水烫”了，他量血压时我已什么都不想了。让我喜出望外的是，量完后他说“没有呵，你的血压不高呵”。然后，黎医生把另一医生叫来，让他也给我量一次。这时我又紧张了。量完后那医生说“上面是138”。140是高血压的临界值。真是该高的不高，不该高的又瞎高了。黎医生说“刚才是128，那我们就用128吧”。那医生同意了。他们把我体检表重新写好后签上他们两的名！

真不知道，怎么会有这样的巧合，在最后的关口把关的是黎医生，让我有惊无险的闯过了我现在想起来还会心惊的体检！我不知道如果没有黎医生的护卫，那原来的体检报告会有怎样的后果。或许这就是人们说的“这是上苍的眷顾”吧！

1977年的高考，我收获的不仅仅是考上大学，还有熟悉或不熟悉的好人的友情和帮助。我是幸运的。我得到的是众人的相助，命运的恩赐！对于我们每一个在1977年考上大学的人，我们考试中得到的每一分都有他人付出的心血；我们的身上凝聚过许多人的祝福！

但我更知道，当年在每一张考上大学的笑脸的背后都掩盖着成千上万的人失望的泪水。对于我的那些没上大学的知青伙伴来说，1977年的高考，给他们留下的是一种铭心刻骨的痛和无奈！一位我插队时集体户的伙伴，许多年以后告诉我，“你们上大学以后，我常在噩梦中惊醒”！

1977年的高考，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是残酷的！那些没上大学的，有我许多优秀的知青伙伴，有我在广阔天地生死相依的战友！想起高考我就会想起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