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我招了三个研究生：张箭，西南师范学院毕业的王挺之，云南大学毕业的程显昱。他们都是成都人。１９８２年我在十一月十六日的光明日报上读到《光明的道路靠勇敢的开拓》一封信，是山东省莘县广播局玲玲（张海迪）给于秀的回信。张海迪现在是个顶顶有名的模范人物了，当时还是个无名病残的女青年。她给于秀的信是对她的不幸深表同情，说：“你受到的病痛折磨和焦灼的心情，我几乎全都承受和经历过。”她懂得一个人病倒了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失去进取的信心和勇气。只要精神不倒，就能战胜病痛，创造出美好的新生。玲玲就是这样一个女英雄。“她五岁多那年长了脊髓血管瘤，先后动过四次大手术均无效，从胸部以下全部失去知觉。”但她“一个字一个字地开始学，渐渐能看书了”她“买来了医学书，人体模型和针药，对照着书本上的穴位在自己身上试针，不久就能给社员治病了。”她先后为病人针灸一万多人次，为不少疑难病人治好了病。她决心学习外语。她写信时己能读译英语，译出了十三万字的小说，还自学了日语﹑世界语。
她给于秀的信，深深地感动了我，我也给她写了信。信后来在１９８３年二月十七日的经济日报上发表了。我告诉她：“我今年７９岁了，也是从小多病；青年时代也经历了多少艰辛的生活和病的折磨，虽然不像你得的那种折磨人的重症……我的一点知识和外语，差不多都是自学的。我一向多病，却没有死，也没有因疾病而气馁而消沉。在这方面，我要向你学习。我也是年青时候自学世界语的……我受到你的感动、鼓午，以有这样一位世界语新同志而庆幸！”我接着劝她“用世界语来写译你在治疗各种疾病方面的经验（我指的是针灸），无疑对人类、对患病者、对医学有难以估计的贡献！单就你自己与疾病作斗争，为人民疗顽疾的事迹写成世界语发表出来，功德就无量，我祝愿你成功！”
我给她的这一封信，她后来收入她著的《闪光的一生》里，经过号召，风行全国；学校用来教育青年，几乎人手一册。这样，还特别因为我在信里提到自学懂得好几种外语，引起了全国自内蒙古、新疆，南到闽广深山，西至云南边境，东至江浙，这些年来给我写信问学英语、学世界语、学历史的，以及遭受种种不幸打击的、想自杀的青年男女，多则好几百。我的原则是来信必回，有问必答，能帮助的就帮助，直到今天，也是这样。其中女青年从十四岁到二十几的都有。叫我伯伯、爷爷，还有叫我奶奶的。我从中得到鼓舞，我觉得，我还于人有用；我虽年老，却从年青人得到青春的气息，忘去了老。我虽时常（特别近年）感到孤独，却也从他们来信消除了寂寞感。
１８８２年兰州世界语学会成立，我的大儿子万仪被选为理事长。他也是自学世界语的，但年青时在家里耳濡目染，对他也有影响。他去年参加了在昆明召开的全国世界语代表大会，今年又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第七十一届国际世界语大会，他是兰州市和甘肃省的代表。１９８３年大致是四月我的腹沟股直疝气病（前八年就有了，只不厉害，只需躺下热敷患侧就好了）大发作，热敷无效，到卫生科治疗也无效，疼痛难忍。卫生科主张送川医外科急诊。是下午了，系里派孙锦泉同志同万井用校车送去。川医急诊医生决定开刀，但因我年老怕受不了，我终于自己决定了。好得动了手术也未发生意外，便住了院。
住院医生瞿宁厚，一说是友人瞿冰森的儿子，护士又是中如过去的同学，有照顾。惠云每天下午来，三个研究生轮流了陪伴。住了十天，医生要我出院回川大卫生科住院部将息一个月。我是第一次住进新落成不久的住院部二楼。我带书去，也常常有人来看望，并不寂寞。我记得黄石世协新出的 Julio Baghy 的《Verda Koro》（绿心）刚寄到。我一边读，一边感到快乐，是一本不只为初学者用的课本，也是世界语文学的珍品，直到今天仍然喜爱。时间易逝，该出院了。我是五月一日前一天出院的，不感到有后遗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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