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最不幸的，想到就痛心的，是九弟在１９８４年一月三日就因肺心病不治去世。九弟近几年来便患肺气肿，慢性支气管炎，尤其是秋冬之间经常发作。他是成都科技大学数学系副教授、副系主任，他为了工作，经常不以为意。我们弟兄都患着同一种病，我不如他重。而且他和妻子处得不畅快，使我担忧，他便以投身工作来忘却心头苦恼，我们互相关切，他经常到川大来看我，我送他到川大后校门，每每告别时，彼此都有怆然之感。好在他有过很孝顺的儿子万燊（他有四个儿子），我手头还有他大致在１９８３年二月二十四日写的信。他说：“在科技大学医院病房已住了三十一天，……今年的春节是在病床上过的，也不错。孩子们都回来了，不时有人来陪我谈，到比在家时要亲热些。这一个月全靠万燊服侍，每天送饭送水送汤婆子，倒大小便，总得跑８－１０趟，殷勤体贴，真算个孝子。”但１９８４年他病倒了，像去年一样，我一点也不知道他还是强熬着到系上办公，开会。这种拚死的精神，我是体会得到的。我也病着，担心他，但不能去看他。到了他病危的前两天，七弟来说过，又说，怕治不好，要我“作好思想准备”。我当时没有朝不幸的方面想。而且去世，甚至十三日科技大为他开追悼会，会后火化，一家人都瞒着我。谁知道竟是我们弟兄生离死别的日子，我竟然在糊涂中过去了。
九弟一专多能。深于高等数学外，能诗能词，能写散文论文。他精通法语，曾和当年华西协中同事，华东师大教授罗玉君，合译乔治·桑的小说。我办刊物，他都热心帮助，或译或著。
二月十三日我住进了川医的内心病室，除我以外，还有个财经学院的教授，一个电讯的女同志。住院的全是高干和一个老红军姓王。我便和他住在第九病房。当天，天矞叫惠云打电话给中晋，她来看了我，尚琼也来过。中如刘钊也间或来，同万井夫妇一样。以后系上的领导，相得的同志也来过。特别是惠云每天下午四时医院会客时间都来照顾我的生活。世界语同志也常来，陈珊还给我照了像，所以并不感到十分寂寞。三位研究生轮流来，替我取信，买来文学刊物，买我要用的东西，不辞辛苦与烦琐。医生对我亲切，护士也对我也亲切。最难忘的是第一天第一次给我输液的是泸州人，叫杨婉玲，对我十分好。她年轻，好学，常常向我借文学刊物，还勤苦地学英语。我对护士们个个都亲切。我送杨婉玲《傅雷家书》，她十分喜爱。曾力爱看《外国文学研究》，我出院后把两三年的全送她。不过对杨婉玲更亲爱，她今年和川医一个体育教师结婚，我送了贺礼。
前几年我到特约内科看病，必然到内七病室去看医生和护士姊妹。只有一点，那些高级干部差不多和我没有共同语言，他们叫我“高知”（高级知识分子），所以绝少交谈。我几乎天天在食堂桌上写回信，在病房里看带去的书，多是马士侔送我的古希腊艺术史，古希腊考古学等；我还认真读了莎士比亚的《安东尼与克勒俄帕特拉》的世界语译本。我在书后记上“应该是第三次从头到尾读的了”。读时多半是躺在病床上或坐在沙发上。在表达不出的寂寞中得到多大的慰籍与语言方面的益处，不仅消磨时间而已。
我在医院里的生活虽说寂寞，也还是有意义的。一进院，前后输液十多天，此外便打针服药，到内科大楼作各种检验。我一般起得早，和值班护士差不多同时，一起床洗过脸，便到护士室对钟，直到出院没有缺席过。跟着考过体温，便到大厅对面窗口做八段锦。晚上我不去看电视，我眼看不清，耳听不准。但有时医生却找我去和她一起看她的英语科研，对语法句法问这问那。医生个个都对我好。下午三点起床，我便下楼去转转，看看花，或同护士们谈天。我写了信便托她们去投邮筒，或代买邮票，大家都很相得。但我仍然不惯久住，能治好的都治了；有些老年人的“养老病”，她们也无力。我接待客人要等到下午四点到六点。再则，我究竟有教学任务，还要给研究生上课。我在住院期间，一共请假出去过两次参加世界语协会的聚会：一次到十二桥给许寿真同志扫墓，另一次是参加文艺会，都讲了话，和他们－—更多的是年青同志一起，我便忘去了我是个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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