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维建：何香侬老师帮助我面对“最后5年”

快班同学文章

有时候，一个人在另一个人世界里出场顺序也是弥足重要的，它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两个人命运交集的深浅。

我不觉得我是一个非常运气特别好的人，相反我历经了一些常人无法想象的曲折坎坷。但我最大的幸运是在每个艰难困苦的时刻，都能遇上一些善良又热心的人，他们给了我最无私的帮助和温暖，让我感受到着这个世界真善美的东西，也让我平凡的人生变得生动而厚重——正是他们的支持和鼓励让我从人生的低谷走出来。

何香侬老师正是这些人中的一个，她的出现恰好在我自己以为只有“最后5年”，我感觉人生快走到了尽头的时候。亲朋好友们让我第一次意识到什么是亲情和友情，而当时初识不久的何香侬老师对我的帮助，则是让我感动不已、终身难忘。

岁月如梭，记忆远去，但每每回想起来，那段特殊的时光和情谊依然让我触动，越发感到有些东西还是值得被记录、被感恩。

故事还得从我生病开始。

那是1979年的春季，我在科大就读到第二学期，和所有同学一样沉浸在充实灿烂的大学生活里，对未来美好的生活充满憧憬与渴望。

偶然的一天，我感觉右侧腮酸胀，下意识伸手一摸，按到耳下有一个有异于脸部肌肉的肿块。当时没有太当回事，出于谨慎还是去医院挂了个内科号，医生给我大致看了看，也说不清楚具体是什么问题，便给我开了些常规消炎药。

一连吃了几周的消炎药，腮帮症状依然没有改善。再次去看五官科，得到的回复还是无法确定，只是嘱咐我继续吃药。于是我只好继续按时吃药，可能是消炎药剂量过大，连肚子里的蛔虫都打出来了，腮帮依然酸胀，肿块却在持续长大，伸手可触。

我心里多少开始有些不安，辗转又去了校医院看中医，大夫仔细查看了我的脸部，若无其事地告诉我：“这个病在中医叫做发颐，可以治”。当时我还高兴了一把，总算搞清楚了病因，尽管后来中医给我开的药让我吃了些苦头：方子里有像石膏类的东西，熬出来的汤药很粘稠，味道诡异，极其难喝，我硬着头皮咬牙喝了几个疗程。恶心难忍不说，依然没有任何疗效，我只得放弃。

然而，从西医内科，五官科到中医的四处探寻中，时间已经过去了一年多。

原本一个不起眼的健康隐患成了让我最难以捉摸和头疼的麻烦，我可以摸到肿块从小变大，从软变硬；感觉也从酸胀变成胀痛，最后变成无时无刻也不消逝的胀痛。

我在农村当知青的时候看过一些赤脚医生的书，对于这种不断长大，而且持续疼痛的肿块描述有些许印象，我开始怀疑是肿瘤。直到1980年的秋季开学，我终于把自己怀疑是肿瘤的担忧告诉了朱煦同学。朱煦同学在班里跟我关系要好，他听完后告诉我——他刚好认识一位川医附属医院24科（肿瘤科）的主治大夫。

出于对病情的担忧，当下我们定在了9月18日上午10点去门诊见这位肿瘤大夫，由于是“熟人“，不用挂号。我记得当天我们还有两节早课，9点过下课以后朱煦陪我骑着自行车从科大去了川医附属医院肿瘤科，因为有好朋友的陪伴，我心里的焦虑减轻了不少。

到了医院，肿瘤大夫作了一般检查就告诉我说不是鼻咽癌，但是十有八九是一个肿瘤，并且说这是属于口腔外科，建议我马上去川医口腔医院。肿瘤大夫的诊断基本证实了我的猜想，我心里的困惑清晰了许多，但心却被吊了起来，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因为距离很近，我和朱煦随即就骑车到了口腔医院。当时非常幸运口腔外科有号，我在11点半左右就见到了口腔外科的廖大夫。

廖大夫那时恰好带着几个实习的学生，听了我的讲述以后，他一边演示给学生看怎么检查，一边很快就得出初步判断说至少是一个腮腺混合瘤，要求我立刻做活检。

我脑海里不好的预感和焦虑越发强烈。活检是用一个硕大的针管插入肿块抽出一些组织细胞送去病理化验室。做完当时已经是中午12过了，下午2点半才能到病理室取报告。中间有两个多小时的空档，我只好回到科大等待，像是等待一个宣判般的煎熬，心理诚惶诚恐的。

下午我自己一人到口腔医院病理室取报告，当看到报告单上只有一行手写字：“腮腺腺样囊性癌”的时候，我的头就嗡了一下，下意识的说了一句“这么凶嗦”。

给我报告的病理室大夫随口问我：“患者是谁呀？”。我说：“是我！”

大夫当时便流露出诧异的表情，不再言语。因为在那个年代，癌症还是一种“绝症”，可以说是闻癌色变，所以癌症检查报告一般是不敢直接给患病者本人的。而我手里正拿着自己的病理报告，当时那一下还没有完全接受这个事实，于是在大夫诧异的注视下朝着诊断室走去。

当我把病理报告拿到口腔外科给廖大夫看，她看完二话不说让我立即住院手术。这个病从发现到诊断，经历了漫长的困惑与煎熬，但真的确诊却还是给我一种异常突然的感觉。当时科大金材系辅导员赵老师的夫人在口腔医院工作，在她的帮助下我第二天就住进了口腔医院。

因为是肿瘤，在手术前要先确定这个囊性癌的位置和大小。

那时候没有CT扫描一类先进技术，采用的是一种“碘油造影”技术：基本原理是从口中唾液分泌口向腮腺注射碘油，让碘油充满腮腺。再用X光从不同角度照射腮腺，这个过程中碘油会发光，而有囊性癌的区域则不会发光。靠这种比较原始的方式来确定了囊性癌的位置和大小。原理听起来简单，但因为整个过程不打麻药，所以痛苦不堪、煎熬异常。

还记得在刚往腮腺注射碘油时，我就疼得难以忍受，第一次因为疼痛而不自觉眼泪哗哗得流，每一秒钟都过得那么漫长，疼得钻心，痛得大脑一片空白，全身肌肉都紧绷起来，感觉下一秒就会结束生命。

当时甚至想起曾在电影里看到过的国民党严刑拷打地下党员的画面，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终于明白为什么坚贞不屈的革命战士里还是会有人叛变——实在是太疼了。

历经一番痛苦后，检查结果是，在我的右侧腮腺里有一个2.5×1.5厘米的囊性癌。但确诊却不是完结，而是真正的折磨的刚刚开始。

我的手术时间定在9月30号。

29号何香侬老师便和几个同学到医院来看我，这在医院里引起了一点点轰动。那个年代外国人在人来人往的成都街上都是罕见的，更不用说在附属医院小小的病房里。

何香侬老师是1979年下半年从美国来到的成都科大——成为了文革以后第一个到成都长期工作的外国专家，我在一个偶然的机会看过她的外国专家证，上面的编号是1号。作为一个受妇女解放运动影响的美国女性，怀着她对中国强烈兴趣与中国人民的友爱，勇敢地投身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中来。

我与她的友谊从校园的初识开始，从她在我生病期间的无私帮助而加深。

她到医院来探望，不仅我感到意外，而且上升成了医院涉外事件。一时间口腔医院临时组织了十几个大夫和专家来跟她见面，对我的病情进行会谈，详细地讨论了我的病情和手术。

而整个会谈过程都是我做的翻译，这也给那些大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很惊讶：一个年纪轻轻的工科学生还能讲英语，这让他们对我的手术事宜更加重视。而在美国文化背景下出身的何老师并不明白她的到来给我带来的无形帮助，她更多的是出于对一个学生纯粹又无私的关爱。

于是在何老师就要离开口腔医院时，我坦诚对她讲述了她的来访给我带来的好处。她很惊讶地问：“为什么？”

我便细细地跟她解释了一下，何老师立刻就说道：“如果我的来访真的能让医生们对你的病更加重视，那我就经常来”。

何老师说到做到，我在口腔医院住院的22天里，她就到访了4次，每次都像对好朋友一样关心我、鼓励我，还和我拍照留影。正是因为包括何老师、大哥在内的所有亲朋好友的陪伴与鼓励，让我在面对如此重大的人生挑战时才能不至于过度紧张害怕。

但手术的这一天终于还是来了。

刘松筠女大夫是我的主刀，手术前她严肃地跟我说了手术有可能的后遗症，让我心中极其的不安。她解释说人的5支面神经都要经过腮腺，而手术过程要先打开腮腺才能确定面神经跟囊性癌的位置关系，如果面神经穿过囊性癌，切除囊性癌时面神经就会被一起切掉。这结果就可能是一辈子歪嘴，歪脸和斜眼。

可是当时我才二十岁出头，容貌对我来说，几乎代表着示人的尊严，我无法想象如果切除面神经后的自己该如何继续生活。于是我冲动地跟她说宁愿死也不能接受这样的结果，刘大夫于是说她会尽量保住我的面神经。没有得到她百分百的肯定，我内心还是忐忑的。

手术那天，早上8点前进了手术室，为了减少感染的风险，护士给我推了光头。然后医生告诉我手术采用针刺麻醉加局部麻醉，需要在手和脚的不同地方扎上银针。

刘大夫跟我说注射一点麻药就会开始手术，如果痛，我就哼一下，她就再注射一点麻药。由于我生怕她割掉我的面神经，我十分紧张，想着尽可能让自己保持清醒而宁愿忍受疼痛。

只听见“滋啦”的一声她就把皮给切开了，双手麻利地操作着。而我的感觉却是针刺麻醉没有起作用，手术进行才一会我就痛得受不了，什么清醒和理智都顾不上了，赶紧哼一下。这时候刘大夫就赶紧给我注射一点麻药，这样才疼痛才稍微缓解一些。

整个手术过程都需要跟刘大夫互动，因而这个过程在过了许多年以后，回想起来还是记忆犹新。我的紧张、不安与害怕。直到听到刘大夫说5支面神经全部从囊性癌剥离才好一些，心里一块石头落地。

手术大概持续了5个小时，对我来说却像过了一个世纪。终于的终于，她跟我说手术结束了，我几乎热泪盈眶地回答说谢谢您。刘大夫很有意思，她又说你能用英语说吗？我又说了句“Thank you！”她这才像确定了我的头脑清楚，微笑着离开了手术台。

顺便提一下当时的医疗费用，因为整个手术过程于我来至今来说都是触目惊心的，但费用单打出来的时候却颇具戏剧意味。

当时川医口腔医院是全国最好的口腔医院，住院费一个床位却是4毛一晚。与此同时口腔医院旁边大学路上有一家小旅馆，一个床位是1块5毛一晚。这和当下中国重点医院千金难买一个床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简直是不可思议。这就使得很多外地来就医的人为了省钱想方设法尽量在医院多住一段时间，甚至赖在医院里不出去。

而手术费更是低的难以想象。我的手术整整做了5个小时，在口腔外科也算中等手术，但当时的手术费是15元，我听说阑尾手术费那时只要3块5毛。

大学生在那个年代的医疗是完全公费的，出院结账都非常简单，没有先付款后报销一说。我回成都科大领了一张记账单，把它交给口腔医院就行了。我记得记账单上面填的住院费8.8元，手术费15元，医药费15.7元，总共39.5元，现在想起来都是匪夷所思。

口腔医院手术出院以后我便转入川医附属医院继续作放射治疗。为了方便，我自己选择了回到成都科大住在校医院。于是我每天骑自行车从科大去川医附属医院做放疗。这种选择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校医院24小时有医生护士，吃住免费；二是我不想增加家里的负担，因为父母都年老多病。

放疗是在我右脸的后侧用红线先画出一个区域，再用钴60 在区域里作深度照射。放疗计划十周，整个过程也是很辛苦的，开始不久就出现了全身的不良反应：头疼，疲乏，吃不下东西，白血球下降，本来就瘦的身体几乎就成皮包骨，连放射区域的皮肤也烧焦了。

好几次白血球太低不得不停止放疗，然后不得不想办法把白血球指标升上来，但由于没有胃口，炖的鸡汤喝起来都像中药一样。

在这种情况下，我还不时听到周围人在讨论着癌症病人只有5年存活期等各种说法。我脑子开始不由自主地问自己：真的只有5年了吗？

越想心里越难以接受，感觉委屈，失望和悲愤，辗转反侧无法释怀。

于是在跟何香侬老师的一次谈话时，我便忍不住对她讲了我的真实感受。

我告诉她我好不容易从农村考上大学，对未来充满了希望，憧憬着美好的生活，有许多的展望。结果得了这个病，可能只有5年的时间了，等于被判了一个“死缓”，我感到异常沮丧，很不甘心。

何老师耐心听完，表示理解，并说道：“哪怕只有5年，你可以尽量提高生活质量，愉快幸福地过5年，你也可以在悲哀痛苦中渡过5年。这都是你的选择”。

听完何老师的这番话，我的触动很大，甚至可以说是“如雷贯耳”。

促使我对人生和生活的选择进行了第一次的深入思考：癌症给了我人生重大的打击，可我不想沉迷在悲哀中死去，我希望能愉快幸福地生活几年，哪怕是人生“最后的五年”。

当时我年轻，也因为时代的特征与局限，我对愉快幸福的理解很简单：首先是配合医生治疗，这是我生命延续的科学保障，这一步也是比较容易做到的；其次是在恢复过程找到合适的锻炼方式，并坚持下来，这样能帮助我的身体抵抗力和康复能力。我当时选择的走步和慢慢游泳，一年以后身体状况开始明显好转；最后是尽量找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做，让我的生活尽可能充实与愉悦起来，有所寄托。

在成都科大那几年我一直是校文工团合唱队的，比较喜欢唱歌。在放疗期间我还主动参加了1980年底由何老师和另外三个从英国来的短期外教组织的英语晚会，晚会那天大家载歌载舞，还说着英语，显得非常青春与“洋气”。而我脸上还带有放疗烧焦的痕迹，轮到上台时靠化妆来掩盖了，不知情的老师同学都看不出来。

而我自己由于心态得到了一些调整，并没有感觉自己和在场的同学们有重大的差异，我的脸上依然洋溢着愉快的笑容。

每当回想起生病的事情我还拥有的这些美好的回忆，我就越发感谢何老师的鼓励，正是因为她的启发，让我不但没有从心灵上被病魔击败，还激发了受益终身的生活感悟与热情。我病后的生活里，也没有因为疾病而变得彻底灰暗与绝望，这些于我都是无比珍贵的精神力量，支撑我走过人生最低谷。

**照片3. 1980年底英语晚会。前排右一是何老师后排几个同学，左起：我，钟钊，黄奕和杜耘。**

几个月放疗做完以后我就休学回到家里休息康复。

离开学校的集体生活，在家养病一段时间里，我发现自己变得有点脾气暴躁，有时候一点小事就会发火。我自己很难说清是什么原因，只是觉得我不再是“自己”。现在回想起来，大概是在学校里，让我感到自己和同学们一起学习和活动，充满希望。而回到家里，我只剩下了养病，于是我的注意力、全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这个病上，苦闷、委屈和无处发泄再次袭来。就像感知到了我内心的苦楚与郁闷，命运的转机再次走进我的生命里——何香侬老师带给我了我一个好消息。

1981年春天，何香侬老师告诉我，她母亲Rachel Hare-Mustin——哈佛大学的心理学教授，要来成都做一点做研究，比较美国和中国人们对母亲的态度和观念。

我觉得这是一个机会，主动提出我做Rachel在成都的研究助手。这样既可以学习新的知识，又可以避免在家休学带来的 “无名怒火” 。为了做一个合格的助手，我买了几本国内出版的心理学教材，以为这样可以 “恶补” 一下心理学的基本知识。结果Rachel来了以后我发现用处不大。

我协助她做的主要工作是调查问卷的笔译和调查对象在填调查问卷时的口译。Rachel回美国后在美国心理学年会上报告了她的研究成果，在报告中专门对我的协助作了致谢。这是第一次在国际会议报告受到致谢，当时 “很土” 的我还是很自豪的。

Rachel的专业方向之一是心理治疗，她担任过很多年美国家庭心理治疗学会主席。她了解我经历了手术和放疗过程。我也告诉她我在养病期间变得有些脾气不好。Rachel给我介绍了一些治疗方法，并且给了一盘磁带，让我试一下 “系统治疗法” 。

我跟着磁带的内容做了几个月，好像有些作用，脾气变好，我就停止心理治疗了。回头看来，我觉得好转起来不是因为 “系统治疗法” ，而是想找回 “自己”的 “强烈愿望” 所带来的结果，但肯定的是何老师母亲的到来真真实实帮我实现了我这股愿望。

而后，我便跟何香侬老师说做Rachel助手激发了我学习心理学的兴趣。何老师就让Rachel从美国寄了一本现代心理学教材给我，然后每周辅导我学习一章。

当时觉得信息量很大，学到很多知识，英语也大有长进。尽管现在绝大部分都忘了，但是一些关于死亡的观点和死亡过程的认识内容还清晰的留下来了。

接着作为对何老师的回报，我给她开了一门“政治”课。我觉得不管是不是信仰，要真正了解中国，必须要有一点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知识，才能理解当时的一些政策和动向。

我当时年轻，不知天高地厚，凭一腔热忱就讲起来。我用当时中文版的艾思奇写的哲学教材，每周用英文讲一章。由于我的功底不够，就得花大量时间备课，每次备课光查字典把英文单词找出来就要几个小时的时间。

我尽可能把每次讲课分为三个部分：1. 书上这章讲的主要观点理论；2. 当前围绕这些观点理论是否有争议；3. 我个人是怎么看的。两三个月的时间便把这个课讲完，尽管何老师说她收获很大，但我觉得我才是真正的受益者。因为胆子练得大了，能自信地用英语表达自己，哪怕经常出错。

我在1981年秋季复学，身体逐渐恢复正常。我慢慢习惯了不去想我生命还有几年，而把注意力放在我做点什么使我的生活愉快一些，生活的质量高一些，并且努力一步一步地去实现自己的想法。

老实说，从这段“生病“的经历，也就是我人生的最低谷走出来是极其不容易的。但是从好的方面来看，“坏事的反面就是好事”，本来可能是生命“最后5年”，变成生病以后的第一个5年，然后第二个5年……现在我已经愉快地活了40多年了。

我由衷地感谢众多亲人和朋友，老师和同学，特别是何香侬老师。这些关爱，支持和帮助对我的人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最后提一下，何香侬老师1981年底离开成都科大，82年初回到美国，在UCLA完成了国际比较教育的博士学位，然后在SYMLOG咨询公司做了20多年的运行总监。退休后定居在洛杉矶。我于1988来美国，先读研究生，然后博士。93年我到密歇根福特汽车公司研究创新中心，一直到2019年退休。几十年来我和何香侬老师一直保持联系，我们从师生变成挚友。我珍惜我们之间的友情，每次我去洛杉矶都要和她聚一下，我们在特殊时期相识相知，而今变成了一生的友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