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电爱好者总会接触到“敌台”的广播。后来下乡当了知青,知青里面的无线电爱好者,收听敌台很普遍。我也不例外。收听敌台在当时是有一定风险的,文革中常常有人因此被判刑。但是到了1974、75年,收听敌台已经很普遍了。有当兵的同学告诉我,他们在部队也听,他发现他们排长也在听。
当时在全国各大城市都建有对应于敌台的干扰电台,所以在成都收听效果比较差。但是到了乡下,由于干扰台的功率不可能覆盖,就听得很清晰了。
晚上收工回来,吃了晚饭,躺在床上,带上耳机,特别是在冬天的夜晚,窗外风雪交加,可以体会到“雪夜闭门读禁书”的乐趣。
我当时最主要的是收听“美国之音”,它的开播曲是《Yankee Doodle》。它的播音员中文讲得很好、很地道,估计都是一些华裔。
我还跟着它学习过《英语900句》,记得当时的播讲人名叫何丽达。
这本《英语900句》是1973年在春熙路的外文书店买的,保留至今。当时春熙路的外文书店后面有一个房间专卖盗版外文书,需要凭证件进入。外文书店后来搬到了后子门。 |
苏联的有“莫斯科广播电台”、“和平与进步广播电台”。它们的播音员可以明显地听出是外国口音。“和平与进步”会播放很多当时在国内禁止播放的中国音乐,如传统戏曲、民歌等。我记得的有《梁祝》、《春江花月夜》、歌曲《二郎山》,当时在国内都属于“封资修“(封建的、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不允许听。
“澳洲广播电台”我也经常收听,它以笛子独奏《扬鞭催马运粮忙》为开播曲,播送很多港台的流行歌曲,比如刘文正、凤飞飞、尤雅等等。很奇怪那时候我没有听到过邓丽君。进到大学以后,才听到邓丽君、张帝。
台湾的也能收到,但是我听得不多,觉得他们都是政治宣传,不够客观。
台湾电台有很多策反的内容,广播说只要写信到给定的地址就可以建立联系、提供经费、物资等等。我对此是嗤之以鼻,但却还是有人相信。
我知道的有一个知青,真的写信去联系,向对方要钱。当然很快就被公安局抓了。他的父亲是新华社四川分社的负责人,所以没有判刑,关了两三个月就放了。他出来的时候,我看见他脸色苍白,毫无血色。
前不久又听说一个同级的校友,在1983年犯过同样错误。
随着改革开放,对于以前的敌台也不再干扰了。进大学以后,校园里收听“美国之音”已经完全是公开的了,学校当局也不禁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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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大学前在家里只有中波收音机,能听到的敌台就是湾湾的,记得有栏目叫三家村夜话。
进大学后有了带短波的收音机才开始收听美国之音、澳洲广播电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