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成都北门纪事（3）

成都北大门，消失了的路与桥

正相反，在当下的物欲社会里，不少人或许忽略了最有深厚历史底蕴的成都北大门及周围的人文环境，其间的故事实在太多，不胜枚举。成都千年以降的历史发展，“共和国70周年”和“改革开放40年”的沧桑巨变都与这一片城区的兴衰休戚相关。

早在明末清初年间，兵荒马乱，经过张献忠剿四川，成都坝子基本上成了一片人文废墟，四川省府迁去阆中。但那里又太远，交通不便，只能是权宜之计。后来皇帝下旨，御定了一个新知府，要来成都推行“灾后重建”，他的名字叫冀应熊。史料记载，这位“封疆大吏”将由剑门关入川，经北大门进成都府，因而需要在老北门迎接天朝官员，横跨府河的北门老桥改名“迎恩桥”。自从有了“皇恩浩荡”，成都的社会发展便逐渐复苏，开始拓宽老北门的这条通衢大道。

那年月，沿途还兴建了不少街巷，几乎每条街上都有大小庙宇，几乎一街一庙，甚至一街有两庙，香火日盛。城中人口也逐渐向皇城以北迁徙，趋之若鹜。如今北门的明代“隍城庙”遗址，虽已是“残体”，但仍可从门廊的“贵胄之气”看出当年曾经有过的辉煌，令人想见那年月街道规划的用心。

北门大桥的历史悠久，如今已很难考证筑桥的确切年份。成都档案馆的史料仅记载，此桥唐代叫“清远桥”，清代名“迎恩桥”，又名“大安桥”。当年，除了迎接钦差大臣入蜀，过“迎恩桥”，而北门桥头的“迎恩楼”更是专门用来接待朝廷大员。因为桥在北门上，成都人“图撇脱”，即诸事“从简”之意，称其为“北门大桥”。

不同于附近的“万福桥”，老北门大桥虽也横跨府河，但曾有五孔石墩，位于城区北大街北端，是老成都通向川陕公路的主要桥梁。上世纪50年代，北门大桥改造后，再也看不到古桥原貌，唯有从老照片上，尚可依稀辨认出其当年的风姿。

老成都人都晓得，昔日北门桥边上曾有许多茶肆，大桥旁往下有十八梯，所谓“河水香茶”的河水，便是从这十八梯的石阶上一桶一桶挑上来的。当年的锦江水量很大，夏季常“水漫金山”，泛滥成灾。沿河的居民了解水情，这十八梯的台阶便是参照物。每当雨季来临，总有不少人在互相打听，“十八梯的水涨到好多梯了？”这是那年月的一句市井常用语。

据老成都人回忆，过去北门大桥朝南是城内，桥北是城外。北门大桥地势较高，过桥北右转进入曹家巷，要下一个大坡，坡度40度左右，人行走无大碍，若是拉着车上下坡就费神。那年月，架架车队是成都的一大景观。

进城的“架架车”是主要的城市交通工具，常可见到架架车队就停在曹家巷口，车夫们同心协力“唿而嗨哟”地喊着号子，一辆接一辆把装满货物的架架车推上桥头高坡，再各自拉车顺北门大道进城；回程就显得既轻松又有些紧张，空车从桥北头一冲而下，车夫们双手紧握车杠，同时用后背抵住车横档以减缓车速，一边高声叫喊着：“来了！来了！闪开！闪开！”警示路人避让。

那时候，城北人口相对密集，城里的公共厕所大多是粪坑或粪池，郊区农民每天进城，掏厕所，装车拉粪，直接运往农村的粪窖里。一到傍晚时分，桥头便云集着进城拉粪水的粪车，从簸箕街一直排到梁家巷。

这让我想起了北京城里的全国掏粪模范时传祥，还受到过国家表彰，刘少奇的“亲切接见”。1958年，中共“成都会议”在金牛坝召开。1959年，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再次来成都，到新都崇义桥，搞农业调研蹲点。据说也曾跟农民们一道进城拉过粪水，还给崇义桥取了一个吉祥的名字“大丰”。从那时起，大丰人民公社、大丰乡、大丰镇到大丰街道办事处，“大丰”的称谓多多，一直沿用至今。

田家英是成都人，他的成都故居就在北门的帘官公所街，但田家英走的是红色仕途，早年才华横溢，1937年在延安被毛泽东看中，遂成为毛最贴心的秘书，也是毛一生中的五大秘书之一，与陈伯达、胡乔木、叶子龙、江青同辈，但他的人生宿命却最为悲摧，“文革”初期惨死在中南海住所，自杀或他杀，版本迥异，直到如今都没有定论。

那条街上还住过清末进士周善培，民国年间他不仅对成都的文化建设颇多贡献，还是1949年以后的著名民主党派人士，“国号”的力谏人。毛泽东就是听取了他的解读，才最后拍板，确定采用“中华人民人共和国”之称谓，只是后来又后悔莫及，源自1965年，毛泽东接见〈法国人道报〉记者马嘉丽，说到一件令他一生后悔的事情，即是1949年不应把“中华民国”改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如果当年不易名的话，会减少很多麻烦，顺利解决很多问题，例如联合国问题、台湾小朝廷问题等。

往事悠悠，大半个世纪以来，海峡两岸的统一障碍，皆与“国号”问题有关。1991年年6月，李登辉在台湾发表演讲时也说：“毛泽东的最大遗憾是改了国号，如果他们还称中华民国的话，我们就麻烦了。”周善培晚年终于过了一把“开国功臣”的瘾，于1958年去世。

新国号满足了毛泽东的历史舞台感，但却令他在统一大业上抱憾终生。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