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是“琐记”，犹如顺水行舟，不免有许多空漏，有的还是重要的，甚至很重要的，以下我就再度搜索，加以补充。从在南京一中时说起，我不能不强调同乡人，也是同学的邹维青（他后来加入共产党，在广州牺牲了），他为人正直，节俭用功，他比我大好几岁，待我如小兄弟一样，关心我的衣食起居，用钱等等，我尊敬他，还有几分畏惧他。再则是东南大学附中的余承梁，和我的年岁相当，或者比我稍长，他和我谈得来。虽不是同志。他的哥哥余永藻，是共产党的一位烈士。永梁后来进了清华大学和徐中舒先生同学同道，可惜早死了。此外是卢琰，泸州人和我有来往。同志当中是东南大学的王潜恒（他早年演过“夜来香”中的苏菲亚）和温其普（他是个华侨）。我初到南京时，对我有帮助，有影响。再则有一次，六不如从上海到南京来，引我去参观了平民窟，钓鱼巷等好多地方，使我在感情上见到极贫苦的同胞，以及不得不出卖肉体的妓女，真是有生以来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增加了我理性上信仰。他本人生活极其清苦，虽然短短两三天，但给我教育很大，他不是以言教而是以身教，加深我对他和鲁哀鸣的敬佩和（三无二各）的信念。在南京时我的生活很贫苦，特别是到了阴历九月以后，冬天，接济我的是胡迈，范雄毅，卫惠林等。一次，一个女同志莫省吾给我寄了件她新打的毛线衣，我很不好意思接受一个素不相识的女士的衣物，我退了回去，她又寄来，说她原不是专为我打的，是为她爱人荆有麟打的，小了穿不得，才送我。我收下了，而且是有生以来第一次穿上了毛线衣。他们夫妇后来和我也相熟了。
到了上海后我的三个弟弟先后来和我，天矞住在一起，九弟剑芩后来，他是我们弟兄中读完了初、高中，而且成绩优异的一个。他考上了私立震旦大学，是法国天主教会办的，很有名。由于经济关系，他读的是勤工俭学，很勤苦而成绩又是最好，得到老师和同学的敬重，我自学拉丁文和希腊文，是由于他的法国天主教神父的几次指导下自学起来的。（而我学意大利语，则是靠我卖得的《Ｉ．Ｗ．Ｗ简史》的稿费，于１９２７年８月８日买得的一本《Italian Simplified》开始的），我的八弟是我在中学时最喜爱的，也是到了上海后三个弟弟最拱服的，他们常常以“山中人”自命，而八弟是“山中人”的表率。我们三弟兄中，只有他一个人学会了骑自行车。我在前已经说过了，他和好多同年的年青人合得来，中间如袁小易，董××（他是董谢宜的哥哥或堂兄）等。１９２９年他进了江湾的立达学园高中，和后来是我的妹婿周尧同学。有一个时期，董谢宜和我、天矞住在一起，十分相得，像妹妹一样爱。她和董纯才是姐妹。她后来听说和韩起结过婚，丈夫早逝了。如果她还健在，我祝福她幸福。当我们住在金神父路新新里２２７号时，除弟弟们外，还有郭安仁（丽尼），来往的有姚禹弦（劳大学生）和邹维等。我出“民锋月刊”，由于李少陵的介绍和湖南人胡博苏、易子奇相识，还认识了王祺（思翁），他每月捐助我二十元。由于郑佩刚，我认识了梁冰弦。在１９３０年至１９３１年期间，他和佩刚出版了一种社会文化性质的《晦鸣周刊》，我常在上面投稿，拿稿费；他还介绍我在南洋新加坡的星州日报（？）投稿，我一般是从世界语翻译的短篇小说、诗，换得优厚的报酬，可惜我全没有存稿（除了Kalocsay的 Sonorilludo。特别是匈牙利 Francisko的 Marĉfloro，Mauro Joksi 的《Kiam mi en ĉielo estis》 （包括四篇小说），Stefano Tomor Keny 的Hirumdoj， Miĥaelo Tomurmarty的 Ilonjo Bela 和Kalocsay的《Mondo de roro》里的诗。有一年秋末，冰弦送给我过冬的棉毛衫（？）被盗了，同时吕叔湘特别从苏州为此到上海来一趟，送我一件驼绒衣服，以后我又给弟弟们穿过，叫它“叔湘衣”。早些时候美专开学了，天矞要缴学费，我写信向叔湘告急，他回信要我某天下午到北站接他，他来了，悄悄在我衣袋里塞了大约六十元。我在替华东书局译书时，要靠他替我校改。如果我没有这些朋友和同志的关心和各方面的帮助，我在上海就不会有所作为，甚至生活都难以维持。我还必须记下我和狂飙社的高长虹、高歌、沐鸿、向培良以及在狂飙出版社工作的郑效洵，后者当时和我很相得。他介绍我读郭伍远的行为派心理学，增长我在这方面的知识。我在启智印刷局校对《民锋》时，常常和校对《革命周报》的毕修勺（笔名震天）对着桌子。尽管《民锋》上常有我写的反对李石曾、吴稚晖派的文章，但我对毕译了不少安那其若干名著是心服的。我在国民大学时的同学周玉麟（溶晶）和梁栋也和我极相得。那时周已服膺马列主义（他是否已加入共产党，我当时不知道）。他对我说，要是共产党革命成功了，他一定主张和无政府主义合作，但后来他却在长沙牺牲了。至于梁栋，后来却在国民党的江西省政府中当宣传部长，曾兑我八十元约我去共事，我婉言谢绝，并把钱兑还了。我在国民大学快毕业的那年，天矞的一个女同学唐华清（湖南人），最喜欢我，请我吃饭，到我家里来过夜，请我和天矞与她照相。毕业时她回湖南了，真是难解难分，但－我确是带了一笔人情债，我竟至没有给她去一次信。我祝福她，只不知她还在不在。
在国民大学毕业后，我和天矞没有离开过上海。一次，确切的年月记不起了，是游西湖，和天矞、八弟在一起住在广化寺，因而认识了孙俍工夫妇（他们在那里养病）和杜钢百，我们游历了岳王庙，断桥，湖心亭，雷音寺和雷峰寺凭吊了白娘子。这一次是取的水路，似乎在外白渡桥上船，还在芦墟友人家住宿一两夜。第二次是天矞到浙江省设计院（？）工作，大致是梁冰弦介绍的，院址离哈同夫人的别墅（那时是西湖艺专）不远。我也去住了一次，认识了常熟的同志蒋爱真和艺专的学生刘××，可惜名字忘记了，他在我回川后介绍我到潼川共立高中校长张良青（良卿）处教书。至于蒋爱真，他既是安那其同志又是世界语同志，我和他谈得不少，意见也一致。天矞在设计院工作了好久，我也记不起了。我在苏州－除去看叔湘、人楩外－去住过多少天，同天矞一起，饱览园林之胜，因为是陈铭（右书）和苏州银行家朱勤真结婚，我和天矞前往祝贺。先此，陈已和南京任昭明结婚。离异后来上海佳原端明女中教书，后做了四川军阀邓锡侯驻上海代表赵巨旭家，多次来我家，似旧情还在。我还和她一次乘出租汽车（也是我第一次坐出租汽车）和她单独游过公园。天矞素不嫉妒，大家一起十分相契。但自从苏州别后，我回了四川，便成了永诀。但和她哥陈尔樾（威佰）、弟弟尔鋹、妹妹蕴芳在成都常相过从（此是后话）。
我在１９２９年在亚细亚书局出版的《海涅诗选》是和陈铭有密切关系的，我根据的世界语原本是１９２３年冯省三送我的，１９２５年买得再版本。我在译序末尾说：“而且，而且我在１９２３年以读本书而得的灵异的征兆，成了事实”，就是指我失掉了初恋的陈铭。后来和邓仲端相爱了。我在书的前面写了一首序词，我把它抄在下面：
我曾将心情交付梦魔，任情地将她登场奏演；而今啊！再也折不到有刺的蔷薇，昔日的伤纹，我已无心重检。
我曾愿东流巨浪，逆转而流，击碎了黄鹤楼头，荡灭了鹦鹉洲；夜晚来奏着那“Ｍi ĉiam vin amas”之歌，冲向那紧锁的巫山狂吼！
再不然，我便追随着凄咽的涛声，将余情葬之深海；假如那酸楚的泪珠有灵，海潮啊也将为伊澎拜！
一切的一切已付过梦幻风涛，难忘是灾患未来前的征兆；征兆啊，如今尚时叩我心扉，但我的心旌，未曾渍染着罪的符号。
北国的冰雪，南国的啼莺，海涅的诗篇与离人的悲恨；我愿意一束儿呈献给我今－昔的爱人，请鉴临我姗姗的忱敬！
我沐浴了春阳的慈辉，忘不了冬雪的砭刺，在我酲醉的迷恋了的心胸，有时是也痛沏到昔遗的爱的疮字……。
剑波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于上海
到了１９３０年，由于我写文章，搞翻译的工作重，几乎无一日不熬到深夜，头痛发晕，又不能停止下来，便熬铁观音（福建的岩茶）来刺激提神，这样便得了神经衰弱症。服了多少药也没有用，又因为遭到法租界多年的监视，常常有被捕的危险。１９３６年八弟离上海到汉口，在码头工会里活动被蒋的行营参谋长逮捕了，有被枪决的危险，而同时，张铣军（光宇）通知我，旦夕要被法租界捕房捕解龙华，我非立刻迁居躲避不可，我便从贝勒路天祥里改名换姓迁到爱文义路，然后又转到马斯南路。我算是暂时躲过了，但八弟呢？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求吴雅晖、李石曾；但他们早已认为我是布尔什维克化的人了，而我也不屑向他们乞求。第二条路是找福建泉州的国民党元老，他是蒋的行营参谋长的老师。我因为泉州的一些同志，知道他也倾向安那其主义，也知道我，我便写了一封信给他求援。这在前面已经提到过了。可是我的神经衰弱，医生极力劝我回家休养。这样，我便不得不和上海同志和朋友们告别，同天矞搭卢作孚等人办的民生公司直航重庆的轮船回川，开船时间是１９３１年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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