靳新:求学记(6)

滦河岸边

1969年春节刚过,重庆市老三届上山下乡的浪潮就如“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汹涌而来,校长对我们“你们一只脚迈进三中的门,另一只脚就迈进了清华北大的门”的良好祝愿终成泡影。重庆三中66、67、68届高初中六个年级的学生被上山下乡浪潮裹挟,分配到地处川东大山的四川开县插队落户。因为不愿意和同学一起下乡,又觉得开县自然条件太差劳动太艰苦,加上我的一位远房舅舅王树山在母亲祖籍当大队书记,所以我选择了和我的大弟弟靳健一起去我们母亲的祖籍所在地——距离南戴河12里地,位于滦河岸边5里地的河北省昌黎县靖安公社胡家庄大队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从1969年2月下乡到1970年12月离开,我在农村呆了1年零10个月。其间除去当了10个月队办小学老师和冬天“猫冬”不下地外,真正干农活的时间不到1年。大队共有知青三人:我和靳健弟弟及一位天津知青。由于都是“投亲靠友”,亲友们多少能给些照顾,起码饭是有吃的,所以没发生过如有的知识青年因为吃不饱而拿农民东西的“偷鸡摸狗”事件。我们接受再教育的态度是端正的,每天和社员一样按时出工收工,积极参加生产队和大队组织的各项活动。刚下乡就遇上党的“九大”召开,我奉命参加了公社的文艺会演,和本大队的女青年一起表演扇子舞:“长江滚滚向东方,葵花朵朵向太阳。”我个人还被推举到公社大会上背诵《毛主席语录前言》。综合以上表现,大队认为我是先进下乡知识青年,让我去公社“讲用”。没想到此次讲用获得很好的反响,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拾,从公社、昌黎县、唐山地区,一直“讲”到了河北省。拜赐我的父母是有心人,保存了我在石家庄参加河北省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会议的出席证至今。

我下乡近两年有几件印象深刻的事:

第一件事。我的外祖父本是地主出身,凭借优异的学习成绩考入燕京大学与女作家冰心同班。解放前几年不知他怎么想的,把他自己老家(我下乡之地)的房子和土地(据说有300多亩)都送人了,他自己在天津教书,土改时便被划为贫农。1969年我们刚下乡时恰逢过年后的正月里,亲戚们乡亲们在边请我和弟弟吃冻饺子和从滦河滩上打来的雁肉边聊天时伸出大拇指赞扬我们外祖父的场景有时会萦绕心头。

第二件事。我们生产队有个与我同龄的小伙子,在我眼中是全队最棒的年轻人:农活技术第一,劳动态度第一,为人朴实第一。一打听,方知他是地主之子。由他而再看全生产队地主富农及其子女,无一不老实能干,绝无周扒皮和杀死小英雄刘文学的地主那样的狰狞面目。我开始发懵。

第三件事。我们生产队的队长姓姚,号称“赤贫”,其老婆年纪轻轻身体棒棒可从来不下地挣工分,家中一贫如洗。我曾经到他家去过,炕上只有一床破棉絮一领破草席,三个十来岁的儿子一个比一个脏,都是“姚光腚”,这可是在解放了20多年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听说他们生活靠救济。一次,姚队长向我借钱(其实是要钱),因为当时我手头没有多少钱,同时我心想:“不惯懒人的坏毛病!”所以拒绝了他,没想到第二天我弟弟就被派了最重的挖泥活儿。又一次发懵且一些观念遭到颠覆。

第四件事。我在妈妈老家的辈份较低。一位我称呼她为“姨妈”但年龄和我差不多的女青年,为有人想把她在部队当排长的未婚夫介绍给我而心生嫉恨,撺掇队里的妇女在间苗时全体齐头并进,只把我一个人甩在后面出我的洋相。

所以,1986年我重返下乡地仅仅是旧地重游和看看亲戚而已,从此再也没有产生过回去的念头。当然,对于接收我和弟弟下乡后住在他家里并给予许多关照的远房舅舅王树山一家是感谢的。和一起参加各种会议的知青战友王刚李瑞敏夫妇等是建立起了友谊并保持至今的,这些也算是下乡的收获吧。

整整40年了,每每回想起短短一年多的下乡经历,印象虽深但并不刻骨铭心,因为下乡时间太短,学习社会和参加体力劳动的锻炼价值不大。

我觉得“上山下乡运动”得不偿失,实际上耽误了一代人的青春。我的一些中学同学因为下乡回城后境况不佳,同学聚会时的气氛经常非常压抑,说起那些年的遭遇哭的哭诉的诉,悲悲切切凄凄惨惨戚戚。

1970年底,因“文革”停课的大专院校恢复招生,我下乡所在的河北省昌黎县分到32个推荐上大学的名额。当时我正在县教育局开办的教师进修班参加培训,得知这个令人振奋的消息,心湖掀起了涟漪。我的祖父、外祖父、伯父、父亲、一个姑姑、一个姨父、三个舅舅是大学生,而我们这一代当时一个大学生也没有,多想搭上进入大学读书这班车为我们这代人争口气啊!但遗憾的是,那年我这个省级先进知青没能成为三十二分之一。好在当时有个进修班可以入读,还有个男朋友是我的牵挂,上不成大学的打击稍微冲淡了一些。

(未完待续)

On 05/05/22 @ 0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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