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治明：回望我的高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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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我的高考

李治明

1977年12月，中央恢复了已经中断11年之久的高考，不再需要基层官员的“推荐”，政治审查也大大放宽；1978年开始，更将WG中实行的“春季招生”恢复为符合教育规律的“秋季招生”、全国统一命题，让所有考生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不再受到家庭出身和父辈“政治历史问题”的牵连，从而圆了十多届学子也包括我的“大学梦”。

我是成都四中初64级的学生。四中历史悠久，前身可追溯至西汉时期蜀郡太守文翁创建的“石室精舍”。自己能进入这所名校，很是庆幸满意。在校期间，除了迟迟未交入团申请书，没积极靠拢团组织外，各方面都还不错。满以为毕业后可按部就班，顺利进入高中然后大学，没想到中考却栽了个大跟头。虽说“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但由于多方面原因，在1964年贯彻“阶级路线”的大背景下，中考后我还是成了一名“落榜生”。

这是个沉重的打击——因为我压根儿就没有想过，除了上学，作为初中生还有什么其他路可走。当年也宣传上山下乡，宣传成都知识青年巫芳安、孙传琪等扎根大凉山如何大有作为的事迹，而我一心想的却是怎么才能找到可以继续读书的高中，因为没考取高中，今后怎能上大学呢？

上世纪60年代不象如今，民办中学遍地开花，有些民办的甚至比公办中学更抢手热门，偌大一个成都市，那时仅有一所民办中学开设有高中，而且一个年级只收一个班。这所学校由成都市政协主办，原政协主席傅茂青担任校长。欲上该校，学生除各方面条件达到要求外，还要有两位民主人士介绍。母亲托她的医生朋友当了“保人”，我才进了这所坊间戏称为“高级民办中学”的成都东风中学。称其“高级”，一是此类资源稀少，整个办校期间只有第一届也就是1965级参加了高考，66级、67级以后就再也沒招高中生了；再就是学费高，记得第一学期收费是25元，当时普通高中的学费可能也就几块钱吧。

本想努力三年考上大学以雪中考落榜之耻，没承想WG来了，那些风华正茂的高三学子，虽已经历了诸如分类考试丶体检丶填写志愿等等程序，仍未能如愿进入大学殿堂，我等高二们的大学梦自然也就被粉碎咯。

很快到了1969年，上山下乡高潮来了。我家三姊弟都属于应该打点行李离城的“老三届”。父亲工资被冻结，母亲每月48元的收入，维持全家生活很有点困难。学校、街道常来家动员，但我还真没想过下乡去当农民，尤其是还涉及到必须将户口迁往农村。当然，农民也是人当的，但是，既然土生土长的农村人都愿意离乡背井争取做个城里人，为什么又非要城里人去当一辈子农民不可呢？一辆辆满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汽车驶过人民南路，不时还有敲锣打鼓的欢送队伍经过大门口。我们院子里有三十七八个“老三届”学生，有的学校送来了格式统一的“喜报”：“你光荣地批准到农村与贫下中农相结合”，云云，我很奇怪也有不满：从未“申请”，怎么就“批准”了？既非情愿，也就消极，找出种种托词，由“缓走”到“不走”（好像有个词叫“赖青”？）到1971年街道招工，终于进入了一家集体所有制小工厂，算是有了个饭碗，能够自食其力了。

工厂员工多为公私合营前的小手工业者，进厂7年，别说上大学，连当工农兵学员的“推荐”资格都没有呢。记得有一年，我们厂与另外好几家小厂共有了一个“推荐名额”，因上学心切，我也报了名。申请交上去石沉大海，厂方推荐了一名根红苗正的青工——其实到头来“推荐”也只是个手续和过场而已，并没有拿到正式的名额。不过历经此事的我也就有了自知之明，不再有非分之想。

鉴于此，恢复高考的消息刚传来时，我并没有太多兴奋。1977年第一次考试我是持观望态度的：虽然有了参加高考的机会，但“政审”能否过关没有把握。后来看到参加77年高考的同学朋友存在所谓的家庭问题仍被录取了，我们厂两个知青工友也分别考上了大专和本科，这使我有了跃跃欲试的念头。不过虽说是动心了，当时的想法却非常简单，仅仅是想通过高考证实一下自己是否达到高中水准而已。好在这回考试不需单位推荐，只要人事科开具一纸文书证明“该生系高中67级学生”即可放行。记得这张字条还是我自己写的，单位盖了个戳，算是开了绿灯。

复习的时间很短，而且还不能耽误上班，手中资料也短缺，家人好不容易在陕西街高教局门前抢购到一本政治复习大纲（备考过程中，“味同嚼蜡”这个词算是深有体会啦），其他课本能够找到的更是寥寥无几，只能“走到哪里黑就在哪里歇”，有多少看多少了。理工科实在是太高难，无力企及，文科主要靠平日积累和背记功夫，为稳妥起见我便报了文科。考前一周，我向单位提出换休获得“恩准”，这才真正进入状态。盛夏时节，戴顶草帽，骑着自行车，到成都三中参加了1978年的高考。

那时也无参考答案，考罢上班照常。忽然一天有个工人对我说，她邻居被派去登记高考成绩，那人告诉她说你们厂里有个姓李的考的不错。接着收到成绩单，总分360分，果然达到了1978年四川省文科重点院校的录取分数线。那个年代，知青们的最大心愿和动力就是跳出农门，而我则属于“旱涝保收”，也就胸无大志得过且过，在与人交谈时也说即使考上也不会去的，只是检验检验而已。这种愚蠢独特的念头自然被家人朋友批了个体无完肤。于是匆匆填了志愿，多是历史、中文、图书馆一类的专业。

录取通知书是通过邮局送来的，看到信封上“成都工学院”的字样，立刻懵了，一边拆信一边说“肯定是弄错了”一一我考的是文科，怎么会与工科院校沾边儿呢？及至看到信中“马列主义理论师资班”“政治经济学专业”字样，才知阴差阳错地被划到了工学院。入校后得知，当年上线的考生自愿报考这个专业的人数远远低于应收人数，省招办硬从上重点本科线的考生中划拨了一批供“师资班”录取。我们班大多数同学是在浑然不知的情况下入了此围，进入成都科技大学(即原来的成都工学院)，而未能跨入心仪的院校和向往的专业。令人哭笑不得的是这也是我们“自由选择”的结果一一志愿书上你自己承诺了“服从分配”哦。可惜四年之后，大学里不需要那么多“师资班”培训出来的师资，我们的学识也不可能与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本科相提并论，所以毕业分配时，直接被高校吸纳的同学只有数人而已。

仅靠工学院教研室的办学条件举办文科师资班，还要开出几十门文科课程，的确是勉为其难的事，好在靠近四川大学，我们可以到那边听课听讲座。除此之外，还聘请了不少外校老师来到我班授课，例如中经、工经、形式逻辑等课程由川大老师讲授，农经、世界经济、会计学、统计学由财大老师讲授，教育心理学由川师老师讲授，商业经济学由商业学校的老师讲授等等。

由于所学非所愿，专业兴趣自然也就淡漠。不少同学入校后就开始“不务正业”，写小说的，搞美学的，作赋吟诗的，还有痴迷UFO的，不一而足。我班同学年龄分布在18年的跨度中，阅历丰富多样，有下乡知青、工人、教师、干部、职员、军人、应届高中毕业生，学历有老三届、小学生、WG中的高中生等等，带薪学员也不少。毕业后，同学们各奔前程，从教的，经商的，从军的，出国的……不经意间还出了一些高官高管，但大多数同学本质上还是“文化人”。同窗四年相处和睦，大家感到唯一遗憾的是未能绽放出一朵爱情之花。当然，我们班年龄特殊也是原因之一：29岁到31岁的超过10人，年龄最大的32岁，最高的1米8几，最小的才14岁身高1.37米。女生平均年龄29岁，连最小的女生都比适龄男生大了两三岁。难怪有同学感叹曰我们班缺少了好些色彩，更是没有机遇成就一对鸳鸯眷属。

时光荏苒，几十年过去了。回望我的高考，特殊的年代，特殊的环境，以及参加高考经过的曲曲折折路程，都留下了深刻的记忆。短短四年的大学生活，也让我有得有失。彷徨，蹉跎，努力，奋斗，感受过失败，成功，苦脑，欢乐，有收获也有遗憾。无论如何，通过高考，让我们有了读书学习的机会，就像命运的一种馈赠，让人在无聊中看到光明，并开启了对未来的向往期待。总之，高考是人生的机遇，是人生的财富，也是我们人生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