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时明：迟到的高考

要说“恢复高考”，还得先说说“废除高考”。1966年上半年，我在成都七中读高三下期，所有课程相继结束，开始准备高考。但当时的校园已很不平静，批判以“三家村”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文艺黑线的运动越搞越烈，眼看高考临近，我们却完全不在状态。“5.16通知”之后，运动急速升级，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紧接着学校宣布停课闹革命。6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6月13日中央和国务院关于高考推迟半年的决定，同时登出北京四中和女一中高三学生提出废除旧升学制度的两封信。当时谁也没想到，高考这一“推迟”，竟是整整十一年！

其实，高中那几年，我已逐渐意识到，能否上大学，不在于学习成绩。我们前面几个年级中，就有不少品学兼优、才华出众的同学，因出身不好而没考上大学，其中大多数下乡，成了所谓“老知青”。我们高三时，学校加强了“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的宣传教育，经常请贫下中农、知青代表来学校作报告或座谈。成都市还办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训练班”，主要面向这类学生。

我父亲57年被划为右派，接着就到千里之外的会东县接受改造。身患心脏病的母亲带着我们兄妹三人留在成都，非常艰难，母亲于65年初去世……。我中学时代反复听到的训诫就是“与家庭划清界限”。高三那年，形势越来越左，我关心的已不是能否上大学，而是能否不被归为“资产阶级孝子贤孙”。刚刚宣布推迟高考时，我感觉压力很大，悄悄烧掉了自己中学六年所写的全部日记。尽管那些日记已经够左，但仍担心被人抄出来曲解上纲。即便如此，在接下来的以“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对联为标志的“血统论”风潮中，我仍未逃脱挨批斗，写检讨，被弄到郊区劳动改造等等。

不久后，那种“血统论”一度被上面制止，只因文革的目的不在于此。而我却自以为获得了解放，满怀感激地投入到那场浩劫中，耗掉了许多宝贵时光，而出身的阴影却并没有因此离开过我。

1968年底，最高一个指示，69年初，文革中滞留在校的六个年级学生全部上山下乡，到农村插队落户。我被分在冕宁县泸沽区山边的白坭村。刚到农村那阵，我又曾有过一种解放感，因长期的学校生活和文革一直让我十分压抑，下乡后，除了大自然能抚慰我的心灵以外，务实的农民也不那么在乎知青的出身，主要看你干不干得活路。于是，我似乎获得了一种平等和自由。

可惜，那种感觉并不长久，很快就在招工和入学等过程中熄灭。下乡不到两年，周围的同学陆续回城，而每次推荐都轮不到我。三年之后，我终于彻底失望。1972年，我被当地农机厂招工录用。新办的小厂就在安宁河边的山坡上，前不巴村后不巴店，离我们生产队只有40多里，虽然回不了成都，也不能再读书，但好歹算是个工人，可以拿工资吃饭。至于73年那场“白卷”风波，只让我更觉得升学与自己无关了。我一门心思就是学手艺，这对我很现实。

1977年，我在厂里结婚，妻子是同厂的初65级“老知青”，境遇相似。当时，我们所有的打算都是如何在当地过日子。几个月后，突然得知“恢复高考”的消息。做梦也没想到，我们“老三届”还可以考大学！回城的梦想再次被点燃。那时妻子已经怀孕，她很支持我报考。于是，我跟厂里另一个七中知青一起，抓紧时间复习，参加了那年高考。我自己感觉满好，但至今不知道成绩。紧接着，妻子回成都生孩子，我却不得不在当地坚持上班，否则要被扣工资，一家人生活会更困难。78年初，好友被成都农机学院（现西华大学）录取，高高兴兴地走了。我左等右等也没有结果，直到大学纷纷开学仍无音信，便知道无望了。不过这种挫败也经历得多，我就渐渐安下心来。几个月后，妻子回厂上班，因当地生活条件太差，只好把孩子留在外婆家了。没想到，我突然收到一封西昌师范高师班的录取通知，真让人哭笑不得。我第一担心的是今后的毕业分配，如果再被分到更偏远的山区教书，一家人还要分居两地，那不如就都在农机厂好些。我决定不去报到，这辈子就老老实实当工人吧！

谁知道，很快又传来78年高考的消息，妻子仍鼓励我再考。我便托我哥在成都为报考资格问题咨询了省招办。答复是，我这种情况还可以再考。于是我又开始准备，我哥还找了几本旧教科书和一些复习资料给我寄来。我是车工，每天八小时必须在车床边站够，无法偷闲看书做题，只好下班后抓紧时间复习。常常熬到深夜，有时要到凌晨两三点后才睡，白天照样上班。

受77年高考影响，78年有更多知青准备报考。但厂里有十多位文革前高中毕业的老知青却被招生规定所限制，没有资格报考。有位高65级的老知青跟我关系特别好，平时很爱学习专研。他非常关心我的复习，常帮我计时做模拟考试，共同判卷，讨论解题方法等等，对我帮助很大。

78年夏天，我再次去县城参加高考，总的感觉还是不错。不久后收到成绩通知：总分418.5分。这个成绩很快被传开，据说是全西昌专区最高分。大家都为我高兴，其中最高兴的就是那位曾帮助我复习的老知青，他整天喜形于色，就像是自己考中了一样。

接着便是填志愿，最高目标就是户口能回成都。在招生简章中，我很快发现成都工学院的基础部师资班，那里清楚地写着“主要为本校培养师资”，就是说，毕业后留校可能性大。我本来最喜欢数学，无奈考数学时钻牛角尖，丢了十多分，而物理就算我考得最好的一门，于是第一志愿就填了工院物理师资班。

然后就是去县城体检，其他各项都通过，就是血压太低，测了好多次都过不了关。医生不忍心，小声对我说：“你到楼下去等着，我在窗口上叫到你的名字时，你就先围着蓝球场跑两圈，再跑上二楼来，马上测。”我便按着他的提示去做了，终于达标过关。可惜我没有记下那位医生的名字，至今心存感谢。

不久以后，我如愿以偿收到成都工学院物理师资班的录取通知书。尽管当时的形势让人感觉已有相当把握，但当打开通知书时，仍有一种意想不到的激动。

78年10月，我一个人回到成都，因妻子没有假，不能同行。我第一眼看到女儿时，她已经八个月！女儿很快就与我非常亲热。我衷心感谢岳母的辛苦付出，帮助我们小家庭渡过那段决定性的时期。

还记得进校报名那天，辅导员老师第一眼见到我，就指着我十分感慨地说：“你要读书真是太难了！以后慢慢跟你说。”后来，她才告诉我，那年，我的档案曾被成都工学院招生组三次退回给省招办，理由是家庭问题。但省招办人员三次都明确回答：考生本人政治表现没有问题，按照今年招生政策，这种退档理由不能成立。由于省招办再三坚持，最后，我才被工院招生组勉强收下。至于我父亲到底有什么特殊问题，我至今无法弄清，也不想去猜测。我从内心感谢当年省招办那些从未谋面的工作人员。

1980年，我父亲终于得以平反，右派问题被纠正。无奈他已六十三岁，在金沙江边山区度过了整整二十二年。不久，他被财政部下文批准为全国首批的“注册会计师”。后来，父亲承担过一些重要事务，他的专长和才干得以发挥。十年后父亲因病离世。

最后还想说几句：为了我读书，我们小家庭长期两地分居。我78年离开妻子到成都读书，82年留校，妻子的户口直到88年才转回成都，整整十年，在女儿最需要父母的时期，我们却很难相聚。这也是我们所承受的代价。

无论如何，我在三十一岁时进了大学，而同时代的绝大多数人却再也没有这种机会。十多年积累的超量学生集中在两届报考，并受到大学一年之内最大入学数量的限制，学校和全社会已经竭尽全力，……。

这篇回忆拖得太久，终于在当年入学的季节完成。只愿它也能成为那幅历史拼图中小小的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