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通知了天矞，她没有表示愤恨或不高兴，反而因为她自己没生育感到满意。但琼的家庭，却是满怀愤恨，而为了顾全封建社会的家族的体面，装着不闻不问。１９３９年我也随着学校避免被日寇的轰炸迁到夹江县的乾河子（小乡镇）。琼和峨儿留在合江，等待着和九弟一路上成都。
“Neseum maggior dolore,
Che ricordarsi dei tempo felice
Nella misria……”
-Dante:inferuo canto V.
在不幸中回忆 幸福的时光 没有比这更大的痛苦了。
（朱维基译）
到乾河子半年，我租了学校对面一间屋子，距学校教室很近。尚琼的二妹尚云和她的同学赵舜云都时常过从。提起赵舜云，我便很难过。在还没有搬到乾河子前，我的九弟，以及后来的妹夫周尧，都在嘉属联中我那里作客，住过一段时间。赵舜云是个很纯真朴实的乡下姑娘，好学，可惜迁到乾河子半年以后便因家贫治不好病便死了。她在乐山时对九弟有意而羞于出口。九弟也没有到乾河子，他早在１９３７年便在永川中学教书，１９３８年上期到成都在天府中学，下期转到华西协合高中。而周尧则是从意大利回国后，以昆虫学专家作为中美调查团团员身分，在１９３９年五月来西康考察，小住我处。他早和我们在上海相得，和天矞的弟弟邓皓愚，我八弟在江湾立达学院同学，又是世界语者。是时我幺妹卢筝正在嘉属联中读书（她原在成都协进中学读高中，１９３８年才转到嘉属联中来的），他们由相熟到相爱，以至转到周尧教书的陕西武功西北农学院去了，从毕业到任副教授直到现在。
１９３９年春四川大学也迁到峨眉报国寺，胡鉴民是川大教授，他们夫妇（他的妻子顾品月在川大迁回成都后，担任川大附小校长多年）每逢上山下山，都要经过乾河子去看望我，我还把他们的小女儿胡晴芳做我的义女。鉴民早年留学法国和比利时，专功人类社会学，是安那其主义的同志。他译了比利时高等研究院齐尔（Paul Gille）教授的《人的尊严哲学》（他改称《自由哲学》，解放前在商务印书馆出版）。
在１９３９年至１９４１年我还编印了以妇女问题为主要内容的《破晓》月刊，写文的有巴金、天矞、陈国凤（晓若）、我和另外一些同志，也还译载了西班牙革命中的妇运文章。此外，在１９３９年我用《芒种社》的名称，出了我译的 A.C.Ferm的《自由教育》和我自己写的小册子《路》，《疑、信、行》，还为福建泉州同志译了《西班牙革命建设》一类专文，订成小册，介绍西班牙反佛朗哥革命中伊伯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F.A.I.）和总工会（C.N.T）在巴塞罗那（Barcelona）等地的经济建设，译了《常识经济学》；译了意大利 Malatesta 的《无政府主义纲领》，以单行本出版。我不放弃世界语活动，我把无民族世界语联盟（S.A.T.）
出版的文学书《我们的戏剧》（Nia Teatro），中间包括《蛀虫》和《凡尔赛的俘虏》。后者是苏俄作家S.Goldfeder著的译出来，还译了法国世界语刊物Nia Gazeto（《我们的期刊》）中译出 Karl Myzike 著的剧《死神与爱迪生》，大致给当时由叶圣陶编辑在成都出版的《笔阵》上发表。 １９３９年冬。我在乾河子接到先憂的几次信，他已接任了华西协合高级中学校长，一定要我去协助他，而且九弟剑芩１９３８年下期已经去了，我不得不去。我在成都可以多发挥我的精力办刊物，写译东西，宣传世界语，有朋友商量共事。吕千的今日新闻社根基已经打稳了，天矞又想念他得很，所以我就决心在１９４０年春初回到成都，谁料张良卿的校长也被人夺去，自己又回到成都来了。歉然的到是乐山县女中不让天矞辞去教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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