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东郊那些老厂，比如82信箱、69信箱、107信箱都是苏联援建的。建厂初期每个厂都有十几二十人的苏联专家组驻厂指导。也有的厂有其他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比如东德、捷克的专家。
这些厂也有不少的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去苏联学习、培训过。
当时苏联刚刚经历了二战，男性较少，一些苏联女性对中国去的男性感兴趣，苏联同事也有给中国培训人员介绍苏联女朋友的。但是国家有规定：留苏人员不论男女都严禁和苏方人员谈恋爱结婚。不过私下里偷偷来往的还是有。
一个东郊大厂的厂长在宾馆里和一个苏联女服务员睡觉受到严重警告处分，文革时被批斗，说他中了苏修的美人计，充当了苏联间谍。后来调到贵州三线厂。
我父亲的一个大学同学，也犯了同样的事，回国后受到严重警告和降级，从大厂的总工降为小厂的副总。
我父亲当时是和苏联专家对接的技术组负责人，所以我听到过他、以及他的一些同事来家讲述的和苏联专家交往的事情。我自己也有一点点亲身经历。
据父亲说苏联专家的技术水平也是参差不齐，有时候他说到某人这么差的技术水平，怎么会是专家。他也说过专家组组长水平很高，英文很棒。父亲是为了对接专家组在短时间内学的俄语，所以有时候和苏联专家交流会有些困难，而专职翻译又不懂技术。这时候专家组组长就用英语和父亲交流，得以沟通。父亲他们上大学的时候都是英语授课（他和江三代同系，江比他高两级，所以大家看到江的英语也是很不错的）。
父亲说有些技术，苏联专家对他们还是保密，不肯传授。于是他们也想尽办法去“偷”。记得有一次父亲不无得意地对母亲讲述他们如何偷配苏联专家的钥匙，趁星期天打开苏联专家的办公室和抽屉，把技术资料拍照。
技术人员里面有些人和苏联专家接触多了，看到一些负面，比如技术水平低，有大国沙文主义，看不起中国人，对中国女性不够检点，于是产生不满。党工人员都会做工作，要中方主动搞好团结。父亲的一个同事，上海人，技术骨干，在会上公开指责了苏联专家的问题，后来被划成右派。据说当时划右派有六条标准，其中最后一条就是“反对苏联”。
父亲说他接触到的那些苏联专家都还不错，对中国都很友好，东欧的就不行，拿着工作用的相机专门去拍照成都的一些落后的阴暗面，苏联专家发现了还会制止。
当时苏联专家都住在红星街的一栋很大的黄色的洋楼里面，我还有些印象，叫“专家招待所“。当时他们周末会举办一些活动，如舞会、放电影、游览等等，有时候会邀请中方同事带家属参加，父亲带我去过几次，所以我有一些印象。我很想去，因为有冰冻的橘子水（当时叫”泗瓜泗“）、糖果点心，随便吃喝。有一次是在专家楼前坐大巴去百花潭动物园。那时候成都的动物园在百花潭，从城里过锦江到百花潭还没有公路桥，只有一座索桥，于是大巴就停在锦江的这一边。我在车上，旁边坐的一位苏联老太太，她不断和我说话，逗我玩。我当时是五六岁。
那时候的苏联在中国人心目中是很了不得的。在学校老师们、在家里大人们都称“苏联老大哥”，我们所受的教育是：“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当时成都流行的儿歌里面有一首，是跳绳的时候唱的：”绳，绳，萝卜绳，苏联专家第一门。“
有时候我不听话，生了病不肯吃药，父母会说：”你这样，苏联老大哥会不高兴的。“ 我父亲说：”下次不带你去专家招待所了。“ 于是我就会乖乖地就范。
1959年秋，苏联专家全部撤走，当时并不知道中苏关系已经破裂，公开说的原因是另有任务。他们走之前在红星街的专家招待所举办了告别宴会，我父亲喝醉了。那是我知道的父亲一生唯一的一次喝醉。
- 不科学的“计算机科学” - 11/11/24
- 刘敏 - 10/14/24
- 怀念吴嘉泰同学 - 09/18/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