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漫漫 吾当上下求索——我的人生回忆（第二篇）

拙文《路漫漫 吾当上下求索——我的人生回忆》发表己来，得到朋友们的关心与支持。文字共有十八个篇章，现在将每篇集中重发于此，方便各位阅读并斧正。谢谢！

第二篇 吾有所思吾有所为吾有所乐

——我的工作生活

如果把从上山下乡当知识青年的1968年12月算着工作的起始点，迄今已有54年，姑且算作工龄54年吧，当然不是法定的，是自己定义的，我的法定工龄应当是从1968年12月到2009年9月，共41年，中间还有带薪学习可以算工龄的大学读书4年。在记忆叙述我的工作生活的时候，我把它分为这么几个阶段：1968年12月到1971年1月在农村人民公社插队落户当知青的两年工作；1971年2月开始到1978年9月进入大学学习的近八年在成都市金牛区商业局的工作；1982年6月大学毕业分配到四川财经学院到1988年底这6年半在西南财经大学的教学科研工作：1989年初到2000年初十年多同时在西南财经大学和民营企业也就是所谓“商海”的工作；2001年初到2009年9月退休前在西南财经大学的工作；2009年9月从西南财经大学退休后到20019年9月近11年在民办高等院校的工作；2019年8月到现在的休闲式工作。

第一章 当知识青年也是工作嘛

以知识青年的身份参加工作，也许是我们这一代老三届人特殊的玩笑般的机遇。进入到1968年的下半年，一切都很迷芒也很迷离。作为中学红卫兵的老三届学生，人数众多据说有上千万，年龄大一点的20出头，小一点的也有十六七岁了，他们该自立该工作了，但是社会有这么多岗位接纳他们吗？而当时由家里供养着的这批小青年，他们中的活跃分子仍在学校中占山为王，似乎很不理解最高统帅这个时候需要他们做的是什么？于是在1968年下半年，最高领袖派出的工人宣传队在解放军的支持下浩浩荡荡的开进了校园，当然包括所有的大中学院校。但这时的红卫兵们似乎仍然很不懂事，仍然活在前两年自由自在老子天下第一的世界中。屯在大学中的5个年级被称为老五届的大学生，好像要进行毕业工作分配了，走出校园他们就是享受国家待遇的干部，而上千万的老三届中学生们虽然很羡慕这些当年一起战斗的大哥哥大姐姐们，但对自己的前景仍然很迷茫，年轻的他们并不懂得其实这是一个很严峻的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一下子堆积起来的6个年级上千万的中学生，在当年的经济状况下，社会其实是没有办法接纳和安顿他们的。尽管迷茫，但他们仍在校园中社会上用他们的方式，顽强地表现着自己的存在。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在一篇报道的编者按语中传达了毛泽东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于是，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归宿，那就是到农村去，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对于嚣张一时的中学红卫兵们很无可奈何。

我的下乡经历特别复杂。当年成都七中被安排下乡的地方是西昌冕宁县，我除了觉得它太远，更主要的是己经很不愿意派别式的一群人二三十个到一个生产队集体生活，于是，我跟着成都一中下乡到了安县。我去的那个生产队应该是离成都最近的，它在与德阳罗江交界的宝林公社最南端。引起后面复杂经历的是，按当时的政策和做法，我和我的同伴把我们从成都市迁移出来的户口迁移证交到了成都一中，然后就按分配来到了生产队。

安县是一个比较大的县份，当时在对成都来的知识青年安置上出了点小问题小麻烦，那就是在安县设置得有一个麻风病区，好像当时把少数知青安排到了麻风区或者至少是与麻风区邻近的公社，于是在短短的一两周时间内，到安县的所有的知识青年在有麻风病人的传言下，顷刻混乱起来，大家到处乱跑自己去找自己的落户点，足足有一个多月才安静安顿下来。这时公社给我们讲你们的户口还没有到公社，还不能按政策给你们派发第一年的商品粮。于是我们赶忙回到成都一中去找户口，结果成都一中管户口的老师告诉我们，他们现在已经没有办法知道同学们去了安县的哪个公社哪个生产队，一切都乱套了，她把我们的户口迁移证退给了我们，让我们自己去处理。

这个时候，我已经在安县那个生产队呆得有将近两个月了，劳动的忙累辛苦生活的单调无聊，使我们这些从城市里面去的青年有一种急迫逃离苦海的欲望，现在拿到了户口迁移证，肯定不愿意再回农村生产队。于是我拿着那张户口迁移证，来到了辖区的街道办事处和派出所，要求把户口上回城市。这显然是不行的，但作为一个解决问题的折中方案，确认我们可以每个月凭这张户口迁移证，到街道所管辖的粮站去领取当月的粮食配给票证，也就是粮票。这样我又在城市里面混了一两个月到1969年的四五月间。

老这样混下去也不是办法，当时又有一种传言说要必须下过乡今后才能回城分配工作，于是又急急忙忙的考虑是否再到乡下去插队落户？正好我母亲的娘家是在成都平原的郫县，也就是现在的成都市自来水六厂所在地三道堰，金温江银郫县是很富庶的，儿时也常去玩耍，最后联系到了郫县一家有亲戚的生产队去当知青了。也由于郫县当年根本就没有作为成都市知识青年下乡的地方，所以也没有把我的户口迁移证交到郫县，就这样我以成都市临时居住人口的身份，从1969年6月起在郫县插队落户约有半年。

接近年底，街道办事处开始清理我们这种持有成都市户籍迁移证但又不能在成都入户的人，仍然是动员我们去插队落户当知青，不过这回提出了一个很好的地方，那就是蒲江县。考虑到要取得一个今后招工回城的身份，我和成都七中的一位同学一起下乡到了蒲江县大塘公社，我们是赶着1970年春节前到的生产队，当然办好了安家落户的一些手续和事情后，又回到了成都过年，确实蒲江县离成都很近很方便。我在蒲江县大塘公社很努力的做了一年知青，在1971年2月被招工回城到成都市金牛区工作。

因为我的母亲娘家是郫县三道堰，有好几个舅舅都在郫县务农，舅母及表兄妹们也很多，所以儿时假期也常去舅舅舅母家玩，因此对乡下农村的情况还不算陌生。比如对粮食作物的大小春二季很早就弄得比较清楚，知道小春是以点麦子栽油菜为主，是从头年的10月开始到第2年的三四月份，而大春主要是水稻，当然也有玉米红苕之类，是从当年的三四月份开始到八九月份。又如对农村的养殖情况，知道养猪是农村很主要的一项副业，至于鸡鸭鹅兔那是一个辅助。这些农村知识的了解，对我后来下乡当知青后还是很有帮助和补益的，它让我很快的与大塘公社的干部与社员融合在一起。

尽管因为由于儿时到母亲娘家玩耍对农村有所了解，但郫县是四川盆地成都平原最富庶的地方，所以当我真正到了一些比较贫穷的地方落户当知青时，心理上的落差还是特别大的，也感到特别的不适应。记得第一次下乡到安县宝林公社，到生产队时已经是下午三四点钟了，收拾好了不一会儿天就要黑了，没有电灯只有一个小煤油灯确实使人感到很不习惯。安县那个生产队比较穷，丘陵地水田不多，所以粮食主要是红苕和玉米，大米还是比较珍贵的，这种以红苕为主的饮食，对从城里边来的知识青年应当是生活习惯上一个很大的考验，我们得接受与红苕和玉米为主的食物。

劳动上较穷的丘陵地带与儿时玩耍的成都平原郫县差异很大。比如缺水，无论是人畜饮用还是农作物的浇灌都要靠天吃饭，也就是靠每个生产队修的小水库小水塘在夏天蓄的雨水供来年使用。我们到生产队的时候是农闲，说是农闲其实也不闲，需要去维修加固加深生产队那几个小水库小水塘，以便能蓄上充足的水供使用。当时是人民公社化，人们劳动的方式也是我们这些城里边去的人很不理解很不习惯。比如挖地，全生产队的人站成一排，挖不了几锄头大家就停下来，或者杵着锄头休息，更多的是聊一些听着感觉没什么意思的话。当时心里觉得很奇怪，如果今天就是决定要把这块地挖完就收工，那为什么大家不齐心合力一鼓作气把它挖完，然后各自回家去休息呢？当然后来还是有与我们年龄相仿的农村本地青年告诉我们，不能把活路一下子做完了，而且不能花大力去做活路，因为花了大力气做活路肚子饿了要回家吃自己的粮食，所以大家就出工不出力，每天把出工的工分混到就好，所以那时候很多生产队一年核算下来一天的工分只值几分钱？如果一户人家劳动力少全年的工分值凑不够，分粮食的时候还要“倒找”，就是要倒补给生产队的钱才能领到自己该分配的口粮，当然对知青来讲是不会“倒找”的。

在安县前后大约呆了不到三个月，感觉很深的也觉得挺好玩的就是赶场。赶场日全生产队都不出工，都到集市上去买自己需要的东西，或者是要卖出去的东西。集市很闹热，也许这是知青生活中唯一的乐趣。更感到有趣的是集市上能够买到的很多东西对我们这些从城里来的人来讲还是比较便宜的，比如鸡蛋就觉得质量又好价格又便宜，我们在安县当知青时，除了自己买了不少带回城，城里边一些没有下乡的同学也时常到我们生产队玩耍，同时赶集时买些便宜的农产品回城。

但不管怎样，在安县呆的这两三个月，唯一的感觉就是寂寞和无聊，生活上也觉得很清苦，于是想要逃脱的念头时不时在脑海中产生，有一种尽快脱离苦海的感觉。所以好不容易听说户口迁移证还在成都，立刻马不停蹄的回城，一拿到户口迁移证也就再也不想回去了，期望着能够把户口上回去又成为城市居民。

在郫县当知青的那半年应还不错，因为有前期在安县当知青的感受，所以觉得在郫县就很不错了，何况下乡的地方离成都也很近，几乎半个月就可以回家一次。而且成都平原的农作物栽培种植方式。也明显优于安县那些丘陵地带，有都江堰的水供应水源，秧子栽下去后似乎也不需要投入过多的劳力去管理，所以感觉上还是比较好的。至于后来到了蒲江县，实际上是介于郫县与安县之间的一种状况了。蒲江肯定没有安县那么贫穷，它虽然也是丘陵地带，但不缺水，水田多是冬水田，也就是一年到头除了只栽大春一季稻谷外，其余时间田里都关着水，不再栽培其他农作物。在属地上，当时的蒲江县同郫县温江一样归于温江地区行政专署，当然从条件上来看就比郫县温江差远了，它应该是温江地区最贫困的一个县，但它的实际情况也远远的好于安县。

首先是饮食方面，日常肯定是以大米为主，蔬菜副食品方面也很不错。印象很深的一是蒲江县的鸭子，因为每个生产队都关了很多冬水田，所以养鸭子是每个生产队很主要的副业，养的鸭子多了，自然也很便宜，作为城里头来的知青，手中总比当地农民宽裕些，买些鸭子炖着吃烧着吃确也很一饱口福。另外就是它的集市远比安县的集市丰富，我当时下乡的是蒲江县大塘公社，也就是现在的大塘镇，那是成都去雅安石棉西昌国道上的一个集市，十分繁华，即便不是赶场天也可在场镇上的餐饮店买到很好吃的回锅肉京酱肉丝鱼香肉丝之类的小炒肉菜，而且很便宜，当时价格似乎是两角到三角之间一份单炒，味道好分量足，每次去赶场免不了要去大快朵颐一番。

再就是日常劳作也比安县丰富多彩不至于那么单调无聊。我去的那个生产队除种田栽培庄稼之外，还有一个烧窑。这个烧窑是制作什么呢？当然不是制作那些精美的瓷器，而是烧制那些当年在乡村中使用很普遍的土碗土盆等日常生活陶具用品，虽然粗糙但从制作工艺上来讲却是全套的烧制，所以在蒲江这一年中，我又学到了制陶这方面的不少知识。这实际上是一个很有趣的事，第一道工序是制胚，而它很重要的前序工作是制泥，也就是采集当地适用的泥土，加上该有的各种辅料之后，把它制成可以做陶具胚胎的泥土原料。制胚的过程特别好玩，用的是比较大块的那种石轮作转盘，懂技术的生产队的“农民”在石轮上制作土碗土盆的毛胚，主要是大大小小的碗盘碟子，制作好了后放在晾架上阴干。第二道工序是上釉，虽说是粗糙的土碗土盆陶具，但进窑烧制前也要上釉，如果是一些精美的或者是买方特制需要的，上的釉还有简单图案与文字。最后一道工序就是进窑烧制了，把制好的各种陶具土胚送进窑中，点火烧窑。几天后冷却了开窑是全生产队最忙碌快乐的日子，那天凡是有劳力的都要到窑子面前，因为开窑后当天要把所有烧制好的土胚陶器送到大唐镇街上去，那里有预约好的商家在收购。这项副业使得我所在的那个生产队农户都比较富裕。只是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烧窑所用的都是木材，是一颗颗的树子砍了之后锯成一大截一大截的再劈开用，这也许就是我们国家当年森林资源急剧消灭的原因之一吧！

有一桩趣事想在这里聊聊：我插队的那个生产队中，有一对孤苦的祖孙是生产队的五保户，一个年过六旬的婆婆带着一个只有十四五岁的孙儿。作为生产队的五保户，他们也尽力想多做点事回报大家。一是他们替生产队守公房，当然这也是生产队对她们婆孙俩的信任，因为公房中还是有生产队不少财产的，比如公用的粮食。二是在生产队需要集体劳作时给大家煮饭，在煮饭这个事情上，婆孙俩操心不少但事情一直做得不太顺心，主要是煮的饭量多，当年都是做的蹭子饭，是要先把米在锅中煮一下滤起来再到蹭子中去蒸，这之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技术就是米在锅中煮多久？时间煮少了饭蒸不熟也太硬，时间煮长了太软了蒸上去就称为塌锅了，在蹭子中会弄成趴塌塌的夹生饭，为这事两婆孙没少有烦恼，饭做的不好吃总觉得对不起大家。我当时和他们处得很好，而这桩事因为我有儿时在四川大学红瓦村食堂学到的煮大锅饭的手艺，很轻松的就替他们解决了，方法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在大锅中先煮米时把米放在大烧箕中一起放到锅中去煮，火候差不多了连烧箕一起端起来，这样滤出来的米就不会出现太软或者太硬的情况了，因为太软多是因为滤米时花的时间太长造成的。这也算是当知青时一桩趣事吧！

当年在生产队插队落户当知青的时候，我应当是属于那种表现优秀的知识青年。首先是劳动上能够吃苦耐劳不怕脏不怕累，很快就成为了生产队的主要劳动力。蒲江那个地方种大春时有一个习俗，就是要把每家每户猪圈粪坑中的猪粪在栽秧时全部施到田中，粪坑很深有两米多，出粪到最后时需要有人跳下粪坑，在齐腿深的猪粪沉淀中把猪粪铲入粪桶中，这项工作是很脏很累的，农民们都是心照不宣的轮流着干，知识青年可以不去做这件事而成为“照顾对象”，但我当时想来都来农村了命就这样了，该做的就做吧，不要成为别人的照顾对象，因为我很清楚农民们心中想的是什么，于是也在轮到的时候跳下一人多深的粪坑中铲粪了。再就是要关心集体多做为生产队集体有益的事让社员们把你当成集体的一员。当时，我做过的一件事在生产队社员中口碑很好，就是我们生产队处于甘溪水库供水的尾水，在栽秧的那一两个星期中，轮到我们生产队放水时，要派社员沿渠巡查防备有人筑坝截水，这项工作很辛苦，还要冒有时可能打架的危险，那年栽秧时有好几天都是我和生产队另一位牛高马大的汉子，沿渠向上巡查以保障生产队用水，这种行为得到社员们的好评。1970年上半年，全国都在进行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有文化的知识青年到了农村，在这种运动中应当发挥作用，我也积极参加了公社和生产大队的清理阶级队伍活动，既做了工作完成了任务，同时也对当时的社会常态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在大塘公社插队一年结识到的友人不少，其中有一位居然是当时大塘公社的郑姓党委书记。认识他先是参加了一次县上的会议，就是大约在1970年7月份召开的蒲江县学习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大会，这在当年是所有地区所有单位都要召开的会议。记得当时到县上去参加这个大会的大塘公社共有25人，由郑书记带队，其中知识青年就我一个人。当然，应该说我能去参加这样的大会，与当时在生产队的积极表现分不开的。在会议中，参加会议的多数农民代表都不甚言谈，所以会议在小组讨论时经常显现得比较沉闷，这位郑书记在观感上我觉得他应该是读过中专之类的干部，有相当的文化程度，会议讨论中除了他自己多说多讲外，更多的就是鼓励我甚至是点名让我多发言，这样我和他似乎就成了朋友。会议结束后。他让我今后赶场一定到公社找他聊天，于是从此之后的赶场天就成了我最忙碌也最愉快的一天。因为生产队一般都选择这一天向大塘街上送陶具，所以上午就和生产队其他社员一起把陶具送到街上，中午在大塘街上的饮食店里大快朵颐一顿后，就到公社去找邓书记摆龙门阵，当然有时他也带信来让我到公社里去吃午饭，这种时候多半是公社食堂要打牙祭。摆龙门阵的主要话题是已经过去了的前两年文化大革命中北京和成都的情况，其实我一直都很费解，他一个刚解放出来的干部为什么对北京和成都的文化大革命那么感兴趣。当然，在相互聊的过程中，我们之间相互认同感的朋友般的友情在增长，他实际上成为了我在蒲江县当知青时的一位给我极大帮助和支持的贵人。

先说一桩他替我解脱麻烦的事。下乡半年多来，我在各方面的表现都是很好的，无论是生产队大队都把我作为是优秀知识青年向公社汇报。大春收过之后的下半年进入农闲了，一些偶然使情况发生了变化。先是我和同队的另一位也是七中校友的知青，原来是一起住在生产队的公房中的，后来公房另有它用我们两人就分开各自搬倒了一个农户家中。我们那个生产队应是植姓的户头多，那位七中校友搬到了一户植姓人家中去了，而我阴差阳错的搬进了生产队一位姓郑的农户家中，这位郑姓农户成分中农，并且是前任的生产队长，这可能引起了当时的植姓生产队长的一些不满意，这位植姓生产队长年纪较轻，在当时的年代里比较更左一些或者说更积极一些，好像他在给大队汇报时很强调这位郑姓农户的中农成分。当然这还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后来发生了一件事情使我很被动：

当年我们一起下到蒲江县大塘公社十大队的，还有一位杨姓的应是初六八级的低年级同学，他的姐姐是我们七中的同学，于是她的姐姐拜托我照顾下他。也是因为太年轻，同时也是被与他同生产队的另一位高六七级年长知青所误导和设计，他居然把他们生产队一户贫农家庭的狗打杀了，并把狗肉弄到我住的地方好几个知青一起享用。后来这户贫农发现是杨姓知青杀了他的狗，不依不饶的找到大队和公社理论，把事情上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要求大队和公社解决。事已至此，我知道那位杨姓小兄弟是承担不起这个责任的，我也知道他是被与他同生产队的那位年长知青有意误导和设计了，想起杨姓知青小兄弟姐姐对我的拜托，只有由我出面承担此事解决起来也许要好些。

于是我向大队坦承打狗之事是我组织的由我负责，因为我估计用我这个知识青年积极分子去承担这个责任解决起来麻烦也许会少些。果然，大队后来把事情提到了公社去解决，这时那位贵人郑书记出面了，本来公社有一位专管知青的女副书记，这种事副书记解决就足够了，但一把手郑书记一参加，事情就复杂郑重起来。当然，郑书记站在极其高的高度，把我当众狠狠批评了一顿，但批评之后提出的解决办法却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他让我们给那位贫农道歉，并按市价赔偿那只狗。大队和那户贫农对这种处理开始很不满意，还是郑书记让那位分管知青的副书记下去做了很多工作事情才得以平息。事后郑书记单独找到我，说“许仁忠你胆子还大嘛，还敢带头打贫下中农的狗”，说话的语气使我想到他一定知道这条狗其实不是我主谋打的，以我和他交往的情况，他一定知道我不会做出这种鸡鸣狗盗之事，他肯定知道这其中我有难言之隐，所以才用这种高高举起轻轻放下的方法帮我解决了这个烦恼之事。

这位书记贵人替我解决的另一种事情，在当时的环境下完全可以说是有恩于我了，那就是他居然在成都市第一批招工人员到大塘公社招工时，真有点破天荒似的推荐了我，让我成了第一批回到成都市的知识青年。为什么说是破天荒呢？1971年春节前成都市金牛区商业局按计划分配到蒲江县大塘公社招收25名知识青年，在公社所推荐的25个名额之中，其余24名都是1969年初就下乡到了蒲江县的，在乡下插队落户已有两年，唯有我一人是1970年初才到公社落户的，满打满算刚好一年，虽然当时招工政策上没有明确的说要下乡两年才能招，但全公社有那么多下乡已满两年的知青，这种情况确实有点打眼，而且全公社十多个大队，其他大队都只是分配计划指标，由大队生产队推荐，25个名额分配到我们生产大队的只有一个名额，而公社没让大队推荐却点名决定推荐我，这自然引起大队的极大意见，加之前不久才出现的打狗事件，使这个事情有点扑索迷离。

后来知道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郑书记专门派出公社管知青的副书记到生产大队，通过反复做工作生产大队才没有提出更多的不同意见，而所有这些当时身在其中的我并不知情，事情的发生对我相当突然，头天下午大队才派人通知了我这个事，第2天一早就和其他24位被推荐的知青一起到蒲江县去做了体检，第3天体检通过后成都市金牛区商业局招工组就与我们办理了招工手续，第4天大家就回到成都参加工作了。这桩在当时社会经济背景下可以说是不得了的一件大事，郑书记居然让我完全蒙在鼓中就这样解决了。我都是已经回到成都后，才由当时还在生产队的其他知青朋友告诉了我全部过程，让我惊愕不止。

后来回想起来，这不仅是一位贵人恩人，而且是一位心胸宽怀的真心朋友，以他半年多来与我的交流的融洽，他稍微有一点私心也应也会把我留在公社做他的龙门阵朋友，他非但没这样做，反而顶着刚替我处理了打狗事件的麻烦，可以说是一手帮我回了城，特别想要说的是，由于成都市金牛区商业局这批在蒲江县招工的知识青年中，我的文化程度最高，他的这番推荐和安排为后来我在成都市金牛区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由于事情来得太突然，也使人太兴奋太高兴，我都是回城后才回想起大约是半个月前，这位贵人在和我聊天中曾经问我，是想今后继续读书还是回城工作，在当时的环境下我不假思索的回答他当然是回城工作好哦，后来得知他当时其实已经知道了成都市金牛区商业局要来蒲江招工的消息，同时当年也传出了要从农村推荐知识青年上大学读书的信息，是他根据我的意愿帮助我回成都参加了工作。所以还是那句话，一个人在年轻时候确实是需要贵人相帮相助的，但贵人可遇而不可求，这也许叫缘分吧！

行文到最后，也想说点感觉和认识上的东西。近年来关于知青生涯，有一种“青春无悔”的说法引起了争论，我无意参加这种争论，但从我这段文字调侃式的小标题“当知青也是工作嘛”可以看出，对当年的知青生涯我认为还是要辩证的看。可以这样说吧，人的一生中如有机会去经历一两年农村插队落户当知青的生活，对个人日后的成长在方方面面都是有所补益的，当然这里面要强调的是时间不要太长且有保障能够回城。

事实上，个人认为我自己当知青的这两年，在对社会人生的认识和感悟上，那是真正的上了一次社会大学。比如对农民这个群体的认识，绝不是我们从书本上或者语言上可以得到的，你在与他们真正接触融合了后，你会发现他们时时处处都在用他们可能的方法保护着自己的利益，但他们同时又很质朴本分，不会越雷池去侵犯和获取他人的利益，你的就是你的，我的就是我的，他们分得很清楚，应了中国那句“损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的老话。几千年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造就的这批农民，其实他们特别懂得交换，不仅是产品的交换，更包括思维情感权利和欲望的交换，他们比谁都懂得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他们其实是一个很知道进退的群体，这种进退不仅包括对大自然的争斗，也包括其他的一些东西。一位伟人曾经说过，认识了农民也就认识了中国，确实如此！

第二章 在国营商业中磨练

1971年2月，我从蒲江县大塘公社被推荐招工，招工的单位是成都市金牛区商业局，它的又一个名字叫成都市金牛区供销合作社。当年的成都市金牛区，不是现在的金牛区，当时成都只有三个区，城区也就是现在的一环路以内区域分成了东城区西城区两个区，郊区都属金牛区，区域应该是现在的一环路到三环路外接近绕城高速一片吧，区域很大一共有20个公社，把东西两个城区环绕在其中。在蒲江招工时只知道是金牛区商业局，回城之后才知道它实际上是替它属下的20个供销合作社招工，也就是说我们最终会被分配20个公社的供销社工作。

通过在簇桥供销社近半个月的培训学习，我最终被分配到了石羊供销社，与我一起去的还有另外三名知青，两位女生一位男生。我们这个4个人的组合比较特别，一是那二位女生后来得知都是干部子女，二是另一名男生和我形成了极大的反差，我是成都市金牛区商业局从蒲江县招工的近百名知青中文化程度最高的，老三届高66级，年龄也最大，而另一名男生应是初一的，并且口舌语言也都比较笨拙。后来得知这是刻意的，有点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味道，因为在我们学习培训的半个月中，有一位当时称为李老师的人，他实际上是石羊供销社的副主任，所以在分配的时候特意的把我们4人分到了他所在的石羊供销社。于是，我就开始了我领工资的工作生涯。

从71年开始，我大概在石羊供销社工作了一年多之后，便时不时被金牛区商业局借调去作局里边的临时工。大约到了72年底，就干脆把我长期借调在金牛区商业局了，第2年也就是1973年有了指标之后就把我调到了金牛区商业局。所以，近8年在国营商业中学习锻炼提升的工作经历，我把它分成上下两段来回忆，上半段回忆在石羊供销社的工作情况，下半段回忆在金牛区商业局工作的情况。

第一节 石羊供销社一年多的工作

我在石羊供销社工作了一年多，所从事的工作可以说是丰富多彩。供销社就是一个公社的商业中心，凡是和商业贸易有关的事它都要做，当然，主要是农业生产资料的销售、农副产品的收购，以及工业品副食品的供应，等等。我们4人到了石羊供销社后，进行了工作分配，两位干部子女的女生一位被分到了百货店做营业员，另一位被分到了生产资料店做营业员，那位不善言语的男生分到了农副产品收购店下属的屠场，具体说就是学习杀猪，而我没有被分配到具体的那个门店，领导上好像也无意安排我做营业员，让我先熟悉了解一下供销社各方面情况。

很快就进入了三月份，农村中生产队开始从过完春节后的休闲中慢慢热闹起来，主要是准备大春的春耕。当年，无论什么事情都是由人民公社党委的一元化领导下进行的，到了春耕忙起来后，公社就要从场镇上的各部门比如农机站、粮站、卫生院等抽调人员，组成工作组进入到大队去抓革命促生产，供销社作为场镇上最大的机构，免不了要抽调人员去的，正好我在供销社没有固定的工作，也许是刻意安排的吧，就派我去了公社由公社统一安排工作。说是工作组进入大队，其实就是一个人，公社把我分配在公社的石桥大队，名义上就叫驻队公社干部，是代表公社在那里与大队的干部一起管理方方面面的事宜。石羊公社有十多个生产大队，安排我去的石桥大队离场镇最近，出场口就是大队的农田与村庄房舍，应该算是对我刚参加工作的一种照顾吧。

按当时的体制，我就属于公社派出的人员，大队的书记队长会计这三个主要干部，都得按照我从公社开会得到的统一布置进行各项工作。具体做些什么事呢？首先是政治工作，也就是抓革命，71年中心的政治工作是深入清理阶级队伍，在农村中的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都得拿出来批斗一下，以防阶级敌人翻天复辟，同时还要以阶段斗争为纲批判资本主义思想路线，其实也就是要以集体经济为重点，农民各家各户养的家禽家畜不能过量，超过了就要割资本主义尾巴。当然，春耕即将开始，促生产也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要按照上级的部署统一进行生产安排，包括种什么怎样种。既然是驻队的公社干部，各种涉及到政策的事情你都要管。比较搞笑的一件事是我刚到大队的第二天，一对夫妇就哭哭啼啼打打闹闹的找到我，说是要找我办理离婚，尽管我当时才二十多岁也是单身，但还得去处理这种家务事，当然是做调解劝阻他们不要离婚，那时才深切体会到农村中农民家庭的家务事是个理不断拆还乱的麻烦事。

很快进入到5月，公社给了我这个供销社派去的人员一个重要的工作任务，就是到建在三瓦窑当时叫桂溪公社的成都氮肥厂去采购氨水，说是采购氨水，其实就是想尽一切办法去抢氨水。氨水是个什么东西呢？其实就是有铵在其中的水，成都氮肥厂当时主要生产碳酸氢铵，由于生产工艺不高，生产过程中有大量的铵不能提炼为碳酸氢铵而溶于水中成为氨水，在当时应该是含氮量较高的一种肥料。当时计划经济体制下，肥料等生产资料严重供应不足，都是有关部门在计划分配调运，而氨水这种东西由于是液态且工厂是随时产生又随时要清运，所以不可能进入计划分配之中，成都氮肥厂产生的氨水，原则上就是就近的桂溪石羊胜利三个公社在抢购，公社给我的任务就是希望能尽量多的抢到氨水。

这个事情技术性很强，需要各方面配合，一是公社农机站它得派出拖拉机去运氨水，二是要联系好要抢购氨水的生产队，一旦氨水运达必须尽快组织全队力量把拖拉机上的氨水尽快地转运到生产队的氨水池中去。当然从采购上的一个重要的技术窍门是弄清楚成都氮肥厂的氨水池在什么时候必须及时清运腾仑。因为工厂就建在桂溪公社，显然桂溪公社占有地利的优势，而石羊公社和胜利公社也就是现在的琉璃场因为距离较远才有去抢这种说法。这项工作我是尽心尽力努力去做的，也取得较好的效果，公社和买到氨水的生产队对我想尽一切办法抢倒氨水还是很肯定和感谢的，而我个人在完成这项工作任务时也学到了各方面的不少知识，协调事物的能力也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等到大春的秧子全部栽下田，我也从派出到公社临时工作撤回了供销社，这时已是6月中下旬。回到供销社后才知道领导给我安排的工作叫供销社临时文书，为什么叫临时呢？因为这个岗位在供销社任命时还得报区商业局批准，我刚参加工作当然只能是临时文书。这个岗位有点类似于现在的办公室主任，只是只有一个人要负责供销社里里外外的行政事务，是个名副其实的不管部门，凡是供销社没有人管的事情你都得管，其中包括管理供销社的伙食团，也就是大家喊的伙食团团长。

因为供销社是整个场镇上最大的一个机构，所以它的伙食团也较大，不仅供销社的员工在此搭伙，场镇上的很多其他机构比如工商所税务所粮站的员工也多来供销社伙食团吃饭。我在当伙食团长的时候。还是有很多趣事。首先一件事就是伙食团的核算，这个事本来简单，但由于炊事员“么伯”是一位手艺好又上了点年龄的老人，事情就变得比较麻烦起来。比如每个月到月底伙食团的盘点核算，总的平衡点应该是我这边卖出了多少饭菜票，它的金额应该和我手中的现金，以及炊事员库存的物质和他手中收到的饭票相等，那就是不亏不赢，至于略多点或者略少点都应该是正常的。但老幺伯他自己以大师傅的习惯也要搞阶段性的核算，比如这个星期他买原材料花了多少钱，到周末他要算这个星期收了好多饭菜票，之间的差距看与他库存的材料是否相符。应该说老么伯这种算法也没有错，但却和我这边每个月底要核算一次产生了一种时间上的交叉乃至混乱，而在那个年代是一定要做到伙食团这种福利事业不赔不赚服务于员工的，所以在核算方式上的这种差异还是给我增加了很多工作上的麻烦，但同时也让我学习到了老师傅的菜品核算方法。

还有一桩趣事是一件皆大希望皆大欢喜的大快朵颐的美事，那就是伙食团的一种特殊的打牙祭的方法。供销社的优势在于自己有杀猪的屠场，为了保证第2天一早场镇居民的猪肉供应，屠场的员工在清晨约三四点钟就要开始杀猪，到八点钟时猪肉就要上架销售，而早上六七点钟屠场的新鲜猪肝和板油也清洗完毕。伙食团中一批头天晚上住在场镇上没有回家的搭火的团员，头天吃晚饭的时候就要给我这个团长“讽”起，让我第二天早上到屠场去提一挂鲜猪网油和两三副鲜猪肝，让老幺伯亮手艺炒白油肝片或者鱼香肝片给大家吃，由于一切都是鲜货，加上老么伯的手艺，那个美味就不摆了。而这一顿美味早餐是单独核算，我这边提回来的材料是多少钱，老幺伯报一个调料钱，加起来按人头每人当场兑现交钱。一顿早饭吃的大家美滋滋的，大家都盼望着一个月能多来几次，我当然在可能的情况下也尽量满足大家的口馋的欲望。

供销社文书还有一项很主要的日常工作要做，就是要随时了解供销社各个商店的经营状况，这除了是要让供销社领导了解情况加强管理外，还有一点是因为上级单位比如公社党委及区商业局也经常要来要求汇报，这项日常工作使我学习到了很多商业贸易运营上的知识，为约20年后我参加民营企业的经营管理工作打下了基础。

我应该算是生长生活在商业世家吧，父亲解放前就是替丝绸店的老板当店员的，解放后先是在公司合营的棉布店作公方经理，57年犯错误被定成右倾思想在清白江区成都钢铁厂接受教育后回到成都市贸易公司当营业员，母亲参加工作后，先是在四川大学消费合作社工作，后来归口到成都市百货公司。生活在这种商业世家的环境中，应当耳闻目睹了许多商业贸易的经营管理，诸如“购销调存赚”之类的商业贸易语言是经常在家中听及，但无论是百货公司还是贸易公司与供销合作社的业务相比，它们就显得单调多了，供销社的经营范围经营品种经营方式是应有尽有包罗万象，所以在供销社当文书使我学到了很多商业贸易方面的知识和技能。

因为供销社是面向农村的，首先就要为农业生产服务，所以它有一个农业生产资料店做大到化肥农药小到锄头扁担的农业生产资料组织供应工作，再一个就是农村生产出来的农副产品，除了粮食是由粮站在收购外，其他的都由供销社来收购，所以它有一个农副产品收购店收购生猪及鸡鸭鹅兔等家禽家畜还有鸡鸭鹅蛋，收购的生猪除了少量就地宰杀供应场镇居民外，绝大多数都要按渠道调运到省市的各专业公司。特别要说明的是，农业生产资料的供应和农副产品的收购不仅是商业上的经营，还有一个支农的任务，就是要用一切办法做好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工作，比如如何指导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开展多种经营，活跃农副产品生产。当然，供销社在场镇上也有日用百货店和副食品店，给公社的农民和场镇上的居民供应各种生活日用品。在这种包揽各种各样商业贸易活动的供销社做文书工作，使我有机会和有条件广泛的接触和了解国内各样的商业贸易活动，从中学习到了很多知识，也提升了很多做这方面工作的技能。

记忆中很深刻的一件事就是到当年产烟区什邡县去求师拜艺，把什邡种植烟叶的技术请到石羊公社，为公社的大队生产队发展种植烟草的多种经营。我和供销社主任一起跑了多次什邡县，请到了一位种烟的老农，到石羊公社来传授种植烟叶技术和经验，最后在石羊公社的一个大队里开辟了一片种植烟叶的试验田。当时正好成都晚报也在组织商业支农的稿件，听到了石羊供销社帮助石羊公社大队生产队种植烟叶的事就来采访，在这个过程中认识到了成都晚报一位刘姓记者，和他一起写了篇石羊供销社支持石羊公社生产队种植烟叶的新闻报导，我作为报社通讯员与那位刘姓记者一起署名发表在成都晚报上，这是我参加工作后在报纸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因为有这个过程，后来刘姓记者推荐我参加了报社的通讯员培训班，并且前前后后在成都晚报上发表了好几篇石羊供销社商业支农的新闻报道，为后来我到金牛区商业局工作打下了基础。

第二节 在金牛区商业局的工作

1972年底，金牛区商业局要组织一次全区供销系统的文艺汇演，就把我抽调到局里边去临时协助工作。去的时候分配在商业局办公室，因此办公室的有些工作我也在参与，比如办公室编得有一份以金牛区商业局名义上报下发的工作简报，便是我份内的工作之一，这项工作主要是要去了解基层20个供销社的工作状况，发现有可以宣传推广的亮点，便写成文字编成工作简报后上报到区委财贸部和市第三商业局，下发局所管辖的20个供销社以及局直属的几个经营部，参与这项工作使我和二十几个基层商业单位建立了很广泛密切的联系。

因为在石羊供销社时与成都晚报刘姓记者建立了比较好的联系，所以写成的工作简报有时也编辑成新闻报道向成都晚报投稿，应该说这项工作还是很有成效和影响的，因为像金牛区商业局这样的商业单位，在全成都市太多了，如能让金牛区商业局包括其下属供销社的工作情况上成都晚报做新闻报道，这在当时还是不太容易的。这个时候，当年在做逍遥派时所读的毕老师那本《政治经济学简论》起到了推进工作的作用，因为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能够刊发的新闻报道稿，有这么一些理论去拔高，不仅增加了在成都晚报上发表的数量，而且发出的稿子也显现出质量和写作者的水平，从1972年底开始到1978年我考入大学的这几年中，前后在成都晚报上也发表了好几十篇新闻报道，有的新闻报道影响还较大。

记得是1974年初四川省供销社在广汉召开了一次推动全省农副产品收购工作的会议，会议前两天局里边突然收到成都市第三商业局也就是成都市供销社的通知，让金牛区商业局也就是金牛区供销社去参加这次会议，并在会议上作介绍我们如何推动农副产品收购工作的发言。一般省里开这种会，像我们这种区供销社是够不了资格去参加的，更不要说还要大会发言，后来得知是省供销社一位领导点名让金牛区供销社去参加会议并作大会发言的，省供销社的领导是如何得知基层的金牛区供销社在农副产品收购上的工作状况呢？原来是在会议即将召开的前几天，我以金牛区商业局通讯员的身份在成都晚报上发表了一篇新闻报道，写的是金牛区供销社如何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推动农副产品收购，因为这篇报道的质量和水平较高，成都晚报把它发表在第一版上，这位省供销社领导正好看到了，所以点名要金牛区供销社去参加会议并作大会发言。

因为在工作中做出了一些成绩，我在1973年被正式调进了金牛区商业局，分配在商业局办公室工作，主要负责宣传工作及一些行政事务。当年那个政治形势下，宣传工作可以说是重中之重，稍上一点层次的机构和单位都会设有专门的写作班子，为各种会议准备材料，比如金牛区每年二、三月份就要召开一次全区工作会议，总结去年的工作安排今年的工作，而这种会议要准备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报告资料，由区委书记在大会上去做报告，相应的金牛区商业局在参加了区委工作会议后，也要在三、四月份召开全区商业工作会议，贯彻区委工作会议精神，总结全区商业系统去年的工作安排今年的工作，这样也要有一个工作报告由局长在大会上去作报告。

我进入金牛区商业局办公室后，担负的工作也包括这些，除了每年要给商业局召开商业工作会议准备工作报告外，还要参加区委区政府的写作班子，区委区政府的工作报告中，关于商业的内容也是由我提供基础材料并形成基础文字。其实这种所谓的工作报告，在当时的文风下都是一些典型的八股文，报告的开头总是要讲形势讲政治，要结合当年的中心政治工作把一些该说的话说完了，才能进入正题谈具体的工作事情，就是具体的工作事情也得顺着形势和政治的中心工作这条线走，总结去年的工作得这样，安排今年的工作也得这样，而且文风上也绷得很紧，因为是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嘛。现在回过头来看，做这样的文章是既累也不累，不累是因为天下文章一大抄，该说的套话文件中报纸上都有，抄就是了，说累是因为抄你还得结合本单位的具体情况来抄，所以实际上也很累。

因为当年年轻没有什么家庭负担之类的，所以工作上是做得比较好的，除了商业局比较满意外，慢慢的区委财贸部乃至区委领导，都逐渐知道商业局有我这样一个“秀才”，能够独当一面做很多方方面面的事情，特别是文字上的事情。因为我不是共产党员，加之受父亲事情的影响，也不能给我任命一个职务，但事实上我逐渐成了金牛区财贸系统和商业系统中很重要的骨干，私下里无论是领导和群众都很信任我把我当作秘书来看待，特别是当年有一些事情需要人操持和打理，这个人很微妙既要信得过但又不能太显赫，于是这个角色就逐渐成了我。

其实这些事情摆在今天也很简单，就是一些物质的分配，因为金牛区是一个大区，市上在一些紧缺物资的安排也要考虑到它的需求，当时是物质紧缺的时代，比如市五金公司管的高档自行车缝纫机数量很少不可能普遍供应，但每个月总有一点货源过来，都是当时比较好的品牌品种，比如锰钢制作的28圈的永久凤凰自行车，特别是永久凤凰26圈的平跑，多少每个月都要分配点指标给金牛区，因为指标太少像烫手的山芋似的无人敢接受分配，这项工作后来就不明不白成了我的事情，每个月都是我到市五金公司去拿到指标，然后制定一个分配方案后向领导报备一下就分配下去了。为什么不是说汇报批准而是报备呢？是因为这个事情在当年太敏感，好像也没得哪位领导要真正具体的想管这个事，反而是我这个没有任何职务级别的商业局非正式的“秘书”在操持和决定这个事情，当然这个事情真正做起来对我也很难，我必须要协调好各方面的情况，让制定出来的方案不要有太大的矛盾和问题。

再有个就是名牌香烟，比如当年的大前门和春城香烟，市面上很少见几乎没有。我记得是在成都市召开的一次财贸工作会议上，金牛区分管财贸工作的副书记专门找了市委财贸部的领导提到还是希望能每月给金牛区配备一点名牌高档烟，确定了由市糖业烟酒公司负责调配，但金牛区这边由谁衔接呢？最后领导还是决定让小许去吧，于是我又管理了当时市面很紧俏的名牌烟的安排和分配问题。因为有这些原因，我一度被一些不明就里的人把我当住了商业局接班人来看待，以为区委和区委财贸部是在培养我锻炼我。

尽管红卫兵运动因为对大学生进行了分配让中学生下了乡而结束了，但十年浩劫的政治运动和政治斗争并没有结束，1974年上半年开展的批林批孔运动使得金牛区商业财贸系统的问题又复杂起来，从1971年开始的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运动，使得金牛区财贸商业系统当年的一些造反派受到了相当的压制甚至打击，所以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一开始，他们便组织行动起来，几十个人聚集到局里边来说是召开批林批孔大会，其实就是要重新夺权。当时还是有一些和我很要好的区上和局里边的干部提醒我，讲这批人权欲心很强，让我小心不要被他们当作目标被整了，对这些好心人我当然是很感谢的，但我也告诉他们我不是接班人，我不怕也不会被任何人整。

果然，这批造反派的头面人物在开会前就来找我了，我很客气的接待了他们，也推心置腹的和他们交流了，我理解他们的处境和愿望，告诉他们我不在他们追求的漩涡之中，记得当时我笑呵呵的对那几个头目说：当年我在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的时候也许他们还在街头上工人斗学生。批林批孔会议开得很激烈，火药味十足，林彪孔夫子倒没有批判什么，参加会议的区委财贸部区商业局和供销社的当权派们，是被批得抬不起头来。我没有回避双方，也就是造反派和当权派，由于我特殊的身份我也不是会议的正式成员，但要为会议提供饮食等方面的后勤服务。我记得当会议进行到白热化阶段时氛围很紧张，作为干部的当权派们因为有文化大革命前期被批斗的教训和经验，都十分紧张绷紧了弦生怕在会议上说错了话出事情。我因为很超脱，看到那种局面真感到有些可笑，于是决定去帮他们双方缓和下局面，那些人都是烟枪，沉闷的会开久了很疲倦烟瘾也来了，但当年烟是凭票证供应开了几天会大家早就没有烟抽了，但我有烟哦，我拿了几条烟走进会议室笑呵呵的说道，休会休会抽烟抽烟，一人一包免票供应，于是大家哄的一声笑起来，纷纷掏出钱来找我买烟，被批斗的当权派门虽然也想买烟抽，但刚开始时还不敢过来买，于是我又半开玩笑的说，香烟面前人人平等见者有份，于是干部们才敢过来买烟抽了。事后局里边有些干部对我说，小许啊你真胆大，这些场合我们是能躲就躲，你居然还要进去卖烟，说那些话也不怕他们批判你，我也只好不置可否的笑笑。其实我心里很明白，会议上箭拔茹张气氛很紧张，那不过是造与论过程而已，因为按当年的政治风向已经不可能出现像1967年1月风暴时当权派全部靠边站由造反派全面夺权的情况，舆论造够了下来双方还得继续协商如何协调权利事宜。

政治风向说转就转来得很快，还没有等到来开会的造反派们真正掌握上权利，1974年下半年邓小平第2次复出便掀起了后来被称为右倾翻案风的整顿活动，1975年初在安定团结为纲的旗号下，全面的开始了整顿，一切又恢复了原状。这应该是我在金牛区商业局机关工作几年中经历的一次比较大的政治运动的反复，在1975年的整顿中，不少在74年很跳战的造反派受到了整顿和清理，但金牛区商业系统相对来讲波澜不大相安无事，后来有些造反派私下跟我讲，小许呵幸喜得好你当年在会议上帮我们缓和气氛，不然去年是我们整当权派，今年就又是他们整我们咯。

我这个人吧，也许有一些自我的特殊潜质，在有些方面颇具有双重性。当年我基本上是住在茶店子区商业局机关的，机关中除了领导和办事员外还有三位工人，两位炊事员外加一个烧开水打扫卫生的杂工，在日常中我和这几位工人相交相处得极好，晚上下班后一起打长牌，也经常和他们敞开聊天，就像自己也是工人一样。所以，当时局机关中有一位从部队专业下来年龄和我相仿的青年干部说：这个许仁忠真是个怪人，他可以关起门来在局长办公室中同局长们一聊就是半天，不晓得有哪些话要同当权派们说那么久，下楼来他跑到伙食团去又可以和炊事员烧水工一聊又是个把小时，真是奇怪！其实他不知道，我与局长们聊的，是他们很想知道的下边供销社的情况，特别是那些供销社主任们的动向，因为我经常在下面跑，和这些主任们也颇有交情，对情况就比较了解，这些都是局领导们关心的。我跟炊事员聊的却是生活中的琐事，比如炒菜的厨艺与菜品的核算，当然也包括打长牌时在计算上的一些算牌技巧，只要是把自己当成是凡人，那么一个平常人应该跟谁都能聊得起来的。

居于一定位置的干部们，也许确实需要或者说是想同我这样了解情况的人聊天，就像当年在蒲江县大塘公社当知青时那位郑姓书记一样，喜欢与我聊文化大革命。当年金牛区财贸部的部长是一位杨姓南下干部，他就特别喜欢与我聊天，当然后来我才得知，区财贸部当时管着全区财贸系统的干部任免，他找我聊天实际上是从侧面了解基层供销社干部的情况，当然从另一方面来说也表现了他对我的信任和喜欢。商业局是直属财贸部领导和管辖的，当年确实出现过这样的情况，有些工作局长门正儿八经的到财贸部去汇报，杨部长经常是不表态，有些关键性工作财贸部不点头商业局就不好推进，所以有时候局长们就要利用我这个没有正式任命的“秘书”了。比如，商业局想开一个全区商业工作会议，报告打上去了，局长们也去汇报了几次了，但杨部长就是不表态，会议开不成工作也推不开局长们也很着急，于是就想到了我，让我去给杨部长说说。我去找杨部长又不是正式汇报工作，就是聊天，先坐下来天南海北的聊了一大通跟开会无关的事情，因为这种商业工作会议都是由我在组织的，我看情绪和气氛差不多了，就把我组织的那几天商业工作会议的安排情况像摆龙门阵一样跟杨部长说了一下，他也听得很高兴笑眯眯的，这时我就准备告辞了，我心里面明白他已经同意了，我回去就给局长们说我们开吧，果然第2天财贸部的工作人员一大早就把同意开会的批复送到商业局来了。

还有个事情就更可笑了，当年金牛区商业局有五个局长，两位南下干部两位从市级单位到五七干校锻炼后分来的，他们都属于老干部工资收入较高较好，还有一位局长是新提拔起来的，当年有一句话叫“升官不发财，粮食垮下来”，什么意思喃？就是那个年代提拔的干部是不会涨工资的，反而因为你当了干部粮食定量的标准还要降下来，所以那位新提拔的局长工资收入不高，而他的家属又都在农村子女比较多，经济上是比较紧张甚至可以说是困难的。按当年的政策生活有困难的职工可以申请困难补助，所以这位局长也时不时要向组织上申请困难补助。但因为他是局长，他的困难补助得区委财贸部批准才能发放。但在当年那个政治环境下，这种批准或多或少都是有些麻烦的，所以也时不时出现报告打上去了不能尽快得到批准的情况。那位副局长性格和脾气也有些怪，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他就会把他的情绪反映在工作上，使得局里边其他局长们都很为难。凡是遇到这种情况，好像又用得着我了，我也只能故伎重演到区委财贸部去与杨部长聊天，在聊天中找机会委婉的把这个事说出来，多数情况下也能尽快的拿到杨部长同意的签字。看来与人聊天。也是很重要的一种工作方式，当时我对这种其实有点扭曲的状况还是感到很狐疑的，也很清楚这种扭曲的关系对我个人是有害无益的，我知道也许最终我会“死”于这种扭曲的状况和关系，所以也一直在思索和寻找机会抓紧把必须要办的几件事办了，然后尽快的逃离这种扭曲的状况和关系。

与区委领导特别是与区委财贸部杨部长的密切关系，在1976年更达到了一个良好的阶段，这主要得益于1975年我参加了由当时的区委副书记后来成为金牛区书记的陈佐国与杨部长带领的一个当时叫基本路线工作队到胜利公社也就是现在的琉璃场工作了一年。1975年在十年浩劫中应当还是比较关键的一年，这一年实际上是第2次复出的邓小平先生试图力挽狂澜拨乱反正的一年。工作队进驻胜利公社总的目标是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具体的实际上涉及到要解决胜利公社从公社党委到大队党总支生产队党支部很多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

当时的很重要的工作方式之一就是每个生产队都要有“政治夜校”，组织党的基本路线学习。政治夜校的教员由工作队和公社党委培训，于是由胜利公社党委牵头，组织了一个有近200人参加的党的基本路线学习班，每个生产队来一名文化程度较高的青年，每周星期二上午在公社也就是琉璃场镇上由工作队宣讲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然后由他们回到生产队去做政治夜校的教员。戏台搭起了，观众也有了，演员特别是主演在哪里？也就是工作队中由谁去向这些政治夜校的教员宣讲党的基本路线。莫名其妙的似乎这项工作又要由我来担任了，但这之中有个障碍，那就是我不是共产党员，而且家庭出身的政治背景还多少有些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障碍，也同时解决与此相仿的另一个问题，就是由于工作的需要似乎我也要列席工作队与公社党委的重要会议，因此就这两个问题，作为工作队队长的区委副书记陈佐国还专门把这两项与我相关的工作提请到金牛区党委常委会上进行了汇报讨论，得到了常委会的批准我才名正言顺的成了工作队宣讲党的基本路线的老师，同时列席工作队与公社党委的各种重要会议。

好像是为了不辜负领导的信任和期望，每周半天的为培训生产队政治夜校教员的党的基本路线宣讲取得了极大的成效，那一年时髦的政治理论是讨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以及由此涉及到的资产阶级法权，而讲解这些当年我在当逍遥派时所读的《政治经济学简论》起到了极好的基础作用，应该说我是用极其简单通俗的语言，把当年比较深奥的政治理论内容宣讲和灌输到政治夜校教员的头脑和心灵深处去了，并且由他们回到生产队政治夜校去一发挥，基本路线教育运动的声势一下子就起来了，各个生产队大队的群众和干部，都涌发出来极大的积极性，深挖和揭露当时不少工作中的矛盾和问题，用当时一句很时髦的话来讲就是揭阶级斗争的盖子。当时的情况是到工作队找陈书记杨部长来报告揭发公社大队生产队领导班子问题的群众和基层干部络绎不绝，勇气和热情都很高，他们中的多数在开口汇报的时候，都很自然的用一种农民的很朴实的口气说，听了许老师给我们讲的课，回去一对照着大队生产队的实际情况，才发现问题还真不少，期望工作队能派人下去，帮他们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当然这种说法让我在陈佐国书记和杨部长心中留下了极好的印象，也让我和他们建立了更加良好和密切的关系。

从74年调到金牛区商业局工作后，因为工作的努力并且富有成效，使我和区委区政府及区财贸部商业局各级领导逐步建立起良好的工作关系，但我家庭政治面貌的状况我自己心中是明白的，所以随时都有一种危机感，希望有机会从这种状况中解脱出来，有一种犹如逃离苦海的感觉，想虽然这样想但事实上很难进行，除了没有机会之外，自我的一些困境也使我要继续在这种环境中周旋下去。什么困境呢？我在家中是老大，下边还有一个兄弟一个妹子，兄弟于1971年底下乡到了什邡县马井公社当知青，由于父亲问题的影响几年过去了招工回城完全没有希望，妹子1974年高中毕业后有二哥下乡几年回不了城的前车之鉴，也不敢让她下乡，便以母亲患癌症需要人照顾为由赖在城中，但因为没有留城免下乡的正式手续，仍属于该下乡的城市青年的范畴。这两个在当时应是天大的问题如果要解决的话，就只有靠我了，我自己也认为这是我作为兄长的责任。结束了1975年一年在胜利公社参加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回商业局后，已是1976年，冥冥中一个机会悄然来临。

当年，为了解决阿坝州的牦牛肉运至成都储存的问题，商业部决定在四川省建一个流动冷库，也就是一支以冷冻车冷藏车组成的车队，在每年七八月份阿坝州水草最好牦牛最肥的时候就地宰杀冷冻，然后由冷藏车转到成都。这支由汽车组成的流动冷库需要在成都西边有一个基地，接受这项工作任务的四川省食品公司看中了当时在苏坡桥一个叫任家碾的地方，而这个地方权属关系属于金牛区商业局，于是四川省食品公司和金牛区商业局就这块地的出让问题开始了接触和交流，因为多种原因刚从胜利公社回到金牛区商业局办公室的我成了其中比较主要的一个角色，事实上各方意见的沟通以及向金牛区委财贸部与分管财贸工作的副书记汇报都是由我在负责。

按照商业部的要求，流动冷库必须在1976年夏季前建成，所以工作的节奏很紧张，四川省食品公司自身也很积极，因为建这个流动冷库省上批了100多人的招工指标，这足以解决省食品公司系统中职工的下乡知青子女的回城就业问题。为了推动这项工作，省食品公司给出了很多优惠条件让金牛区商业局享受，其中包括给出五个在全省农村招收知青到他们流动冷库工作的招工指标，我知道这个信息后立刻敏感的意识到也许兄弟从什邡农村招回城的机会来到了，决定要尽力支持协助四川省食品公司尽快的取得在苏坡桥的那块地，以此从他们那里得到一个到什邡去招收我兄弟回城的指标，而四川省食品公司为了完成商业部这项工作任务，也特别的急迫和紧张，但一个省公司和一个区商业局级别隔得太远，他们也感到工作推进起来很难。

在工作的推进过程中，四川省食品公司的相关领导发现和意识到我极有可能是推进这件事情成功的关键人物，所以我很自然的给他们提到了我需要一个在什邡招收一名知青回城指标的要求，当时已是3月下旬，时间的紧迫使他们很快的答应了我的要求，所以给出的5个指标中有一个就是到什邡县的招工指标。当然我也没有辜负他们，在好几个关键的时间节点和事情上充分的发挥了我这个非正式“秘书”的作用。首先是要让区委分管财贸的书记、区委财贸部领导认同或者说是同意向省食品公司转让这块土地，在这一点上我可以说是充分的发挥了这几年我与这些领导建立的良好关系，很快让领导们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再就是要让金牛区商业局五位局长也取得一致的意见，同意转让这块土地，没有想到的是在这上边出了意想不到的大问题。

当年按金牛区工作的惯例，商业局五位局长中每年总有两位局长是在区委组织的工作队中到公社工作，要让他们聚集在一起是有一定难度的，因为五位局长都与我有比较良好的关系，所以我终于安排好了局长们在某周五下午五点到省食品公司一起同对方领导交流此事，因为只有周五下午五点在公社工作的两位局长才方便来参加聚会，省食品公司为了很好的促进此事，还特别组织了晚宴准备谈好之后大家一起庆贺。因为这个事情区委以及财贸部是同意了的，所以大家都以为问题不大，这次聚会也就是一个例行的程序而已，没有想到恰恰在这里出了大问题。

当天到会的五位局长中，那位我上边曾经说到过的经济比较困难的刘姓局长当年在桂溪公社参加区委工作队，他在大家刚坐下来后不久就突然发难，当着四川省食品公司几位领导的面申明他不知道此事的前因后果及过程，因此他不能在彼时彼地就此事表示态度，话毕竟然离开会场拂袖而去，弄得在场的其他几位局长和省食品公司领导都面面相觑十分难堪，原来准备好的晚宴也因此只好取消。怎么办呢？在场的其他几位局长都看着我，说小许只有你去找刘局长聊聊看他到底是什么意思呵，区上都同意了的事情这样卡壳了就麻烦了，省食品公司的领导们也都期望我能尽快的沟通此事。其实，我比他们任何一个人都着急，因为我知道如果这个事情办不好，兄弟从什邡招回成都的招工指标也要泡汤。

刘姓局长此举不仅让与会众人茫然，也确实出我意外。他是局里面排位最后的副局长，我在与他预约周五下午到省食品公司聚会时是把此事的来龙去脉给他汇报了的，并且也给他说了此事区上基本上都定了，只是因为苏坡那块地权益关系在商业局，所以需要我们开个会议表个态。因为他与我关系很好，所以满口答应一定准时前来参会，现在到了会上如此动作，我除了感到意外外，心里面很清楚一定事出有因。不过刘姓局长这种爆发式的突然袭击，在某种意义上反而是帮助了我，正是因为这种尴尬的局面，以及这种尴尬的局面最后得由我去协调并且最终是协调好了，使省食品公司的领导更加明白了我在促进此事上的重要作用，以致后来在招收我的兄弟回成都的时候出现的很多意想不到的困境，省食品公司对我都是投桃报李鼎力相助予以支持的。

当天的聚会不欢而散后，大家都在等待周六周日我与刘姓局长沟通交流的情况和结果，因为其实我内心也很焦急，所以一夜没有睡好，第二天一大早饭都没吃就到刘姓局长家所在的和平公社也就是今天的洞子口场镇去拜访他，不巧的是到了他家才知道他到较远的一个场镇去赶场买猪娃子去了，这种情况一般要下午点才回来，我只好回到洞子口场镇上赶场消磨时间等他，下午再到他家里去。下午在他家中见到他时，也是因为关系特好。加之他是农民出身的干部十分实际也十分直爽，直截了当给我说了他昨天发飙的缘由，并且要我解决他的问题和要求。是什么问题呢？居然是和我想要解决的问题相同。原来刘姓局长也有一个与他关系比较特殊的人，子女下乡在江油也有几年了，不知道为什么一直也没有招工回城，这个人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打听到省食品公司给了金牛区五个招工指标，便向他开口提出了要求，也就是为此他昨天才来了那么一通发作。

问题的症结找着了当然需要去协调解决，问题是那五个招工指标，之前因为不知道刘姓局长有这种需求，已经安排分配完毕，其中也包括到什邡去招我兄弟的一个指标，当我回头向其他局长汇报了这个情况后，大家都感到很棘手，我当时分析重新调整指标的分配是不大可能的了，唯一的办法就是向省食品公司再开口要一个江油的指标，这种为难的事情局长们当然按惯例又让我去协调了。由于当时的局面和形势如此，而当年为了建这个流动冷库省食品公司有近百名招收知青的指标，所以当我道明原委后，事情也就得到了解决，当然是增加江油一个指标，而刘姓局长在得到我的消息反馈后十分高兴，居然十分爽快的让我代表他表明了对转让那块土地没有意见的态度。

当事情顺利进行的时候，一个意外又出现了。区商业局打给区委区政府关于转让这块土地的报告需要区委分管财贸工作的副书记签字同意，而某天上午报告送到区委办公室时，才得知当天这位副书记不在区上，而下午他要乘火车到北京去开将近一周的会。省食品公司领导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得到了这个消息，因为当时流动冷库的建设已经进入了按天计算的倒计时，遇到这种情况他们十分焦急，急忙来人到金牛区找到我，问我有什么办法没有。我当时很明白，唯一的办法就是下午到火车站去找到分管副书记签字，但这种做法多少有点唐突，当我向省食品公司的人讲清这种情况，他们是千恩万求的希望我下午到火车站去找分管书记签字，并且为我安排了一辆车，当我下午在火车站见到分管书记时，他笑呵呵着说小许呵你把工作都做到这里来了，我其实心里也很明白，我是又一次利用了与这位书记关系良好的好处。

土地转让的事尘埃落地后，我赶忙拿着四川省食品公司招收知青的指标，与省食品公司一位干部一起到什邡县去招我兄弟回城。第一站是到什邡县城中的县知青办公室办招工手续，我兄弟是在什邡县马井公社当知青，所以把招工指标拿到县城知青办公室备案后，要由知青办公室把招工指标分配到马井公社。到了什邡县知青办公室后，才知道招工指标分两种，一种叫普招一种叫点招，两者的差别是前者只能由县知青办公室进行分配，后者才能根据招工单位的需要点名到哪个公社去招，好在我们在省食品公司拿到的指标是点招，所以很顺利的把招工指标分到了马井公社。什邡县知青办公室的同志在给我们开到马井公社招工的公函时，比较委婉的说你们这个事情可能还会有麻烦。

果然，到了马井公社联系后，公社管下乡知青的领导很明确的说，你们只有一个指标不能点名招某个人，只能由我们给你们推荐，这时我们才知道事情麻烦了。在与公社管知青的干部沟通后，知道按惯例如果我们有两个指标可以点名一人，另一个招工指标由公社安排。原以为会比较顺利，结果碰到了这么大的麻烦。

遇到这种困境是始料未及的，最终它的解决显现了前期为解决省食品公司那个地块我所做的工作在他们心中的评价，因为与我同行到什邡县以及马井公社的那位四川省食品公司人事处的干部，他把发生的这种突然情况向公司作了汇报，公司决定再增加一个到什邡招工的名额以确保我的兄弟招回成都，这种情况使我深深的感到一个人只要努力去做他应做的事是会有好的回报的，很多事不是一种交易或交换。

带着两个招工名额，我们再次重返什邡县和马井公社，县上办手续自然很顺利，没有想到我们在马井公社居然待了三天，主要原因是那一个由公社分配的名额在平衡决定招谁时实际上是很费周折的。在马井场镇上呆着的三天中，虽很无奈但却在无聊中偶见当时社会一斑。

时至1976年，因为经济的不景气，呆在农村的知识青年有增无减，尽管每年都会有一批知识青年被招工回城，但同时每年从城中又会有更多新的高中毕业生下放到农村插队当知青。于是除了公社在平衡这个指标放到哪个大队招哪个知青回城外，我们这边也戏剧般的受到知青们的青睐和关注，因为传到外边的消息是，我们是四川省食品公司招工干部，因此就有众多的知识青年通过各种关系采取多种方法与我们接近，他们并不知道我们只有两个招工指标，一个是要点招的我兄弟，而另一个指标我们根本做不了主，在那种生态环境下，急于回城的知识青年们病急乱投医，把我们当成了他们要努力争取的对象。

三天终于熬过，公社也最终决定了另一个指标招收的人员，我也顺利地把我的兄弟招到了这个新建的四川省食品公司下属的流动冷库，后来我的兄弟在工作分配中主动选择了学开车，当年驾驶员是一份很好的工作，也是他心仪的工作。因为这段招工工作的经历，使我和四川省食品公司人事处的干部们成了朋友，记得当时人事处的一位领导得到了一张缝纫机票，但这张票的指标是普通的缝纫机，她想买的是当时很时髦的蜜蜂牌缝纫机，所以有些事情看起来也很奇怪，这个问题在那么高层的省公司似乎很难解决，但在我这个地方却不太麻烦，因为我管着金牛区每个月的自行车缝纫机的分配，我只需要把她的普通缝纫机票去换成蜜蜂牌缝纫机的票就行了，而票的总数并没有增减变化，做这个事情商业局和财贸部领导们是知道的，良好的关系与各种错综复杂的因素他们都装作好像不知道似的任由我处理。

兄弟的事圆满解决告一段落，我马上紧锣密鼓的开始去操作小妹留城免下农村的事。因为工作的原因，这时我已经与市委财贸部市第三商业局也就是市供销社的不少干部建立了很好的关系，当他们得知我想以母亲患癌症为由为我的妹妹办免下农村手续时，立刻为我提供了相关部门的人脉关系。这个事情要办起来，首先要从成都市百货公司开始，因为我母亲是成都市百货公司的员工，她的子女办免下农村手续得从成都市百货公司知青办公室开始，比较巧的是成都市百货公司管这个事的正好是我的母亲的老同事，加之他这个部门只有上报的权力，所以他就为这个事大开了绿灯，为我的妹子写了留城兔下的申请，向上级主管部门做了报告。

接下来就比较麻烦了，第二个关头是成都市第一商业局，当时成都市有三个商业局，第一商业局管用的各类公司比如百货公司五金公司等，第二商业局管吃的公司比如食品公司糖酒公司等，第三商业局也叫市供销社对口管我们这些在农村的基层供销社，我母亲所在的市百货公司归第一商业局管，所以妹子的免下手续得有市第一商业局知青办公室审批。通过市委财贸部和第三商业局朋友的帮忙，联系上了市第一商业局知青办公室的负责人员，初次接触后他表示我母亲和妹子这个情况虽然属于可以申请办理免下的范围，但类似的情况还有不少，很难保证在上局办公会议时被通过。

进一步的交流中知道这位知青办公室的干部正在筹备结婚事宜，正在为办婚礼的烟茶糖酒及猪肉等物资着急，因为当时都是凭票供应，筹集办婚礼需要的一定量的物资是比较困难的，这时我所管理的那些烟茶酒糖便派上了用场，我给他保证了足量的烟糖及半条猪肉的供应，使他下决心把我母亲和妹子的材料准备充分些提交上局办公会，他这边是开了绿灯了。

上会前市委财贸部那位朋友起了很关键的作用，因为最后一道关口就是市委财贸部，他告诉市第一商业局相关人员尽管放心的通过并报上来，市委财贸部这边由他来负责，这句话给了市第一商业局一粒定心丸，使第一商业局不再犹豫而迅速通过并把材料报到了市委财贸部。写起来似乎很简单，其实前前后后也经历了两三个月的煎熬，但不管怎样最后终于拿到了妹子免下农村可留在城市就业的批复。

在当年的那种政治生态环境下，我这个没有一点“官御”的一般干部能办成的这两件事，应当是难以想象的，也不可避免的会给我带来很多后遗症，也就是我在单位的生存空间会越来越狭窄，这是在我办这两件事之前我就想到过的并有所准备，当时确实也是没有办法，如果我不去管，兄弟就只好陷在农村回不了城工作，而妹子也只有作为赖在城中的人员时刻要接受各方面人等的动员催促她下乡。这两年事办完1976年也就过去了，那一年发生了很多事情，包括毛主席在内地几位革命领袖相继逝世，唐山发生了大地震而四川成都也经历了躲地震的煎熬，“四人帮”的覆灭使人依稀看到一点出路和希望，就这样我亦喜亦忧喜忧参半的进入了1977年。

一九七七年又该轮到我去参加区委的工作队了，这一次是到了龙潭公社，依然是区委那位陈佐国副书记带队。完成了家中两件大事的我，巳无意再留恋这种环境，其实此时我已经感觉到来自各方面的压力，我需要考虑的是如何尽快的撤退逃离这种环境，三十六计走为上，逃之夭夭是最好的上策，也许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小平先生的第三次复出给我们也包括在困境中的我打开了高考之门，在经历了叮咛不安的上半年之后，1977年下半年我便全身心的投入了高考准备，尽管当年因为政审没有进入大学，但在1978年终于迈进了大学的大门，成了一位三十一岁的“三十而立”大学生。

第三章 西南财大成绩斐然的教学科研

1982年6月，经过一场惨烈毕业分配的较量之后，我如愿的分到了四川财经学院，也就是今天的西南财经大学。为什么说是惨烈呢？一是过程之悲壮。大学毕业分配时是以数学系官方为一方，而我单枪匹马作为另一方，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争斗鏖战。发生的一个最大误会就是他们以为我想留在数学系，所以竭尽全力用一切他们认为可以采取的方法来阻止我。其实分配方案一公布我就瞄准了四川财经学院，鏖战前期由于我没有表态不留校，双方的交手十分激烈，同窗4年班上的同学当时都不敢与我往来，可见过程之严峻！二是结果之惨烈。因为在我表态不留校后，数学系即刻依照我的意愿把四川财经学院这个指标给了我，而在之前分配方案是基本上确定了的，系上已经跟很多同学进行了交流沟通，现在因为我占了四川财经学院这个名额，至使班上很多同学的分配方案有较大的调整和变动。当年如愿到了四川财经学院，亦是可喜可悲。

我为什么要想到四川财经学院呢？其实坦白的讲就是想偷懒。如果我留校在成都科技大学，除了要给数学系的学生授课外，至少也是要给那些理工科的学生讲高等数学，教学与科研的工作难度应该较大。而在四川财经学院当数学教师，因为当年财经学院还是文科院校，需要讲授的数学课程是经济数学，从难易度的角度显然要轻松得多，所以我是执意想到四川财经学院任教的。没想到后来的发展变化又应了那句老话，就是“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原想到四川财经学院是因其教学起点低可以偷懒，但没有想到改革开放深入后，各类经济问题的数量化研究发展很快，加之西方经济学特别是计量经济学引入国内后，数学在经济管理中的应用成了一个很广泛的热门教学科研方向，这为我在四川财经学院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宏观大范围基础和条件。

如果从1982年6月进入四川财经学院，到2009年9月从西南财经大学退休，其间约有二十七八年，从工作的状况上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1982年6月进入四川财经学院，到1989年年初约有近八年时间是全力以赴的在西南财经大学进行教学科研。从1989年初到1999年有十年多一点，这期间主要是在市场经济中摸爬滚打，同时也完成西南财经大学的教学工作。从1999年结束在民营企业的工作后到2009年9月退休，这又一个十年是在西南财经大学开辟了一个全新的教学科研历程。所以，在西南财经大学近30年的工作，就按照这三个阶段来逐段回忆吧。

进入四川财经学院，首先想到的是要学习。学什么呢？那就是经济与管理，这是构成四川财经学院专业的主要与核心。当年计划经济体制下，我进入四川财经学院时专业上共有7个系：政治经济系、工业经济系、农业经济系、金融系、财政系、会计系与统计系，我从学院图书馆借阅到了所有这些专业的主要课程教材通读了一遍，其中包括计划经济学、货币信用学、财政与税收、会计学原理、统计学原理，当然少不了政治经济学。应该说在通读这些书籍时，当年当逍遥派所读那本《政治经济学简论》又帮了大忙，因为按当年的计划经济体制，几乎所有专业的各类书籍，都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下撰写的，如果没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知识，读懂这些书不仅难度比较大，在理解上也很不容易深入。

在读这些各专业的基础课程教材的同时，我也比较大量的浏览了各专业的一些专业书籍，比如工业经济管理、农业经济管理、大中型国有企业管理、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工业会计与商业会计等等。去学习这些经济管理知识的初衷是自己觉得该随乡入俗，既然分配到了一所财经学院，即便是做基础课的数学教师，也应该对财经学院各专业的课程内容有所了解才好。当然，后来在教学特别是在科研上做出的工作与成就是当初学习阅读这些专业课程知识是紧密相关是没有想到的，所以还是那句老话“有心栽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

尽管已经35岁，但进入四川财经学院的时候按规定我只能是一个助教，于是教研室把我分配给一位老教授吴怀先生做助手，吴怀先生74岁高龄了，但仍在教学第一线授课，学生是会计系82级刚进校的新生，其中包括现任西南财经大学的一位副校长。吴先生的授课可以用精妙绝论来形容，一节课下来不紧不慢地师生都很欢愉。按惯例先生在课堂上只讲课程内容而不会给学生讲如何做习题，如何做习题这个事情就该我这个助教在习题课上讲了，当然我的工作还包括批改作业。应该说我每次的习题课与吴怀先生配合得还是极好的，同学们反映吴怀先生的内容讲授和我的习题课补充，应是天人合一十分完美，我也因此得到吴怀先生的肯定和好评，这表现在第一学期课程结束后，吴先生向校方提出他已74岁高龄应该退休了，而他明确地向校方讲以他对我的观察和了解，我完全可以作为主讲教师为会计82级的学生授课，而不必管什么助教职称的，于是从83年2月起我就作为主讲老师上课了。与吴怀先生这半年一起教学让我与他建立了十分良好的忘年交师生友谊，后来我在西南财经大学的教学科研也得到了他很多支持和帮助。

1983年的日子应该是过的很愉快的。一是我成了主讲老师潜心于授课之中，一种莫名的欢悦感油然而生，毕竟这是自己喜欢的教师职业工作，而且是在自己喜欢的数学专业讲课，欢悦且放松的心态使我的教学效果特别的好，当然这也受益于吴怀先生为我开了一个很好的头，学生们反映听吴怀先生和我的课是一种享受，这种话由文科学生在学数学时讲出来还是有一定意思的。二是我那一对两岁多的双胞胎儿子已能走路四处跑动，我们就住在四川财经学院食堂和学生宿舍的中间，一到吃饭时间同学们在经过我家门口时，总要停下来围着逗他们，特别是女同学更是如此，这为我们的生活增添了很多欢愉的乐趣。三是从五月开始，多种改变家庭经济状况的机会悄然而至。

大学毕业分配到四川财经学院，经济状况肯定比读书时好多了，但因为有一对双胞胎儿子，经济上并不显得宽裕。1983年是很多在职干部提升学历开始第一年，当年很多在职的干部学历基本上都是高中，干部的知识化需要他们提升到大专或者本科的学历。首先是在四川财经学院内部，主管学院的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已经决定从83年9月起，在四川财经学院举办银行系统的干部专修科，为全国银行系统的干部提升学历，其中也包括在四川财经学院工作的一大批年轻干部。但干部专修科还是要经过基本的考试才能进入，于是由学校工会牵头为在校的四五十名年轻干部补习高中的初等数学课程，因为我在会计82级的授课效果已经传遍了全校，所以那批年轻干部都要求工会出面聘请我作为他们的老师，于是从5月开始我为这些干部讲授初等数学，在某种意义上来讲教授初等数学更是我的长处，所以上课的效果出奇的好，我也在授课中和这批年轻干部建立起良好的友谊，因为这批年轻干部分散在学院的各个部门，也为日后我在学院的教学科研工作的发展提供了不少的方便和支持，而更为实际的是这种讲课是有额外报酬的，这种报酬在当时对于我来讲还是很必须和及时的。

更多更大的改变经济状况的机会出现在1983年暑假开始后，那一年为了改变和提升全国数量众多的年轻干部的知识和学历，中央广播电视大学采取电视教学的方法大范围的提升青年干部的学历，进入广播电视大学读书还是有一道门槛，那就是全国成人高考，于是6月底暑假一开始我便受聘到四川省商业厅和四川省供销社举办的培训班讲课，这是我第一次在四川财经学院的校外授课，七八两个月初等数学的讲授完成并帮助这批学员考入电视大学后，我从1983年9月起就开始为这些青年干部做电视听课后的辅导。当年这种辅导是极其重要的，一是学员的文化基础不是很好，二是电视上的授课针对性的效果不强，所以学员们要真正弄懂课程内容，辅导课尤为重要。有在四川财经学院讲授微积分课程的基础和经验，加之个人的探索和积累，使我在为四川省商业厅和四川省供销社这批年轻干部辅导时产生了意想不到的特别好的效果，受到广大学员的欢迎。而对我而言这种授课的收入是彻底的改变了家庭经济状况，因为相比在四川财经学院教学的收入，这种校外授课的收入是相当不菲的，是数倍于在学校讲课收入的。收入的增加很快的强有力的改变了家庭的经济状况，到83年底家里边该有的彩电冰箱都配置上了，而这些东西之前是不敢奢望的，特别是那个当时价格一千多元的松下原装的电冰箱，在当时是很不易买到的，是省五金公司的学生帮我买到并送到家中的。

家庭经济状况有所改变后，我立即把主要精力放到科研上来，而之前在成都科技大学数学系念书系主任王荫清教授引我入门的模糊数学，在我进行经济管理的定量化研究中起到了极大的作用，我第一篇论文发表在四川财经学院学报上，题目就是《商业企业经济效益的模糊综合评判》，我也以这篇论文参加了全国模糊数学学会在1983年底在广州召开的学会，研究和探讨中我发现，模糊数学是解决很多经济管理实际问题中最好的一种数学工具。为什么这样说呢？我在这里先简单的说一下模糊数学。模糊数学与传统的经典数学最大的差异就是它的模糊性。经典数学在研究实际应用问题时，是一是一二是二没有半点含糊，它对实际问题的数学描述是要么是要么不是，举一个通俗的例子：研究和数学描述一个人和一间房子的关系，经典数学讨论的是要么这个人在这间房子中，要么这个人在这间房子外，有一种情况它是不研究更不数学描述的，那就是这个人一只脚在这间房子中，另一只脚在这间房子外，也就是说他跨在门槛上。一个人跨在门槛上表现出这个人是不是在房间里这个问题上具有模糊性，他不是明确的或者在房间里或者在房间外，状态是模糊的，这种情况经典数学不好处理也就是说不好对他进行数学描述，而模糊数学恰恰正好处理这种模糊状态的事物。经济管理活动中存在着大量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表现为随机性和模糊性，随机性用概率论及数理统计很好处理，而模糊性就得用模糊数学来处理了。所以在发表了第一篇论文后，我在科学研究上的方向就是用模糊数学来处理经济管理活动中的模糊性。

1984年3月《金融研究》这份一级刊物发出征文，对当年的货币发行量征文进行研究讨论，我拟就了一个论文题目《货币流通必要量计算的模糊数学模型》，积极撰写论文准备投稿。研究中构造了一个与货币发行量相关的社会经济指标体系，若干个经济指标都进行了模糊数学描述，并建立了它们与货币发行必要量的模糊数学模型，用当年的这些经济指标数据进行模拟运算后，得到的结论是当年的货币发行量似乎不是很正常。论文投交后很快收到了受邀在七月中旬到河北承德避暑山庄参加全国货币发行必要量研讨会的通知，等我到了会议上时才知道这个研讨会规模及其精致，全国只请了十五位学者参加，人民银行总行货币司司长也参加了会议，原来这是人民银行货币司委托《金融研究》以征文的形式召开的一个会议，主要目的是对当年人民币的货币发行量进行评估，参加会议的十五位学者中，除我是来自西南财经大学的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年轻助教外，其他的都是国内各高校各研究机构享有盛名的金融专家，其中包括两位一南一北的有名的金融权威。

会议上大家都宣读了自己的论文，除我之外的其他十四位金融专家，都引经据典的论证了当年货币发行量的合理性，众口一词的认为当年货币发行量是妥当的，我在介绍了自己所构造的货币发行量计算的模糊数学模型后，比较委婉的谈到了我的计算结果表明当年货币发行量似乎并不乐观，模型计算的实证结论有货币发行超量之嫌。因为我确实太年轻了加之发言也不适合主流，所以并未引起约会各位学者的重视，大家都在一片乐观的唱好氛围中探讨和论证当年货币发行量的合理性和正确性。

会议结束的两个月后，爆发了建国以来第一次物资抢购风潮，后来确认这确实是当年货币发行超量所致，当年人民银行行长辞职，第二年三月的人民代表大会上上政府总理所作《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到货币发行超量是去年金融工作一个重大失误。1984年末，从人民银行总行传出消息到西南财大，讲有一位西南财大的年轻助教在七月底货币发行必要量研讨会上曾用一个数学模型计算到当年货币发行量有超多之嫌，我的这篇《货币发行必要量计算的模糊数学模型》也发表在这年未最后一期《金融研究》上，这是我应用模糊数学研究经济管理问题第一个国家级课题，取得的成果为我在西南财经大学的教学科研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取得这个用模糊数学研究货币发行必要量计算的国家级科研课题成果后，我把模糊数学更广泛的应用于各类经济管理问题的研究之中，这时进入四川财经学院时普遍阅读的经济管理各专业书籍起到了极大的作用，我用这些学习和掌握到经济管理知识，以模糊数学为工具和手段开始着手编撰《模糊数学在经济管理中的应用》的研究专著，1987年这本专著在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当年国内少有的几本研究模糊数学的专著，更是唯一的一本用模糊数学研究经济管理问题的专著。

因为有参加1984年货币发行量讨论的经历，1987年6月中国人民保险总公司所属的保险研究所，又来邀请我参加保险总准备金规模的国家级课题研究，我拟就了《保险总准备金的适度规模》论文题目，也用建立相应的模糊数学模型的方法完成了相关研究，提出了一个保险总备金适度规模的上限和下限，这篇论文收入了保险总准备金规模的国家级课题研究的报告中，后来发表在西南财经大学学报《财经科学》上，研究中编撰的另一本专著《保险费计算的理论和应用》也在1989年由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

除了将模糊数学应用于经济管理外，我也致力于运筹学特别是数学规划在经济管理中的应用，先后编辑出版了《经济管理中的数学规划最优化方法》、《目标管理与目标规划》等专著，由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在1987年出版。为了提升经济管理类研究生运用数学手段定量研究经济管理问题的能力，我从1985年起先后在西南财经大学研究生中开出《经济管理中非确定性问题的数学描述》、《自然语言的数学描述》及《模糊数学在经济管理中的应用》等课程，这些课程受到了研究生们的欢迎，提升了他们定量研究经济管理问题的能力。

随着经管类研究生招收考试中数学作为必考科目，全国财经院校各专业的数学教学逐步规范化，形成了一个科学的教学体系，课程上主要有微积分、线性代数、概率论及数理统计和线性规划四门，课程教学的规范使教材的编写出版逐渐的提上了日程。从1986年起，我先后联络中南财经大学、东北财经大学、北京财贸学院、贵州财经学院、云南财贸学院等高等财经院校，陆续编辑出版了适合财经院校本科和专科不同层次学生使用的教材五套，分别由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和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这些教材对推动和促进财经院校的数学教学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对经济管理问题的定量化研究，在改革开放深化中已经成为各高等院校、研究机构和政府应用部门日益重要的课题，成立一个横向的联合各方力量定量的研究经济管理问题的机构已经提上日程。因为西南财经大学一位庞姓的副校长长期从事数量经济的研究工作，有关各方特别是全国数量经济学会委托西南财经大学牵头组建四川省数量经济学会，基于很多客观的原因，筹备组建四川省数量经济学会的工作便由我在具体承担和组织了。四川省数量经济学会的主要发起单位高校有西南财经大学和四川大学，研究机构有四川省社科院，政府职能部门有四川省计经委和四川省经济信息预测中心。高校和科研机构比较好协调，政府部门稍麻烦点，比如学会的挂靠单位等问题在政府机构之间也各有各的意见，经过半年多的努力和协调，四川省数量经济学会在1985年十月成立，我也担任了这个学会的专职副秘书长。四川省数量经济学会的成立对推动高校科研机构和政府应用部门联合定量研究四川省经济管理问题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到了1988年，我在西南财经大学所作的科研与教学工作取得了相当的成绩，我们一批78级的校友不管是从川财毕业留校的，还是从其他学校分配来的，大家在教学科研上都做出了惊人的不菲成绩，这里特别要说明的是四川财经学院也就是后来的西南财经大学，它与其他的高等院校不同，其他的高等院校都有一批40–50岁的中年教师在担当教学与科研的主力，西南财经大学在第一线担当教学与科研主力的基本上是78级留校或者是分配而来的30–40岁之间的青年教师，当大家在教学和科研上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不菲的成绩时，却发现自己处于一种名不符实的尴尬境地。两三百名青年教师从82年开始熬了5年，大家才在1987年取得了讲师职称资格，按正常的程序大家还要再熬5年才有资格晋升高级职称的机会，这一点与大家在西南财经大学教学科研做出的卓越贡献太不相符了，所以破格为这批青年教师评定高级职称的呼声很高。1988年九月开学后，这个问题被提到了学校党委的议事日程上，学校党委最终决定拿出四个副教授的指标，在这批青年教师中通过打擂破格晋升高级职称，名额虽然太少了但总是看到了一点希望和曙光，所以大家还是积极的参加了这次打擂评定高级职称活动。

通过各系和广大教职员工的推荐，产生了二十名参加打擂评比的青年教师，我也在这二十名之列。先是大家进行教学科研成果展示，二十名青年教师把自己教学科研的实物成绩在学校集中展示，然后确定一天集中评定，科研成果的实物展示在全校教职员工中引起很大的震动，参观展示的教职员工络绎不绝，群众心中是有杆秤的，他们实际上心目中已经有了哪些青年教应该是这四位脱颖而出的破格者，因为我的科研成果无论从数量和质量都居于前茅，所以从各方面反馈出我的呼声很高。学校党委为了显示公平和公正，组成了一个约二十人的专家评审组，学校宣布当天评审当天投票当天公布，学校不干预专家投票结果。也许是这个绝对的公平公正，带来了后来有些玩笑式的令人啼笑皆非的结果，按当时公开展示的教学科研成果，我与经济系的后来成为西南财经大学副校长的丁任重老师呼声极高众望所属，但最终的投票结果都给我们两人开了个极大的玩笑，我与他以相同的票数并列第五，无缘在这次只有四个指标的破格晋升高级职称，结果出来后全校教职员工舆论大哗，纷纷表示这个结果没有能够反映出这批青年教师教学科研的实际状况。

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后来有教职工坦言了问题所在，就是在组建这个专家评审组的时候，没有考虑到回避原则，实际上有投票权的专家中有不少与被投票的青年教师有师生弟子的关系，这些因素导致了投票结果出现相当的与学校教职员工在观看了大家的教学科研展示后的舆论评价差异。尽管出现了这种情况，但评比的结果大家还是得接受得认可，何况评定出来的四位青年教师，虽不是舆论所议的青年教师中最优秀者，但他们的教学科研工作也是成绩斐然的。比较有趣的是，就在这次打擂评比晋升高级职称几天后，学校任命了丁任重老师担任经济系副系主任，任命我担任了学校科研处副处长，我们两人成了西南财经大学当时年纪最轻的第一批走上教学科研岗位担任处级职务的78级青年教师。

没有破格晋升高级职称就我而言虽然遗憾但也能坦然面对，何况校方把我和丁任重作这种刻意的工作安排，也算是对个人的一种认同和安慰。当然，不能说没有一点情绪和想法，至少这种偶然出现的不十分公正客观的结果，多少让人产生了一点“此处不留爷，自有爷去处”心态。比较有趣的一种巧合是，就在我们集中打擂评定晋升高级职称的那天，原来成都七中的一位与我交往甚密的同学专程到西南财经大学有事找我，什么事呢？原来他要去他一个大学学弟组建的当时叫集体所有制其实也就是后来的民营企业做顾问，他实际上是要为他的学弟的企业组织一个顾问团，来西南财经大学专程找我，是希望我充当他这个顾问团中的经济顾问，基于友谊以及其他多种因素我答应了他，其他多种因素肯定包括这次副教授的打擂，几乎是在我就任西南财经大学科研处副处长的同时，我也成了他学弟的那个企业的顾问团成员，也就是企业的经济顾问，用1988年时髦的话来讲，那就是“下海”了，至少是半个身子在海中了，这是不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呢？

第四章 市场经济中的偶然机会

二十世纪的最后十年注定会是国人寻找机会的十年，机会人人都有就看谁的运气好了。机会如同贵人一样可遇而不可求，在某种意义上来讲一个人的一生总是由很多偶然造就和组合的。1988年底四个破格晋升高级职称的意外，使我这个不善从政也就是不能做官的人，被推上了西南财经大学科研处处级岗位，与此同时成都七中一位老友同学专程来拜访请我出任他的一个大学学弟企业的经济顾问，成了他所组建的企业顾问团中的一员。

说起从政或者说是做官，有一个有趣的小插曲。因为历来自由散漫惯了，我一直没有加入过任何党派，在西南财经大学教学科研成绩卓然之时，在共产党组织的启发下也曾递交过入党申请书，但出现的一个偶然使人啼笑皆非，我写的入党申请书递交给所在基层单位的党组织后，组织的领导老康亦是我深交的朋友，不知怎的他把我的入党申请书放迷了或者是弄丢了，对他来讲弄丢他人入党申请书一事绝不能声张和张扬，因为是深交的朋友他告知我此事后，为了维护他我赶忙说就算我没有递交过，我有空时重写一份交给你即可，但后来就一直没有找到机会重写重交。至于众多的民主党派，虽然知道民主党派的组织约束性不强，但自由散漫惯了的我也没有加入任何一个民主党派，当然其中也有一些不便言明的其他理由。1988年年中，学校某一民主党派的负责人带着几位党内老师找到我，很明确的跟我说他们党派分配到了一个省劳动厅第九把手副厅长的位置，这种位置按惯例会有性别年龄学历特别是教学科研成果的要求，他们对号入座一看我无论哪方面都合乎规定的标准，于是建议我加入他们党派以便推荐，但不知怎的无论别人怎样说到好处，但我最终还是稀里糊涂的给别人委婉拒绝了，事后回想起来还真有点狗坐渊蔸不识抬举之嫌，可见我这个人骨子里头就不是也不像一个为官之人。

答应成都七中友人为他学弟的公司做经济顾问，除了因为与成都七中那位同学多年深交友谊之宜外，另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也不能回避，那就是报酬待遇。公司许诺每个月顾问费人民币500元，无需天天到岗坐班，只要能到公司“顾问”工作，公司随时派车来接，这个待遇确实是很诱人了。我当时在财大讲师级别工资收入仅100多元，到科研处处级干部后另有岗位津贴40元，但需天天上岗坐班，相比之下公司给出的报酬不菲哦，这也是愿为别人做经济顾问极其重要的原因。于是在1988年12月中旬，我与成都七中好友同学一起到了他学弟的公司，以顾问团成员的身份参加了公司工作。

同学的学弟王总的公司注册在甘孜州康定县，是在甘孜州州委州政府领导和管辖下的一个集体所有制企业，公司虽注册在康定，但其工作的重心却在成都。七中好友同学为公司组建的顾问团共有五人，他任总顾问，另有法律顾问、军事顾问、私人顾问各一人，我任经济顾问，顾问团当时的主要工作就是为公司筹备拟在1989年初召开的公司工作大会。会议筹备工作的框架是由公司王总与顾问团主要是总顾问确定的：公司的工作会议拟召开两天半，第一天由王总做《目前形势与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上午报告下午讨论；第二天进行公司章程修改，上午由总顾问作《公司修改章程的报告》，下午讨论；第三天做会议总结与工作安排，因为参加会议的不少成员来自甘孜州康定县，所以只上午开半天会，午餐后方便康定的员工返回。我到公司后便提出由我主持对公司进行全面的清产核资，因为我要替别人做经济顾问，首先要搞清楚我所顾问的公司它的资产负债情况，也就是总资产多少总负债多少净资产多少，公司王总很支持这项工作，立即安排人手配合我进行，我也因为要进行这项工作认识了公司下属很多实体的负责人和职工。

王总的公司在成都有一个经营部和一个食品加工厂，成都经营部做各种商业贸易的生意，木材经营是很主要的一个项目，食品加工厂主要做猪肉及猪杂的分割冷冻销往全国各地，在北京有一个经营川菜的酒楼，在康定有一个建筑公司和一个经营部，建筑公司已经完成了州政府大楼的建筑工程，康定经营部从事一些商业贸易。通过清产核资对公司的资产负债状况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公司成立以来长期负债经营，资产和负债大体持平，只是资产中优质资产所占比例不大，负债主要来自于银行借款。从发展前景看公司应在明确主营业务的基础上有一个经营上的突破，扩大经营规模特别是增加收入，逐步形成和积累自有资产，提升公司的经营活力。

1989年元旦过后，公司工作会议如期召开。第1天公司王总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工作报告，在分析了国际形势国内形势四川及成都与康定的形势后，提出了我们的任务，王总精彩的报告做了大半天，下午会议结束前有一两个小时公司部门干部与职工们对报告做了讨论发言。第2天上午会议继续进行，由公司总顾问做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报告》，对公司章程的修改进行了全面的说明，下午由公司干部和员工继续对王总的工作报告和总顾问的修改章程的报告继续讨论发言。第3天上午是对会议进行总结，王总和总顾问分别作了会议总结发言，会议即将结束前一个小时王总宣布由经济顾问也就是我对公司下一步的工作进行安排，我大约讲了半个小时，除了向干部和员工们表明我参加公司工作的初衷和宗旨外，根据我在清产核资中了解到的公司经营状况，对公司下属各实体机构当年的工作提出了一些要求，并强调公司将实施目标管理，我会代表公司在会后与各经营实体具体研究确定今年经营管理指标。

从会议的程序和各个议程所占用的时间看，我当时就懵拢的感觉到，这个公司的实务性还得加强，要用更多的精力更多的时间去研究公司要生存发展的面临的各种经营管理的实际问题，抽象的政治概念不要太多。

会议结束后各经营实体都回到自己单位开展业务工作，公司机关在王总和总顾问的领导下，经常召开会议讨论形势和公司的发展，我实际上逐步参与公司的日常管理工作。春节过后很快进入三四月份，这时一件比较辣手并使人难堪的事情发生了，主要是不少公司干部和员工对顾问团这两三个月的工作有了意见，他们认为顾问团的各位老师讲政治讲形势很多，但对公司的经营如何发展指导不够，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意见越来越多越来越大，最后公司的干部员工向王总提出公司不需要这样的顾问团的要求。这些意见使总顾问和我们这些顾问们十分尴尬，本来大家来是为了公司发展的，结果公司的干部职工不欢迎我们，那我们留在这里有什么用呢？于是经与王总协调，顾问团准备撤离公司也就是事实上解散了，这时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公司干部员工在希望顾问团撤离的同时，都向王总和我表达“许老师不能走”，于是顾问团解散了而我却留在了公司。

王总公司的干部和员工是一个奇妙的在某种意义上来讲是极其优秀的组合，老板王总是川师大中文系优秀学生，本人不善经营但却能聚集起一大批邻居同学同事和朋友大家一起共事，这是一个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有特殊性的人物，他应该是有抱负的人，经商不过是他实现某种报负的一种手段，当然这也导致了公司后来不尽如人意的结果。虽结果不尽如人意，但公司却像一所培养和哺育民营企业经营人才的学校，培养了一大批对负债经营颇有体会的人才。王总所聚集的这批同学朋友邻居同事来自不同的环境，他们中有的人本来对经商就有阅历有经验，而更多的人具有这样或者那样的才干，这批人本来可以像水泊梁山好汉一样。把公司发展到登峰造极，但遗憾的是他们在这所大学校中学成毕业的时候，几乎都选择了自立门户的道路，这也是导致公司最终无疾而终的原因之一。应该说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都是和这批人以及这批人所创建的各种各样的公司打交道做朋友，他们的才干能力和渠道也应该算是我所碰倒的民营经济中的偶然机会吧。

很快的进入了1989年底1990年初，这时公司的王总在经营上提出是不是可以关心下房地产？这是我为他的公司做经济顾问以来首次听到他讲的经营项目方面的意见，而且在当时的环境下应该是一条有一定高瞻意义的意见，因为在那个时间点能够看到房地产这个产业的发展潜力的人应该是不多的。既然公司有这个意图，我立即组织人手对房地产业进行调研，看公司有没有机会切入这个产业。

就我个人而言，这应该是我第二次对成都市房地产产生兴趣并身体力行的去研究调查。为什么是第二次呢？大约是1987年下半年，因为校内外授课及教材出版等收入使家庭有了一定的积累，我们那时居住在西南财经大学位于现在的二环路外，而那个时候二环路还没有修建，所以实际上是住在郊区感觉到离城市较远，故而萌生了在市区买房的想法，周末和假期可以到“城里”住住，所以当时也关注了一下成都房产，进行了第一次成都房地产的调查。应当说上世纪80年代中期是国内住房商品化的改革初期，一方面职工住房不再由单位进行分配，并且已经分配给职工租用的住房，也在进行房改即把出租房出售给职工，另一方面也有一些国营的房地产企业在修建商品房出售，但那个时候房地产交易的税费还没有改革，在不鼓励房产这样的固定资产交易的指导思想下，房子的买卖交易的税费要占交易额的1/4以上接近30%，所以房产的流通很不好。

大约是1987年底我到当时的提督街工人文化宫去参加过一次商品房销售推荐会，当时能开发新商品房的也就是市区统建办和市区房管局下属的一些国营房地产开发企业，在工人文化宫一块面积约有百十个平方的空地上，约十来个国营的房地产开发企业每家面前放了两三张课桌使房产推介会围成一个圈，课桌椅上边一条绳子上挂着用毛笔写作的大纸，上边介绍了所开发房子的情况和价格，到推荐会上去观看的人也不多显得很冷清。房价在今天看来其实很便宜的近乎白菜价，记得在市中区鼓楼街修的房子售价一个平方1100元不到，而这是参加推荐会的商品房中售价最高的了，想来它的品质也应该最好。今天看来虽然是白菜价，但在80年代却应是价格不菲，所以少有人问津，我是抱着想买的想法去的，但一看价格也就自然而然打退堂鼓了。

到89年底90年初，当时成都市最先开发的两个小区即青羊小区和玉林小区从1984年建成后已有五年，不过那两个小区虽有商品房但个人购买不多，多是单位购有后分配给职工使用，比如西南财大就在青羊小区购有一幢商品房分给教职员工住，而当时正在开发的在西边是抚琴小区和白果林小区。公司组织人手对这两个小区房地产交易的情况进行了调研，房价不高大约在每平方米800~900元人民币，但交易还是不活跃，主要原因仍然是交易税费太高，买卖一次近30%的税费使得交易很不活跃，住房也就不易成为民众投资标的，何况当时大家的收入和积累也不高不多。在调研时就听到有开发商与房产中介说有关方面会出台大幅降低交易税费的政策，以鼓励房地产交易活跃房地产市场，事实上在90年下半年房地产交易的税费就有了大幅的降低。房地产交易税费的降低促进了房产的交易，国内的房地产开发也是从那个时候起步的，大批的房地产企业在那个时候应运而生。

随后的发展中公司很多优秀员工都找到了自己创业的机会和项目，好像表示己在公司学成毕业一般纷纷组建自己的公司，他们有经营木材的，有生产成衣的，有生产沙发的，有销售食品的，有做汽油批发零售的，也有做餐饮的。因为都在王总的公司呆过，这些优秀员工自立门户后，既与王总有着密切的良好关系，也同我有紧密的工作联系。这些自己成立了公司的优秀员工，他们都是业务上的好手，都有自己熟悉的生意上的项目，但他们缺乏的有两点，一是公司层面的管理，特别是公司的财务管理，他们不太熟悉，而公司法颁布之后他们不可能像从前做个体户生意那样“包包揣”，他们得面对工商税务的种种管理，同时公司也得有完善的管理才能建立良好的形象。二是资金来源，这些生意好手多数是从做个体户开始的，自己有少量的自有资金，但作为公司靠这点资金运转显然是不行的，他们已经把王总的“负债经营”学得炉火纯青，所以他们要靠借贷扩大自己的经营规模。我与他们在王总公司相处时，他们就知道我这个西南财经大学的教授在这两方面都是好手，所以他们一自立门户之后，分别都来请我去为他们管理财务，而其更重要的真正目的是帮助他们寻求更广泛的资金来源，以便把生意做出更大的规模和更高的层次。

在企业向银行融资也就是贷款这个问题上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处于一种我把它戏称为“悖论”的怪状。改革开放的深入使当时已经存在的诸如城市信用合作社、信托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向民营企业开始发放贷款，本来贷款的主体双方一边是金融机构另一边是企业，他们本来应该面对面相互了解相互沟通以实现和完成贷款发放，但在实际的客观中双方的沟通因为双方互相太不了解实际上并不是很通畅，当然主要的因素在金融机构方面，他们实际对文化层次乃至素质并不太高的民营企业老板心存疑虑，而民营企业的老板们又没能很好地向他们展示自己和自己的企业优秀的一面，所以在相当长的时间中西南财经大学一批教师当然也包括我就成了金融机构和企业相互沟通最好的桥梁和介质。在好几年的时间中，我除了要经营自己的业务外还得替好些个这种企业管理财务，以及同向他们发放贷款的金融机构沟通交流。

1992年小平先生南巡前后改革开放的步伐加大，更多的人力财力物力从体制内流向了市场经济，我也在那个时候挂靠在金牛区外经委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因为有在王总的公司调研房地产的经验积累，我的公司第一笔生意是从金牛区房管局购入了一批在化成小区的待开发的商品房一个单元14套期房，后来西南财大另两位出来办公司的老师邀约我一起共事，当时大家涉足的领域都是房地产，在成立了房地产开发公司后，也一起开发了好几个房地产项目，包括在天府广场的《城市中心》。

也就在92年我认识了当年的台湾歌星“青蛙王子”高凌风，高凌风应是在国民党开禁特别是有了“九二共识”后进入大陆较早的台湾艺人，在与他的交往中相互建立了友好的合作关系，后来他在台湾注册的“台湾青蛙王子股份有限公司”成为了我在成都注册的公司的台资合作方，这个公司的主营业务是进行生丝和丝绸的贸易，营业流水达到一年一个亿以上。

尽管那个时候我已经在市场经济比较自由自在的游弋，但不知怎的思想深处对民营企业民营经济并不是完全的看好，对于它的生命力和生存周期总有疑虑，所以我和西南财经大学其他一些下海的老师不同，他们中不少人都从学校辞职全身心的投入了市场经济，而我无论当年怎么忙都没有从西南财经大学离职，该上的课该完成的工作任务我都是一丝不苟认真完成了的，事实上我一直都是西南财经大学的教师，外面的事情从道理和客观上仅仅是兼职而已，这为若干年后当在民营经济的游弋失去吸引力的时候我脱离外界全面回到学校打下了基础，因为作为教师我从来都是完成了西南财经大学的工作任务的。

时至今日我都没有完全想透想明白当初这种选择和做法是否是真正唯一正确的，因为事实上我是存在着很好的条件和机会做出市场经济另一番作为的，当然从现在的现实状况和结果来看，这种选择和决定也许是对的，至少是现实和实际的，如同有成都七中校友开玩笑说“许仁忠是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优越性都享受了”一样，我最终是从体制内退休的，享受了体制内事业单位的待遇，但市场经济的摸爬滚打又使我的所得不仅于此，更为奇特的是我退休后有整整十年，一直在本质上是民营经济的民办高校担任院长，如果不是我自己实在不想再做下去了，也许我现在都还在工作，而之所以能这样也是两种身份兼有之所带来的，一方面我有体制内公办高校的教授和干部的身份，而另一方面我又有市场经济民营企业经营和管理的老板履历，更为重要的不在于这种身份和履历，而是在实际处理管理民办高校的各种各样烦难问题时，我确实是有两方面的经验，一方面是公办院校办学知识与经验的积累，另一方面有民营企业经营和管理的理念与方法。当然从人性的角度上来讲，我是属于那种胸无大志不可能做大事的人，或者说是一个过分现实和实际的不想人生太麻烦的人。

同样的情况也表现在另一个问题上，只是在这个问题上我很坚定的认为，我的选择和做法是正确的，那就是寻求市场经济的机会与孩子也就是子女的教育和培养两者孰重孰轻孰先孰后，在这个问题上我是坚定的选择了后者。事实上当年无论我有多忙，无论有多少市场经济的发展机会摆在我面前，我都始终把子女的培养和成长放在首位。关于子女的教育培养我会在回忆录中的我的子女教育中细说，比较欣慰的是在这里说说结果，因为结果完全证明了我的这种选择是正确的。我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他们在中学阶段分别就读于成都七中和成都树德中学，两个儿子分别考上了北京大学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毕业后就业至今方方面面尚好，女儿就读于成都树德中学后出国读书，在22岁时就获得了英国卡迪夫大学和西班牙巴塞罗那大学海外二个硕士学位，现在在日本东京工作。

我自己所办的公司主营业务是丝绸，也就是生丝和由生丝所织成的白绸。当年丝绸被称作是软黄金，也就是说它的价值极高。从经营的角度来讲，其实没有什么新意，主要是占尽了改革开放初期的天时地利人和。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进入市场经济后，在上世纪 90 年代一大批小型国有企业或者是真正的集体所有制企业，在失去了计划经济的包产包销支持后，迅速的陷入困境。比如在川北一带，就有一大批生丝缫丝厂与织绸厂陷入困境，因为不能适应市场，大多停工停产，工人们的工资也无着落。另外，财税机制的改革也使川北一大批国有的丝绸公司失去资金来源陷入困境，没有现金向农民采购蚕茧

于是我的公司运作就很简单了，因为手中握有现金，地方政府为了实现不向农民打白条的承诺，全力的支持配合我在川北以现金收购蚕茧。记得在盐亭县做这项工作时，每次我到盐亭县去都受到地方四大班子一把手的热情接待，分管的副县长还专程到进入盐亭县境的地方迎接我，这一切皆因为我手中握有现金。蚕茧收购到手后，不用投资建厂，就地租用已经停产停工的当地缫丝厂把蚕茧加工为生丝，部分生丝又在当地租用停工停产的织绸厂织成白绸，生丝与白调运到江浙市场出售。这种租用工厂的方法，没有建厂的投资因而各方面的压力很小，而地方政府官员和工厂厂长对我是千恩万谢，因为租用了这些工厂，租金至少解决了工厂工人的工资。

除了生意业务上的资金周转外，也出现了一个投资选择的问题，因为时不时会有一些资金从周转中沉淀下来，现在回过头来看回报最有收效的是房产投资。当年的房价现在听起来是有些不可思议的，比如在茶店子购买的一套实际上是一幢小洋楼的一套房子，单价1300 元一平米，这在当时已是比较偏高的价格了，因为这栋小洋楼只有 4 层一楼两户共8 户。在交大花园购买的八套房子价格是 800 元人民币一平方米，买下了一层共 4 套也就30 万人民币左右，而且是一套二、一套三的小户型，有三套 130~160 平米的大户型总价一共也不到 40 万。这些房子位于现在的 2.5 环上，当年价格为什么那么便宜呢？是因为购买的时候房子的所在地还是当年的双流县，它虽然已经很靠近成都市城区了，但归属是双流县的土地，所以开发商按双流县的地产行情购买的土地价格比成都市便宜得多，即便后来在石人小区买的两套大户型当时单价也就一千六七百元一平米。应该说当初这些沉淀下来的资金凡是购买了房产的，后来的增值空间都特别的大。进入沪深股市后刚开始也很迷惑，感到操作上难度很大，后来干脆改成不再买进卖出炒作股票，而是致力于打新股，这种打新股赚收益的思路和做法一直维持到现在，收入应当也是颇丰。

如果要做一下投资的比较，当年在购买交大花园房子的同时买了一台原装的本田雅阁 2.2 轿车，全部费用约 43 万，比买的那一层楼 4 套房子几乎多出一半，后来在 2007年换车时卖了不到 5 万，而那一层楼 4 套房子后来转让时有近二百万，当然当时买这个车不应当说是投资，那是办公司生意上的需要。如果要讲是市场经济中的偶然机会，比较早的涉脚房产投资和打新股应该说是一种既偶然其实也必然的机缘吧。市场经济对民营企业来讲既是良机也是孽缘，在这段时间中我见证了很多一度发展得很好的民营企业稍有不慎便陷入危机不可自拔，当年从“负责经营”大学堂王总公司出来的一批业务好手，创办的公司在度过了鼎盛时期后也几乎一一衰落最后自生自灭，证实了有人为中国民营企业所做的调查中得出的结论：“中国民营企业的平均生存期仅有两年”。我自己所办的公司，在营运四五年之后也开始考虑全面撤退，除了经营上的环境已大不如前几年，经营困难越来越多经营利润越来越少外，我对办公司做生意的低层次游戏逐渐失去兴趣和耐心也是很重要的因素。从1997年开始我大概用了两年的时间逐步收缩，清偿清楚债权债务最后得以全身而退。

在清偿债权债务中一些相关的人与事还是颇令人感触唏嘘。首先是我自己抱着不可负他人的理念还清了所有的债务，除了是不愿意为今后留下麻烦的想法外，更重要的还是认为做人嘛就应该如此。在催收欠款上还是感到比较欣慰的，与我打交道的比如宜宾的唐姓朋友、盐亭的陈姓朋友、成都的王姓朋友、杭州的李姓朋友都如我一样主动偿还清楚了欠款，有的还是企业即将清算的时候偿还的，他们当时付清账款时的一些话语还是使人感到生意上打交道最重要的还是诚信和信用。当然最终还是有大约一百多万的债权没有清偿回来成了坏账，这个一百多万的数字在当年还是比较大的。

如果要回悟这个十年的感想和体会的话，应当是那样一句话：“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学习，永无止境的学习是一个人生存的根本，市场经济对几乎所有的刚刚迈进改革开放的中国人都是陌生的，对像我这种体制内的人更是如此，可以讲正是因为学习才能使我能在市场经济的海洋中游弋。比如说到企业管理，这是个很大很全面的概念，但在实际中从何入手呢？市场经济中的中小民营企业，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其实是他的财务管理，对内来讲经营收入、营运成本、费用分布及利润核算对企业至关重要，它的核心就是一个财务管理问题；对外来讲工商税务银行等方方面面与企业生存密切相关的外部环境，他们在对企业的了解时无一不关注的是财务，一份财务报表的状况可以决定企业在他们那里的概念。

要做到真正的行之有效的财务管理，不懂得不了解会计账务的处理方法及财务报表的分析是不行的。于是在进入企业前后，我犹如刚从成都科技大学毕业分配到四川财经学院时全面阅读经济管理类专业书籍一样，努力的学习了并最终很熟练的掌握了企业会计实务操作和处理技术，并逐渐使自己成为了这方面的专家，这个过程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很好的助力了当时我在市场经济中的游弋，将近 20 年后我在民办高校履职院长时在支撑我做好办学工作时也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又如银行或非银行金融机构业务实务，与在学校里边做教学科研所涉及到的内容差距和同异还是比较大的，需要重新审视、了解和学习。学校教科书上边所涉及到的商业银行实务，内容虽然丰富但偏重理论，与实际中的银行或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实务操作，特别是在涉及到银行和企业的银企关系上，论述和讲授上都很原则很抽象，而实际中的银企关系更要生动鲜活得多，很多东西是教材上描述不了的。而作为企业方的我需要得到银行或非银行金融机构的信贷支持，必须要让银行全方位的了解企业，银企关系才能和谐相互支持，这之中有很多知识是需要我这个财经大学的教授重新学习提高的。

另一个比较深的感悟是通过商业贸易也就是做生意的过程，在与人打交道的过程中深悟到诚信与互惠的重要，通过在市场经济活动中领悟到了二点，其实也是一个人做人做事的原则和底线。首先是诚信，言必行行必果，做得到的事情才点头，做不到的事情莫夸口，更不能有那种真真假假的想法和行为，真做到了这一点其实你在生意中可以尝到很多甜头，减少了很多麻烦与烦恼。至于互惠是能不能打交道乃至交道能否打得长久的关键，你所做的每一单生意，你都得考虑对方的利益多大利益在哪里，对方没有利益的生意千万别做，否则最终一定会自食恶果。应该说通过十年生意悟出的这两点，也成了我做人做事的信条。

生意开始是比较容易的，要想退出或者说结束生意还不是那么简单。我从1997年开始实施撤退，前前后后用了两年多的时间才算清清爽爽的退出来了，所谓清清爽爽的标准是自己再也没有需要归还的债务，当然，因为坚守了诚信与互惠债权也基本上收回，1999年底我便回到西南财经大学，再次全身心的投入了大学的教学与科研。

第五章 工作中的新兴趣新挑战

20世纪行将结束的时候，我终于全面结束了市场经济中的所有活动，如释重负般回到了西南财经大学重置教鞭，当然回到了这个词不太准确，因为严格意义上讲，我从来也没有离开过西南财经大学。为什么要放弃“外面的世界很精彩”的市场经济活动，我自己也不太说得清楚，也许是满足了吧，或许是太烦了，要不是已经精彩得很单调了，总之我回到学校再渡教师生涯了。孔圣人曾讲“五十而知天命”，也许天命如此而我又知道了于是顺天行事。

能顺理成章的回到学校，还真得感谢上一个十年坚持不懈的完成了学校的各项工作任务，否则回学校这个资格便没有了。记得回学校不久一次教研室组织的度假村活动中，因为是周末教研室刘老师便邀请了她的丈夫同行，而她的丈夫就是当时的西南财经大学王校长，撇开他的校长身份不说，我与他还真应当算是朋友，我们同时在1982年6月进入西南财经大学，我在科研处做处级干部时，他是校长办公室主任，游玩中他开玩笑的对我说“许仁忠你安逸哈，在外边把钱挣够了又回学校来养老了哈”，我笑呵呵的回答他“校长，学校的各项工作任务我都是完成了的哈”，他也笑呵呵的回答“要不是这样，学校早就理抹你了”，可见十年的坚持还是有成效有结果的。

工作上碰倒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不要点头去接“概率论及数理统计”这门课。其实是否去接这门课已说了很长一段时间了，几年前就曾说过这个问题，但最后无果而终。概率论及数理统计这门课，无论从教与学哪个方面来看难度都比较大，它是经济类报考研究生时数学考试内容之一，约占考题量的30%，从考研的角度来讲这是一门必须学好的课程，当然它在应用上更是十分重要，无论是工程技术还是经济管理都要经常用到它。这门课的教学和学习远比微积分线性代数难多了，所以很容易产生老师和学生在教与学方面的一些问题和矛盾，几年前就因为学生的反应让学院很为难，当时学院管教学的秘书因为对各方面情况比较了解，就曾向学院领导推荐请我去上，她的原话是“我给你们推荐个人去上绝对没得问题”，领导就让她以摆龙门阵的方式来试探下我愿不愿意接这门课，她一开口我赶忙把话题扯开扯远也就是比较委婉的拒绝了。

除了当时我在外面的事情也很多确实太忙外，委婉拒绝的想法还有二点：一是这门课确实难上，比起上微积分和线性代数耗费的精力和时间会很多，我确实有偷懒的想法。二是也不愿意得罪人，这门课有老师在上我去逞能应是出力不讨好还得罪人，这也是我委婉拒绝讲得出口的理由。但学生对教学的反映和意见一直很大，最终学院领导还是要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跟正在上这个课的老师做好了协调工作让他去上其他的课，同时也很正式地与我交换了意见，在这种情况下我也只好接了这门课。

其实从教学的角度上说原来上这门课的老师也是很不错的，问题主要是出在先生和学生的思维习惯不在一条轨道上。上课的先生们都是数学专业出身，所以在思维上习惯于不仅要告诉学生这是什么？还想要让学生弄清楚这是为什么？而财经专业的学生他们在知道是什么后，对为什么并不关心，他们更关心的是做什么？怎样做？这两种不同轨的思维需要在教与学中互相磨合交融，融合得好教学效果就好些，融合得不理想教学中就出现各种各样的矛盾和问题了。而概率论及数理统计这门课在这一点上表现得更典型更突出，因为这门课的抽象思维更深刻更广泛，学生们更希望先生能把很多抽象的东西更具体更实在的讲授给他们。我按照让学生们弄清楚是什么做什么怎样做的原则去讲授这么课，自然也就逐步和学生们的思维同轨了，教学的效果特别是师生的关系较之前边上课老师的情况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当然学院领导因为师生的关系的改善也放下了心中的一块石头。

接下来做的第二件事是在研究生中开设定量研究经济管理问题的数学方法课程，进入21世纪的经济管理类研究生，已与十多年前的研究生大相庭径，十多年前的研究生学习一些研究经济管理问题的数学方法课程，更多的是为了提升自己掌握数理方法研究经济管理问题的层次，而实际用这些数学方法去研究解决经济管理问题并不多，因为那个时候对经济管理的研究更多的还是定性的研究，定量研究仅仅是一种点缀。进入21世纪后定量研究经济管理问题已是一个普遍的要求，对经济管理问题如果仅仅作出定性的描述而没有数量上的分析那是算不上研究的，所以这个时候的经济管理的研究生，他们要求学习和掌握更多的定量分析经济管理问题的数学方法就更迫切。我在研究生中开出的数门定量研究经济管理问题的数学方法的课程，都受到同学们的青睐和好评，有不少同学用学习到的研究经济管理问题的数学方法，写出论文发表在各级刊物上，受到各方面好评。

在市场经济中游弋时，有一个问题我一直在思考，总想找个时间把它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如何让中小企业的老板与管理高层能很好的很方便的进行企业财务管理，在我的思维概念中我把它叫做财务管理信息系统，在我最终于2004年出版的《企业财务管理信息系统的设计和分析》一书中，我写了一个前言，这个前言既是编撰那本书的初衷，同时也很清晰的说明了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我把这个前言全文录于其下：

前   言

笔者近年来与不少作为投资者或管理人的朋友接触颇多，交往中关于企业管理的话题不少。其中一个话题是，为了管好企业，如何尽快尽好地掌握企业在运转过程传递出来的各类经济活动信息。

何谓尽快？管理者们说就是及时。不少企业管理者们说，如果企业资产稍微上一点规模，要想及时了解一些企业目前方方面面的状况，还真不是一件易事。让企业各方面的人员把情况汇总一下，少则半天一天能弄出一个大概，多则两三天才能弄清全貌也不奇怪。他们时不时的问笔者，能否随时都能及时把自己企业的即时状况弄个清楚明白。

何谓尽好？管理者们说是真正弄懂。不少企业管理者们说，收到自己一份企业的财务报表，横看竖看还真不易从中读懂自己的企业。一位管理者曾拿着财务报表问笔者：这上面的费用与待摊费用是不是都是企业开支的钱？如果是又为啥子分成两类？笔者不认为管理者们所提出来的这类“外行”式的问题仅仅是因为他们对财务会计知识的不足。事实上，从费用管理的角度来讲，他要弄清楚的不是企业产生了费用与待摊费用各多少，他要弄清楚的是企业一共开支了多少钱，这些钱花到什么地方去了，花得是否恰当合理。作为笔者朋友的管理者们也时不时的问笔者，能否及时看到一份能真正读懂自己企业的报表。

于是笔者萌生了为作为中小企业投资者或管理人的朋友们开发企业财务管理信息系统的想法，笔者把这类企业财务管理信息系统称为管理型财务软件。

笔者认为，这种企业财务管理信息系统应有两个优点正好解决朋友们的急需：一是企业经济活动信息传播的即时性和及时性，它可以让企业的投资者或管理人一打开自己的计算机就可以了解到企业当时方方面面的数据信息；二是明白易懂，它可以使企业的投资者或管理人避开过分专业化的财务术语简单方便的读懂自己的企业。

笔者以自己的财务会计理论知识与企业管理的务实经验对中小企业财务管理信息系统进行了系统设计与分析，为一些朋友的企业开发出了这类企业财务管理软件，使用了的管理者朋友都感触颇深，赞慰不已，称解决了掌握企业情况加强企业管理的大问题。

循着这种思路，笔者撰写了这本小册子，既是教学科研工作的一个成果，也是企业管理的一个务实。笔者期望，这本小册子，能给更多的朋友解决企业管理中的实际问题带来方便与快捷，笔者更希望，这份小册子能让更多的智者仁人参加到企业务实的行业中来。

这便是笔者撰写这本小册子的初衷与目的。

许仁忠                    2004年春节于光华园

当然，这本书的出版算是了却了我在市场经济中游弋时就萌发出来的一个愿望，应该说在2000年前后相当长的时间中，这种财务管理信息系统对很多中小企业是十分需要的。书中所谈到的企业财务管理信息系统的设计和分析，是我把自己的专业知识应用于市场经济的实际中后的研究结晶。

在西南财经大学退休前后的五、六年中所做的事情，充分展现出我这个人的一些特殊的看起来是有些另类的至少是不太合乎众人习俗的思维和个性，表现出我个人对经历从事那种挑战性工作的兴趣与喜好，以及永无止境学习和追求新知识的终身学习的要求与习惯，这件事情就是我全身心的应该说是很主动积极的参加了西南财经大学从2006年开始的极有深度和广度的通识教育改革。

2006年西南财经大学启动了被后来的实践证明是卓有成效的通识教育改革，通识教育历来各个层级的学校都在提倡都在实践，但西南财经大学此次的通识教育改革有两点尤为引人注目。一是机制的变化，专门在学校内设置了一个通识教育学院，确定从2006年秋季起招生入校的本科生均进入这个通识教育学院学习和管理，虽然招生时同学们都有各自的专业，但他们要在通识教育学院学习一年之后才到各个专业学院继续学习，这个机制保证了一年时间的通识教育学习，因为大一这一年的课程教学方案和计划，是由通识教育学院制定的，它保障了大一同学们主要学习的是宽口径的通识教育课程。二是通识教育课程体系课程设计广泛深入，一共有八大系列，其中包括自然科学，对西南财经大学这样以经济管理法律为主体专业的学校，自然科学通识课程的开设是十分必要的。西南财经大学有两个理工科学院，即经济数学学院和经济信息管理学院，这两个学院的老师都是理工科专业的学科背景，但是由于多种多样的原因，多数老师对参与自然科学通识课程意愿并不高，以至到了一师难求的地步，在这种众人都不太想参与的情况下我从一开始就主动积极的参与了通识教育自然科学课程的开设与讲授工作。

最后。确定下来要开设的自然科学课程有两门：《科学技术史》和《大学物理》，经过几个月的准备之后，2006年9月这两门课程在大一新生中开出。科学技术史这门课程的讲授对我来讲应该是一次学习和提升的机会，我们学自然科学的对自然科学的各个学科的具体内容应该说不陌生，但更多的是从知识的角度去知晓它了解它掌握它。把这些知识内容融入历史的长河中，从哲学的思维角度更多更深更高的认识它的本质，应是知识更新和深化的极好的条件和机会，所以我一进入这门课程便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历史的长河中对所有自然科学的发生或发现都渗透着既是必然又是偶然的哲理，说它必然是因为所有自然科学的知识都是历史发展到某个阶段必然要产生和发展的，说他偶然是因为相当多的自然科学知识都是在相关的人与事的机遇中发生发现的。

以我自己的专业学科数学说说。比如我们现在熟知的平面几何就是2000多年的欧几里得几何，欧几里得先生在搭建他的欧式几何公理体系的时候，十分严谨十分严密几乎没有任何瑕疵，但在描述他的第五公设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平行公理的时候，用了一段十分冗长的叙述性语言，而不是像今天的平行公理“经过直线外一点有一条且只有一条直线与它平行”那样简洁明了。因为欧几里得先生以及他的《几何原本》太优秀，反衬出这个第五公设怎么读怎么看都不与他的优秀匹配，于是这给后人留下了无比广阔的想象空间，无数的数学爱好者怀疑这个第五公设不应当是公理，也许可以证明它是定理，人们想去证明它，而这个证明过程一走就是1000多年，它耗尽了无数人的青春和才华使他们的努力无功而返，没有人能推翻欧几里得先生的公理体系，第五公设只能是公理而不可能退而成为定理。

是不是说这1000多年这无数人的努力就没有成果呢？不是的。历史的长河中人们开始不去怀疑第五公设是公理，转而从哲学从逻辑的另一个角度去思考：如果我们不确认“经过直线外一点有且只有一条直线与它平行”，反过来在“经过直线外一点有两条甚至有无数多条直线与它平行”的基础上来考虑，几何学会有什么结果？当人们去否定欧几里得第五公设的正确性的时候，非欧几里得几何也就应运而生了，从罗巴切夫斯基几何到黎曼几何，欧几里得几何体系外的更多的几何产生了，这是一种必然还是偶然呢？应该说既是必然又是偶然，是必然中的偶然。从哲学思辨的角度看这个问题，因为欧几里得先生应当是比较偶然的用了一段十分冗长的文字描述他的第五公设，导致后人的质疑因而产生了1000多年后的非欧几何必然结果。是不是说如果当年欧几里得先生是用现在的平行公理这样简洁明了的语言去表述第五公设，因此没有引起后人的质疑从而就没有后来的非欧几何的诞生呢？科学的发展告诉我们，非欧几里得几何的产生应当是一个必然，它不通过这样的过程和形式产生，也会通过那样的过程和形式产生。

又如一个很有趣的世界三大猜想的费尔马猜想的故事。费尔马在17世纪就提出了他的那个有名的猜想，有名不仅在于提出的猜想本身，还在于伴随猜想提出所写下的那一段话：大约在1637年左右，法国学者费尔马在阅读丢番图《算术》拉丁文译本时，曾在第11卷第8命题旁写道：“将一个立方数分成两个立方数之和，或一个四次幂分成两个四次幂之和，或者一般地将一个高于二次的幂分成两个同次幂之和，这是不可能的。关于此，我确信已发现了一种美妙的证法 ，可惜这里空白的地方太小，写不下”。费尔马不仅提出了那个有名的猜想，还有神来之笔的那段话，也使从那以后无数的数学爱好者为去寻求那个美妙的证法耗尽了精力和时间，这个证明事实上是在三百多年后的1995年由英国数学家鲁·怀尔斯完成。三百多年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因于费尔马没有写下证明而他的其它猜想对数学贡献良多，由此激发了许多数学家对去证明这一猜想的兴趣，数学家们的有关工作丰富了数论的内容，涉及许多数学手段推动了数论的发展。那么数论的发展与费尔马在书边偶然留下的那段话似乎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呢？哲学的思维再一次告诉我们必然中的偶然。

科学技术史这门课的讲授极大的丰富和提升了我的知识面，也让我再一次认识到知识的伟大。这门课在西南财经大学的讲授是卓有成效的，无论是我们授课的先生还是听课的学生，都从这门课中感悟颇深，我在2009即将退休的那一年给法学院的大一学生上这们课，师生都融于科学技术的历史长河中吸收其精华颇有所得，期末课程结束的时候全班同学每人都用一页学这门课的感悟集成一本小册子赠送于我。

大学物理这门课开得就不怎么理想和顺利了，用一句简单的话来讲就是老师讲起来难，学生学起来更难，这个难不在于知识的讲授和学习，还在于师生大家在课堂上很难产生那种激情和交融，问题的症节在哪里呢？课程既然叫大学物理，它显然应不同于中学物理，比如力学中的速度和加速度，显然应该是用高等数学的导数来精准定义的，而不是像中学物理那样含含糊糊。又比如电磁学中的电磁场显然应该用麦克斯韦方程组来描述，而不是像中学物理那样定性的说说而已。但我们在开大学物理这门课时，同学们都刚上大一，大学物理和经济数学几乎是同时开出的，当我们讲授学习到速度和加速度时，同学们的高等数学还没有学到极限，财经院校开的是经济数学，麦克斯韦方程组根本不会学到。于是这就导致了教学中的一个怪圈，用高等数学去讲物理，由于同学们的数学基础不够，还得在课堂上先讲函数的导数，同学们听起来学起来都较难，那就不用高等数学去讲吧，同学们又说这和中学物理有什么差别呢？所以在这种尴尬状态下，大学物理这门课程开了三年也就无疾而终了，当然愿意开这门课的老师明显数量不足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但不管怎样，给以人文学科为主的财大的经济管理类学生开科学技术史和大学物理这两门课，对我个人的知识的提升和特殊课程的讲授能力的提升还是很有补益的。特别是科学技术史这门课，增添或提升了我很多关于东西方文明发展的知识和认识，特别是古希腊古罗马的先哲们关于哲学的思考，以及这些思考对于后来近几百年来西方科学技术的发展领先于东方的影响，这种影响是深刻的，从历史的角度古希腊古罗马关于对自然哲学的研究已经渗透到整个欧洲，这是近代科学技术诞生在西方欧洲而不是东方亚洲的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当然在十四到十六世纪起源在意大利近而在整个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和起源于德国后也在整个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也是近代科学技术诞生在西方欧洲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在课程的讲授中与同学们的交流互动也使我再次感受到教与学互融互动的乐趣与甜头，所以到2009年9月。我从西南财经大学办理了退休后，还一直被返聘回去在通识教育学院上了将近三年的科学技术史，直到后来在民办高等院校担任院长后工作太忙才依依不舍的结束了在西南财经大学的愉快的教学工作。

第六章 波澜跌拓的民办高等院校工作

从2009年9月退休到2019年8月这十年，因为一些十分偶然的原因使我先后在民办四川天一学院、四川长江职业学院、成都信息工程大学银杏酒店管理学院这三所民办高等院校中担任院长工作，所以这一段经历的叙述也分成三个部分来回忆。

第一节 在四川天一学院的工作

2009年9月我从西南财经大学退休了，其实这年我已经62岁，但因为是当知青时多次户口迁移无意中造成的笔误，使我的法定年龄小了两年，我是1947年9月5日出生的，而户籍和身份证上的法定出生日是1949年9月5日。因为在我退休的前几年同在经济信息管理学院里工作的梁成华先生已在早几年退休后到了四川天一学院担任管理系主任，所以他一定要我退休后到他那里去任教，于是从2009年9月起，我在西南财经大学继续上科学技术史课程的同时，到了民办四川天一学院任教。

有两年左右的时间在民办四川天一学院就是上课，觉得这种休闲的日子很舒适，一周七天有两天在西南财经大学讲科学技术史，又有两天在天一学院上经济管理课程，当然还有三天是退休后在家中赋闲的日子，觉得这种节奏不紧不慢怡然自得。在天一学院上课的地点是在天回镇紧邻植物园，学校有班车接送，上车后从城区到天回山一下车迎面扑来的是清新的郊外空气，感觉特别良好舒适。特别有趣的是一车老师们，大家说说笑笑十分畅快，那两年川陕公路三环到绕城段正在扩建十分拥堵，开车的师傅经常要找寻各种各样的路线从城区奔赴天回，这也是一件趣事。这两年我在天一学院没有固定的课程，民办高校一个显着的特征就是师资缺乏，专职老师很少多是兼职老师，很多课程开学了都还找不到老师，我上的多数是这种开学了还找不到老师的课。天一学院属于专科，学生的基础极差，录取的学生高考成绩在200分左右，每周有两天在西南财经大学给高考成绩600分左右的重点本科的学生上课，另有两天给这种专科学生上课，反差极大也是一种乐事。

民办四川天一学院是1992年成立在1994年得到教育部批准的首批民办高等学校，当年全国只批准了七所，它的创始人是当年红卫兵运动中的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的成电东方红的领袖蔡文斌，西南财经大学前前后后有很多老师都参与了这所民办高校的创办和建设，期间也几经转让，西安欧亚教育集团曾入主过，我去的时候天一学院的投资方是新加坡劳诺德教育集团。这种民办高等院校营运上完全自负盈亏，国家是没有经费投入的，营运开支的费用和成本是学费收入以及投资方的投入，这也导致了这种民办高校在办学和管理上极大的矛盾和弊病。

学校的资产是举办方也就是投资方的，学校营运的盈亏也由投资方负责，所以投资方一般都派得有高管在校内担任一定职务，但这些高管多数是经营管理型的，基本上不懂教育更不懂高等教育，他们的工作职责主要是监管学校的资产和管理控制学校里营运成本费用。因此日常教学及行政投资方往往又聘有院长来管理，这些院长多数是来自公办高等院校中的教授。矛盾往往就由此而生了，院长为了教学需要有人事和财务上的权利，但这种权利往往是掌握在投资方的高管手中，而高管需要对投资方老板负责，更多的是要向老板展示他们的才能，于是总是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发生，这也导致了民办高等院级领导班子极不稳定，院长们多数来自于体制内公办院校，无论从思维习惯工作方式上都很难与投资方这些高管们沟通交流，更难于融合在一起了。教育主管部门对这些问题其实很了解，教育部特别强调民办高等院校的法人治理环境，要求学校的举办方完善法人治理机制，让高等学校独立自主办学，院长应有充分的权力办学，但因为学校是投资方的资产，要落实这个法人治理的环境也很难。

从2009年9月起，我很悠闲的乐怡自得的在四川天一学院上了两年左右时间的课，那段时间过得真是休闲优雅乐在其中，特别是的这段时间中结识了很多天一学院的老师，他们其实都很优秀，在民办高校这种环境中，努力的认真负责的教书育人。到了2011年的上半年，引导我到天一学院上课的梁成华教授打算二次退休了，他当时担任着天一学院的经管系系主任，天一学院将近8000学生中，有4000多都是这个经管系的学生，老梁比我大几岁，所以想彻底休息了，辞职之前他很认真的问过我愿不愿意担任天一学院经管系的主任，如果愿意他可向学院推荐，说真心话我是从来没有考虑过在这种民办高等院校中去做什么系主任的行政工作的，所以不假思索的推托了，接替他担任经管系主持工作的副系主任的是一位候姓的年轻人，他之前担任经管系的教学科长，真没有想到一年后我居然会同意这位年轻人的要求担任了天一学院经管系主任，并由此开始戏剧性的当了四川天一学院的执行院长，从而一发不可收拾的从在天一学院当院长开始在好几个民办高等院校担任了八年多的院长。

这里想特别说说民办高等院校的学生、老师以及员工。民办高校的学生多数都来自经济条件并不特别好的家庭，不少学生来自边远地区的农村，家长们承担着比公办院校高得多的学费，把孩子送到为数不少的民办高校中读书，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这些学生多数学习成绩不很优秀，高考时成绩不太好考分不高，只能来读这种收费偏高的民办高等院校。这些学生客观的讲学习知识的资质是差一些，特别是学习的良好习惯基本没有养成，所以在大学中的学习困难都比较大，但这些学生有一个最大的优点是质朴纯净，动手的能力特别强，这也是他们能在进行职业教育的这种民办高校中努力学习技术技能的基础和优势。对他们来讲如果是强调学习是要搞清楚“是什么”“为什么”困难是比较大的，但要让他们明白和学会“做什么”“怎样做”却是他们的优势。另外，这些学生的又一个特点是社会活动能力都比较强，学校里的各种各样的学生活动，他们都会让老师们不太费心的搞得有声有色有模有样，展示他们在这方面的能力，简言之，这是一批可塑性强的青年。

民办高校的老师组成是两个极端，一部分就是像我这样的从公办高校退休的老师，另一部分是30岁左右的年轻老师，他们一般都有硕士研究生的学历，在自己的专业上其实是很优秀的，只是因为公办院校需要博士研究生的学历，他们只好屈居在民办高校中。因为民办高校这种机制，使得这部分年轻老师缺乏归属感，他们对未来比较迷茫，所以他们更多的是强调收入，很多年轻老师都是在某一所民办高校是专职老师，但同时又在其他的民办高校兼职上课。至于民办高校的行政员工可以说是工作中的骨干，一所民办高校主要是靠这种行政员工支撑起来的，其中包括管理学生的辅导员，这些行政员工承担着大量的工作，保持学校的正常运转。

转眼到了2011年的下半年，在我授课的四川天一学院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些变化很快的触发成学校比较大的动荡。2011年11月，由华西希望下属的《希望教育集团》经过购买转让成为四川天一学院新的投资者即举办方，按惯例新的投资方派出了它的高管进入了学校，对四川天一学院进行全方位的接管，这是希望教育集团收购的第一所大学，工作中进入学校的希望教育集团的高管们比较缺乏知识分子成堆的高等院校的管理经验，企业的手段和氛围多了一些，从而引发了天一学院教职员工的思想动荡，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两所建在城区三环路边的新的高职院校正在招兵买马，所以从2011年底起就陆续有天一学院的教职员工主要是中层干部和教师辞职离开学校，这种情况在2012年春节后学校开学之后逐渐增多，在3月份达到了一个高潮，除了已经离开了学院的教职员工外，因为多种原因尚未离开学院的教职员工也人心惶惶的在寻找出路。

到了3月中旬，经管系那位候姓的年轻副主任找到我，告诉我他已决定辞职应聘到另一所学校，他表达了希望我来担任经管系主任的愿望，当然也不是他就决定我能不能去担任这个系主任，他是想征得我的同意之后向学校说许老师可以担任系主任，从他的角度希望我来担任经管系主任的原因有二条：一是学校目前处于多事之秋，特别是教职员工人心混乱，他觉得我来担任系主任有利于稳定老师们的情绪；二是他个人的需要，他急于离开天一学院，怕没有人接手经管系主任不利于他顺利离开学校。当然他个人还有一个不便于在这里说得很明白清楚的理由使他希望我能够担任系主任。基于对年轻人坦诚表白的理解以及对他的支持，我虽然没有明确表示可以来做系主任，但也没有明确的表示拒绝，于是他便积极的向学院汇报了这个情况。

果然第二天学院的院长助理教务处处长就来找了我，表达了学院希望聘请我担任经管系系主任的愿望，其实从内心深处来讲，我是不大愿意做这个事的，它不如当老师自由，没有拒绝候姓年轻主任其实是基于一个很复杂的心态，别人很诚心的来找了你，我不愿意让他太失望，所以我也没有答应这位院长助理教务处处长同意出任经管系系主任。

最后促使我答应了此事的原因，是哪位教务处长的诚心，这是一位颇有风度很有礼貌的女老师，她像三顾茅庐似的连续几天等候在我上课的教室外，一下课便拉着我与我谈这个事，讲了很多话说了很多事使得我不管心里边情不情愿最终还是点头同意了她。后来得知她其实是来替院长打前站的，我一同意她即刻让我与院长见了面，很快就敲定了此事。不过我同意做这个事还是有前提条件的，就是我每周只能到学校两天半的时间用于管理经济管理系，其余时间我自由安排，我提这个要求也不过分，因为据我对经济管理系情况的了解，我觉得我用两天半的时间完全可以把这个系管好，当然学院为了让我同意作系主任，早就准备了一位周姓老师做我的系主任助理，于是我就这样从担任管理经济管理系主任开始了在民办高校长达八年的行政管理工作。

我是4月初担任天一学院经济管理系系主任的，以后在几个月的时间内，发生了一系列使人目惊口呆憆目结舌的戏剧性变化和过程，其原因是天一学院在这几个月中发生了员工大量流失的巨变，大批的老师干部辞职离开学院，使得学院的办学面临着一场人才流失的危机，不夸张的说如果不把这个局面稳住，天一学院将面临有可能无人上课无人上班的局面。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还是前面说到的那种希望教育集团的高管们过于急切的所谓企业化管理导致的。民办高校进行一定程度上的企业化管理本身不是坏事，因为民办高校本身也是民营经济在教育领域中的一种形式，但高等院校毕竟是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双方的磨合是需要时间也需要空间，操之过急则欲速而不达，不幸的是希望教育集团派来的高管们太心急了，而天一学院的老师们又太紧张了，磨合的不顺所带来的想象空间使得老师们像惊弓之鸟一样纷纷去寻找自己的出路，于是，似乎要人去楼空的局面逐渐出现了，在某种意义上来讲这种情况无论对四川天一学院自身，还是对它的投资者希望教育集团都构成了一种危机，而特别要强调的是，这个时候四川天一学院有着在读的将近8000学生，同学们的学业是不应该躭误的。

我从4月初在四川天一学院经济管理系担任系主任后不久，一位在四川长江职业学院经济管理系担任系主任的刘姓西财校友专程找到我，希望我能到他那个系主持教学工作，什么原因呢？我那位刘姓西财校友虽当初毕业后留校任教，但很快即脱离了教学工作走向了社会，用他的话来讲他对教学工作实在不熟悉，难以管理好这个系的教学工作，他希望我去支持他一下。在这种情况下，我与四川长江职业学院相关各方经过交流，达成了我每周到四川长江职业学院工作两天担任经济管理系的副系主任主持教学工作的意向，正当我们准备签署工作协议的时候，天一学院那边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首先是天一学院房地产管理系的一位徐姓的女性系主任要离职了，而这位系主任是我在天一生活两年中交往最密切也最投宜的老师，她是四川长江学院挖去筹建建筑工程系的，在四川长江职业学院刚联系到她时，她还犹豫不决的去不去谈，毕竟在四川天一学院待了多年，还是有感情和责任心的，因为我们交往很好她来征求我的意见，我告诉她去谈谈无妨嘛，谁知一交流双方就感觉特好，迅速的达成了意向。这里要说到一个情况，就是民办高等院校的招生是很市场化的，哪个专业热就招哪个专业的学生，而那几年除了一直很热的会计专业外，又冒出个工程造价专业十分热门，这两个专业报考的学生最多，所以四川长江职业学院急需像她这样的人才去建设这个专业。她也像当初经济管理系那位候姓的年轻系主任希望我支持一样，希望我能支持她离开四川天一学院，到四川长江职业学院去履职，支持的最强有力的手段就是答应天一学院院方，在她离职后我同意兼任房地产管理系的系主任。

情况发展得很快，伴随着她的迅速离去，我在5月初便以经济管理系系主任的身份兼任了天一学院房地产管理系的系主任，而这时离我担任经济管理系系主任的时间刚好才一个月。担任了两个系的系主任是个什么概念呢？当时天一学院约有近8000学生，这两个系的学生数加起来已五千多，也就是说我事实上管理着天一学院在校的将近70%以上的学生。

兼任房地产管理系的系主任还有一段有趣的插曲：当初答应用两天半的时间做管理系系主任的时候，院里他们给我物色了一位周姓的老师担任系主任助理，这次就没有那么好了，没有人替我物色助手，我需要自己找一位系主任助理，其实人选在我心中是早有的，这也是我愿意答应徐姓老师兼任房地产管理系系主任极为重要的因素之一，这个人就是我们一起在办公室待了两年左右的一位龚姓女老师，我知道她是完全能够胜任此职的，但别人愿不愿意就不得而知了。在学院有关方面的领导找了我征求意见时，我表示要考虑一下，第二天给以学院答复，

第二天一到学校我庚即去找这位龚姓老师征求意见，但到她办公室她人不在，房地产管理系的教学秘书告诉我龚老师一来就让她来找我，我刚回到经济管理系办公室，正与那位周姓助理聊了几句，龚老师就到我办公室来了，我想这个事情很简单明了，就很直接的告诉她，她们的徐姓主任要离职了，学校希望我去兼任房地产管理系的主任，而我点不点头的前提就是看她愿不愿意担任系主任助理，她愿意我就答应兼任了，本来我想这个事应该让龚老师考虑一下的，但她只略微想了一下就很快的表示同意了，整个交流的过程大约不到两分钟，旁边看着听着的经管系周姓老师都十分惊诧，一是我要兼任房地产管理系系主任很突然，二是我与龚老师这么简洁的交流也使她吃惊。于是在当天我就回复了学院有关方面，庚即也就是在五月初便走马上任以经济管理系系主任的身份兼任了房地产管理系的主任，当然在这种情况下，余下的两天时间也要交给天一学院，因此也不能到四川长江职业学院去兼职了，好在几天前只达成意向共识没有签协议。

但事情发展的迅疾的确使人难以惊讶，天一学院人心涣散的事态还在扩大，除了离职的老师和教职员工越来越多外，离开学院的干部也逐渐由中层干部波及到院级干部，5月中旬在巳辞职几位院领导的情况下，主管教学的院长助理也就是三顾茅庐般邀请我担任经济管理系系主任的那位教务处长也要离职了，高等学校中这个管理教学的一个重要岗位随时都不能空岗的。当时希望教育集团也调整了他们在天一学院的高管人员，派来了一位陶姓女高管代表集团参与天一学院管理，这位我们后来称之为陶校的女高管在之后的将近三年中成了我的朋友和极好的工作搭档。当时在天一学院实际主持人事工作的是三位女性，除了这位陶姓女高管外，还有一位从省教育厅退休后到天一学院兼职的钱性女副院长，她后来担任了天一学院的党委书记，另外还有一位颇受希望教育集团汪总重视的彭姓女干部，她是由西安欧亚集团派到天一来参加工作的。应该说关于天一学院管理教学的副院长，她们这三位女性似乎都看好我，认为我是天一学院主管教学副院长的最佳人选，也是这三位女性高管特别是那位陶校克服了一些对双方来讲客观存在的技术性障碍，促使我在5月下旬答应了接受天一学院管理教学的副院长的岗位。

这里要说一说我当时为什么要接受这个岗位？做院长这个事我在通报家庭之后，家里的人多数是不赞同的，他们认为这个事太累太麻烦没有必要去承担，我那个在北京大学林毅夫的经管学院取得经济学学士的儿子反对的理由是“做这个事情的收入对老爸您来讲边际效益极低”，但我最终还是接受了，理由有三：首先考虑到的是天一学院在读的近8000学生，我毕竟从教三十余多，对学生是特别关爱的，而当时天一学院的情况是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措施改变日益恶化的局面，到下一学期也就是9月1号这接近8000学生将有可能面临没有老师授课的危险局面。其次是当时整个局面于我来讲也很尴尬，我已经是两个最大的系的系主任了，而这两个系的学生占了天一学院学生总数的70%，也就是说我当不当这个管教学的副院长，组织下一学年教学的工作责任还是在我身上。三是当时天一学院尚未离开或者说正准备离开但一直没有找到合适单位的老师们通过多种渠道向我表达了他们希望我能担当这个职务，以便从一个新的角度与投资方沟通协调，找到一个打破天一学院眼前僵局的办法，而他们是与我一起在天一学院给同学们上了两年左右课的老师。

当我还没有开始到岗履行分管教学的副院长工作责任时，当时的天一学院的陶姓院长也辞职离开了学校，这就是说我这个主管教学的副院长事实上将要承担起天一学院更多的工作，而天一学院当时的院级领导班子，除了那位教育厅退休来的钱姓院长外，所有的院级领导都不在岗了，多数是辞职而走，有的是被举办方希望教育集团刻意调走了。不管怎样我既然点头答应了，就得言而有信，于是我在6月初起就任了天一学院分管教学的副院长。作为一名资深的教师，我很明白当时我面临的严峻局面，我必须在6月中下旬前落实下一个学期也就是9月1号开学时所有任课的老师，因为6月份是民办高校的老师们落实自己下一学年任课院校的关键时刻，而当时天一学院专职老师留下的已不多，需要补充特别是需要相当数量的兼职老师。

民办高校的运作是全面的市场化，特别是它的招生，哪些专业热门报考的学生多就大量的招这些专业的学生，当年最热门的是两个专业，一个是会计专业，一个是工程造价专业，天一学院仅这两个专业学生数就就超过了4000名，只要这两个大专业的任课教师解决了，整个学院的任课教师问题也就不麻烦了。这个时候天一学院两位年轻的女教师起到了重要的关键作用，一位是前面已经说到过的在几分钟之内决定担任房地产管理系主任助理的龚老师，另一位是和我几乎前后同时到天一学院任教的一位杨姓老师，这两位老师一位承担了工程造价专业任课老师的组织和培养，另一位承担了会计专业任课老师的组织和培养。为什么说是组织和培养呢？因为当年时间很紧迫，而这两个专业的学生人数特别多，能胜任这两个专业课程的老教师很少，需要招聘新教师予以培养。这里特别要说一下那位组织会计专业教学的杨老师，她当时生了孩子正在度产假，我是没有等到她产假休完就把她从家中拖到学校来上岗了，过程虽不像龚老师上岗时那么富有戏剧性，但也可圈可点让我感悟颇深。

我们是如何解决这两个专业奇缺的师资的呢？除了尽量的寻求和招聘有经验的老教师外，那就是招聘和培养青年新教师，因为这两个专业教师的需求缺口太大，而有经验的老教师很少，所以重点还得摆在招聘和培养青年新教师身上。会计专业的难度稍小些，我充分利用了在西南财经大学的资源，除了参加西南财经大学的研究生双选会外，西南财经大学研究生院和招生就业处联合为四川天一学院召开了经管类特别是会计专业研究生的专场的招聘会，我们在西南财大研二的学生中招到一批在读硕士研究生，让他们在进入研三的九月到四川天一学院做实习教师，并且马上由杨老师组织力量对她们进行教学培训，后来的情况表明这批硕士研究生实习教师上岗后教学效果普遍较好。工程造价专业难度大一些，要想招到研究生学历的新老师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工程造价的研究生本身就不多，而且到企业就职各方面都比到高校任教好得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好破格招了一批优秀的本科生，把工作的重点放在对她们的培训上，龚老师身体力行对这批本科生进行了全面的培养，让他们在9月份顺利地走上了教学岗位并取得好的教学效果。

这两个大专业的师资解决了，应该说当时天一学院的总的局面是稳住了，还没有离开天一学院的老师们，都积极参加了九月份下一学期开课的准备工作，我在6月中旬召开了全院的准备9月份任课教师的专题工作会议，在6月20号之前按照1万学生的预备规模准备好了9月份下学期开课的所有教师。这项工作现在说起来简单，而在当时难度是很大的，因为当时天一学院的七个系中，系主任们几乎全部辞职离开天一学院了，还能够顶起来工作的都象龚老师杨老师这样的年轻新干部。

这里要顺便说一下希望教育集团，应当说他们内在的积极因素还是很多的，尽管在入主天一学院后高管们有一些操之过急的失误，但集团纠正前期失误的力度很大，对改变天一学院当时面临的被动与窘迫局面行之有效。一是更换了在天一学院的集团高管，新来的那位陶校多次在多个场合申明，天一学院的办学仍然要由天一学院的干部和老师来主持来负责，她到天一学院是做好办学所需要的后勤保障工作的，她不仅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二是出台一些强有力的措施，具体的讲是通过我与集团高层的沟通，他们也认识到了天一学院留不住老师对下一步工作的严峻性，所以同意了我所建议的天一学院老师授课的课时薪酬新标准，除了在不同职称层次上老师的授课课时费都有较大幅度的提高外，特别是对会计和工程造价两个专业的核心课程，在已经提高了的课时薪酬标准上又特殊的增加了每课时20元，这样高级职称的老师在天一学院讲授这两个专业核心课程每课时有140元的课时薪酬。所以说天一学院在六月中旬稳住了局面是学院的老师干部和集团共同努力的结果，特别是在关键时刻集团高层能改弦易辙及时纠正前期工作的失误这一点也很重要，它使暂时还没有离开天一学院的教职员工感受到新的院级领导是能够与投资举办方进行沟通交流共同制定出对天一学院发展有利的措施的，从而初步稳定了人心，人心思走的局面得到了有效控制。

作为分管教学的副院长主持学院教学工作刚一个月，举办方希望教育集团高层有了让我出任天一学院执行院长的想法，6月下旬集团高层与我进行了多次沟通，最后达成一致我在7月初也就是这一学期行将结束的时候担任了四川天一学院的执行院长。回顾起来确实有点搞笑，因为一些偶然的原因我在4月初就任天一学院经济管理系系主任，一个月后的5月初又兼任了另一个大系房地产管理系主任，在一个月后的6月初担任了天一学院分管教学工作的副院长，在又一个月后的7月初就任了天一学院主持工作的执行院长，颇有点戏剧性。

虽说有点戏剧性，但我这个执行院长面临的局面其实是很严峻的：当时天一学院的院级和系处级领导班子巳只零破碎干部几乎走空，需要我尽快的健全特别是系处级领导班子以推进工作，而当年的招生由于希望教育集团的强力介入效果很好，到9月初在校学生人数可能逼近万人，仅会计和工程造价两个专业的学生就超过了4000，教职员工人力资源的缺乏与工作任务的艰巨形成了极大的反差和矛盾，再有就是天一学院在金堂借用西南交通大学希望学院的新校舍在下一学期初新生将入住，届时会出现金堂龙泉天回三个校区同时运作的局面，所有这些都需要我这个承担了执行院长工作职责的人全面妥当处理。

学院教职员工薪酬和福利的提升工作难度要大得多，当年的希望教育集团不像现在财大气粗，当时在资金上还是很紧张的，教职员工的日常福利几乎没有，连正常的工作经费用都十分紧张。薪酬方面因为有前期天一学院教职员工流失的动荡，以及学院整体由成都城区搬到金堂，教师的薪酬应当说是借用这两个机会得到相当幅度的提升，但教职员工中另两个群体也就是辅导员和行政人员薪酬的提升还得寻找机会与举办方协商。

辅导员的工资是由两部分组成的，基本工资和带班学生人数，基本工资有一个基本带班人数任务，超过了基本带班人数的超额学生按人数计酬，这就使得辅导员们普遍带班的人数都较多，当然因此在对学生的服务和管理上还是有许多地方需要提升。2013年国庆后发生了一件学生死亡事故，一位彝族同学周末离开学校到龙泉他的高中同学就读的另一所高等学校玩耍，晚上喝酒太多第2天早上发现醉死在床上，这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学生的家长以学校管理不严为由集合了数十名彝族同胞到学校要求赔偿，经过万般磨难纠缠事件最终得以解决。后来在与希望教育集团高层交流此事的经验教训时，与高层达成共识采取多种方法加强学生的管理和服务，除了制定出一系列的对辅导员的管理措施外，提高辅导员的基本工资也是措施之一，于是借用这次麻烦的意外事件，天一学院辅导员的薪酬得到了一定的提升。最后就是行政人员薪酬的提升了，由于在培养人的理念上有相当的差异，学院举办方的高管人员认为行政人员的招聘很容易，多次沟通后乃不能成功，于是我只能把机会放在尽量给行政员工升职上，通过设立一些行政机构任命干部提升了部分行政工作人员的薪酬待遇，但这也只能解决少数的行政员工，还得等待更好的机会。

随着天一学院办学态势逐渐好转，作为学院管理方的院长与举办方的高管的微妙关系也在逐渐变化，这里要再说一下那位陶校，应该说我们在天一学院工作的将近三年中陶校都是一位不错的高管，尽管她也肩负了要实现举办方投资理念的任务，也时不时和我们管理层面产生这样那样不大不小的问题和矛盾，在学院工作费用开支上经常弄得我们双方关系很紧张，但总的来说这还是一位好大姐，刀子嘴豆腐心，尤为重要的是她一直坚持支持我们，如果没有她的这种执着的支持，我们管理方是不可能把这三年坚持下来的，所以时至今日我与她仍然是很好的朋友。希望教育集团的汪总也是一位很不错的人，我与他见过多次，基于多种原因交流不深，都是到了行将要离开天一学院的时候，与他的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奠定了我现在仍然与他保持着的朋友关系。但他的其它很多高管却不敢恭维，所以我在天一学院进行学院管理工作的同时，还不得不经常分出相当大的精力来应付甚至是对付他们，这其实是一些荒唐又有趣的故事。

当年天一学院的投资方因为摊子铺的较大，资金十分紧张，在2012年10月新生进校后，推出了一项贷款信用卡活动，最后出了些问题。当时有一位集团高管被派到天一学院来做分管学生工作的副院长，2012年新生都在金堂校区，他就住在金堂校区管理新生，新生进校不久即全力向3000多名涉世未深的同学推广信用卡贷款，这种信用卡货款对大学生来讲是违规的，也是侵犯同学们权益的，虽然这是举办方因为资金紧张而不得不为之的一种行为，但推广者应量力而行尊重同学们的自主选择，但在实际中这位副院长并非如此，而是采取了各种很不得体的手段和方法在新生中推广这种信用卡，

这种违背学生自愿侵犯同学权益的做法，被一些同学和他们的家长举报到了媒体和有关方面，2013年上半年成都电视台《今晚800》播放了天一学院违规向大学生发放贷款信用卡的新闻，引起了四川省教育厅的重视，责令天一学院迅速纠正这种错误做法，为了解决好问题四川省教育厅把我这个执行院长的电话向学生和家长公布，于是有两三个月的时间我都在替那位副院长解决侵犯学生权益的事宜，虽说启动这个事情的责任不在他，但他不遗余力全面启动推进这个事情。最终给天一学院和举办方都带来了损失，这个事件带来的教训后来举办方也进行了认真的总结。

这位惹事的高管还用他的权利为谋取私利打压天一学院老员工，保护天一学院师生员工利益的本能使我时不时与他发生明里暗里的矛盾和冲突。比如，我安排到学生处担任副处长的周老师，曾经在当初我担任经济管理系系主任时做我的助理，安排她去就是为了怕学生工作出问题，但周老师在学生处的工作一直受到排挤。更为荒唐的是学生处有一位虞姓女干部，从事学生工作多年，这位副院长为了腾出位置招他的人进天一学院，竟让这位员工辞职离开天一学院，事情后来扯到了我这里，考虑到也不要和这位高管发生正面冲突，我没有坚持让这位女员工留在学生处，而是任命他当了我的秘书，后来还担任了宣传处副处长，我用这种有趣的方法告诉那些高管，天一的员工也不是他们想怎么样就能怎么样的。

说到尽力维护天一学院师生员工的权益，当时也是在那个大环境大背景下颇费一些周章的，有些事情我也会用一些很特殊的使人很意外的方式来处理，如同让那位虞姓女员工在被逼离职时请她做我的秘书，类似的事情还有两位周姓的女干部，在她们工作十分不如意的时候，我破天荒的让她们从行政岗转为教师岗，天一学院行政转教师是极少有的事，行政岗员工都把转教师岗作为自己发展的一种机会，所以让这两位工作不如意的行政干部专为教师，连他们自己都感到很意外，似乎天上掉下来了一个馅饼一般。

还有一件事是员工的福利，高校的教职员工在逢年过节及期末的时候有一些礼品和奖金发放，但新的天一学院的举办方在这方面因为他们的企业习惯几乎没有，奖金和礼品虽然金额不多不大，但完全没有在员工心目中与其他高校相比也形成极大的反差，为了弥补这一点我只好与举办方商量，取得一些在自考证书等创收活动中分成的机会，组织教职员工通过创收来弥补这种没有福利奖金的窘迫，这种努力当年在实际上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让教职员工也有了些许福利。

通过2013年的努力，应当说以天一学院教职员工为主体的力量最终还是掌控了学院，一方面得益于天一学院院系两级领导班子的迅速建立，另一方面坚持下来的天一学院教职员工在这一年多中也做了大量的令举办方不得不刮目相见的工作，得到各方面的认可。但这种局面的形成最终是要导致与举办方高管的矛盾的，天一学院的举办方起家于中专与技术培训，在它的发展过程中也形成和积累了一批干部，也就是他的高管们，一方面这批高管的资历特别是能力是不能胜任高校管理工作的，但权力的欲望和失落心又使他们时时在觊觎天一学院，更不愿意看到天一学院的教职员工自主办学的局面。

在多次想进入天一掌控学院的行为落空后，这些高管又通过推荐和引进一些具有相应资历的其他学校管理人员进入天一来掌控学院，但这也很不成功。在这样的背景下，他们开始了在举办方高层诋毁天一学院状况的行动。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情况是，与天一学院教职员工相对处得较好的那位陶校，无论是从理念上还是从行事方法上乃至性格上都与那批高管弄不好，她事实上是独立特行和那一批高管渐行渐远的，当然我也清楚她也是在利用天一学院这种局面加强她在希望教育集团的地位，但她与那批高官的矛盾以及她与我们较为和谐的相互支持关系，都导致那批高管也要选择诋毁天一学院现状攻击我和我的团队的做法。

应当说在已经过去的一年多中，希望教育集团高层面临着天一学院混乱难以收拾的局面，对这位陶校以及由这位陶校所描述的天一学院状况是相信的信任的，但随着天一学院局面的好转，情况就发生了微妙的转换。逐渐进入顺境的天一学院的这种局面，使我面临的情况更为复杂，2014年三月一年一度的天一学院董事会召开，会议上发生的情况就显示了这种微妙和复杂，会议上当我向董事会报告了天一学院2013年工作后，众多的其他的股东都表示了肯定和赞同，唯有作为最大股东的希望教育集团最高层发表了一个摸棱两可但至少不是一个全面肯定的意见，使得其他股东都有些茫然和不解，而午餈后他找我聊了很长时间，却抛出了一只很秀美的橄榄枝，使我明白了我需要面临一次关键的选择：要么抛弃前一年多的模式也就是通过陶校与他们保持的一种和谐的平衡，也就是说直接由他指挥和掌控；要么仍然坚持这一年多的模式不直接受他指挥与掌控，以求尽量保持天一学院办学的自主性。

在权衡了多方面的利弊及我个人性格和认知上的因素后，我既是义无反顾也是无可奈何的选择了后者，尽管我知道这种选择后患无穷并且时间也不会太长了。果然事后不久从他们高管中的一些朋友传来信息，知道投资方为天一学院的走向和发展进行了一次专题的讨论，除这位朋友外几乎所有的高管都在会议上发泄了对我和我的天一学院管理团队的不满，纷纷要求撤换和改变天一学院的管理团队，在容忍了高管们的发泄后最高层否定了他们的要求，其主要的原因是天一学院将在2014年暑假后整体搬迁到绵竹新校区，在问询了谁能主持和做好这项工作而无人应答之后，关于天一学院管理团队的事宜搁置起来，后来得知最高层对当时以我为首的天一学院的管理团队评价还是很好的，他并不认同那些高管们的说辞，只是提供一个机会让他们发泄发泄而已，当然他自己也能得到某种平衡。

天一学院整体搬迁到绵竹新校区，从2014年3月开始至9月结束全部工作的过程和结果，向天一学院全体教职员工当然更重要的是向外界特别是向投资方希望教育集团展示了自我超乎寻常的素质和能力。学院刚分成两批搬迁到金堂校区，一批是2012年级的新生，一批是2013年9月入驻金堂校区的老生，现在还不到一年，又要筹备和实施再次搬迁到绵竹校区的工作，而这一次应是一次性整体搬迁，既要在2014年8月迎接新生，又要在9月初搬迁在金堂的老生，而此时的老生人数已有8000名。

临近即将实施搬迁的六月底，由于很特殊的经营上的原因，希望教育集团又提出来将已经在和计划在金堂校区就读的成人教育4000多学生也搬迁到绵竹，其中最为棘手的是除去已在金堂校区就读的1000余名老生外，有将近3000名新生在招生的时候是明确告诉了学生和家长就读的地点在金堂。成人教育本来不属于我们管，是希望教育集团自身组织的团队在管理，所以这个搬迁本来与我们无关，但事实上当时的局面是成人教育方面的管理团队既无信心也无能力进行这个搬迁，他们无人来面对这个在他们看来是菲夷所思的工作，但从希望教育集团办学的经营利益来讲这个搬迁必须进行，所以集团最高层委托陶校来同我交换意见，或者直截了当的说就是希望我和我的团队能承担这项工作。

陶校来和我交换意见的时候，尽管表面上我在与她周旋表示不好承担，但事实上我是打算承担的，周旋仅仅是为了提出承担此项工作的条件，最终我同她确定由我和我的团队有条件的承担整个天一学院包括统招和成教约15,000学生的整体搬迁工作，当然这里边也有我与陶校个人近两工作上相互信任相互支持的情感和默契。我提出的条件是要提升天一学院行政岗员工的工资，分成两步进行，在整体搬迁到绵竹后的2014年9月份首先调升系部主任以及院级领导的收入，然后在绵竹校区工作安定顺利后制定天一学院行政岗员工的工资方案，不晚于在2015年三月春季学期开始时执行。我一直知道要调升天一学院行政岗难度很大，必须要寻找机会找到好的切入口，而这一次承担整体把天一学院由金堂迁入绵竹校区，是极好的也是唯一的一次机会，不管这个整体搬迁工作难度有多大，只要举办方能够同意调整天一学院行政岗教职员工的工资，我会坚定的做下去，何况我是知道我和我的团队是能够把这份工作圆满的完成的。

在整体搬迁的工作安排上，统招1万多学生问题不是很大的，2014级新生估计约3000~4000人，招生时就明确了是在绵竹新校区报到和上学，至于在金堂校区的7000多已升入大二大三的老生，我们的工作团队早在半年前就统一了思想，提早做好了同学们的各方面工作，只是放暑假时把学生用品整理好，学院负责给他们搬到绵竹新校区，他们9月到绵竹新校区报到上课即可，万密一疏让我们没有想到的是，举办方组织的搬运学生用品的外聘的车队，令人难以想象的野蛮搬运不仅把同学们的生活用品弄得十分脏乱，更有不少同学的生活用品在开学时得让同学们自己去认领，使得同学们意见很大。

比较麻烦的是成教的估计约3000多新生，希望教育集团的招生团队在招生时是把在金堂校区上课作为招生优势大力宣传的，报到时却要让他们到绵竹校区就读，工作难度可想而知，而在工作的期望值上，举办方当然既希望能搬到绵竹校区就读，更希望尽量少的学生流失，让所招到的学生都能到绵竹新校区报到上课。为了保证这项工作能顺利的进行，我在与陶校交流时提出这项工作在组织安排和操作上，都由我和我的团队独立自主的进行，举办方的高管们以及他们的人员不要来搅和，因为几年的相处我太了解他们的水平和能力了，他们不来搅和更有利工作的推进，在当时的形势下只要有人能承担这项整体搬迁的工作，举办方什么条件都能答应，何况这是一件在他们看来艰难无比甚至无法实现的工作。

我召开了多次工作会议统一干部们和教职员工的思想，当时很多干部和员工因为心中有怨气，是不愿意承担这项工作的，不少教职员工说让他们自己去搬迁好了，因为我们都知道，一年前成教有将近1000学生主办方希望教育集团高层要求从天回校区搬到金堂校区，应该是集团中没有人能承担这项工作，这1000多学生就一直在天回校区就读。虽然有怨气，但天一学院的教职员工们是有心胸有魄力有胆识的，思想通了庚即全力以赴的投入整体搬迁的各项准备工作。

工作安排中有一个极大的机构调整就是整体搬迁到绵竹校区后，原有的成人教育学院撤销，学生按专业归口到各系，由各个系进行教学和学生管理，为此各个系赶在2014年开课前，在暑假中制定出2014级成人教育学生的人才培养方案，结束了以往成人教育没有人才培养方案，行课是走到哪里黑就在哪里歇，有哪些老师上课就上这些老师的课的荒唐局面，而正是这些调整和工作，在后来实际动员成教学生到绵竹校区上课的工作中，让学习规范差一点的成教同学找到了自信和满足，推动和支持了这项搬迁工作的顺利完成。

2014年8月中旬，我和我的团队在金堂校区和绵竹校区两个战场，进行了将近为期五天的成教2014级新生在金堂校区报到，继而搬迁到绵竹校区学习和生活的工作，特别是从第一天开始的前三天的紧张工作，从现场的工作状况和后来的工作成果看，把这项工作称作为天一教职员工的一场战斗也不为过，因为3000左右的成教学生，招生和录取他们时是通知到金堂校区报到上课的，当家长们把他们的子女送到金堂校区的时候，我们却需要动员和说服他们到绵竹校区上课，工作的艰巨程度可想而之。

我在最后一次的准备工作会议上，把工作分成了三条线：首当其冲的是金堂校区动员说服来报到的学生及他们的家长去绵竹校区上课，至少坐我们预先准备好的大巴车到绵竹校区看一看再作最后决定，这项工作由我们各系承担，龚杨张唐何等各位系主任老师，带着他们的辅导员和专职老师，一位一位同学进行沟通交流，向同学们和家长说明我们为他们在绵竹校区上课和生活所做的在硬件和软件方面的各种准备，工作的底线要求是让每一位同学和他们的家长至少先到绵竹校区去看一看。

其次是绵竹校区的接待工作，由当时已经担任副院长的尹老师全面负责，金堂校区动员和说服工作的艰巨程度，使我和我的团队中的其他干部已无暇顾及绵竹校区的接待情况，我只是告诉尹老师要全面做好接待工作，来了的就要让他尽量留下选择在绵竹校区上课和生活，尽量不要返回金堂校区。应当说尹老师不负众望的带领一批教职员工把绵竹校区的接待工作弄的锦上添花式的让不少同学和家长流连忘返。

最后是我个人独当一面坐在金堂校区我的院长办公室，接待意见特别大根本不愿意到绵竹校区去看一看，或者是即便去了绵竹校区因为多种原因又返回了金堂校区的同学和他们的家长，听取他们的意见与他们交流沟通，这其实在本质上是一种拖延和稳定战术，我深知这种群体性活动如果少数意见特别大反应特别强烈的学生和家长，在茫然和狐疑的家长与学生的群体中躁动起来，掌握了群体的话语权乃至支配权，不仅要加深工作的难度甚至有可能造成整个工作的无果而归，所以在工作的安排会上我给各位系主任讲明，如遇到这种情绪特别偏激的同学和家长，就把他们引到我的办公室来，给他们讲由院长亲自给您们解决问题，不要让他们在现场随心所欲的发表各种意见。

感谢三条战线上天一学院教职员工的工作团队当然也包括我自己，大家紧张而有序的相互配合相互支持圆满的完成了把这3000左右的成教学生送到绵竹校区上课和生活的工作。各系系主任和教职员工们的说服动员工作之紧张而艰巨自不用言之，他们得苦口婆心的向学生和家长们讲述绵竹校区的优势，动员他们至少上大巴车到绵竹校区去看一看。绵竹校区的接待工作得保障同学们来到了绵竹校区就不想走了，要让一车一车的犹豫与狐疑的同学和家长们最终确定留在绵竹校区上课和生活。天一学院教职员工们工作的韧性和超强的能力在这项整体搬迁工作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他们用自己的行为向个方面也是向自己宣告，没有什么艰巨的工作是天一人所不能完成的。

遗憾的是这几天我一直在院长办公室中，面对几十号学生和家长，耐心的与他们聊天而几乎没有时间去看到天一学院教职员工们工作的状况，所以也无法在这里进行具体详尽的描述，但从到我办公室进行交流沟通的学生和家长的口中，我是完全知道了她们工作的艰难程度的。几天中我在院中办公室中天天面对五六十位同学及他们的家长，做的主要工作就是要把他们留在办公室中，我耐心的与他们聊天，听取他们的诉求，劝解他们的怨气，与他们商讨如何解决问题。为了达到不让这部分燥动的学生和家长干扰各系动员和说服更多同学去绵竹校区的目的，我把聊天的节奏刻意的放得特别特别的慢，当然家长和他们的子女们看到我这么个院长都这么有耐心的听取他们的意见和诉求，火气也在逐渐消退，有的也在我的说服动员下去绵竹校区先看看，我的秘书小吴老师也在办公室茶水侍候，到饭点时间便让食堂做好盒饭送过来，家长和同学们与我一起在办公室就餐，饭吃完了大家又在继续慢慢聊。就这样我用我这种特殊的工作方式，伴陪着我的工作团队走过了这几天，完美的实现了把3000左右的成教学生由金堂校区整体搬迁到绵竹校区艰巨的工作任务，从工作的角度堪称一项壮观。

2014年9月，全面搬迁到绵竹的四川天一学院在自己的校区隆重开学，统招与成教的学生总数超过了15,000，比两年多前我就任天一学院院长时翻了一番。到了绵竹办学后。工作中的问题和矛盾逐渐产生和尖锐起来。因为绵竹距成都太远，不可能像当初在金堂校区一样每天开设班车，让教职员工们每天能够回家第2天到学校上课上班，这事实上需要教职员工们都住在学校工作，这实际上出现了很多问题，我和少数的从公办高校退休的干部和教职工，家中没有更多的负担，从周一到周五住在绵竹的学校工作问题不大，但天一学院已经形成了以35岁左右的老师和教职员工为骨干为主体的工作团队，这批人家庭中有很多这样那样的事情，从周一到周五住在绵竹工作确实有相当困难，这慢慢成为我们的工作团队能否在天一学院坚持下来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另一方面，由于我们的工作团队日趋成熟，经历了八月将天一学院整体的从金堂搬迁到绵竹的工作考验后，自主办学的自信心和办学能力都得到加强和提升，原来一直存在着的举办方高管与学校管理团队的矛盾也日趋激烈乃至恶化，这些高管们意识到现在的天一学院已今非昔比，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想在天一学院办成一件事没有许院长和他的团队同意和努力是推进不了的，这实际上形成了学院管理层与举办方高管的进一步矛盾，这种情况也逐渐反映到希望教育集团最高层那里，或多或少引起了他的一些疑虑。

恰逢其时由华西希望那边来了一位扬姓的高管到希望教育集团工作，随着希望教育集团业务的扩大，教育这一块分工上由这位杨姓高管负责，在因为资历和能力上举办方高管们不能直接进入天一学院参与管理的情况下，这位杨姓高管开始在民办高校中寻找代理人，在另一位吴姓高管的引荐下，一位后来被天一员工戏称为“耳哥”的某职业院校的副院长进入了他们的视线。这位高校人员一直自视其高颇有怀才不遇之感，与他们一拍即合，杨姓高管与我商量让他到天一学院来做副院长，这本来无可厚非我也很欢迎，但这位老哥却在他原来那个学校大肆宣称他是到天一学院的做院长的。

消息很快的传到了天一学院，引发了我和我的团队开始思考在绵竹离成都那么远的背景下，我们是否有必要在天一学院坚持下去。在举办方高管们的支持下，这位“耳哥”到校后即摆出一副咄咄逼人的状态，引发了一些很不愉快的事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开始考虑是否要撤离天一学院，不必答理这位后来在天一学院被弄得很狼狈的老哥，最终我和我的一些主要的骨干们在2014年12月初确定趁这位老哥想做院长的机会离开天一学院。于是我联系了既是朋友也是校友的四川长江职业学院举办方董事长韩谨先生，经过近半个月的洽商，我和我的团队在2015年初前后相继离开四川天一学院到了四川长江职业学院。

这里边有一个小的插曲，我联系四川长江职业学院的韩董事长，是为了替我团队中几位主要骨干谋求新的工作岗位以便离开天一学院，这几位骨干在当时已被天一学院的举办方特别是那位陶校戏称为“五朶金花”。从我的角度来看她们确实堪称“花花”。有两层意思：首先是能力超群，前边我已经叙述过她们各自的工作职责和工作范围，可以说她们各自所承担的工作几乎相当于一个小的学院，动辙数千学生或十来个专业，或者是需要协调和管理天一学院1万多学生的教学，令人叹为惊止的是几位30来岁的姑娘能把自己份内的工作做到近乎完美。其次是她们的柔弱，天一学院工作将近三年的架构，外部事物特别是对举办方的协调几乎是我一人在面对，这使得她们缺乏面对一些外部复杂局面的锻炼和经验，还不能达到游刃有余的有进有退有张有弛处理外部环境困扰的程度，我与韩董事长联系时，主要是推荐她们到四川长江职业学院工作，至于我初联系的时候是没有想到我也到四川长江职业学院去的，后来一些偶然的原因使得我最终也阴差阳错的到了四川长江职业学院，这个插曲的详细过程我会在后边写到。

在离开四川天一学院最后的时刻大约是2014年元旦前夕，希望教育集团最高层汪辉伍董事长与我进行了一次推心置腹的交谈，我才彻底明白了他的心思。在天一学院工作几年中，我与他交住不多，仅有的几次中有好几次都是他请我到他家中做客陪我喝酒，老实说与我相比他的酒量太差，所以到他家中做客到最后交流沟通时尽管我十分清醒但他已经微醺，我想我一定在他那里留下了喝酒院长的印象，因为每次从他家离开的时候，他都要让送我回家的驾驶员带上很多酒，特别记得有一次是的带了两大桶真资格的德国原装进口啤酒，我还把其中的一桶带到天一学院与中层干部们一起分享，所以我与他的交往尽管到了喝酒朋友的程度，但也仅此而已，相互并不了解，可以说是“我不知他他不知我”。

这一次的交谈使我们相互真正了解了，也使他成为至今我们也交往甚好的朋友。那一次的交谈他明确的谈到了对我特别是对我的团队的看法，除了表达了对我们的肯定之外，还明确的讲他认为我们这支团队是管理天一学院最好的团队，他很明确的说到了那位想来当院长的老哥，他说他绝不是要让那位老哥到天一学院来做院长的，只要我愿意继续担任天一学院的院长带领我的团队继续管理天一学院，他就可以把那位老哥调走离开天一学院，但此时已经为时已晚，这边四川长江职业学院我已经答应韩董事长到四川长江职业学院帮帮忙尽尽朋友之谊，并应允我的团队成员特别是那“五朵金花”中的几位到四川长江职业学院，加之其他的一些考虑，最终我们还是离开了四川天一学院。

还想提及的一件事每每回想起来总有些愧疚至少是遗憾，那天与他推心置腹的交流中，他除了多次提到三年前我接手四川天一学院是受命于危难之中外，还多次提到了近半年前我们整体把四川天一学院由金堂搬迁到绵竹是充分展示了我的魄力和我的团队的能力，表达了希望我的团队特别是我能继续留在四川天一学院至少是希望教育集团的意愿，但因届时我们已应允了到四川长江学院，所以一切均无可挽回，但盛情之下难以一口回绝，只好托词母亲年老需要照顾，我不能留在四川天一学院，但愿意到希望教育集团总部工作，拖到元旦后还专程到他家中告之为尽朋友之谊帮朋友的忙只好与他暂别，此时也算猩猩相惜吧，为表感谢他一直在讲要对我这几年在四川天一学院工作有所表示有所感谢要予以馈赠，并在几个月后叮着那位是我的朋友的陶校落实。

还有两件事表明了他对我的团队的重视：一是对当时尚未离开四川天一学院的尹老师，他反复希望我做好她的工作，千万不要辞职离开四川天一学院，我告诉他尹老师家就在什邡离四川天一学院的绵竹很近，她是否要离开四川天一学院关键还是那位老哥会如何待她。二是希望我去劝说已经离开天一学院的龚老师回到希望教育集团工作，愿到哪个学校可自己选择。他讲这些事情的时候过分高估了我，反复说只要我愿意帮他劝劝，这些金花们是一定会听我的话的，由此足以看得出来。他和他所代表的希望教育集团高层对当年四川天一学院的工作团队的肯定和重视。

进入2015年上半年，那位老哥在天一学院累累清扫异己，对其人当时的所作所为，我曾与汪总密切微信沟通，那时他坦言十分厌恶这个人在天一学院逼走教职员工的劣行，他明确的告诉我，天一这批年轻干部是我这个院长在那两三年培养的，但培养的成本是他的，是希望教育集团的天一学院平台在我这个院长的努力下才有了这批优秀的年轻干部，后来他的一位与我交好的赵姓高管告诉我，汪曾直言让这位老哥去留住尹老师，如这位老哥留不住而汪去留住了，让他自己爬出天一学院。

行文至此也顺便交代一下那位老哥在天一学院的结局，他一共在天一学院干了大约半年，然后灰溜溜的找到另一个机构就职去了，究其原因一是他确被引荐他到天一学院的希望教育集团杨姓和吴姓高管“烧”了，被他们当枪用了一番，他从到天一学院到最后离开都不知道希望教育集团的最高层并没有启用他做天一学院院长的意思，只是当时我的离开太予匆忙，最高层不得已而为之让他混了半年。二是我说句大话，以他那个层次和本事，想在天一学院接我的班，确实太难为他了。他也太自不量力，我经营天一学院近三年，连举办方高管想插进来，都进来不了，他一个外来之人何能何德能为之。这位老哥也许特别与我有缘，他在天一学院接我的班做了半年多执行院长，居然两年之后又回到四川长江职业学院，又来接当时我这个四川长江职业学院执行院长的班，当然结局也只能是再次自不量力的在长江学院做了半年执行院长后灰溜溜下台，历史再一次轮回，此是后话我会在后边写的。

说到天一学院这个团队，当年确有点“无心插柳”或者说无可奈何之意。当年用希望教育集团汪总的话讲，我是受命于危难之中，面临的是一个几乎所有的中高层院系领导都离职而去的局面。我的潜意识深处，是没有把民办高校的这种院长当成一回事的，本质上它与民营企业老板总是要聘请一位总经理一样没有什么了不起，所以我到天一学院上了两年的课也没有打算去做一个行政职务，觉得上课快乐就好，因此就任后也比较随心所欲，龚老师杨老师两位大系的系主任，是我在天一学院两年教师生涯中同一个办公室的同事，我当时只是观察到她们是有能力做事之人，所以事到临头必然要去找到她们来支撑会计和工程造价这两个大专业。后来的发展说明我的眼光还是比较准确的，一旦她们有了工作的平台，发挥出来的潜能不仅使我这个挖掘者吃惊，也许她们自己也不敢相信，

她们从一开始就帮助支撑我在艰难环境中打开局面，一路共同走来在最后又以才干和能力与天一学院的其他同仁们共创天一学院辉煌。除了正常的天一学院的教学和学生管理工作外，还有一个事也需要一提，就是我们在金堂校区的那一年，按照省教育工委的布置民办高校要进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这是一项要求很高的工作，我是非党人士，而当时担任党委书记的老师已辞职，于是我向各方面推荐了龚老师作代理党委书记主持这项工作，在作为副书记兼纪委书记的杨老师的配合下，将天一学院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工作有条不紊的有序进行，最终得到省教育工委的好评。

发掘她们从教师走上行政领导岗位，我一直至今都理不清是对是错孰好孰误？个人始终认为在高校当教师是最好的，做行政工作一定烦心事不少，好在杨老师最终离开天一学院后再也没有从政，至于龚老师只好愿她苦中求乐了。对把她们从教师岗位上拖到行政管理岗位上，我始终有一丝歉意，所以这两位姑娘当年在天一学院受到了来自举办方高管的委屈时，我是一反平时尽力与举办方居诿周旋的态度，为她们在电话上大发雷霆与那位陶校争吵交涉，吓得那位陶校小妹妹都不知道我是怎么了，在电话上一口一个您老人家为我宽心。

尹老师从前与我没有过多交往，我就任管教学的副院长时她已是教务处副处长，由此有了工作上的交集，她是做行政工作出身的，对教学行政管理工作自是十分谙熟，2012年6月我开始担任天一学院分管教学的副院长时，能在两三个星期内稳定当时天一学院混乱的局面，除了龚老师杨老师在天回校区这边承担了工程造价和会计两个学生人数众多的大专业的各项工作外，在龙泉校区学生人数虽然不太多但专业繁杂，尹老师以及与她成为搭档的冯老师起到了极为重要的支撑作用。工作交往中除了发现她身上思维缜密办事果断的特点外，一直感到她也许可以做更多的事，所以在天一学院的几年中，我一直很放心的让她独立的做了好几件大事，比如金堂校区过渡性教室实训室和办公用房的规划与设置。做这个事情之前还有一段可笑的插曲，当时举办方推荐来了一位熊姓的副院长管教学，来时面临的一项工作就是金堂校区教室实训室的设置，举办方等着要一个方案进行采买购置，这位大男人居然憋了好几天，最后交来的是一份辞职报告，使得在举办方领办这项工作的陶校十分为难，这时我告诉她不急，尹老师是能够完成此事解她急难，后来的事自然是迎刃而解了。更大规模的绵竹校区教室实训室行政用房师生住宿用房的规划和配置，也基本上是尹老师和冯老师通力合作完成的，这之中有一个与举办方希望教育集团负责校区设备的人员协调问题，要协调的人是一位杨姓的所谓高管，他其实最早也是天一员工，如同老天一员工中也有不少人选择愿意成为举办方高管那种人一样成了希望教育集团负责校区物资采购的高管，与这种人打交道甚至比与希望教育集团土生土长的高管打交道更难，尹老师在这个问题上与我配合极好，我们共同尽力为天一学院师生员工争取到了在当时条件下尽量好的学习生活条件。

冯老师与我在工作上的交道稍多一点，当初我到天一学院承担教学工作时，所签的工作协议中除教学外还有两点：一是要在管理系培养一位青年教师，被院方指定的就是比我早到天一学院几个月的杨老师；二是要负责开发一门拟申报教育厅的省级精品课程，因为课程的准备是在教务处的领导下进行的，所以我几乎每周都要去龙泉校区一次，也许是偶然的巧合吧几乎每次去都是冯老师在接待我，那时看到她感觉上除了工作上的干练待人的热情平和外，就是有一种不太说得明白在宁静淡泊中蕴含着潜在的有待发掘东西。冯老师与尹老师一样是从最基础的教务处办事员做起的，所以对民办高职学院教学管理上的种种明里的或者是潜在的政策与惯例都十分熟悉，这在那近三年两度学校搬迁天一学院教学秩序特别需要管理和维护的情况下起到了积极的特殊作用，天一学院那近三年的教学在教学条件特别是教学经费十分棘手的情况下，教学管理特别是正常的教学秩序能得以正常进行和维护，她和尹老师的搭档特别是加强与各系部联系沟通配合是极为重要的保障。

担任了三个系的系主任张老师，请她出来的时候与龚老师杨老师一样，她也是专职老师，所不同的是在做专职老师之前她是天一学院外语系系主任，所以同尹老师冯老师一样行政工作的经验很丰富，虽然三个系的学生总数不多，但分布在十余个专业中教学管理难度应该不小，但张老师游刃有余处理得得心应手。相处三年中感觉她性情欢畅豁达，有着学英语专业的多数老师那种对世事相对开放的性态，2014年9月天一学院搬到绵竹后，在全院的迎新大会上各位系主任都亮相给学生致辞，她在致辞中给了学生们几个希望，其中最后一个是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让人看到了她性情中的阳光热烈与明媚，所以后来惊闻她发生意外时倍感惊诧。

当年大家决定离开天一学院时，她也接受了四川长江职业学院的面试，双方感觉很好，但一个偶然出现的插曲使张老师未能前住，她家在成都市区其实是最应该去的，使她未能前往的原因是她听到原四川天一学院一位陶姓院长将去长江学院担任院长，曾经可能有过的一些不愉快使她放弃了到长江学院工作的机会，在面试场所她曾向我求证此事，我也向长江学院韩董事长询问后得到相对肯定的答复，但世事难料陶姓院长到长江学院后并未能履职院长，反而是一些偶然的原因在创始院长吕教授离开之后由我担任了院长，每当忆及此事对这个插曲总有些遗憾和心绪难平，总在无端霞想如当初张老师与我们大家一起离开了天一学院情况会不会好一些。

天一学院的工作团队中还有一位需要一书的唐教授，他是西华大学老师，认识他很偶然，聘请他到天一学院任职就更富有戏剧性。当年我就任天一学院院长后，举办方希望教育集团的高管们曾给我送来一个名单，上面有数十名各公办高校在职或者退休的具有高级职称的老师，希望我能从这个名单中招聘到天一学院需要的老师。这个名单上边多数是中文数学计算机和思想政治专业的老师，与天一学院的现有专业极不对口，但碍于高管们的面子我也就开始与这些老师们相约沟通交流。一天来了一位西华大学的老师，开车送他前来的恰是这位唐教授，所以就和这两位老师都进行了交流，当时唐教授还没有退休，接近退休年龄西华的工作也不太繁忙了，在天一学院这边商务系急需一位系主任，当时由一位很年轻的王老师在主持工作，于是专程来应聘的那位老师没有到天一学院来，反而是送他前来的唐教授在我看来是商务系系主任极好的人选，除了专业对口外，更重要的是交流中我感觉到唐教授的方方面面正好是当时商务系系系主任的不二人选，这也许又是一段“有心栽花花不成，无心插柳柳成荫”的天一学院当年工作团队组成的有趣故事吧。

说到当时商务系在唐教授去之前是一位王姓的女老师在主持工作，当时天一学院的干部与教师流动性确实太大，在我就任分管教学的副院长之前，商务系系主任就辞职了，从当时的管理系调了一位黎姓女老师去主持工作，这位黎姓女老师去了不到一个月也要辞职了，这时我正以分管教学的副院长的身份在主持学院的工作，一方面我只好决定由我暂时兼任商务系系主任，同时需要给商务系配置一名主持日常工作的干部，当时商务系有两名年青干部，一名冯姓的男老师负责学生管理工作，另一名王姓的女老师负责教学工作，我与两位老师交流后感觉到两位老师都不错，都能担负起主持商务性日常工作的责任，考虑到当时最重要的工作是维持教学的稳定，最终在男老师充分理解的前提下，选择了王姓女老师为系主任助理。应当说天一学院的年轻老师和干部都是很优秀的，从这两位老师身上可见一斑，王老师主持商务系日常工作后，在唐教授去之前一直兢兢业业全力以赴的努力工作，保证了商务系在当年9月教师大量流失的情况下的全员上课，后来学院组建了继续教育处，我任命王老师担任处长，在推进学院职业资格证书和专科学生读本科自考课程上做了大量的工作。

当然老天一学院的干部中各种各样的情况都有，前边曾经讲到那位杨姓的天一老员工，后来到了举办方希望教育集团做管校区物资配置采购的高管，工作交往中觉得他比希教育集团中其他高管更难打交道，有另一位也是杨姓的男教师完全放弃了教师工作，投身于举办方的各种创收活动中。还有两位都是陈姓的干部，也始终选择了与举办方全方位紧密配合，其中一位在希望教育集团中几进几出，颇有难言之隐。不是说选择了与举办方全方位配合就不好，工作配合当然是必要的，只是把自己个人的发展机会和途径作这种选择，难免最终会身不由己颇为尴尬。

有些人的情况也是很出人意外的，艺术系是当年天一学院唯一一个系主任没有辞职的，但那位老师感觉上工作虽然不错，但似乎在方方面面都若即若离，那位老大姐陶校曾仔细调查到她每周都有两三天不在岗位上要求我处理她，当然如同对待所有的天一老师员工一样，我还是想尽办法在提醒她注意的前提下在陶校面前维护她，使得事情得以平稳度过。后来。希望教育集团新收购的另一所以艺术传媒专业为主的学校需要管教学的副院长，陶校在与我交流沟通时我推荐了她，她到了那所学校后工作一直很优秀，而且至今这么多年了仍然在希望教育集团属下工作，应当是接受了或者说是融入了举办方的文化，也是一个很出人意外的事。

当年我在天一学院选择和任命干部的时候，总体的态势确实有些出人意外，因为外边的人不明当时天一学院的就里，对我组建工作团队的思路和做法颇有微辞，其中最主要的是我大幅度提拔与任命年青干部。实际情况确实是这样，将近三年中任命了尹老师担任副院长分管教学，任命了已是代理党委书记的龚老师为副院长，潜意识深处我是认为龚老师是能够培养锻炼为院长的，任命了已是代理党委副书记及纪委书记的情况下的杨老师为院长助理，还任命了何老师为院长助理及冯老师为教务处长，严格的说也确实仓促了一些。当时我做出这些考虑和做法原因有三：一是要给她们提供机会，我想我既然把他们动员出来做行政工作了，既然有这个机会仓促点把她们推倒相当的位置上去，对她们今后发展是会有好处。二是从工作出发，当年那个工作环境十分艰难，她们是用自己的才干和能力在推动工作，有句话讲在其位谋其政，我把它倒过来就是谋其政就应该在其位，她们工作的客观事实说明无论是谋其政还是在其位她们都是胜任的。三是当时天一学院的管理机制如同所有的民办高校一样都面临着建立健全法人治理环境的问题，为了把除陶校之外的其他举办方高管拒之门外已经耗费了我很多精力和时间，如果这些院系级的位置空着，举办方高管们随时都在窥视机会安插他们的人进来，因此我不得不这样为之把院系各级的位置占满。

如果要回顾和总结一下我在天一学院近三年的院长生涯，可以用六个字来表示：自知自觉自明。何谓自知？就是首先我是知道自己是能胜任这个院长的，其次是我并不去追逐和谋求院长这个位置，最后是我知道自己在这个位置上是呆不长的，简言之是从开始到结束自己都是清醒明白的。何谓自觉？就是在整个三年院长生涯中我都有一种自觉之心，先是面临当年天一学院那种混乱的局面，担心学生没有老师授课，同时又担心一时没有找到去处的老师员工们没有较好的归属，自觉的临危受命接下这个摊子，既而是动员出一大批老师员工来趟天一学院这趟浑水后，又担心她们的归宿与发展而自觉的尽量在院长位置上坚持与举办方高管们周旋斗智斗勇。何谓自明？我和我的团队在当年那种环境和条件下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让天一学院在三年中有所发展有所提升，同时我们也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向各方展示了自己，特别是我的团队以她们的工作告诉各方我们是可以办好天一学院的。

第二节 在四川长江职业学院的工作

2015年1月寒假即将到来之际，我到了长江职业学院工作。其实要到长江职业学院工作实属意外，2014年底当我和我的团队决定要离开四川天一学院时，我联系了既是朋友又是校友的四川长江职业学院举办方董事长韩谨先生，前面已经说过，主要是考虑到我的团队要有一个较好的去处，我向四川长江职业学院推荐了她们，当时并没有考虑到我也要到四川长江职业学院工作。面试地点没有在四川长江职业学院，而是在西门一环路边一家宾馆的茶坊中，几位姑娘由四川长江职业学院负责人事工作的董事兼副院长韩虎先生交流面试，我和她们到了宾馆茶坊，发现韩董事长也在，后来得知他是为我而来的，面试进行得很顺利姑娘们很优秀招聘方也很满意，根据大家的具体情况以及长江职业学院工作的需要确定了龚老师和冯老师2015年1月初即到四川长江职业学院报到，杨老师可以稍缓一些在下学期开学后的三四月份到职，张老师因为前面已经说到的陶姓院长那个插曲表示要考虑一下再决定，尹老师因为家在德阳是否要在成都工作需要权衡。这个事顺利圆满解决了之后，韩先生与我进行了交流，他开门见山直截了当的说，长江学院员工的招聘他一般是不参与的，他今天来是为了与我沟通，他十分诚挚的邀请我到四川长江职业学院工作。

这使我很意外，我与他联系是为了让当初天一学院工作团队的主要骨干有一个较好的去处与归属，自己还没有考虑到是不是到长江学院工作的，也不知道四川长江职业学院有没有适合自己工作的项目，但韩先生既然提出了这个想法，从朋友和校友之谊我也得认真考虑与回复。因为对长江学院的情况比较了解，首先我关心的是韩董想让我到长江学院做什么？他都那么诚挚坦率，我也就直接问他让我到长江学院做什么事，他对我这个问题的答复十分简单，说是到长江学院专门做一个叫“香港项目”的工作，我进一步向他询问这个“香港项目”具体是什么要做什么事，他的回答更茏统，因为大家是朋友且都在市场经济中混过，他给我说“老许呀，我也不太说得清楚明白，就像我们做生意一样得在过程中找项目找标的搞运作，您来了就明白了”，就这样在他的诚挚邀请下我答应认真考虑一下再给他回复，后来基于很多原因和一些偶然的巧合，我在2015年的中旬到了四川长江职业学院。

这个“香港项目”究竟是个什么东东呢？在韩董那里没有给我详细解答，只好到长江学院去了解了，去了之后与韩董一起召开与参加了几个项目会，大至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这是长江学院特有的一个工作项目，宗旨是促进香港和四川的青年特别是青年学生的交流，韩先生在香港注册了一个机构叫四川之友协会，在香港有关方面的资助下当然他自己也投资组织香港和四川的青年学生往返交流，四川的大学生花费很少的费用大约2000多人民币吧，就可以到香港去进行为期5天的访问，主要是到香港的大学参观与香港师生交流。香港的同学到四川来既有短期的参观学习交流，也有时间较长一些的实习。四川之友协会和四川长江职业学院分别在香港和成都建设有“长江之家”和“香江之家”，供去港和来川的学生住宿。“长江之家”建在香港尖沙咀，可供15个四川学生居住，“香江之家”建在四川长江职业学院，一个单元可供200左右的香港学生居住。

这种川港大学生交流活动开始仅是四川长江职业学院的学生赴港，四川省教育厅在2013年初发文全川所有高校的大学生都可以用四川之友协会和四川长江职业学院搭建的这个平台赴港。2015年初我到学校的时候，由于2014年10月香港的“占中”，这个川港学生的交流活动处于停止的阶段，另外这个推动川港青年学生交流的极好活动，由于多种原因无论是规模还是影响都不是十分理想，韩董希望我到四川长江职业学院去，就是希望推动和扩大这个“香港项目”工作。再有就是四川长江职业学院计划在校园内修建一栋“川港青年交流中心”，一方面更好的进行川港青年交流，同时也提升四川长江职业学院办学的规模和条件，这栋高楼的建设因为涉及到规划和国土上的很多原因，以及相当多的具体问题一直未能立项修建，韩董也希望我去突破和推进这项工作。

到长江学院没有多久就放寒假了，三月初学校开学后没几天我就和学院的其他几位领导到教育厅国际合作处参加了一个会议，主题是当时一位魏姓省长计划在当年5月初到香港组织一个宣传四川的活动，教育项目也是内容之一，教育厅国际合作处按四川省港澳办的指示和要求，希望四川长江职业学院提出项目的备用方案，参加会议的有韩董、吕院长、韩院长与我。接受了这个工作任务后，以韩董为主导确定了一个与香港职业训练局进行高等职业教育交流的项目报告给教育厅国际合作处，项目的香港方面由韩董亲自负责，而四川这边特别是与教育厅国际合作处的沟通衔接由我负责，韩董与学院制定了一个省长到港期间与香港职业训练局进行交流洽谈合作的方案报备给省教育厅国际合作处。

省长访港的总体方案是由四川省港澳办也就是四川省外事办在负责，我们制定的方案由教育厅报给了省港澳办，让我们等待消息并积极做好各项准备工作。但此后教育厅国际合作处就一直没有信息传来，询问教育厅国际合作处项目进展情况，她们的回复始终仍然是让我们做好准备听候通知。进入4月份工作就表现得比较棘手了，四川也就是长江学院这边的准备工作倒还没有什么麻烦，一直是有条不紊的在进行，在香港韩董那边就比较困惑了，因为涉及到香港职业训练局的高层要参加与省长交流会见的活动，香港职业训练局需要我们尽快的确定是否要进行以及进行的日期。多次与教育厅国际合作处汇报询问都没有确切的消息，我感觉到这之中可能有一个沟通不畅的问题，就准备找一个合适的机会直接与省港澳办联系，当然按“官场”的规矩这种越级的事一定要处理好，否则会给今后的工作带来困难和麻烦。我很低调的通过一个朋友关系，与港澳办港澳处一位周姓的处级调研员取得了联系，以朋友的朋友这种私人身份与她进行了一次汇报交流。

交流中得知我们报上去的方案在省长访港的总体方案中没有被选中，但这次衔接让我与省港澳办港澳处有了直接的联系渠道，并通过这位周姓处级调研员与省港澳办港澳处其他几位处长和副处长建立了联系，这个事情过后不久我安排了一次韩董与我到省港澳办港澳处汇报四川长江职业学院的“香港项目”工作，这次汇报是首次让省港澳办了解到四川长江职业学院在川港青年交流中已经做了的和准备还要做的工作。

与港澳办的这种直接联系虽有越级之嫌，但长江学院“香港项目”的现状使我不得不考虑要坚持这样做下去，因为这次省长访港事情使我感觉到教育厅国际合作处与省港澳办在沟通上不是很通畅，想要推进长江学院的“香港项目”只有冒越级之嫌沿着省港澳办这条线走一下。在采取了一些方法安抚好时任国际合作处苏处长后，我坚定地建立了与省港澳办的直接联系，正好当时省港澳办负责省长访港事宜的一位郭姓厅级巡视员要带着朋友给我介绍的那位周姓调研员与另一位副处长赴港为省长访港做准备，我努力的安排了他们在港期间的一次赴韩董在香港尖沙咀的办公室也就是四川之友协会的办公室调研的话动，取得了积极良好的效果。郭巡视员他们返蓉后我积极跟进，再次到省港澳办港澳处汇报，并邀请他们4月15号到四川长江职业学院参加以川港金融实验中心成立为主题的“香港项目”活动，这次活动最终被命名为四川长江职业学院首次《交流合作实践创新》大型会议，成为延续数年至今仍在进行的四川长江职业学院的招牌式活动。

四川长江职业学院首届《交流合作实践创新》活动2015年4月15日举行，这次活动的主题和宗旨是增强川港青年学生交流，其中一个主要的内容就是“川港金融实验中心”的挂牌仪式。川港金融实验中心是由四川师范大学、香港明爱专上学院、华西期货与四川长江职业学院共同组建的，体现了校校合作、校企合作、境内外合作以及高校的实习与企业的实际业务紧密结合，它的最主要特点就是把企业真正的商务活动带进了中心，川港金融实验中心本身就是华西期货成都营业部，香港和四川的学生都可以在这里进行期货交易的实盘操作。这个活动是我到长江学院后设计和组织的以促进川港青年交流为宗旨的第一次活动，所以我特别重视，希望能籍此活动打开长江学院“香港项目”进行多年但效果不是特别显着的局面，除了邀请了西南财经大学四川师范大学等高校领导参加外，省港澳办省教育厅共青团四川省委领导也莅临活动，省港澳办郭巡视员在会上作了主旨发言，充分肯定了四川长江职业学院坚持了多年的川港青年交流活动，会议的成功举行把四川长江职业学院川港青年交流活动推广宣传了出去，我刻意组织的10多家媒体对四川长江职业学院这次活动进行了深度报道，活动以及活动的推广宣传把长江学院的“香港项目”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与省港澳办的联系迅速发展，6月底由四川长江职业学院和香港四川之友协会组织的近70名香港同学在川一个多月的实习活动即将结束，6月30日四川省港澳办在锦江宾馆为这批同学的实习举行了结业典礼，省委统战部、省教育厅、共青团四川省委的领导都参加了这个活动，活动由四川长江职业学院和香港四川之友协会策划和组织，实际上是又一次对外宣传和推广长江学院开展多年的川港青年交流活动，省港澳办主任慕新海在毕业典礼上做了热情洋溢的长篇发言，这次活动的成功举行把四川长江职业学院开展多年的川港青年交流活动推向了一个阶段性高潮，让更多的党政机关更了解更重视长江学院的“香港项目”工作，把四川长江职业学院在高校中进行的川港青年交流活动推广提升到政府的层面。

在与省港澳办迅速发展联系争取领导的同时，向四川省委统战部积极争取领导的工作也在同步进行。2015年4月，在省委统战部联络处一位张姓处长的联系和指引下，我到省委统战部拜见了主持日常工作的聂常务副部长，向他汇报了我们在川港青年交流上所做的工作，在省委统战部特别是这位聂常务副部长看来，这些工作实际上是对港统战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在韩董回蓉后我和他一起再次去省委统战部拜见了聂常务副部长，表达了要把四川长江职业学院“香港项目”纳入省委统战部的对港统战工作的愿望，聂常务副部长十分支持四川长江职业学院的川港青年交流活动工作，他指出对香港的统战工作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对香港青年的工作。

两次的拜访和汇报中有一个很有趣的插曲，那位聂常务副部长与我第一次见面后，就觉得他曾经在过去的某个工作环节见过并认识我，所以在第二次我与韩总一起去拜访他时，他向我问到了这个问题，我和他共同回忆了双方各自的工作经历，遗憾的是始终没有找到他认为的交集点。4月下旬，聂常务副部长到四川长江职业学院调研，在听取了四川长江职业学院以川港青年交流为中心的“香港项目”工作全面汇报后，给予了极高的肯定和评价，他指出四川长江职业学院坚持数年努力的川港青年交流工作，是政治上的大智慧，表示要把四川长江职业学院的川港青年交流工作纳入到省委统战部对港工作的计划中来，对四川长江职业学院计划修建的“川港青年交流中心”指出省委统战部要积极支持。在5月中旬四川长江职业学院第二届《交流合作发展创新》会议上，聂常务副部长作了热情洋溢的发言，再次表示了对四川长江职业学院川港青年交流活动的肯定和支持。

长江学院的“香港项目”有了省委统战部和省港澳办的领导和支持，提升了一个台阶，社会影响在逐步扩大，但学院的直接主管部门省教育厅国际合作处似乎若即若离给力不大，其实省教育厅方面对长江学院的“香港项目”一直是比较支持的，2013年曾为此专项发文，但进入2015年与执行部门国际合作处的联络经常感到不得要领，当然两年后得知这与当时任处长的一位苏姓女士个人的一些个人情况有关。为了突破这一点，我多次到省人大常委会去拜访上届省教育厅长时任省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的涂文涛校友，最后促成了涂文涛主任6月中旬到四川长江职业学院进行了一次调研，涂主任要到长江学院调研，省教育厅分管外事工作的教育工委刘副书记和国际合作处苏姓处长都来陪同调研，这种方式和架构极大的促进了省教育厅对长江学院“香港项目”的领导和支持。涂主任在听取了长江学院以川港青年交流为中心的“香港项目”工作汇报后，在指导性讲话中明确指出，对长江学院“来了就是支持，来了就是态度”，表示了支持四川长江职业学院做好川港青年交流工作的积极态度，这对促进四川省教育厅有关方面特别是国际合作处重视长江学院“香港项目”工作起到了极大地推动和促进作用。

从2015年三月起，在举行了三次《交流合作实践创新》大型活动和省人大、省委统战部、省港澳办几次领导调研后，四川长江职业学院的“香港项目”在内外宣传上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而“香港项目”工作的层次也得到极大提高。很快这一学期就要过去了，7月长江学院开始放暑假，韩董在七月下旬为我安排了一次为期七天的访港活动，在一周的五个工作日中，韩董和他的女儿韩戌愽士为我安排了香港十余个高校和教育机构的访问，其中包括中联办科教部、香港职业训练局、香港城市大学专上学院、香港公开大学李嘉诚学院、香港高等科技教育学院、香港明爱学院、香港恒生学院、香港港专等。在港期间韩董韩愽士与我就四川长江职业学院与这些大学和教育机构的交流和合作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

在实际参加并运作了四川长江职业学院“香港项目”一个学期和到香港访问后，我个人关于四川长江职业学院“香港项目”工作的认识也逐步有了较为清晰的思考，针对当时四川长江职业学院“香港项目”开展的实际情况和院内教职员工特别是领导层对项目的不同认识，我对下一步四川长江职业学院“香港项目”的发展与走向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和考虑，认为要尽快的统一四川长江职业学院领导与员工的思想。

当时四川长江职业学院领导层中，对以川港青年学生交流为中心的“香港项目”认识上并不统一，董事长韩谨先生是项目的身体力行者，也是项目的积极推崇者，但对长江学院推进“香港项目”与学院发展的关系，学院教职员工包括院系领导在认识上并没有理顺，出现了一种为做“香港项目”而做“香港项目”的无可奈何状态，急需要一个认识上的统一。2014年8月下旬长江学院开学前的一次扩大的中层干部会上，我以汇报访港为由，作了一个约一个小时的发言，在这次汇报发言中，我全面的阐述了“香港项目”在四川长江职业学院办学持续发展中所应该和必须起到的特色作用，强调“香港项目”一定要与四川长江职业学院的教学紧密结合起来，只有这种结合，既能推动和促进四川长江职业学院办学的深入发展，同时也是“香港项目”自身发展的唯一途径。针对当时长江学院教职员工特别是中高层领导的思想认识状况，我结合在香港访问期间与香港高校和教育机构交流洽谈中发掘到的“香港项目”与长江学院办学的切入点，阐述了六个方面的工作方向。

进入新学期，因为与省市委统战部、四川省港澳办、省教育厅等上级机构争取领导和支持的工作进行较好，基础也较牢固，所以四川长江职业学院的以川港青年交流为核心的“香港项目”推进也较顺利，使我有精力和时间着重来考虑如何把“香港项目”与四川长江职业学院的办学发展结合起来的问题。我着重考虑了两个方面，一是宏观面上的四川长江职业学院各系的川港实践教学中心的组建，二是微观上开发和建设一些可供香港学生和四川学生共同学习交流的课程。

2015年下半年，四川长江职业学院先后组建的“川港社会体育实践中心”、“川港通信发展中心”、“川港动漫实践中心”、“川港不动产发展中心”、“川港交通工程实践中心”等有香港高等院校、四川本科院校、川内名企及四川长江职业学院共同组建的教学实践中心相继成立，迈开了“香港项目”与四川长江职业学院教学发展相结合的步子。

如何与香港高校一起开发出可供香港学生和川内学生共同学习交流的课程，在工作的步伐上要缓慢一些，因为要有一些双方的探索了解，逐渐明了双方学生特别是香港学生的需求。2015年11月，我携带着三门课程的设计构思框架，再次访问了香港几所高校，向他们展示四川长江职业学院在开发为香港同学设计的课程上的能力和工作。工作的推进在香港明爱专上学院和港专学院取得了积极的进展和成果，分别与这两个学校确定了各自一门课程川港双方共同开发供港川学生修习，在明爱专上学院确定的是一门金融方面的课程，而在港专学院确定的是一门社会休闲体育方面的课程。这是这项工作有进展的良好的开端，现在的问题是一方面我们回四川积极努力的准备课程，另一方面是等待香港同学来选修他们心仪的功课，这样有了川港两方面共同开发的供香港同学和四川同学共同学习的课程，再加之一直进行得很顺利的川港同学的互访交流，四川长江职业学院的“香港项目”步入了正常有序推进的轨道。

现在要回过头来说说四川长江职业学院的院级领导班子的架构和建设，说到这个问题首先要提到在四川长江职业学院担任了五年院长的吕教授。吕院长从四川长江职业学院建校初期就担任院长，五年来为四川长江职业学院的发展做了大量的工作，到2015年四川长江职业学院准备进行教育部规定的教学评估，这是一项很艰难但又不得不做的工作，2015年是吕院长五年任期的最后一年，我到学校后看得出来，吕院长对四川长江职业学院是很有感情的，他显然也期望能继续为四川长江职业学院服务。只是客观的说，在办学的理念和发展路径上吕院长和韩谨先生没有完全走到一条道上去，韩谨先生十分锺意和看重他的“香港项目”，认为这是四川长江职业学院持续发展的方向和道路，而吕院长作为一位资深的从公办院校出来的院长，或多或少对“香港项目”不是特别的积极和热衷。

韩谨董事长早在2014年就在物色下任院长，他的人选是当年我在四川天一学院的前任后来在四川标榜职业学院就职的陶院长。2015年6月就在吕院长在5月中旬主持接受了教育部专家评审组的教学评估后，陶院长也来到了四川长江职业学院任职常务副院长。使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有着在四川天一学院担任院长多年履历的陶院长，居然在四川长江职业学院颇有点水土不服的味道。

除了与各系处室的中层干部在工作理念和工作方法上时有矛盾外，他与韩谨董事长也明显的让人感到他们沟通不畅，也许这有可能是韩谨董事长在打算聘任他担任四川长江职业学院院长的时候沟通和交流没有达到应有的深度和高度而造成的吧。所以，进入2015年秋季学期，四川长江职业学院面临着一个由谁来担任下任院长的棘手问题。吕院长是不继任了，而新到学院的陶院长，似乎也逐渐淡出韩谨董事长的眼界，基于很多原因韩谨先生开始和我探讨可否由我担任至少一年的院长，我再一次像当年四川天一学院一样，面临着一个不得不考虑是否担任四川长江职业学院院长的问题。伴随着2015年即将过去，吕院长的任期即将到期，这个问题对我和韩谨先生都逐渐变得现实和急迫起来。

2016年1月，利用寒假的时间四川长江职业学院组织了一次规模较大的以院级和中层干部为主的教职员工赴香港培训的活动，在香港的那几天我除了仍然与香港的一些高校和教育机构沟通联系探讨合作的途径和方式外，也与韩谨先生以及他的女儿韩戌博士讨论了是否由我担任四川长江职业学院一年院长的事宜。因为事情已经很紧迫了，寒假一过下学期一开学就面临着需要院长就任并推动各项工作的问题，所以事实上不管我怎样想，也只能答应担任一年的四川长江职业学院院长了。

韩谨先生是一位很性子较急的人，他一定要让我在赴香港培训的四川长江职业学院的干部和教职员工中做一个发言，讲讲四川长江职业学院下一步工作的方向，也算是委婉的向干部们表明下任院长是我，我再一次面临无奈的情况，只好尽力地勉为其难的去做了一个约一个小时的工作发言。当然，2016年春季学期一开始，我也就担任了四川长江职业学院的院长，以这样的方式和结果，结束我2015年在四川长江职业学院的工作，除了使人感到意外外，多少有点赶急的味道，不过对这种应急，似乎我也表现出相当的兴趣。

我个人喜欢做一些有刺激性工作的习惯仍然那样，对有些有矛盾的事情，总是喜欢去探索去解决，这也许是我的一种秉性吧，2015年在四川长江职业学院发生的一件事情也许能恰如其分的说明这-点。四川长江职业学院在2014年曾经与一位刘姓的做驾校的人合作在学校后边租用的土地上建驾校，由于这块土地在使用属性上只能耕作农作物，不能硬化更不能搞建设，所以在动工不久即被要求长江学院恢复土地原状，于是已经初具规模的驾校只好撤除，由此引发了一场与刘姓合作人的经济纠纷，他要求赔偿在建设驾校上的投入，赔偿本来是应该的，只是他狮子大开口在赔偿金额上矛盾越来越激化。

当时的学院的当事人是董事兼副院长韩虎，刘总多次到学校把韩虎堵在办公室中纠缠，而每到此时下边的人就只能向我告急，我也就只能匆匆前往，用各种方法与刘姓生意人周旋，创造机会让韩虎脱身而由我与他交谈，这种救急的事做了好几回了。矛盾还在逐渐扩大，刘姓生意人的手段也越来越偏激，他先是带着一些人住到学校办公室中，每遇到这种情况都是我出面劝说，后来到2015年8月下旬学生报到时，他又堵在财务室门口影响学生交费，我也只有出面与他交流沟通化解。.

最麻烦的一次是8月底学院召开例行的每学期初的教职员工大会时，他扬言要来冲击会议，而那天吕院长要做学院工作安排报告，他的目标就是吕院长作报告时进行干扰，于是我只好告知安保和后勤，如发现他到校第一时间通知我。果然在那天他来了，我只好一个人迎上去，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和理由与他交流周旋，目的是拖住他以保证吕院长作完报告。这些事情做起来实际上是有一些个人风险的，因为这种生意人会因为经济利益极不好对付，逼急了还会有一些暴力倾向，但不知怎的对这种事情，我总是有一些潜在的兴趣，一方面是韩谨董事长希望我协助韩虎院长妥善的解决这个问题，但另一方面也好像是我个人对这种棘手的问题有一种个人兴趣，使我对这种工作有一种跃跃欲试的冲动。

从2016年初起我开始担任四川长江职业学院的院长，与学院董事长韩瑾先生说好了为期一年，从工作的角度没有什么新意，“香港项目”的工作在我看来在2015年就做到了相当的程度，2016年仅仅是量的增加而已。至于办学方面，虽然我对长江职业学院的教学改革有自己的观察有自己的想法，但双方为期一年的约定也使我不可能去推进，常规的办学我已经在四川天一学院经历过了，个人看来也达到了极致不容易提起我的精神，而我感兴趣的扩大四川长江职业学院办学规模的事，似乎韩谨先生兴趣不大，于是这一年从工作的角度来讲是有序进行吧。

四川长江职业学院的工作风格很规范，有人戏称四川长江职业学院是公办的民办院校，所有的相关人与事都十分的遵循规则，这与我一贯的行事风格很不合拍，严格的说是我很不适应它。比如，在“香港项目”推进中，由于工作项目的一些特殊，我直接操作的情况较多，这引起了当时居于中干位置的两位干部异议，很正儿八经的向有关方面反映我的工作程序问题，有关方面也很善意的提醒我注意这一点。其实我心里是不大认同的，民办院校本质上就是民营企业，优势也正好是民营的灵活嘛！

顺利的工作过程使2016年过得很快，很快就到了年底，按照我和韩谨先生的约定，他需要物色一位新院长，我和我的前任吕院长，都再次向他推荐了韩虎，但他都拒绝了，使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居然匪夷所思的聘任了那位在 2014 年底气宇轩扬离开四川长江职业学院到四川天一学院接替我当了院长，但只在任上呆了半年就被希望教育集团赶出天一学院的那位耿姓老哥来接替我担任四川长江职业学院院长。说是匪夷所思确实不假，这位耿姓老哥在 2014 年离开长江学院时，所作所为确实是有负于韩谨先生和长江学院的，在外边很不得志的晃荡了两年之后，居然还厚着脸皮回长江学院工作。基于很重要的一些因素，韩谨先生就此事很认真的与我做了交流沟通，我其实没有更多的说什么，因为请谁来当院长是您董事长的权利，至于我怎样想乃至后来会怎么做是我个人自己的事。

2017 年 3 月，那位耿姓老哥到校任职了。历史的重复有时是惊人的相似，两年前的 2015年初，他到四川天一学院接替我做了院长，大约就是半年左右吧，便灰溜溜的半是被老板希望教育集团汪辉伍先生驱赶半是自己觉得不好呆而离开了四川天一学院，2 年后的2017 年 3 月，他居然还敢到四川长江职业学院又一次接替我做院长，这一次还没到半年便在 2017 年 8 月也是半被老板韩谨先生半是自己觉得呆不下去了而离任院长。两次状况唯一的不同在于上一次他还有点胆气辞职离开四川天一学院，这一次没有这个胆量了，只能委屈的呆在四川长江职业学院保一个饭碗。原因何在？我想应该是生活压力所迫吧。上一次他辞职离开四川天一学院，被西昌职业技术学院的老板聘任院长，但在那个学院呆到两个月也是水土不服被迫辞职了，这一次为了生活他再也没有底气敢离开四川长江职业学院了。

如果说他上一次在四川天一学院只干了半年左右主要是因为老板以及他自己的因素，我仅是起了一点推波助澜的作用，那他这一次在四川长江职业学院不能把这个院长做下去，便主要上是因为我的因素了。这个人实际上是一个绣花大枕头，擅长写文字，经常一大篇一大篇的写出很多文件之类的东西，但实际操作的能力极差，他一到任接替我做了院长，老板韩谨先生关心的“香港项目”除了有一大堆策划报告计划方案等文字材料外，实质性的工作毫无进展更无新意，韩谨先生原指望我帮他一下，但我前面已说过，韩董事长有选择院长的权利我肯定要尊重更不能也不会干涉，但我个人对谁来做院长会怎样想以及怎样做是我自己的事，所以我对这位耿姓老哥几乎是不予理睬，而他自己又没有推动工作的本事，那就只好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灰溜溜地下台了。看起来好像是我有些心胸狭小气量不大，但以此君从 2014 年下半年离开长江学院到天一学院开始，到 2017 年 3 月回到四川长江职业学院，期间其所作所为实难让人理解更难使人包容，也许是宿命吧，我只能如此，没有办法。在这里就稍说句不太谦虚的话，在我工作过的地方想来接替我，也许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吧。

不过客观的说，这位老哥写的很多东西，常常是的洋洋洒洒长篇累积，但内容却不敢恭维，特别是一些向上级主管部门请示报告的工作文件，角度又站得很不妥当，有给上级领导指手划脚之嫌，拿着这样的文件去推广，多半是要碰壁吃闭门羹的，这与我一贯的工作方式不相符合，我一般是先到这些部门去沟通交流，对需要做哪些事怎样做达成初步的一致，再回来起草文件报告，所以即便是我愿意帮他老哥的忙也确实帮不了。但这种又臭又长几乎不会有人细看的文件，韩谨董事长却认为不错很想向上推广，这大概也是他聘这位老哥返回四川长江学院的原因吧。这位老哥在长江学院也只作了半年院长，2017年8月，刚从西南财经大学退休的唐旭辉教授来到四川长江职业学院担任院长。很快进入了2018年，春季学期开学不久，一位多年的朋友也是成都信息工程大学银杏酒店管理学院的投资人方功宇先生找到我，邀请我到他的学院去担任院长，我在2018年5月初便离开了四川长江职业学院。

第三节 在成都信息工程大学银杏酒店管理学院的工作

2018年4月底接近五一劳动节的一天，接到了一个朋友的电话，他是银杏酒楼的董事长方功宇先生，三十年前方董第一家银杏酒楼开在滨江路的时候，因为酒楼的财务和税务工作出了些情况需要料理，在朋友的推荐下我被方董请去管酒楼的财务，与他交往颇深。财务出了什么情况呢？是方董在自己“默”酒楼资金进出的时候，感觉有一笔较大的资金不太说得清楚去向，找财务上问又不得要领，于是请我去整顿建设一下他的财务班子，顺便查明这笔资金的去向。我到了银杏酒楼见到酒楼财务室，老实说确实吓了我一跳，一个酒楼居然聘有6名财务人员，当时一位十分漂亮的赵姓姑娘在做财务室负责人，这位漂亮的小赵姑娘是刚从西南航空公司财务处辞职出来应聘到银杏酒楼做财务负责任人的，6位财务人员中除她和原来一位出纳小郭外，其余4位都是她新招聘进来的，她仿照西航那种国营企业财务处的架构，分别让这4位财务人员分工做收入、费用、往来和存货等分账，她自己做核算总账。

人虽多但忽视了民营企业极重要的也是老板最关心的一项工作，就是银行存款与现金的资金进出走向明细，所以当方总觉得他的资金少了一笔较大的数额时，财务室居然不能顺畅的与出纳对账，使得出纳小郭背负了一些不明不白的说法。这位小郭刚从学校毕业不久，是川师大一位教授的女儿，我一去她就很委屈的把她的所有账目拿出来，恳请我予以清查，我首先调出了银行的对账单，通过逐笔核对发现进出都很清楚，这时方董也回忆出他在“默”资金的时候记错了一笔，银行存款和现金进出的疑惑解决了。这时那位漂亮的西航来的小赵姑娘也感到自己力不胜任，正好她的男朋友要约她一起创业，她便请求我替她整顿好酒楼的财务班子，以方面她向方董辞职，我解聘了三位多余的财务人员，留下了一位刚从甘孜州提早退休出来的鞠老师做会计，小郭仍然做出纳，建立起了一个民营企业该有的很精干的财务班子，后来得知这位鞠老师还到银杏酒店管理学院做过财务负责人，教职员工都称她为鞠妈妈。为了保证银杏酒楼财务管理有序进行，我在方董那里大约替他管了半年的财务，用今天的话来讲应该算是银杏酒楼的“财务总监”吧。顺便说一下那位西航来的漂亮的小赵姑娘在离开银杏酒楼后，她和她的男朋友自己办公创业，因为创业中有很多问题经常与我联系，我们居然成了很好的朋友。

在为方董管财务的这半年中又发生了一起税务问题。当年做餐饮的纳税制度都执行得很不健全，中小的餐饮摊摊都是以包税的形式向税务机关象征性地交纳一点，更小一点的餐饮就没有纳税的概念了，税务机关人少事多也也管不过来，但银杏酒楼在方董的精心经营下，做成了当年在成都市很有名的品牌海鲜酒楼，对外的影响力使税务局十分重视，派出工作人员到酒楼来稽核税务，恰好来的税务局工作人员是我在西南财经大学的学生，于是我也如实向他们介绍了银杏酒楼正常经营按税法纳税的实际情况。半年后，我看酒楼的财务和税务工作基本上走入正轨，我自己的生意和帮其他朋友的生意都很忙，便与方董告别离开了银杏酒楼，应该算是30年前的一段朋友交往吧。

方董现在找我是为什么呢？原来他所办的成都信息工程大学银杏酒店管理学院出了点情况，当年与他在一起朋友往来的时候他就知道我这个西南财经大学的教授是懂教育的，一见面他就让我到他那所大学去做院长，进一步的攀谈才了解到，其实是遇到了一些麻烦希望我能相助一下。成都信息工程大学银杏酒店管理学院是方董在2002年投资的一所独立学院，由他和当时的成都气象学院也就是今天的成都信息工程大学共同举办，十多年的发展使成都信息工程大学银杏酒店管理学院到2018年时也有9000左右的学生，学院从建办开始到2018年3月一直由成都大学一位韩姓教授在任院长，方董这边也有很多高管参与，比如前面提到的我留在银杏酒楼做会计的“鞠妈妈”，相当一段时间中在成都信息工程大学银杏酒店管理学院中有相当大的管理权。由于很多原因，一方面那位韩院长还是成都大学的在职教授，时间和精力使他管理学院不是很深，另一方面从方董那边银杏酒楼来的很多高管参与学院管理的兴趣和积极性都很高，所以学院逐渐形成了银杏酒楼来的高管为主的管理格局，这种状况一直持续了数年。到2017年下半年，银杏学院的一项工作出了一件比较大的麻烦情况，教育厅加强了管理力度，算是银杏学院办学10多年来的一次比较大的震动。

震动产生的直接结果是银杏酒店管理学院中的相当一部分来自高校的院级领导陆续离开了学校，韩院长也在2018年3月辞职，这样在2018年春季学期成都信息工程大学银杏酒店管理学院开学后形成了一种几乎全部是银杏酒店来的高管在管理学院的格局，而这一点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讲都不太妥当，省教育厅也加大了监管的力度，多次召集在学校的银杏酒楼的高管到教育厅谈话，用当时主管民办教育的省教育厅发展规划处李志刚处长的话来讲就是这是大学不是酒店，大学是要让懂教育的人来管理的。到2018年4月底。省教育厅要求改变这种状况的要求越来越严厉，并请方董在五一节过后到省教育厅交流。

在这种背景下方董在五一节前夕与我进行了交流沟通，希望我能尽快到银杏酒店管理学院担任院长，作为多年的朋友我跟方董讲原则上可以，但我需要与四川长江职业学院韩董进行沟通交流后才能决定。五一假期刚过，在开始上班的头一天晚上，方董与我联系希望与我一起第二天到省教育厅去见李志刚处长，那时李志刚处长刚升任教育厅机关党委书记，同时兼任发展规划处处长。我告诉方董因为我当时还在四川长江职业学院履职，这一点李志刚处长是知道的，如我与他同行去见李处长不是特别的方便，也不是特别的好，我向方董详细介绍了教育厅发展规划处及李志刚处长的情况，告诉他发展规划处找民办高校的举办方交流沟通也是很正常的事。

第二天方董去教育厅见了李志刚处长，应当说交流和沟通得十分融洽，但沟通交流完后方董通报给我的情况中，有一条立即让我处于很尴尬和窘迫的状况，就是他在与李志刚处长交流过程中，当李志刚处长告诉他高校应当由懂教育的人来管理时，他立即向李志刚处长说，已经聘任我担任成都信息工程大学银杏酒店管理学院的院长，这在省教育厅、他和我之间造成了一个既成事实。于是我只好尽快的与四川长江职业学院韩谨先生沟通，说明我面临着的情况，好在韩董和方董彼此也认识，所以也很快的达成共识，我在2018年5月8号便到成都信息工程大学银杏酒店管理学院担任了院长，这距方董4月底与我说起这件事开始还不到十天。与前两次在四川天一学院和四川长江职业学院应允担任院长经历的时间相比，确实太快也太匆忙了，在天一学院从答应担任行政工作到做院长，约有三个月时间，在四川长江职业学院，也有一个多月的时间，而在银杏酒店管理学院仅仅不到十天。

到了银杏学院履职后才发现这么多年来由酒店的高管来管理学校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学校的行政管理机构很不健全，干部任命的随意性较大，我去的时候担任学院教务处长的是一位工作积极性很强悟性也高的女性年青干部，使人诧异的是她自己述说在银杏酒店管理学院做过很多很多种类的工作，但唯独没有接触过教学。系部的班子也很不健全，多数是聘请的一些还在公办院校任职的教授做系主任，这些系主任不可能全身心投入教学组织和管理工作，各系日常的工作都由办公室主任在全面负责。

有一个院级领导班子每周要开一次例行的院长办公会议，这个班子中除了和我同时去银杏酒店管理学院任副院长的西南财经大学一位教授以及先去了有两个月的电子科技大学的一位教授外，其余四、五人都是投资方派出的酒店的高管，每周的院长办公会议讨论的问题繁多，但多是这些高管们提出的本来就是需要他们做好的为学院教学和学生服务的后勤保障问题，我一度想改变这种状况，把院长办公会议恢复成讨论学校持续发展的平台，但收效甚微，因为他们的这些习惯已经形成了多年的积习，改变起来很难，基于工作的急迫性我把主要精力放在了组建各系中层领导班子上。

把主要精力集中在教学系部中层领导班子的建设上，除了因为工作的紧迫外，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么多年来我在民办高校中工作，逐渐认识到国内民办高校的组织架构，不能走公办院校的路子，而应该像国外私立学校一样“小院级大系部”建设。什么意思呢？就是一所民办高校，不能像国内已经行政化了的公办高校一样，院校领导班子很庞大，在党委书记和校长下边还有很多副书记和副校长，这样做实际上失去了民办高校机制的灵活性，它应该有一个小而精干而且负责任的院校领导班子，它以及学校的教务处学生处后勤处等机构的职能不是管理而是服务，各个系部或者说二级学院才是民办高校的核心和组织，比如香港大学在校长下边只设有教务长及校长助理，不像国内那样还有若干个副校长，我希望在银杏酒店管理学院尝试着建立起这样一个好的架构。所以从到银杏酒店管理学院开始，我就致力于建设各系的中层领导班子，首先在酒店管理系、旅游系、外语系和社会体育系培养提拔了一批年轻教师作为主持工作的副系主任，在艺术系聘请了一位刚从西华大学退休的教授担任专职系主任，通过沟通和交流工商管理系原有的以兼职方法工作的一位成都大学即将退休的教授转成了专职的系主任，对信息工程系与财务管理系也在努力寻求人才，这样到2018年底，银杏酒店管理学院几个系都有了一个较好的工作班子，为银杏酒店管理学院下一步工作的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但在院校领导班子的建设上工作确十分困难，一是那四、五位酒店来的高管分别担任有常务副院长副院长院长助理等职务，应该说她们还是很眷恋这份权利的，另外因为没有和方董就学院院级领导班子的建设问题进行过明确的沟通，他其实一直在为银杏酒店管理学院物色副院长，所以院级领导班子的建设成了一个症结，只好勉勉强强的拖着，每周一次的院长办公会议如同鸡肋一般，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不过在学校层面的处室建设还是有一些进展，先后成立了国际合作处，继续教育处和发展规划处，任命了一批有能力工作积极性高的老师担任了主持工作的副处长。

还有就是与党委协调让党委正副书记正式参加了院长办公会议。这件事说起来还有点蹊跷和奇怪，我刚去学银杏学院的时候，党委是没有参加院长办公会议的，只有一位副书记列席，无论从哪方面来讲这都是很不妥当和不应该的，至于这是怎么样形成的我不得而知，也不愿意去追溯，只是把它改变了即可，但我想可能也因此引起了举办方高管的不满，因为这种局面的造成显然是由他们在我去之前决定的。

还有一件会引起他们极大意见的事是我成立了发展规划处任命了一位处长，这位处长原来是招就处的处长，多年来除了负责银杏学院的招生工作外，每年三四月份还会被借调到教育厅发展规划处工作一两个月，但不知何故在我去的头一年也就是2017年底，被莫名其妙的撤销了招就处处长的职务，改任招就处副处长，这显然也是这些高管所为。类似的事情还陆陆续续发生了不小少。

进入2019年春季学期，一个矛盾的问题摆在我的面前：看到银杏学院那种确实不像一个高校更不像一个民办高校的状况，从内心的角度还是想尽力改变一下，一是尽一下与方董的朋友之谊，而更为重要的还是觉得如能把局面改变，对银杏学院的师生员工都是有积极作用的，但我也很明白，这样做下去最终是要和那些志在要捍卫她们权力欲望的高管产生更多更大的矛盾。摆在我面前的有两个选择：沿着自己的思路做下去直至最终矛盾的激化，或者是按照与方董的约定做完一年院长就离开银杏学院。我最终选择了后者，因为在民办高校工作了将近十年，分别在三个学校担任院长，其实也有相当的审美疲劳了，加之那一年我己年过古稀七十二岁了，也想真正休息一下了，于是我在2019年秋季学期开始之首按与方董的约定离开了银杏酒店管理学院，结束了长达10年在民办高校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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