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漫漫吾当上下求索——我的人生回忆（第八篇）

拙文《路漫漫吾当上下求索——我的人生回忆》发表己来，得到朋友们的关心与支持。文字共有十八个篇章，现在将每篇集中重发于此，方便各位阅读并斧正。谢谢！

第八篇胸无大志随意而行

——我的人生自描

如果说需要自我的评价一下我的人生，我想用本篇标题的八个字来描述：胸无大志，随意而行。个人认为我一生的经历都是比较随意的，几平在每一个人生阶段，我都很少有比较明确的人生目标，算是一个胸无大志的人吧。

念小学的时候，虽然很羡慕那些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的同学的博学和教养，也时不时耳闻目睹听那些同学谈自己的志向，但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未来会怎么样能做什么。进入初中。应该说学业上还是很优秀的，但也几乎没有懵懂过自己的未来的发展，连初中毕业应该考入成都七中读高中还是在班主任赵老师的引导和促进下完成的。这段时间经常使自己痴谜的，常常是一些琐事和小事，比如探索如何沿老城墙由华西坝走到九眼桥与四川大学，或是从新南门走到东门大桥，或是如何跨过锦江穿望江公园和四川大学而到成都二十九中，还有就是其实喜好上还是愿意伙同初中同学在九眼桥上晃荡，而对于拉船的纤夫合力把船拉过九眼桥，虽然看了数次但经常仍是恋恋不舍。

上了成都七中高中，虽然因为学习成绩很好受到科任老师们的重视和青睐，也在听同学们议论报考北大清华北航之事，但说真心话，我当时还是很茫然的，至少内心深处没有产生过激动和执着，甚至潜意识深处对去读这些名牌大学的目的性还不是十分的明确。当时应该是特别喜好数学，主要的精力和兴奋点还痴迷在对数学学科的各种探讨上，对一些能引起兴趣的学科探讨问题经常是迷而不返。

参加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也表现出这种胸无大志，凭兴趣而行事的风格。以资历上说我应该算是文化大革命中的资深老造反派老红卫兵了吧：执笔了成都七中所谓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面对面带领数十名同学与市委宣传部长讨论文化大革命工作组是不是需要撤离学校的问题，是中学生中第一批走上街头和大学生一起“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在北京航空学院为成电东方红创始人蔡文斌充当与北航红旗的联络，参与了红卫兵成都部队的组建，当年所领到的红卫兵成都部队的红袖章，编号是300号多一点，足以见其资格。但是很遗憾，因为对当年群众组识中人事纷争的不习惯，特别是后来见识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总指挥伟大领袖的左右漂浮状态，感悟到一种被捉弄的心境，于是就很随意的离开了这场大革命，从一个资深老造反派红卫兵变成了典型的“逍遥派”。

在蒲江县大塘公社下乡的那一年中，很偶然的成为了大塘公社党委书记的朋友，与他的至深关系在他帮我处理“打贫下中农的狗”事件中就可见一斑。比较使人感到很奇怪的事，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我当年居然没有向他提出过请他帮我回城的要求，每次聊天都可以天南海北的扯很多事，唯独没有向他说到过我自己的事。还是在他询问了我想读大学还是尽快回城当工人的选择后，让他贵人般的为我安排好招工回城的事，我才像天上掉馅饼一样急匆匆但自然是很高兴的被招工回城参加工作了，足以见得我在人生目标上的迟钝和依兴趣随意而行的不拘。

读大学前在金牛区商业局工作，私交上与区委、区财贸部能决定我的发展前途领导关系甚好，工作上领导们对我也很满意，也使人感到奇怪和意外的事，这长达四、五年的时间中，我居然从来没与他们中哪个人聊过我个人的事情，比如我能不能加入共产党，我能不能被提拔有个一官半职。更使人匪夷所思的是，现在回想起来当年我不仅没有同他们聊过，甚至我自己也很少想过这类事。当时一门心思想的是，如何找到机会把老弟从乡下调回城工作，如何把妹子的免下乡手续办了。

这期间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当年和我一起分配到石羊供销社工作的一位陈姓姑娘，我们相处很好，外界当然也包括金牛区那些领导们都以为我们是在谈恋爱耍朋友。我当然知道不是这样的，那位陈姓姑娘是干部子女，家庭出身与我相差甚大，在当年那种讲阶级讲出生讲成分的环境下，与她耍朋友是不可能的。后来这位姑娘。想调出石羊供销社到工厂当工人，这在当年她们干部子女中也是一桩司空见惯的常事，调入的单位她家庭都联系和安排好了，关键是这边金牛区放不放人。为这个事金牛区的领导们都认为不能放她走，大家都很坦率的告诉我，把她留在金牛区，我与她恋爱成功的可能性大，让她调走了，这个事肯定就成不了。在征求我的意见时，我居然是帮她请求同意调离石羊供销社，领导们见此状况，基于我与他们的种种良好关系，最终也就同意她调离了石羊供销社。

读大学期间也是这样。报考时也就只想考入一个大学就好了，根本没有想过是不是要考好一点的大学，所以报考了离家很近的成都工学院，唯一比较坚持和高兴的是选择了自己喜欢的数学专业。毕业分配时，在学校闹得扬扬沸沸，贵人毕老师还为我在管学生的党委副书记面前与数学系党总支副书记争吵到拍桌子，但我最终却自我选择不留校去了四川财经学院。其实这是我的真实想法，也是胸无大志的典型表现，我不想留在学校数学系做比较繁重的教学科研工作，只想到四川财经学院这种文科学校去教经济数学，因为在当时看来这种在文科学校讲授经济数学的工作应当是很轻松的。

在西南财经大学工作的第一个十年，出现的情况也是很令人匪夷所思的，现在说这句匪夷所思的话似乎太轻飘飘了些，当年我其实经历了一个很重要的人生选择。以我毕业后在西南财经大学四、五年的表现和状况，实际上给我编织了一条仕途之路。可能是工作表现太优秀突出了吧，加之我与校系各级各方面的关系也特别好，所以我一直是校方的培养对象，今天回过头来看，当年如果在西南财经大学为官，不出意外我也许会做到西南财经大学的副校长，但后来是我自己放弃了这条仕途之路。

先说入党，尽管有当年基层系党总支书记老康友人把我的入党申请书放迷弄丢了之笑谈，但那不是问题的重点和关键。如果我十分积极的想要加入组织，补写一份入党申请书应该是很容易的，但这个事居然一直没有做，过程中还一直沾沾自喜，庆幸自己没有被纳入组织，因为我这个人一贯自由散漫惯了，很难接受那种组织的约束，至少主观上潜意识深处还是希望最好不要有人来管我。所以入党这个事情就在基层党总支书记把我的入党申请书弄丢了的趣事之中。不知不觉被拖化了。

从政嘛，一度已经被有关方面批准任职西南财经大学的处级干部，但最终还是面对悬殊的收入与待遇上的差异，我选择辞去了处级职务而到民营企业中去担当经济顾问的道路，需要有现实的好的收入是我考虑和选择做什么事的首要。不仅走共产党的仕途是这样，当年西南财经大学的民主党派，希望我加入他们组织就能被推荐成为民主党派的副厅级干部，也被我莫名其妙的婉拒了，核心问题嘛还是宁肯有现实的好的收入，而不愿意去走一种规矩的入官的仕途之路。

自己选择拒绝从政的仕途之路，下海来到了市场经济之中，但是从来没有一个宏伟的发展规划。当年在与很多人的交流中，都谈到了把自己的企业做大做强，似乎这就是他们的人生目标，但我对此却不以为然，至少有点漫不经心。当年无论是与政府官员的关系上，还是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关系上，我都有很现成的比所交谈的朋友们好得多的条件和基础，至少我取得政府和金融机构的支持不必象他们那样艰难艰苦。但我最终从来没有想过办一个企业把它做大做强，潜意识深处我认为那是给自己在找麻烦，内心深处还是觉得在大学里边当一位老师是很不错的。所以当年无论再怎么忙，我都坚持回西南财经大学完成一位在职教师工作，到了把市场经济中的生意做得了无兴趣时，最终选择了回到学校在西南财经大学任教当老师的道路。

凡此种种，都能说明我是一个胸无大志的俗人庸人，无论有多好的发展条件和机会，我都始终没有认真思考过如何去发展自己的事业。“事业”这个概念与我太陌生，潜意识深处我觉得好像它与我无关，严格的说，我就是一个农民，一个高级的农民，没有什么人生想法，没有什么目标，更没有什么人生规划，就是一个高档的“二亩土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农民罢了。

当然这种胸无大志的人生认识，其实是与自己的处世做事的任意性有关，应该说是在具体事务上我比较强调自我，也就是自己想怎么做就去做吧，不必太受一些道理和人言的约束，也就是说，在某种意义上“能不能做该不该做”我不是很介意的，至少不是把它看得很重要摆在行事的首要地位的。

比如读初中时，在校方和老师同学们看来，我应该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了，好学生是不是该有一些必要的应该的行为举止呢？这个问题我很少想过。因为很多原因，我很爱和那批住在九眼桥附近并不认真学习并且成绩也不好的同学打堆，我觉得在他们身上有一种我很想知晓甚至很想学习模仿的东西，所以当时也时不时违反校规，与他们一起逃学在九眼桥望江公园四川大学晃荡，内心深处觉得和他们这样玩耍就是我想要的，是一种可以并且应该享受的乐趣。

在成都七中读高中时，本来学校的学习条件十分好，我完全可以很均衡的发展，籍助于学校优秀的师资良好的环境，为考上北大清华北航做全方位的准备。但事实上不是这样的，我在学科上偏科是很严重的，首先是偏重于喜好和热衷的数学，再有就是语文，其实不是语文是写作。数学上经常会出现为了一道难题，纠缠很多时间耗费很多精力，对其他事物不管不顾的想去解决它完成它，不仅有解决了这种难题后的结果上的喜悦与高兴，更有在解决这种难题的过程中的那种难以言状的执着和兴奋。

至于写作，一是当时特别喜好毛大爷和鲁迅先生的文笔，毛选四卷中类似于“别了，司徒雷登”那类文章，以及鲁迅先生类似于“纪念刘和珍君”那类文章，我是经常阅读，十分欣赏他们的笔锋，自己在作文时也经常模仿。二是逐渐喜欢写篇幅比较长的作文，每次语文课白敦仁先生布置的作文，我在完成吋都会把它把发挥成为有点类似于写了一篇短篇小说，耗费的时间和精力虽长虽多，但做起来自我总是津津乐道的。

这种过度的偏科实际上造成了其他学科的一些问题。比如物理和化学，客观上是受到了一些影响的。物理还好点，也许那句“数理不分家”的话有些道理，所以物理这门功课因为我的偏科还不至于影响太多。至于化学，我心里很明白，尽管任课化学的班主任周德芬老师还是把我列为与张昭不相上下的优秀学生，但我自己很明白，化学这个学科我其实是没有把它真正学好的。

还有一个怪怪的东西应该是与习惯和性格有关，我的习性中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特点或者叫做偏执吧，那就是我不喜欢记忆性的东西，更不愿意去强记什么东西，我特别喜欢逻辑推理的东西，这反映在学习功课上，我特别不愿意去背公式之类的东西，总希望找到什么规律，能避开强记而以推理帮助甚至取代记忆。所以，比如三角学中的那些两角和两角差，以及倍角和半角的那么多三角函数公式，我其实一直都没有背过并且也背不到它，要用的时都是去推理得到，甚至连和差化积积化和差这些三角公司，其实推理的难度要大些，但我仍然没有去强记它。

文化大革命中的随意性表现得更强。现在回过头来看，当年我执笔写成都七中所谓“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除了冲动之外，随意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当年想到了看到了一些问题，习性使我很随意的把它写出来了，当然因为冲动与思考不成孰也带来了很多麻烦。面对面地与市委宣传部部长对峙要驱赶工作组，其实也表现出一种任意的习性，直观的认识就是既然觉得他不行，那就要求撤走他吧。

至于在文化大革命的1967年，因为源于发生的两个事件，使我毫不犹豫的从资深老造反派老红卫兵迅速成为逍遥派，其中很大的因素和成分也与这个习性中的随意性有关。这两个事件一是对于年初所发生的“二月逆流”以及它的迅速逆传，二是年中发生的武汉“七·二O”以及事件解决后马上对王力等人的处置。

在成都市金牛区工作的那几年，出现的情况纯粹就是因为我个人的一些喜好和习性了。比如，成为“什么也不能管但什么也管”干部，按当年那个政治环境和氛围，几乎没有人会像我那样去做的，因为要去管理的事实际上是很麻烦的，它完全可能引来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像那种分配紧俏物资自行车缝纫机，保管烟酒那种高档商品，都是一些极有可能惹火烧身的事，所以，大家才尽力躲开不去惹它，而我在性格深处有一种随意有一种任性，潜意识的激发我去管管这些常人看来很难办的事。

这种随意在有时候也意想不到的会促进一些事情。当年在金牛区工作的时候，从区委到财贸部，我都与一批领导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当时的大环境一般民众对于这种领导，要么是去巴结，要么是避而远之。我却不以为然，潜意识深处虽然也很尊敬他们，但我从来也没有指望他们给我办点什么事，所以在与他们打交道时，我是很随意的，主要是工作嘛需要交流汇报，个人从来没有什么诉求。这反而好了，我随意慢慢的他们也随意了，大家都随意了，相互关系其实比刻意要去做而更好了。

读大学有一件事情足以见得当年的随意和任性。大学数学专业的课程学习难度很大，班上相当一批同学特别是一批年龄较小的同学学起来都很困难，面临期末考试时更是紧张。我的学习成绩是很好的，肯定不畏惧这种考试，事实上这种考试更能反衬出我的学业优秀。但我当时硬是出头去与各科任课老师协调，从考试的形式上尽力降低难度，比如开卷呀写小论文呀等等。其实我也知道这种协调会引起班上一部分学习成绩较好的同学有意见，因为考试难度降低了，优劣的程度就显现不出来了，尽管如此，随意与任性的天性还是使我每学期都为这些事情乐此不倦。

比较搞笑的是在西南财经大学我拒绝加入民主党派从而获得副厅级干部提名那件事，可以说把我的随意性和任性表现得淋漓至尽。记得是一天晚上，他们来到了我家中，虽说平时大家都是老师也很熟悉，但别人毕竟是带着民主党派领导人的身份来的，讲的事情又很严肃慎重。而我这个人，因为随意因为任性，居然都没有给别人说让我考虑一下隔两天回复他们，当场就拒绝了。当我看着他们带着茫然和不解的心情离开时，我才醒悟过来也许是我太直白了，这么慎重的事情怎么能这样简单处理呢。

在购置房产上有时也表现出一定的随意性。记得上世纪90年代购买的交大花园清水河小区那一层4套房子，是头天晚上在电视上开发商打广告，说是第二天开盘，第二天到了现场，现场什么也没有，就是在一片农田中围起了一个圈子，摆放了一些所售房子的介绍广告，除了房价较低，比较吸引人的是它的购房款可以分4期支付。这一点促使我一口气就订了四套，总码洋30多万，其实当时还在做生意，资金并不是很宽裕，只是这个分4期支付，加之随意的心性也就定下来了。

2015年购买恒大曹家巷广场一层楼四套房子也很奇特。楼盘的选择和确定倒是十分的认真，因为毕竟要耗资300多万，我先后看了很多楼盘，最后确定买这个楼盘。只是开盘订购那天就很搞笑了，因为毕竟是买房，这在很多家庭都是一桩大事，当时已在那一轮要限购的前夕，所以楼盘和房子还是很抢手，买一套房开发商限定只能两个人进去选房。我去的时候看见很多人因为不能进去都在外边很焦急的等待。我倒好，计划买4套房，因为家里边的其他人那天都上班，就我一个人晃晃荡荡的就去了，弄的售楼部里售楼小姐都很惊讶，不过这又帮了我的忙，当天房子很抢手，我先选了一层37楼的4套房，后来发现38楼那4套房性价比更好些，还是售楼部售房妹妹，手脚麻利的替我揭下了38楼那是套房的订签，让我如意的从37楼换成了38楼。

在民办高校做院长的那十年，因为我骨子深处就认为民办高校本质上就是一个民营企业，所以也从来没把他的院长当成一回事，什么院长哦就是一个管事的总经理而已，所以其间也把个人的随意性表现得淋漓至尽。比如，在四川天一学院提拔那些年轻老师们走向院长处长系主任的岗位，在某个意义上也与个人的随意性有关。当年如果太认真了，必然会瞻前顾后的与主办方协调，结果是我挟“受命于为难之中”的大旗，事急从权嘛，很多事情都是与那位陶校沟通交流一下。就把这些老师们推上去了。

不得不自嗨的是，这种随意而行的行事方式，带给我的更多的是愉快和满足，在这种愉快和满足面前，胸无大志所带来的也许可能有的遗憾自然就悄然无声的沉默了。因为在一辈子的人生中，多数时间多数地点多数事物都能更多的按照自己的意愿去行事，所以无论行事的结果如何，过程至少是很欢愉的，当然多数时候结果也令人满意。因此回过头来看这一生的时候，还是充实和自我肯定的。

随意而行所伴随和带来的就是随遇而安了，而这种随遇而安又因为我的胸无大志时时处处表现得优雅与自得。感悟最深的是，正是这种随意而行随遇而安，使我很平静和随和的放弃或者说是避开了从政的仕途道路，从而使得人生不是单调还是丰富多彩。当年在金牛区工作，其实机会是很多的，我只要稍许用下心，走入仕途应该是不难的。但是如果当年走了仕途，首先会出现一个可能是1977年高考恢复时，估计就不可能去考大学了，另一个可能是即便去读了大学，最后也要回到金牛区为官，人生便会因此还很单调了。比较庆幸的正是这种随意而行，让我当时没有走入仕途。

后来在西南财经大学，那简直是要拜谢这种随意而行了，在还没有加入组织的情况下，其实我已经迈入了组织的处级干部的行列了，而且民主党派又在以副厅级干部招兵买马，如果要沿着仕途走下去的话，似乎是水到渠成了。还好，关键的时刻居然做了世人难以理解的选择，才有了后来在市场经济摸爬滚打一番的经历，这种经历无论是直接效果，还是它的过程，对我后半辈子的影响都是至关重大和深刻的。

当然这种随意而行也不是没有遗憾。当年大学毕业分配时，如果我最终决定了要留校，也是能留下来的，贵人毕老师在数学系坚持不留我的情况下，已经征得各方同意让我先留校在学报工作，但我的随意而行辜负了这位贵人，最终是我自行选择了不留校，而是坚持要分配到四川财经学院。这种随意而行虽然给我带来了好的结果，但对毕老师的一片苦心，我还是感到很遗憾的。

没有在市场经济的摸爬滚打中走得很深刻，并且最终从商场从容而高兴的退出来，应该也是这种随意而行的结果，从某个意义上来讲，这个结果也是至关重要的。很难想象当年如果有事业之心，又得体的运用政府和金融机构的支持，一门心思在市场经济中博斗，最终可能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还好，胸无大志使我没有想做什么，随意而行又使我做不了什么，于是在经历了一番摸爬滚打在小有收获的情况下，我从市场经济中脱身而出，在西南财经大学中再执教鞭去享受教书育人的乐趣。

这种胸无大志随意而行，现在回过头来看是有三个因素造成的。首先是性格，在性情上我是属于那样一种人，就是我很尊重所有与我打交道的人，不管是权贵还是平民，我都很尊重他们，但这种尊重我是平行的，我从来不会傲视他人，但也从来认为自己不低人一等。这大概是与生俱来的我这一辈子做人的性格吧。这种性格让我不会也不愿去麻烦和求助他人，更强调自己做人的愉快，所以也不会去确定比较麻烦甚至难以达到的人生目标，这样胸无大志也就很自然了，随意而行当然也就紧随其后了。

再就是影响，这种影响既包括外界的，也包括内心自我的。老实说，从小到大，从读书到工作，我还真没有对远大目标产生过朦胧感，更不用说崇拜感了。读书的时候。其实各个阶段学习成绩都不错，但就是没有对任何学科的伟大人物产生过敬畏，更不用说去幻想能否做一个学科大家，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科学家。在学业上我觉得我与学科的知识很近，但与学科的科学家很远。比如我一直对欧几里得几何的哲理和逻辑很佩服很崇拜，但对欧几里得先生，似乎觉得很佰生很遥远。上世纪90年代下海经商，已经在市场经济的企业中了，但很奇怪，除了有做生意赚钱的感受外，很少有企业家的概念。为什么会这样呢？应该说是外部世界的影响，通过我自我体验和思维的过滤后，留下的都是很实际的东西，要么是学科上的知识，要么是生意上的赚钱，其他的好像就没有。

最后是条件，我这里主要指的是我的生存和生活条件。应当说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有幸选择和得到了适合我的性格的职业，也就是教师这个自由职业，即便在成都市金牛区商业局工作的那几年中，我也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我的工作自由度很大。自由度大这种生存和生活条件，让胸无大志随意而行的理念得以滋生，并且在它的温床中让他发展，最终成为我一生行为处事的方式。

从大处说这里牵扯到一个人性解放问题，人性只有解脱那些各式各样可能有的束缚，它自由了人也就潇洒自如了，自然也会很好发展了。我比较有幸的能在人生的各个阶段，尽可能的解脱人性束缚，获得尽可能大的人生自由度，简言之，我的人生还是比较自由的。读书期间，从中学到大学，因为学业比较优秀，我感觉先生们对我管束较少而引导较多，颇有放任我在知识的海阔天空自由翱翔的放飞味道。工作后。大学教师这个不坐班的自由职业，让我的自由度不是一般的大，即便是在金牛区商业局的那几年，因为工作特别的实际状况，加之工作成效也特别好，来管理我日常工作的领导等各类人几乎没有，他们更多的给我提出工作上的期望。

所以说性格、影响和条件三个因素。使我形成了这一辈子胸无大志随意而行的人生方式与格局，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自由。没有更多的人来管理你，没有更多的事来约束你，现在回过头来看，真是一个人活着和生存的最大乐趣和幸事。特别忆及当年在成都七中读高中和在成都科技大学读大学，我都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被知识灌输者，而是在知识的海阔天空中被放飞的学生，自由的翱翔使我不被约朿地吮吸和收获了更多的知识，而这种知识的积累和沉淀又让我受益终生。

其实这种胸无大志随意而行又与人生的自由和欢愉是相辅相成的。正是这种胸无大志，使我彻底的放飞了自己，因为没有既定的大志目标，也就达到了无畏无求的境界，我本身就没有想做什么，也就不必苛求自己应该怎样，一切随遇而安，当然紧跟其后的就是随意而行了。都能随意而行了，你还不自由和欢愉吗？回过头来看，能够在已经步入仕途之时放弃从政，能够在浩瀚商海中告别经商，不正是因为这种胸无大志而导致的吗？因为胸无大志使我明白为官不是我想要的，当然我也做不好，成为企业家也不是我要的，市场经济的摸爬滚打目的，就是挣点钱。

当然最终我这种胸无大志随意而行，虽然使自己很自由了愉快了，但它对于我来讲是否真的正确，我其实也很茫然，至少不敢完全肯定。但是西南财经大学一位对我比较了解的员工曾经给我有这样一个评价：“许仁忠把一个中国男人想要的东西都得到了”，这句话是她当着我的面在一个不大不小的范围内讲出来的，也许是各种局限性使她这句话讲的不是很得体，“中国男人”的概念不很清晰且有点暧昧，我只好予以避开的不置可否顾左右而言其他。但如同成都七中另一位同学讲的“许仁忠把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资本主义的优越性都享受了”话一样，我虽然不想去事实上也不能也不用去评价这些话的正确与否，但在这些话所讲的基本事实方面我还是认同的。

在自我描述中还想说说我的惰性，这应该是无论是思维上还是行动上我的一个很大的习性。这种惰性，不完全是通常所说的懒惰，当然通常所说的懒惰有一部分意思也在其中，事实上我这个人确实很懒惰，从小就不爱动，由于像个小胖墩众人都称我为许胖子，懒惰在我身上的一个显着表现是我特别不爱好体育运动，几乎所有的体育运动的项目我都很差，所以读书期间上体育课是我最大的难事。

但我这里说的惰性，更多的是一种行为方式上的，我不是那种风风火火的急性子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还是比较沉得住气的，当我遇事或者说是有事时，天性不着急总爱缓缓的等等看看。应该说这种惰性也是造成我胸无大志随意而行的一个条件和基础。古往今来，有成就办大事者总是很注重抓住机会的，而在我这里有时机会就摆在面前，我也知道那是个机会，但惰性使然就是不大愿意去抓住它，其实在潜意识深处心里边觉得“抓住它是好事吗”的想法还占据着很重要的位置。

上世纪八十年代大学毕业后到西南财经大学任教，工作的努力和教学科研成效使我有了很好发展更上一层楼的机会和条件，但事实上究竟在学校中该怎样抓住机会更好发展，其实我一直是漫不经心的，西南财经大学党委当时对我十分重视，但我给外界的感觉是自己并不以为然，除了做好教学科研工作其他的似乎都很淡漠，这其实是一种惰性使然，惰性使我没有很快的进入角色，但也正是因为这样，当市场经济的大潮来临的时候，我没有在西南财经大学陷得太深，从而有了在市场经济中去摸爬滚打一翻的开端，而这个开端是十分重要的，它使我和我的家庭在财务自由上有了机会。

同样的，进入市场经济的大潮后，惰性也使我没有陷得太深，我没有弄出一个最后有可能是自己“将军不下马”的脱不了身的局面，尽管当时我要造就这种其实不少人向往的局面的条件和机会是相当好的。我没有什么大的局面，就是小打小闹的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挣了一些钱，改变了经济状况或者说使得在一定程度上一定范围中有了财务自由。这一点也很重要，一方面很难想象一味的在商海中拼斗下去最后可能是一种什么结果，会不会有更多的麻烦和烦心，另一方面局面大了，我肯定也不可能再回到西南财经大学重置教鞭。去从事自己喜欢的职业和工作了。

我这种胸无大志有一个事情足以说明这个惰性在我身上的力量有多大并且影响有多大。1988年四季度起我就开始在市场经济中游弋了，刚开始有点半下海的味道，因为那个时候我还在西南财经大学行政上担负着处级岗位的职务，后来慢慢的益发深入了，在辞去了处级行政职务后最后演变成为主要精力都在市场经济中摸爬滚打，仅仅是在西南财经大学完成一个教师应有的工作量而已。这种既在商海又在学校的状态持续了十年左右，比较令人奇怪的是，这么长达10年的时间中这种状态一直维持着，我一直在做生意的同时坚持了在西南财经大学的教学工作，没有离开也就是说从西南财经大学辞职。

这种情况是怎么样造成的呢？当然，首要的和主要的还是自己的观念和思维，但这个惰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上世纪90年代初期，从体制内辞职下海逐渐形成一个高潮，和我一起从西南财经大学到市场经济做摸爬滚打的老师们不在少数，有的在一开始就辞职离开了西南财经大学，后来能在市场经济中觉自己能站住脚的老师也基本上辞职了。而我在这个过程中始终不以为然，当然始终没有对市场经济中的各种活动产生极大的兴趣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我觉得不过就是为了挣点钱嘛，不是长远之计。这就是这种惰性使然，能拖得下去就拖着走吧，坚持一下也就两方面都顾着了，于是在长达10年的时间中，我居然始终留在西南财经大学，而同时又在市场经济中摸爬滚打。

这种惰性很主要的表现是拖一拖看一看，走走瞧瞧，看事情如何发展，然后根据发展的状况再来决定该怎么办怎么做。应该说我的行事方式中，无论大事小事都有这种拖一拖看一看走走瞧瞧的惰性影响。其实这个惰性之所以在我身上产生，跟我在比较年轻的时候接触到的一个历史典故的影响有关，这个历史典故应该说大家都很熟悉的，那就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只不过我接触到这个故事比较年轻也就十来岁吧，而这个故事对我的影响确实非常深刻，它成为我这种惰性存在的思维基础。

在这种“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信念的支持下，我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一方面很认真努力，力求把它做好，另一方面又总不是很深入的进入角色，有点若即若离的味道。所谓力求把它做好，多数时候是发生在不大看得清楚这个事情做好了对我的利益所在，意识深处想的是做好了再说吧。所谓若即若离，多数的时候是发生在要做的事情似平很有利益上的诱惑力时候，这个时候想得更多的是不要太投入。

我这种胸无大志随意而行，个人觉得还与我接触人交住朋友有关。尽管我这一辈子，在各个阶段的工作环境下，都与不同的领导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比如在大塘公社下乡时的党委书记，在金牛区工作的区委和区财贸部区商业局领导，读大学时管学生的党委和学生工作部领导，在西南财经大学工作时的校级领导，但与他们的交往更多的是一种工作关系，是工作上的一些认同，我虽然与他们处得十分融洽，其实我也知道他们十分喜欢我信任我，但不管是潜意识还是骨子深处，我事实上是与他们隔得比较远的。

这些领导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都是我的贵人，他们确实做了很多对我有所帮助有所支持的事，有些事情甚至有些匪夷所思。比如大塘公社那位书记，执着的按照他的方式在我完全不知情之下一手把我送回成都工作，又如金牛区的各级领导，事实上是把我放在很重要的岗位上的，他们其实很知道当年我那种“什么都不能管但什么都在管”情况，还有西南财经大学也给予了我做好教学科研工作极大地有时甚至是力排众议的支持。我从内心深处是很感谢这些领导“朋友”们的，但同时也感到很愧疚，因为在事实上当然也包括在内心深处，我没有把他们当作更深的朋友来交住，也许是我的秉性之至吧。

我在人生的各个阶段，交往很多或者能够很深的人，恰恰是一些在当时当地都很不起眼的平常人，在与他们的交往中我经常能从内心感悟到某种说不大清楚的乐趣，这种乐趣使我感觉到我和他们一样，我也是他们中的一员。比如在读中学时与我交往至深的同学便是如此，我今后会在“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我的友人”那个篇章中专门叙述到他们。在读初中时，喜欢和一批根本不愿意读书的城市平民家庭的同学在九眼桥头厮混，前面的文字中已有叙述。在金牛区工作时，与我作为真正的朋友相交的，是一位擅长面食的白案师傅，当然还包括不少在商业第一线工作的普通员工。在商业局机关工作时，与一位烧开水的目不识丁的门卫师傅及伙食团一位炊事员，虽不能说是交成朋友，但也经常相聊甚欢，让其他干部感到有些奇怪和不解。

在与他们的交往交流中，感受到一种简单的特别纯粹干净的欢乐，感悟到人生其实是比较简单单纯的，不必有一些过多过好的奢求，做人做事只要高兴愉快即可，而这种高兴愉快经常是孕育和蕴含在简单的人生目标中的。你把自己的人生目标弄复杂化了，接踵而来的一定是麻烦和烦恼，高兴和愉快极有可能就在一边沉默了。我想，我这种胸无大志随意而行，它的发生和发展多少与我这种交友习性有关。

在有就是我这个人太过于实际，出生商业世家自己也相当长时间在商业上工作，收入成本费用利润的计算逐渐形成我的一种生活本能。商业环境中充滞着油盐柴米酱醋茶这类小事，大一点的事也就是购销调存赚了，于是有些事情，本来应该朝着更高阶的目标和方向发展，结果经常会被我纳入收入成本费用利润核算轨道，我想历朝历代所讲“仕不经商”也许就是这个道理。如果要举点例子的话，比如我居然能把八十年代中编写教材和为此召开的会议弄成一个盈利的事物也许就是一个典型，顺便补充一下，当年在召开各种会议的吋候，虽然包括与会者的方方面面都是很满意的，是一个多赢的局面，这个多蠃中也包括我这个会议组织者有一定的盈利。试想这种太过实际的操作手法，，所能够引发出来的，除了胸无大志随意而行外，还可能有什么其他更好的东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