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开滞涨之结：哈耶克可以兼容凯恩斯

后疫情时代，阴霾依然笼罩，面对可能到来的经济衰退，各国央行继续毫无节制“大放水”，全球恐将进入滞涨期。所谓“滞涨”是指经济停滞或衰退，但通货膨胀以及失业率却居高不下的现象。如何解决滞涨问题，对此经济学领域至今争论不休、未有定论。

但上世纪七十年代席卷欧美国家的滞涨，以及其背后哈耶克和凯恩斯两位经济学巨擘旷日持久的论战，可以为我们解决滞涨问题提供一定的思路和帮助。人们常说哈耶克和凯恩斯是完全对立的，但实际上两者却是共性大于差异，而两者相兼容的地方恰恰可能成为解开滞涨之结的关键。

20世纪70年代，欧美遭遇了滞涨，凯恩斯主义无法解释和解决，反而为哈耶克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所取代。哈耶克此前的预测和论断一一灵验，这使得哈耶克的理论大获全胜，其本人也在1984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其实，哈耶克和凯恩斯的论战由来已久，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一直持续到80年代。

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这时，凯恩斯提出了一种新的经济理论，即凯恩斯主义。凯恩斯主义认为，政府可以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调节，来刺激经济增长和就业，从而缓解经济危机。这一理论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支持，成为了解决经济问题的主流思想。然而，哈耶克对此并不认同，他认为政府干预经济会导致市场失灵，从而导致经济效率下降，他还指出只有自由市场才能创造经济增长和就业，政府的作用应该尽量少。

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哈耶克和凯恩斯的理论互相对抗。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凯恩斯主义在政策制定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政府采取了大规模的宏观调控措施，以刺激经济增长和就业。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开始意识到凯恩斯主义的弊端。70年代滞涨席卷欧美地区，高通货膨胀、高失业率将社会经济拖到崩溃的边缘，凯恩斯主义对此要负很大责任，更重要的面对滞涨和经济危机，凯恩斯主义无法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

此时，哈耶克的自由市场理论才开始受到重视，80年代，哈耶克的理论逐渐成为主流思想，成为解决经济问题的重要手段。里根和撒切尔夫人等掀起新自由主义改革浪潮，他们采用哈耶克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成功降低了通胀率和失业率进而拯救了经济。哈耶克的思想和理论对东欧等前计划经济国家的市场转型以及中国的市场经济建设进程也同样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20世纪最后25年是“哈耶克的时代”。

纵观哈耶克和凯恩斯的理论，我们可以发现其主要差异在于：哈耶克主张自由市场经济，而凯恩斯则主张政府干预市场经济。具体来说，哈耶克认为市场应该自由运作，政府干预会导致资源的浪费和经济效率的下降，他甚至主张货币非国家化。“没有人能够逃脱市场的定律，市场是最高的法律”，作为自由市场的信徒，他认为市场可以自我调节（即发挥所谓“自发秩序”），通过竞争可以使市场达到最优状态。

然而，凯恩斯则认为，在某些情况下，市场可能无法有效地分配资源，需要政府干预来保证经济的稳定和发展。他认为政府可以通过财政和货币政策来调节经济，以避免经济过热或过冷，从而实现就业和经济增长的目标。

需要注意的是，哈耶克和凯恩斯的观点绝非对立。哈耶克主张自由市场能够创造经济增长，但并不代表他认为政府完全没有作用，他认为政府应该在市场失灵的时候进行有限的适当的干预，来保护市场的自由和竞争，同时还应承担一定的社会兜底责任。相应的，凯恩斯主张政府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积极的角色，但并不代表他反对市场经济，他认为市场经济是有效的，但需要政府来进行调节，以避免市场失灵。

所以，哈耶克和凯恩斯的观点在本质上是相通的，他们都主张市场经济而非计划经济，也都反对苏联式的公有制；他们都主张政府扮演适当的角色和作用，但需要有所限制，也都主张政府对社会的兜底作用和对市场必要的规范作用。

这样看来，哈耶克和凯恩斯的底层逻辑是完全一致的，他们理论的出发点和要解决的都是如何让市场经济健康有序运作，只是哈耶克更侧重于让市场自由发挥其机制并尽可能减少政府干预，而凯恩斯侧重于政府对市场失灵的干预和矫正。我们可以尝试着从一种全新的视角，即“共有制”的视角，来实现二者的融合。

所谓“共有制”，是用来弥合私有制和公有制的二元分化的。从基于资源和资本的所有制角度，我们可以将共有制描述为：80%的私有制+20%的公有制。即用20%的公有制来保障规范性、安全性和有效性，用剩下的80%的私有制保障灵活性、自由性和信用性，以及社会基础的创新性。在这个比例下，配合适当的机制，公有制和私有制都能最大程度发挥作用。

自由市场永远与私有制联系在一起，更确切地以私有产权为中心的私有制是自由市场的基石；政府则在某种意义上与公有制（确切地说是“公共”public）联系在一起，因为政府代表公权力，而公权力产生的初衷在于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维护公平正义。但这样的分工很容易模糊二者的界限，比如政府职能的实现必然会与市场发生联系，因为政府的政策和管理必然会影响经济环境，而政府提供社会保障必然需要从市场中配置相关资源。

不仅如此，我们还需要考虑市场政府应提供哪些公共产品，又该达到什么样程度和水平，另外还需要考虑通过什么方式来实现，是通过税收，还是其他方式？在这里我们可以尝试用共有制的思维来试图加以厘清。

“共有制”本质上是以“效率、公平、信用”原则为准绳来运作的，这个原则不仅仅限于解决我们前面提到的公有制和私有制的二元对立，也可以用来解决和阐明理想的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共有制强调效率，对于市场和政府，谁更有效谁就更合理。但有一个原则，即市场负责竞争与高效，政府负责最基本的社会兜底。这也是哈耶克与凯恩斯理论在本质上相通的地方，只是他们都未能进一步明确如何实践，因而终无法在论战中实现兼容和融通。

共有制实际上不但实现了私有制和公有制的整合，也实现了政府与市场的整合。对政府而言，其负责调控的资源在保持社会稳定、确保社会兜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这是政府和公权力的初衷所在；对市场而言，现代的经济理论和实践也证明，我们也要私有制来优化生产方式、丰富生存产品，并为社会迭代提供源动力，这恰恰对应着自由市场的基本功能和最大优势。“财产不可公有，权力不可私有”，此之谓也。

关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经济学家科斯曾经提出过一个著名的观点：企业应该是政府和市场的中间人。这个观点也可以用来解决政府和市场关系的问题。政府应该是市场和企业之间的中间人，通过规范和引导市场的发展来维护市场的正常运行。政府要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保护市场的公平竞争，同时通过税收和其他手段来促进企业的发展。企业则需要遵循市场规则，创新和创造价值，同时遵守法律和规定。

从这个角度，结合哈耶克和凯恩斯本质上的共同主张，我们可以将共有制描述为：有限的服务型政府+自由市场。如果说“80%的私有制+20%的公有制”揭示了共有制中资本或资源优化配置的运作逻辑，“有限的服务型政府+自由市场”则提供了共有制运作的保障基础，两者实质上构成了共有制的两个维度。我们可以看到哈耶克和凯恩斯已经注意到了“有限的服务型政府+自由市场经济”这个维度，而对于另一个维度，他们都陷在了时代的局限之中。

“80%的私有制+20%的公有制”、“有限的服务型政府+自由市场”的共有制打破公有制和私有制的对立，也打破了政府和市场的对立。围绕共有制，一切以“效率、公平、信用”三原则为准绳，政府和市场各司其职。政府并非市场的反面，计划才是。市场不是手段和工具，而是规则和自由，市场高于政府，政府要为市场服务，而非替代市场。市场不是手段和工具，而是规则和自由，市场高于政府，政府要为市场服务，而非替代市场，政府也要顺应市场规律，而非以“市场失灵”为借口大搞干预和计划，理论上所有政府对市场的过度干预都是“计划”，都站到了市场的对立面。

凯恩斯主义无法解决通货膨胀问题，根本原因在于政府实施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核心的宏观调控时，很容易跨越政府和市场之间的边界，导致过度干预，进而破坏市场机制。这种过度干预产生的根源在于政府拥有货币的垄断权，使政府能够随意的干预市场，而这种干预通常是不透明的，对市场的平衡产生了负面影响。所以，虽然凯恩斯在一定程度上主张有限的服务型政府，但由于政府对财政权尤其是“铸币权”的垄断，即便对于三权分立的民主国家，此种权力的滥用同样司空见惯，可以说“铸币权”是公权力滥为最隐蔽的帮凶。这也是哈耶克理论所提出的货币非国家化的重要性所在。货币非国家化意味着货币发行和管理不再由政府垄断，而是通过市场机制来调节。这样可以避免政府过度干预市场，规范和限制政府权力，从而更好地维护市场的公正和透明，保障市场自发秩序良性运作。

从本质上讲，市场失灵的罪魁祸首是政府失灵，政府的不作为或胡作非为都会阻碍市场自发秩序的运作。像苏联式的那种公有制的失败，并不意味着公有制是恶的，而是用惨痛的事实证明了政府权力不受限制会导致作恶，而是用苏联的解体证明了极权和计划经济不过是制造灾难和苦难的乌托邦。政府的主要职能也就是行使共有制中公有资本的职能，一方面健全制度保障市场机制有效运作，另一方面负责基本的社会兜底环节和解决社会矛盾。

在此基础上，主权信用货币需要进行改革，实行货币非国家化，从根源上杜绝和限制政府宏观调控中过大而不可控的权力，而主要交由市场机制本身实现对货币的调节。但货币非国家化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需要建立在稳定的制度和技术基础上，而区块链技术的发展，为实现货币非国家化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基于去中心化，区块链技术可以提供更加透明和安全的交易方式，从而为货币市场带来更多的稳定性和可靠性。未来，随着区块链技术的不断成熟和应用，搭载区块链技术的数字货币有望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广泛应用，并为实现货币非国家化奠定基础。未来货币的发展将由主权信用货币过渡到非国家化的数字货币，信用主体由主权国家和政府转移到现代私营企业集群上，“铸币权”也随之转移。货币将实现虚拟化发行和流通，相关经济计算借助物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完成，实现货币金融体系的全面升级，政府“大放水”的时代将一去不复返。

最后，我们需要再次强调，哈耶克和凯恩斯的理论并不是对立的，而是可以相互融合的。共有制和货币非国家化是实现两者兼容的关键，也是解决滞涨之结的不二法门。站在历史的此处，我们应该抛弃成见与偏见，更加深入地理解哈耶克与凯恩斯为人类留下的宝贵思想财富并正确实践。我们需要在政府和市场之间寻找平衡点，实现政府和市场的良性互动，切实保障“效率、公平、信用”三原则，共同推动经济的发展和进步。

最后，让我们以哈耶克在其著作《通向奴役之路》中的一段话结束本文：“有计划的经济并不是一种现代技术，而是一种中世纪技术。它在追求政治力量的手段和对他人的剥夺上是极其有效的，而在满足消费者的需要和激发创造性的实践上则是不行的。没有什么比计划经济更不利于自由、和平和繁荣了。在计划经济中，只有政治权力才是真正有力的，而真正的市场自由则完全被摧毁了。”

（首发：微信公众号 – 云非、墨含《新界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