靳新:求学记(完)

一地鸡毛

1982年夏,我从成都科学技术大学毕业回到原工作单位重庆第三军医大学,为了专业对口,到政治理论教研室当了一名政治经济学教员,直至2006年夏天退休。我任教的24年正处于国家改革开放的特殊历史时期,教师不好教,学生不愿学,是这些年大学政治理论课面对的尴尬但却真实的局面。因为改革开放时代的政治经济学必须紧密结合社会实际与时俱进,想让所教课程具有生命力就必须不断地学习学习再学习,这种长时间被动学习的烦难枯燥胜过我以前经历过的任何一个求学阶段,真真是苦不堪言。虽则如此,我还是秉承并坚持了自己做事和为人的一贯原则,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尽可能使自己所教的课程受到学生的肯定和欢迎。临退休之前对自己24年的从教生涯做了一番盘点:开设《政治经济学》等课程十几门,完成本校学生计划内教学和校内外各种形式的教学工作数千学时,听课人次达到数千。多次被评为三医大和总后的优秀教员,特别是1994年6月以《完善知识产权法规、向国际惯例靠拢》为题参加三医大十佳中青年教员教学擂台赛,获得全校第一名,荣立三等功一次。辅导学生和学校的青年干部参加朗诵、演讲、辩论、合唱、拉歌、青春风采、主持人大赛等各种健康向上校园文化活动,担任这些活动比赛的评委达20多年。我和蒋盛云教授一起担任教练的三医大学员辩论队以“西部大开发资金是关键”为正方辩题,参加2000年重庆市第19届校园之春江田杯大学生辩论赛,与西南政法大学决赛获得亚军,准医生的嘴还是辩不过准律师的嘴。

看起来干得热火朝天,好像很风光很得意,实则大谬不然,我的实际处境和真实心境并不光鲜自在反而是非常纠结。长期以来我在教研室里过的是饱受争议备受孤立的日子,从教经历最后留给我的礼物是狼藉的“一地鸡毛”。枯燥乏味的教学,学术失范造成的抄袭剽窃造假成风,无序无德的职称竞争毁灭了知识分子一息尚存的最后尊严,一些人师将不师,无心钻研教学一心钻进钱眼……整天面对和应付这些真是身心俱疲。

从教期间有两件事极大地伤害了自尊心挫伤了积极性,成为压垮我的“最后一根稻草”。

第一件事。1992年,我在参加晋升高级职称的外语(日语)考试中得到95分,位居当年总后系统同类考试的第一名,而且其他条件也都达到了晋升高级职称的要求。但是为了教研室的“和谐稳定团结安定”和“调动大家的积极性”,被主任动员让出了晋升机会,直到年满47周岁的时候才解决了高级职称。从此我再也没有动过申报正高的任何念头,真怕万一不小心再得到个什么第一,又被动员让给别人,那我可再也经受不住心理失衡的打击了。同时坚决拒绝了进入政教室改头换面而成的人文社科学院的教授录,我和他们没有任何关系。

第二件事。2002年三医大抽疯犯神经病,为了腾出职称“萝卜坑”栽种“新萝卜”,像当年分配“右派”名额一样,搞了个什么“末位淘汰”。为了支持刚上任的年轻教研室领导的工作,我主动申请当“末位”未遂得到一个“准末位”。可是看到让的结果是什么本事都没有,完全靠吹吹拍拍拉关系的某些小人又是“首位”又是晋升正高,我的心理完全失衡了,长期积压在心头的委屈和怨气瞬间迸发,怒不可遏拍案而起,大吵大闹大骂(没有脏字的摆事实讲道理的“骂”)一场,搅黄了那年教研室搞的害人的“末位淘汰”。但是我自己也因此元气大伤,退休的念头油然生起,再也没有了努力的任何想法和动力。事后,我对这次严重失态感到很后悔,觉得自己真是愚不可及,何必用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经历过那么多大风大浪都没有出事,何至于小泥沟里翻了船?既然已经主动申请了,何不就当个末位也无妨!想来还是不如伯父主动把右派名额留给自己那么潇洒那么胸怀宽广。

就这样折腾来折腾去, 24年的殚精竭虑使我原本开阔的心胸变得越来越狭窄,原本开朗的性格变得焦躁激怒,原本健康的身体滑到亚健康的边缘。上班时走进教研室所在的楼层就觉得心惊肉跳,以致血压升高胃溃疡出血,我明白这是患上了职业焦虑症。雪上加霜的是,那几年我的老父亲不幸患了癌症,老母亲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姐姐的先天性心脏病也到了最后阶段,他们都在我身边需要照顾,于是迫不得已只好选择自己打报告提前退了休。

退休后,带着我的80岁的老母亲,来到我老公退休后应聘担任驻院指导专家的重庆市万州区骨科医院,在该院办公室当了一名不要工资不计报酬的义工。在地方医院这所社会大学校中接触了许多底层老百姓,看到了关在军队大学象牙塔中难得一见的社会民生百态。在医院上上下下对我们如亲人般的关心照顾下,在与普通老百姓生活的对比中,心情慢慢得以放松,心态渐渐趋向平和,身体逐步得以康复。虽说我没有从万州骨科医院领取一分钱的报酬,但是,三年义工给予我的巨大精神财富岂是用金钱可以衡量的?

本来,我想把从教这一页从生命中彻底翻过去。可是,24年在世上没有多少人可以长命百岁的人生中就占去四分之一,岂可忽略不计?自己生命中的这个24年应该说做到了问心无愧,虽然真不愿意既有怨又有悔。24年时间不算短,当然也会有值得回忆和留恋的人和事,尽管很少。让我感到欣慰的是结识了樊建川这样志同道合的真正朋友,是在工作中有一批建立起良好关系的同事,是培养的为军队为人民服务的学生桃李满天下。国家和军队给予退休老兵的待遇还是比较优厚的,使我们得以安享退休生活,我感谢!

 授课。
2001年4月,樊建川带日本老兵来重庆谢罪,与三医大战友的合影。
左二樊建川、左三靳新、左五日本谢罪老兵盐谷保芳、左八《我所见到的鬼子兵》作者方军。

了却心愿

时光转眼间来到21世纪,我也迈过了50岁的门槛。快退休了,总觉得还有心愿未了,细思量,原来是没有取得研究生学历留有遗憾心有不甘。于是鼓足勇气,报考了中央党校在职经济管理研究生班。入学考试虽然严格,可是难不住从事经济学教学的老师,自己在全国同类考试中取得了好成绩。经过三年刻苦学习,终于在57岁“高龄”时拿到了研究生文凭。

这就是我五十年的求学故事。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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