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狱中
第二天，照例的捆绑，照例在南川县城游街示众后，我被送进了南川县监狱。首先是登记，接着是收缴身上所有的东西（包括皮带），再接着是宣布狱规。例如：称公安人员只能称管教，所作任何事件必须要先喊“报告”等。当牢门在我身后关上时，我意识到我已正式成为一名反革命犯人了。
监狱的住宿是大通铺，开始还宽松点，以后南川县大量抓捕造反派，犯人爆满，监狱又搭建新的监舍，人犯太多时，真的连翻身都困难。
南川县的造反派司令和学生造反领袖（南川中学的高中学生）都被抓捕了。（与我同监室的南川农民造反司令熊天高，出狱之后还作为四川省农民代表而成了四川省革委会委员）当看到这么多反革命时，我心里已十分清楚了，我这次被捕，也是造反惹的祸。但我不明白的是：我们造反是毛主席号召的，难道毛主席不管我们了？
监狱的伙食是一日两餐，十人一圈，蹲在监狱的院坝中，每人一碗米饭，接近三两米，米质极差，头两天几乎难以下咽，十个人的菜则永远是一小盆清水煮青菜。只有吃饭和放风时，才能到院坝中去，从院坝可以看到南川北街教堂的尖顶。咫尺之隔，墙外就是自由，这才体会到自由之可贵。
在监狱的大部份时光，监室的所有犯人都规规矩矩的坐在大通铺的两头，偶尔会读一读《新生报》，那是四川省公安厅办的一份小报，主要是教育犯人要坦白交待，悔罪自新等。
在狱中没有洗脸、洗脚的自来水，漱口就更是奢望了。没几天，小动物就大量滋生了。坐在通铺上的闲暇时光就成了打臭虫、捉虱子的时间。臭虫不上身，躲在苇席和临时床架的隙缝中，掐死之后，手上都留有臭味。捉虱子则好多了，在衣裤缝中找到一个小黑仔，“卟”一声爆响，就给焦灼等待命运判决的我带来一丝快意。
写了一大通监狱生活的文字，总该交待一下我的反革命罪行了吧。涉及这个问题更狗血、更无趣。在整个监押期间，我仅被提审了一次，审讯者应该是南川县公检法的人员。在姓名、职业记录后，转入正题，他要我交待自己的罪行。我就开始讲述我在 205 造反兵团中当联络员的活动，他好像有点了解我们造反兵团的一些人和事，但对我的交待又不太感兴趣，时常停止记录。全部记录的文字大约有两页纸，时间不到一小时，就结束审讯，叫我盖手印了。接下来在整个监押中再没有给我提供什么纸和笔，交待自己的问题了。我在想，这或许是因为犯人太多了，他们顾不过来。又或许是因为我的级别不够，像我这种造反兵团的小人物，不值得他们重视和费心。
在监押期中，我常常心存侥幸在想，我还未满 18 周岁，还不到所谓的法定违法年龄，恐怕不会判刑的。多年后，看到北京大兴县、湖南道县的惨案，我才真正的明白。在当年那个混沌而无法制的社会中，我们这些人就如汪洋大海中的浮萍，只需小小的一个浪潮，就会把我们卷到那黑暗的深渊中去。
大约在四月中旬，没有任何的预兆，管教人员将我叫到办公室，宣布我将马上获释。这突然的、没原由的消息惊得我发了好阵子的呆。接着，是你们猜得到的狂喜。同时获释的还有我们造反兵团的另外四人。
部份狱友聚会重庆南山，寄傲一词不妥，这次当反革命既不可耻，也不光荣。需要的是对文革的反思。
我们回到了位于南川天星沟里的工地，但情况有了些变化，1966年工改兵过后，部队一直在想法，让我们编外随军人员与部队脱钩，这时就已成立了一个四川省建设厅重庆指挥部，把我们都收纳了进去。新的领导接有关方面的指示是：我们被释放的人员仍然是接受群众监督的暗管份子。
很诡异的场面就开始了，平常朝夕相处的师兄弟们，似乎想来帮助我们，想与我们攀谈几句，但都有一种欲言又止，欲近又远的神态。在这种疏离和奇怪的氛围下，原本被释放重获自由的喜悦之情瞬间消失。人又陷在了隐隐的焦虑和担忧之中。
晚上睡在凉板、草垫搭建的床上，被盖在工地放置一个多月后已经受潮，躺进去有股霉臭味，感觉与监狱也差不多。看着眼前的情景，想起这几十天的遭遇，不禁悲从中来，忽然就哭了起来。开始还是嘤嘤啜泣，嘴里断续嘟囔着：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越哭越悲，越悲越哭，索性嚎啕痛哭起来，长久的憋屈像开闸的洪水奔涌而出，撕心裂肺的哭声在席棚中，在那条叫做天星沟的山沟里震荡升腾，给那黑暗的夜增添了一种惊悚。许多年后，小溪对面工棚的女同事还拿此事取笑于我。
痛彻心扉的嚎哭持续了一个多小时，猛然，真的是猛然，大脑就清明了些，似乎有种东西从身上脱离出来，升在空中，看着躺在床板上的我。这个我是多么愚昧，多么浅薄呀！这个我不懂人性，不懂社会，不懂历史，不懂政治，却盲目的踏进了政治这个旋涡中。
在金佛山下的天星沟旁，在简易工棚那霉臭的被窝中，我暗下决心，今后一定要努力去搞懂什么国家、革命、阶级、专政这些大词的意思，弄清楚这些大词所组成的庞大体系中究竟还隐藏着哪些不可告人的秘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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