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达瑞：追求学术的一生 (2)

1983年至1987年我到广州外国语学院进修，攻读硕士。广外的训练为我的英文翻译和写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987年，我重回川师执教。

1988年至1989年，父亲的朋友张毅先生[1]在北京参加季羡林先生主持的《大唐西域记校注》，从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领回四川的一项翻译工作。学了多年的英语，还没有做过一点像样的翻译，我毫不迟疑的答应了。还拉上我的老朋友杜懋圻。

我一接手翻译李约瑟的《火药史诗》卷就感觉是一块硬骨头。一个字“难”。我仅仅读过外语系，知识面窄，何能胜任这样的巨著的翻译？科学史家要有专业性的自然科学的训练。翻译这部巨著也同样需要科学的训练。在这方面却是我心中的“痛”。我自文革（1966年）起失学，长达三年之久。1969年3月进入成都某中学后，两年内没完没了的学工学农占去了至少三分之一的时间。[2]严格地说，我根本不具备条件做这部巨著的翻译。

李约瑟教授在他的大作《中国科技史》第一卷第序言中说，要写出像他所计划一部中国科技史的学者，必须具备下面六个条件，第一条必须是有一定的科学素养，第二条是熟识欧洲的科学史，第三条是对欧洲科技史的社会背景和经济背景有所了解。以上三点，是一切科技史的研究工作者都要具备的。为了研究中国的科技是，他说还要具备另外三个条件：第四条他必须亲身体验过中国人的生活并有机会在中国旅行。第五条必须懂中文，第六条要得到很多中国科学家和学者们的指导。他带着当仁不让的口气说：‘所以这些难得的综合条件，恰巧我都具备了’。[3]

可以说上述的六个条件，予只具备懂中文一条。其余的条件均不具备。唯一的条件是英文水平马马虎虎能翻译。於是1988年至1989年期间，父亲龙晦教授带着我到四川省图书馆古籍特藏部，一条一条地查阅李约瑟的《火药史诗》中引用的中国史籍。如《宋史》、《元史》、《武备志》等书。在四川师范大学图书馆，我第一次读到了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四库全书》。我算补了一点文史方面的课程。 1989年夏，父亲和我顶着夏日的炎热，每周抽空奔走于四川省图书馆，基本上找齐了《火药史诗》中引文的出处。还有一本善本书《火龙经》，[4]只有复旦大学图书馆和军事科学院图书馆才有。我写信寄款给军事科学院，对方将复印稿寄错了地址，寄到四川大学去了，我直到第二年从美国学习回国后才收到。我利用去美国需要在上海停留数日的机会，专门去了复旦大学图书馆查找材料，记得那天图书馆工作人员说我很幸运，我是上午去的，他们每周三个下午都不开门，因为当时紧张的政治局势增加了政治学习。我大约在1990年底讲译稿交给了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出版日期是2006年。整整十六年过去了，组织翻译的张毅先生于1994年不幸去世。我没有等到这本书的出版，就改了自己的专业。也没有苦等翻译的出版去争取评教授职称。

[1]张毅（1924- 1994），字汶江，中外关系史专家。毕业于四川大学外文系。父亲的终身朋友，一生坎坷，曾在多所大学执教，四川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曾借调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和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参与季羡林先生主持的《大唐西域记校注》，由中华书局出版。另著有《往五天竺国传笺释》。

[2] 2018年某中学纪念其建校100 周年，朋友问余可否写文祝贺。余凭着超强的记忆，写了一篇记叙进校后的各种学工学农和政治活动：1969年4月到桂溪公社宣传九大的召开，5月到成都东北郊龙潭寺附近的院山公社的所谓双抢劳动三周；1970年5月在五冶公司下属车间的劳动三周；1969年9月和1970年9月安排操练国庆方块队，各长达一月；1970年11-12月在彭山谢家公社的农村分校劳动长达两月之久，1971年3月在龙泉驿山泉公社的三周劳动，可见上课时间之少，浪费的时间之多。朋友一看，此文与校庆唱了反调，余不肯修改，於是不发表。

[3] 何丙郁，《我与李约瑟》，香港：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5年，第146页。

[4]《火龙神器阵法》又名《火龙经》是一部中国古代火器大全，署名为刘基、焦玉等，自称作于明朝永乐十年（1403年），首见于崇祯年间焦勒的《火攻罕要》，清朝咸丰年间方始有刻本传世，其中有最早的地雷、水雷、火绳枪等等的描述。古代兵书在民间为禁书，存世量极小，一般只能在官府中留存，此书仅有军事科学院图书馆、复旦大学等极少数图书馆有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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