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漫漫吾当上下求索——我的人生回忆（第十八篇）

拙文《路漫漫吾当上下求索——我的人生回忆》发表己来，得到朋友们的关心与支持。文字共有十八个篇章，现在将每篇集中重发于此，方便各位阅读并斧正。谢谢！

第十八篇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我的市场经济面面观

确定要写这个篇章的时候，总体的心情不是很好的，作为一名同国人一样在市场经济获得了既得利益的人，在要讨论和记叙我的市场经济面面观的时候，回顾过去面对现实展望将来，严格的说是比较悲观甚至悲悯的，这让人心情不太好。作为一个国家改革开放享受了市场经济红利的人，在研究和总结市场经济的方方面面时，虽然也有肯定和赞扬的一面，但不乏更多的是批评和置疑的一面，让人感到十分尴尬，其实尴尬的不是不是自我，而是尴尬我们的市场经济道路为何走得如此艰难，它又是怎样走到了如此难以言状的境态。

想要讨论和记叙的内容有：（一）四十多年市场经济发展的历程；（二）前进与成果不可否认；（三）情况与现状让人触目惊心；（四）或许是起步的先天不足；（五）政府的思维似乎错位：（六）自我与底线已不存在；（七）走向何方？

第一章四十多年市场经济发展的历程

作为共和国的同龄人，我们在走完艰难困苦的前三十年后，经历了四十多年改革开放中市场经济发展的全过程。

市场经济的发端可以从放开管制让人们自由从事一些买卖和服务开始算起，这个时间应该是在1980年前后，具体的表现是放弃了“投机倒把”的概念，允许人们做一些规模不大的买进卖出的商业活动，以及开门店提供抄手面条饺子汤圆等的服务。虽然经济规范很小但却是真正的市场经济，除了它的供给需求是由市场决定的之外，最重要的是商品价格是由市场决定的而不是计划。当初从事这种初级市场经济的人有二种，一是大批从农村中涌回城市的知识青年，人虽然回城了但社会不能给他们提供工作，另外是因为各种原因失去工作的人，包括犯了错误的刑满释放人员。思想的保守使更多的人不会也不敢去从事这种经济活动。

规模虽小但活力充沛，第一批“万元户”就是从这些人中产生的，经济收入的效果让更多的人审视计划经济体制内铁饭碗的收入，铁饭碗收入中的人“万元户”永久与他们无缘。我从1971年初到1978年十月考入成都工学院读大学，一个没有负担的单身汉，在工作环境较好的条件下8年的积蓄是600元人民币，因为当年的年收入就是400元多一点。赚钱效应使人们越来越多的走向市场经济自由买卖的道路，一个很主要的渠道是到广州进货赚差价，先是有了青年路夜市的兴旺，后来又有了草市街时装店的林立，饮食也逐渐由面条抄手等小食私人门店步入到川菜火锅。进入了思想解放的80年代后，人们开始寻找各种各样能赚钱的从业渠道，有不少敢于吃第一只螃蟹的人扔掉铁饭碗加入了市场经济自谋职业的赚钱行列。

不过严格的说这还不能算是市场经济，当年的主流还是计划，几乎所有的经济活动都是按计划在进行，产品产量供给销售特别是价格都是由计划确定的，但这种自由贸易所表现出来的市场活力对计划经济体制或大或小或多或少的形成了一种影响和冲击。也是在这个时候，一批经营不好的中小国营企业主要是工厂逐渐举步维艰，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开始仿照农村的“包产到户”开始推行“承包责任制”，“一包就灵”的效果让人们看到了计划经济的弊端，认识到即便只有局部的自由人们也可以激发出活力创造出在“计划”下完全不可思议的成就。

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制、城市中的小型商业活动，一些中小国营企业中承包的成功，带来的社会效应是极好的，主要的表现是农产品特别是主副食品，以及轻工业日用品仿佛一夜之间就物质丰富了，城市居民告别了票证，有钱就可以买到自己需要的商品了。而这个时候30多年来的计划经济体制，正在给国家经济特别是财政带来极大的困惑和问题，计划经济的包产包销以及产品的定价所带来巨大的财政补贴让国家经济难以重负，更不用说国民经济的发展了。多种多样各方面的经验和教训让经济学者在解放了思想之后开始讨论经济体制问题，实务的国内政府经济管理机构也在反思经济政策的调整。

这些理论和实务上的探讨与研究反过来又推进了现实经济活动中的自由倾向，特别是政府相关各种经济管理机构对城乡居民个人自由的商业贸易活动一步步放开，促使了城乡经济活动的进一步发展，最大最好的表现是各类商品日趋富裕，计划经济体制下物质匮乏的情况一去不复返了，这让人们更进一步看到了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财政补贴所带来的财政负担日益加重使国家主要的经济管理部门逐渐在思考改革，让商品遵循价值规律让社会经济逐步走向市场已经成为一种主流的思想和倾向，最终催生了1984年10月20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首先在农村取得了巨大成就。这几年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也已经进行了许多试验和探索，取得了显著成效和重要经验。但是城市改革还只是初步的，城市经济体制中严重妨碍生产力发展的种种弊端还没有从根本上消除。只有坚决地系统地进行改革，城市经济才能兴旺繁荣，才能推动整个国民经济更好更快地发展。《决定》认为改革计划体制，首先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认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只有充分发展商品经济，才能把经济真正搞活，促使各个企业提高效率，灵活经营，灵敏地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需求，而这是单纯依靠行政手段和指令性计划所不能做到的。

《决定》有十个重要内容：一、改革是当前我国形势发展的迫切需要；二、改革是为了建立充满生机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三、增强企业活力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四、建立自觉运用价值规律的计划体制，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五、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充分重视经济杠杆的作用；六、实行政企职责分开，正确发挥政府机构管理经济的职能；七、建立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认真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八、积极发展多种经济形式，进一步扩大对外的和国内的经济技术交流；九、起用一代新人，造就一支社会主义经济管理干部的宏大队伍；十、加强党的领导，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

这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极为重要的思想统一，事实上确定了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几个重要事项：建立充满生机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增强企业活力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建立自觉运用价值规律的计划体制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充分重视经济杠杆的作用；实行政企职责分开正确发挥政府机构管理经济的职能；建立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认真贯彻按劳分配原则；积极发展多种经济形式，进一步扩大对外的和国内的经济技术交流。思想的统一使得上世纪80年代后半叶市场经济发展步伐明显加快，已经出现了个人投资工业和商业活动的企业，只是这种实质上的私人企业在名义上还挂着集体所有制的招牌，这种所谓的集体所有制企业已经完全脱离了计划的轨道，完全是按照市场经济的轨道在进行运行。

与此同时，一些中小型国营企业以及真正的集体企业也在逐步脱离计划的指导，逐渐按照市场规律在组织自己的生产和销售。在这个过程中，虽然也有不少企业水土不服，很难建立好自己的市场经济机制，但也有不少企业在融入市场经济机制后，如鱼得水般的得到了良好的发展。这一大批中小企业的运行机制改革，都不约而同遇到了一个发展的瓶颈，那就是产品也就是商品的价格管制，或者说是价格的计划定价。产品和商品的定价机制必须改革，它不应该由计划定价而应该由市场控制，也就是说应由市场经济的价值规律和供求关系定价。这一个迈向市场经济机到至关重要的问题，《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是明确提到了的：要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充分重视经济杠杆的作用。上世纪80年代的后几年中，曾经进行过放开价格的尝试，遗憾的是这个门槛或者说是瓶颈在80年代没有被迈过。

在《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指引与鼓舞下，经济体制逐渐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当然这个过程是缓慢的也是痛苦的。但从社会宏观面上来看，市场经济的发展却很迅猛，一大批有先知先觉的人丢开了铁饭碗开始涌入市场经济中淘金，虽然人数不是很多投入的资金也不是很大，但这是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一股很重要的力量，它推动着经济体制逐步脱离计划迈向市场，这是因为这批人这批资金本身就不在计划之内，他们拥有的唯有市场。从1985年开始的过后几年中，除大家电之外的日常生活用品，以及除粮食以外的主副食品，都逐渐脱离了计划的轨道，由市场在决定它们的产供销，尽管价格还没有被计划放开，但价格管制相对很放松了，很多日常生活用品都是按照价值规律和供求关系由市场随行就市的确定价格。

也是在同时，被计划经济机制所造成的各种财政补贴，因为不堪重负而在逐渐减少乃至取消，比如对城市中蔬菜的供应，计划经济体制下是有一个国营的蔬菜公司在财政的补贴下保障着城市居民的蔬菜供应，这一个看似有点荒唐的财政补贴，随着城乡蔬菜的自由交易，财政补贴逐年减少后被取消，蔬菜公司也不复存在。在减少财政补贴方面政府相关部门是很有积极性的，这对于推动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无疑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也几乎是同时，一批中小国营企业与真正的集体所有制企业，在市场逐渐活跃的情况下也在逐步脱离计划，或者说计划正在抛弃它们，因为在有市场自由经济存在的前提下，计划也很难统帅和带领它们了。这批原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生存的企业在逐步脱离计划之后，也开始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在市场经济中游弋了，如前面所述它们有的很快很好的融入了市场之中得到发展，当然也有不少企业在没有了计划的青唻之后饱受着市场的煎熬。

上世纪80年代的后半页，社会经济体制被这些因素推动着逐步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人们所经历的多种多样经济活动，正在逐步脱离计划的轨道向市场靠拢。应该说当年的这些情况它所产生的社会效应是好的积极的至少是正常的，它的表现就是社会产品特别是生活必需品在一天天丰富起来，人们在日益丰富的物资供应下很平静但同时也是很愉快的生活着，这种效应向各方面展示了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当然也从一个角度剖析了计划经济的弊端，明里暗里的向人们昭示着计划经济应该早迟被抛弃而由市场经济所取代。

尽管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进程很正常很顺利，但最终那个瓶颈问题。也就是价格的放开，在上世纪80年代始终没有突破，在试图放开价格的过程中，还引发了城乡居民的物资抢购风潮。第一次抢购风潮发生在1984年国庆前后，应该说那一次抢购风潮主要的起因是当年货币发行超量，其实在抢购风潮产生之前虽有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中的价格放开的研究与讨论，但无论是言论还是行动都是很谨慎的，当年货帀发行超量再加上居民的购物偏向，引发了这一次规模虽然不是很大但影响却很深刻的抢购风，因为这是建国以来发生的第一次物资抢购风潮。

我在那一年7月暑假中曾经去河北承德避暑山庄参加了一个由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司委托金融研究所召开的一次规模很小很精干的货币发行量的研讨会，对当年货币发行是否正常进行了研究和讨论，研讨会召开在第一次抢购风前夕，但却没有对政府机构也就是中国人民银行的工作提出正确的指导性意见，这是十分遗憾的。这个事情我在前边的回忆录中曾经做过多次回忆，对于学界某些学者的缺乏科学性的不实话实说的风气感到十分的失望和遗憾。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通过和发表在1984年10月20日的十二届三中全会，这个时间节点说明仅管出现了第一次抢购风潮，但高层要坚定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心和信心还是很大的。之后的几年中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展是卓有成效的，在很多方面迈出了较大的步子取得了较好的成就。比如，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在价值规律和供需关系的基础上逐步建立，与人们日常生活关系密切的社会商品的生产和销售不再是由计划指令，而是逐步由市场决定，越来越多的社会资本和人力进入到商品经济的领域中。

又如，建立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认真贯彻按劳分配原则普遍在各类企业中得以实施，人们的所得和个人的劳动更加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极大极好的促进了企业的发展。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让企业的活力增长，与人民群众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各类日用品大量大批的涌现了出来，充分改变和提升了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和水平。应该说这种改革和进步虽然是生产关系总和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但它在经济体制改革上仅仅是一个侧面，但就这一个侧面的改革对生产力的提高与促进所产生的积极效果，也足以看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再如，在实行政企分开正确发挥政府机构管理经济的职能方面也有很好的进展，不少政府机构在改变观念之后不再是企业的婆婆，企业的日常生产销售经营管理更多的由企业自己做主，逐步实现了政企分开，这种调整极大地调动了企业的自主经营的积极性，得到了企业能够良性发展的结果。更进一步这种政企分开的践行触动了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思考，其中一个比较显着的问题就是如何摆正企业中党委在日常生产经营中的位置问题，有不少企业党委不再参与日常的经营管理，企业的日常生产销售由厂长经理等业务班子负责。

但是，经济体制改革中的瓶颈问题在上世纪80年代没有得到解决，它成了横梗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中的大难题，这就是价格体系的改革问题。从某个意义上来讲，价格能否从计划下放开由市场来决定，是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关键和重中之重。价格由计划决定违背了市场的价值规律，扭曲了价格的本来面目，也让财政不堪重负，当年自来水定价为四分钱一吨便是一个典型。80年代下半页，也曾经有几次逐步放开价格的尝试，步伐迈得较大一点的是1988年，得到的反馈和结果是第二次抢购风潮。

1988年的第二次抢购风潮，无论从哪个角度，哪个方面来讲都远强于第一次抢购风潮，它实际上让很多其实是很好的价格体制改革的方案搁浅，国人在价格放开让市场定价上的承受力之低让人难以想象，在疯狂的抢购风面前，所有良好的甚至是优秀的价格改革方案都只能暂时束之高阁。第二年六月的政治风波与动乱，在国际国内大环境的影响下，使得经济体制改革不得不放缓，这使得价格体系的改革不得不往后推。令人惊讶和欣喜的是这个80年代的瓶颈问题，居然在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之后掀起的改革开放高潮中，出人意外地得到了顺利解决。

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像东风劲吹一样掀起90年代改革开放高潮的时候，祖国大地的经济体制改革有了迅猛的发展。首先是各种社会资金投入到市场中，众多的本质上的私营企业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这些公司当初建立的时候《公司法》还没有颁布，它们还得挂着集体所有制的招牌挂靠在某个政府机关下边，我在当年也注册了自己的公司进行经营，再就是更多的人投向了商海，在当年掀起了一股“下海潮”，当年有关方面出台了鼓励和支持公职人员走向社会的政策，主要是留职停薪，也有不少的人抛弃了铁饭碗辞职下海经商。

80年代难以逾越的那个放开物价的瓶颈问题，在这个的时候很自然随和的得到了解决，首先是经济搞活了，人们的收入增加了，当物价逐步放开的时候，收入的增加让人们对物价放开后的增长在慢慢的适应。同时，人们手中比较多的资金，如果投向市场经济经营它的收益在当年的经济环境中还是不菲的，这使得一些比较急进资金持有者把资金投向了市场，谨慎一点的资金持有者在当物物价涨幅较大国家出台的“保值储蓄”中稳定了资金，所以当市场价格放开后，富余资金得到了分流没有形成抢购风潮。80年代那个瓶颈问题就这样在市场经济的机制中很正常顺利的得到了解决，这为下一步拓展市场经济机制建立良好的市场经济秩序打下了基础。

上世纪90年代的改革开放进行得轰轰烈烈如火如荼，市场机制逐步建成，表现在企业的生产和销售不再是计划的指令，而是由市场的需求在决定，产品或者说商品的价格也不是由计划确定了，是由价值规律和供求关系在决定，一个有序的市场经济机制正在形成。这里想要回过头看看上世纪90年代虽然没有公开宣称但却是事实上进行的“局部休克疗法”，这是在邓小平先生九二南巡讲话后由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全力推进行的，这位声称“准备好100口棺材”进行决战的前右派分子，在任职副总理和总理的十年中，大刀阔斧地对中国经济体制进行了秘而不宣的“局部休克疗法”。

主要的做法和建树有：放开物价，先是在担任副总理的1993就放开消费品的物价，虽然有一定程度的物价高扬，但兼任人民银行行长的他推出“保值储蓄”最终让消费品物价的放开平稳实现，当然接踵而来的就是部分生产资料价格的放开。让银行向商业化转型。商业银行要有自己的商业性，不再按照计划给一些长期亏损的僵尸企业供给资金，商业银行要有自己的经营与核算。精简臃肿的机构。首先从国务院做起，到1998年底，国务院减肥一半，从3.3万人降到1.6万人。外贸自由化。通过艰苦的谈判特别是与美国的谈判，我们在2001年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外贸脱离了计划实现了对外贸易的自由化。当然也有对企业的改革，那就是让部分国有企业私有化，这个过程代价还是很惨痛的。

当然这些变革中也有磨难和阵痛，那就是一大批国营或者集体企业在从计划向市场过渡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上世纪90年代的“下岗工人”。这批多年来依赖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多种多样的原因使得他们在市场经济的游弋中难以适应，减产乃至停产使他们不得不大量减员，一种“买断工龄”的方法让大批员工失业成了“下岗工人”。

想就“下岗工人”题材多说几句，在前边的回忆录中我曾经多次说到了“下岗工人”，言辞之中更多的是抱憾和敬重，多处提到的刘欢先生那首《回头再来》，一方面强调下岗工人们的再就业或者创业不是像歌中唱的那么轻松简单的，另一方面也想以歌曲中的豪情壮志表达自身难以言状的一种心情。多处关于下岗工人的记叙中，没有更深的去分析当年方方面面的历史背景，更没有去讨论当年的得失成败，我当年是比较深度的处于下岗工人的社会环境状态中，也用自己一己之力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聊以自慰。到今天20多年将近30年过去了，当年最年轻的下岗工人也已接近退休，时间的推移也许能抚平当年当事者们心中的悲憾与创伤，但却不能不让我们去分析当年的种种，不去检讨当年的某些失误。

在我看来当年潮水般出现的“下岗工人”现象，如果我们涉事的方方面面能够做得稍好一点的话，情况和结果也许会比当年的实际状况好得多，至少会好一些。首先是事情将要发生或者说正在发生时，我们各方面的思维与情绪过分紧张了些，因而使得行为也就匆促了些。首当其冲的是政府机关特别是我们的企业主管部门，他们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一方面思想准备很不充分使得行动上相当迟缓，另一方面尝到了转轨市场经济给他们带来至少是工作压力减轻的好处和甜头后又很急于求成，恨不得一天之内就把所有企业都推向市场，当然我们的行政机制也使他们很无可奈何，因为我们的很多工作要求和安排都是一纸红头文件自上而下来到的，这使他们能够很主动地把工作安排得更好一些使局面更好一些还是有一些难为之处。

再就是我们的企业当然主要是企业领导人，在市场经济汹涌潮流到来之际，面对市场经济的浩瀚海洋表现出不该有的惊慌失措，没有很好的去认识企业多年来在生产设备固定投资和生产研发技术等方面的优势，当然缺乏责任心担当感乃至其他一些不好的原因使他们做出了不是很妥当的决定。不少国有企业在改制的过程中都采取了把企业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转让的形式取得一笔资金，然后用这笔资金买断了职工们的工龄，失去了企业的职工无可奈何的成为了“下岗工人”。

当然我们工人自身思想准备和适应力也确实不够，讲了几十年“工人阶级是主人公”，但我们的工人师傅确实还缺乏一些主人公的气势和魄力，既然是企业的主人那就应该当仁不让，也许和企业同生死共命运还能走出“柳暗花明又一村”。另外在适应市场经济方面，我们的下岗工人们也许几十年被计划经济宠坏了，其实市场经济从上世纪80年代起就在高歌猛进如火如荼了，师傅们应该对市场经济有自我的认识和体会，适应市场是经济体制改革中所有国人不得不面临的社会大问题，即便真成了下岗工人也应该像群体中的不少人一样，像刘欢先生所讴歌的一样《回头再来》，在创业和再就业上一展工人阶级的风采。

其实在炽热而激烈的90年代过去后，我们在进入新世纪的时候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加入世界经济大家庭使我们的市场经济得到了很大很好的发展，我们很多国有企业以及企业的主管部门和领导，如果能够再坚持一下，也许会迎来企业更好的发展机遇。“如果冬天已经来临，难道春天还会更远吗? ”，雪莱的名句也许太诗意化了一点，但他也确实讲出了如果能坚持度过冬天，春天终究会来临的这个客观事实。

上世纪90年代我是在商海中游弋，见证到了很多企业很多员工困境中的无奈，说是无奈确实如此，当年我在商海游弋中对企业和员工们这种无奈是感受身同的，所以在各种商业活动中除了争取实现自己更多方面的财务自由之外，在力所能及的时间与地点也尽力给这种企业和他们的员工施以援手。除了自己的公司和帮助的朋友管理的公司尽量招收下岗工人再就业，以及长期租赁一些企业加工生产外，当年在决定是否要去兼并那个成都市装潢印刷厂时，在调查分析阶段是心知肚明的知道兼并的风险还是比较大的，但当知道兼并能为工厂两三百员工一次性解决社会保险问题，便义无反顾地全身心投入兼并工作中，尽力的规避了风险实现了多方面的多赢。

除了“事情将要发生或者说正在发生时，我们各方面的思维与情绪过分紧张了些”外，当年出现那么多大批量的下岗工人，从结果的事实角度说明我们各方面的准备工作还是差了一些。一个很重要的准备不足的问题是，在这批要离开自己十分熟悉的干了多年的工作岗位的工人们在下岗前，对他们的职业素质和再就业技能的培训似乎缺位了，在帮助他们认识市场经济的特点尽快适应市场经济上更是几乎没有做什么工作，这使得我们下岗工人中有相当多的人在相当长的时间中成了“喝点小酒酒打点小麻将”典型成都休闲人，当然这从某个角度来讲也并不是坏事，特别是对即将退休的工人来讲早点休息也好，既然已经“无可奈何花落去”，也不一定非要“柳暗花明又一村”了。

与“下岗工人”同时存在的还有一个国有企业改制的问题，这是一个比较敏感而又有争议的问题，至今20多年过去了，那个“国有资产流失”的话题始终存在。“国有资产流失”话题太重太大，但当年在转制过程中公正和透明确实有所欠缺，一个普遍的现象是企业基层的员工是无法也不可能自己也不愿意去问津这些事情的，众多的基层员工处于被“买断工龄”位置，也许他们更关心的是工龄出卖之后自己能够得到多少，事实上在当年“下岗工人”潮水般涌来的时候，工人师傅们能够关心到的或者说也能争取到的也就只能是这些了。

不过尽管有诸多的不尽如人意，上世纪90年代还是比较顺利的建立起了市场经济的初步架构，计划逐步让位于市场，其中很主要的一个成就是价格的放开，价格不再是计划的囊中之物，而是市场新生的宠儿，它由价值规律和市场供求关系决定，反过来又对市场经济特别是供求关系起着积极和良好的调节作用。上世纪90年代计划经济逐步让位于市场经济，很重要的标志是1998年把成立于1952年的“国家计划委员会”更名为“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而到了2003年又更名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计划”二字自此完全从中国政府的部门中剔除，这个时候“国家计划委员会”在中国的经济岗位上已经履职了半个世纪。

在计划经济让位于市场经济的同时，几件事关民生问题的大事也被推向了市场，首当其冲是住房和医疗，当然也包括教“路漫漫其修远矣，吾将上下而求索”，我的人生回忆求索人生，求索友人，求索天下需求索的人与事！育与养老。经过比较长时间的探讨与研究并在先期试点之后，国务院在1998年7月3日发出国发〔1998〕23号《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拉开了全面改革住房制度的帷幕，它的核心内容是结束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住房福利分配，改革为市场经济下的商品房购买。应当说把个人住房由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福利分配改革为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商品房购买，这个大的方向还是很正确的，更何况当年的经济背景无论是财政还是企业都已经承担不了向职工福利分房的重任。问题的症结是事情后来的走向是始料未及的，20多年来房地产业逐步形成国家的支柱产业，造成了如今各方面都难以面对的结果。

关于住房的市场化进程以及它产生的诸方面因素和很不理想的结果，我在回忆录第十三篇《医疗教育养老住房的市场化——我的民生观念》中有比较多的讨论与记叙，就不在这里赘述了。在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一个其实是很好的改革方案居然最后会发展到如此状况，这也许是中国的特色吧。

除了住房以外，被推向市场其后果更为严峻的是医疗，几乎是在住房制度改革的同时，城镇职工的医疗制度也开始了改革。同样是在进行了相当长时间的探索和研究并在部分地区试点后，1998年12月4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告别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公费医疗制度，把城镇职工的医疗引入到了市场经济轨道。也是同住房制度改革一样，医疗制度的这种改革在当时也面临着一个财政与企业在计划经济公费医疗制度下包袱很重难以负担的苦衷，也同住房制度改革一样医疗制度的改革最初的出发点和初衷也是很不错的，确实是谁也没有想到它后来会走到全面市场化不堪境状。

现在看病难求医难已经成了一个很严重的社会问题，医疗被推向市场之后所引发出来的各种问题同样让人始料未及。关于医疗市场化的发展过程以及它带来的很不好的后果，我也同样在前面的回忆录中有过详细的分析与记叙。与住房市场化使房子成为了商品不同的是，个人住房的商品属性带给国人的各种效应虽然也很严峻但大家尚能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地勉力承受，而医疗的市场化带给病人及其家庭的却使大家难以承担与忍受，使治病难求医难成为了一个极大的社会问题，在全民免费医疗在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实现了的今天，国人期望尽快实现我们东方大国的全民免费医疗的呼声也日益迫切。

教育也在上世纪90年代向市场化迈进。在基础教育中，大量的社会资本进入到这个领域中，当然是中学，因为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社会资本是不能进入义务教育阶段的，但有一点还是使人很疑惑的是，初中也是属于义务教育阶段，但同高中兴办了很多民办中学一样，初中也同样兴办了很多民办学校。这种进入中学阶段的社会资本，以他们稔熟的竞争手段，很快的不仅站稳了脚跟，甚至能够和优质的公办中学比肩，比如成都的实验外国语学校、嘉祥外国语学校等也能和成都的四七九一争高下。也正是因为他们的竞争，使得我们公办中学发生了分化，有一些学校最终败下阵来走向被淘汰，而质地特别优秀的公办中学也不得不随波逐流卷入基础教育的市场化。

高等教育逐步脱离计划走向市场的标志有二个，一是在1997年起开始向学生收取学费，金额数千元不等，这在当时还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二是从1998年起，高等学校不再对毕业学生包分配，而在这以前所有的高校毕业生都是进入国家的计划进行统一分配的。这两点特别是后一点是高等教育开始市场化的重要标志，当然比较好的是高等学校没有被完全推向市场，这里说到的是公办高等学校，至于民办高等学校是从一开始就市场化了的，公办高等学校没有被完全市场化的重要标志是直到今天国家财政仍然在向高等学校拨款，比如生均拨款，在四川省执行的是每个学生每年财政生均拨款一万二千元人民币，也正是因为这个生均拨款，才使公办高校向学生收取的学费远远的低于民办高校。

至于养老在上世纪90年代还谈不上什么由计划向市场过渡的问题，因为那个时候关于养老的问题似乎不像现在这么严峻，虽然也有公办的养老院，但并没有承诺全责承担下老人的养老，而在东方道德“养儿防老”和“赡养老人尽孝”的观念下，就是到现在不少老人和老人的子女们都把老人养老看着是自己的事情和责任，更不要说上世纪90年代了。要指出的是尽管规模不大，但上世纪90年代，也有社会资本在逐渐进入养老领域，一些民办的养老院也在逐步的兴办。所以从某个角度上来讲，住房医疗教育养老这四大民生问题在上世纪90年代构建市场经济架构逐步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也实现了由计划向市场的转轨，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当年这四大民生问题的转轨实现得比其他问题还快还彻底，这之中有一个强有力的推动来自于政府管理部门，这些问题在计划经济时候是由政府主要是由财政来承担，这其实是一个很沉重的包袱，包袱能甩出去又何乐而不为呢？

尽管有这样或者那样的不尽如人意，但上世纪90年代的改革还是卓有成效的，它表现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中，一个基础的市场经济框架还是建立起来，而更为重要的是人们的思想得到一个极大的解放，国人几乎是普遍的认同了市场经济的框架，大家对计划不再依靠和留恋，这一点同上世纪80年代的思想解放有着迥然的差异。上世纪80年代的思想解放是多元的，政治的思想的文化的方方面面缤纷色彩，唯独在经济上似乎没有放开，而90年代一枝独秀迈开了由计划向市场转轨的大步子，仿佛在一夜之间人们终于明白了我们的社会经济生活大方向是走向市场。应该说这为进入新世纪之后我们的经济腾飞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尽管事实上我们还不是完全的市场经济，计划放开的仅仅是它愿意放开的那一部分，至于它不愿意放开的东西它还是紧紧抓在手中的，但不管怎么样我们有一个市场经济的架构了，这是我们通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融入世界经济大家庭出发点。

进入新世纪我们在与美国通过艰巨的谈判达成协议之后，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迎来了经济大发展的美好时光。首先涌进来的是加工贸易，我们很快的就成了各种日常生活用品的世界工厂，当然生产的产品是低端的，至多是中档的，慢慢的我们逐渐加入了高端产品的供应链，这些东西的价值看起来不是很高，但它首先给国人带来大量的就业机会，人们的收入和生活水平确实提高了，民众也逐渐富裕起来了，另一方面这种加工产品出口后创造了外汇收入，国家的外汇储币在飞速增长。从经济体制的架构上讲，这些外向型经济实际上开创和巩固了市场经济基础，大量应运而生的民营企业自不用说它与生俱来的市场属性，即便是国营企业在在完成这些外向型经济生产任务时，也必须并且只能遵循市场经济的运作模式，加入世界经济大家庭使我们的市场经济架构得到飞速的完善和发展。

而更引人注目的是对外开放，国门一旦敞开。外资便蜂拥而至鱼贯而入，无论数量和规模都比上世纪90年代更上了一个台阶。上一世纪90年代的外商投资有两个特点，一个是投资主体主要是港澳台的同胞，二是投资的规模都不太大。封闭了三四十年，西方发达国家当时对中国都不太了解，来的人就不多，而更多的是看看情况。现在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在他们看来就成了世界经济大家庭中的一员,加之中国既是一个劳动力市场，10多亿人口又是一个很大的消费市场，所以各国各种类型的大规模投资便接踵而来了，很快无论是国家还是国人，都享受到这种外商投资所带来的富强。

也就是加入世界大家庭后改革开放的大踏步发展，让我们的市场经济机制逐步在与国际接轨，新世纪第一个十年中，计划经济的机制特别是它的内容还在进一步的收缩，市场经济的范畴在逐步的扩大，当然还不能说我们已经是完全的自由的市场经济了，我们其实还是双轨制在运行，计划经济还是在很多方面起着作用，但不管怎样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使得市场经济的发展更迅速更完善了。发展中肯定会出现各种各样问题的，比如我们的外汇储备以难以想象的速度增长，这自然是国家强大了老百姓富起来了的好事，但也出现了一些不可避免的问题。比如因为出口创汇增多，以及大量的外商投资资金进入境内，使得我们的外汇飞速增长。我们的外汇管理机制是进入到中国境内的外汇，不管来源和用途怎样都要结算为人民币在境内使用，这种换汇的结算制度使得我们不得不大量的发行人民币。

为了保证出口创汇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的外汇换成人民币在国内使用，这个时候我们发行的人民币激增起来。众所周知如果人民币超量发行是要引发通货膨胀的，因此必须要给这些增发的人民币找到一个出口，这个出口就像一个大的畜水池一样，能够把增发的人民币关进这个畜水池中，不让它无序的流入到市场中去，因为各种各样的因素耦合，被寻找到的畜水池就是在近二、三十年中迅猛发展的房地产业和房地产市场。房地产市场确实是一个极理想的畜水池，发挥了极其好的作用把超发的人民币都收容起来了，但同时也带来了经济上的极大问题，那就是房地产市场的泡沬。

进入新千年后，我们的外汇储备飞速增长，这带来了人民币超量的增发，也正好在这个时候我们的房地产业也在提速发展，这是因为我们的住房改革制度全面的推开了。如同医疗制度的改革一样，让住房从福利房向商品房过渡本来也是一个很好的改革，但在这个过程中也许是一种巧合吧，在这20多年中出现了很多情况，造成中国房地产市场目前十分尴尬的局面。我在前边的回忆录《医疗教育养老房产的市场化——我的民生观点》很详细的记叙了这个过程，也分析了他产生的原因，政府的土地财政政策、银行的贷款的风险规避、民众的购房理财观念，在房地产开发企业的积极推动下，既让我们的城市建设发展了，也让老百姓逐步富裕起来的货币收入变成了房产。这种情况的造成至少在当时有一个良好的局面，那就是我们超发的人民币都进入了房地产市场，没有造成经济上的通货膨胀。

房地产泡沫在逐渐形成，新世纪的第一个10年还算正常，进入第二个10年后，迎来了房价两次高涨，最终使我们的经济面临着不得不以房地产为支柱产业的局面，而事实上的房地产泡沫己经形成。在经历了两次房价高涨之后，2018年美国对我们掀起了贸易战，加上接踵而来的新冠疫情世界大爆发，让我们的经济发展面临着困难的局面。几年的新冠疫情世界再难终于熬过了，又撞上了美联储进行入了加息周期，有人说这是美国对我们的金融战，是不是一场金融战争我们姑且不去深究它，但它客观上不仅使我们也使世界上很多国家陷入了经济发展的困境。更令人烦心的是新冠疫情结束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似乎出现了一股与我们脱钩的思潮和行为，具体表现一是我们的对外贸易发展的势头在降低，二是外商对我们的投资出现了撤离的情况。

当市场经济发展遭遇到外部困难的时候，我们自己在二三十年高速发展中所积累下来的问题也在逐步发生与出现，这些问题有大的比如经济结构与机制问题，也有看起来好像不大但却对经济发展十分致命的问题，那就是在几十年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各种负面问题，其中包括社会贫富差距拉大，富人的社会担当缺位，普遍的商业道德沦陷，更有在不完全市场经济下的制度性贪腐，等等。所有这些在市场经济机制建立和发展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其根源都在于国人的价值观的扭曲，几乎所有的国人都把赚钱盈利当作唯一的终极目标，除了赚钱之外其他的所有都不再考虑之列。这些在不完全市场经济机制下引发和产生的问题，客观上在破坏和阻挠市场经济机到的发展，特别是极其严重的妨碍着我们向完全的市场经济迈进步伐。

第二章前进与成果不可否认

尽管存在着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有些问题在个人看来还是十分严重的，但不用置否的是三、四十年市场经济机制建立和发展过程中，前进和成果是卓有成效有目共睹的，最大的成果是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我们都抛弃了几乎让国民经济崩溃的计划经济体制，走向了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发展的道，仅此一点便是经济体制改革中最大最大的前进和成果。

从前苏联那里学习和模仿而来的计划经济体制统治了我们30年，如果没有1978年那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没有对“两个凡是”的彻底否定，我们是不可能有后来那种思想解放对计划经济体制提出质疑的。没有那场思想解放大讨论，我们会思想固滞在社会主义与计划经济的牢笼中，固步自封的一条道走到黑，一直像前苏联那样在计划经济体制中走向国民经济的崩溃。那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开启了我们对计划经济的质疑，迎来了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经济体制改革，避免了国民经济的崩溃。

这种前进或者说是进步的意义是重大的，已经过去的前30年，我们一直在批判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但凡有一点市场味道的东西都会被批判被禁止，比如农民多养点鸡鸭鹅兔小家禽畜供应城市会被割资本主义尾巴，集市贸易上的交易经常被视为投机倒把而予以打击。这些小事情现在都被正名了，市场经济机制的建立被提到日程上来了，而要建立市场经济机制就必须要让计划经济进行大步后退，所以只要确定要建立市场经济机制，那就是迈进了一大步，就是进步。

事实上这三、四十年市场经济机制的建立过程中成果历历在目。产供销脱离了计划，企业的生产销售不再被计划所指令，生产销售什么生产销售多少都是由市场供求关系在决定。价格不再由计划所决定，产品和商品的价格按照价值规律由市场所决定，当然同时也与市场的供给和需求息息相关。收入放开了，人们的收入不再受计划所制定的工资级别所限制，多劳即能多得成了事实上的可能。对外贸易自由了，进出口不再要向计划申请配额，只要有外贸出口需求就能生产就能创汇。更为重要的是金融体制也在逐步市场化，银行与企业的关系逐渐脱离计划，商业银行要按照企业的实际经营状况决定自己的投向。而所有这些一个最直接最明显的结果是，国家的外汇储备增加了，老百姓的腰包也鼓起来了。

前30年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后40年的市场经济体制所造就的客观实际状况的差异是很大的，前30年我们基本就在温饱的边缘上徘徊，当然这不完全是计划经济所致，也有“以阶级斗争为纲”路线与政策的重要因素。至于后40年方方面面我们都在大踏步的前的进，城市的建设日新月异使得不少欧美发达国家的城市望尘莫及，以持有房产为标志的城市中产阶级队伍在日益扩大。我们的市场经济虽然还不是完全的自由的，还有着不少的计划经济痕迹是一个事实上的双轨制，但即便是这样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市场经济机制的建立与发展，所带来国家的强大老百姓的富裕仍然是我们在发展过程中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没有经济体制改革所带来的市场经济机制的建立和发展，没有市场机制的建立和发展让我们融入世界经济大家庭，很难设想像前三十年闭关锁国的计划经济机制会把国民经济引向何方，能不能解决亿万人口的温饱问题。所以改革开放功莫大焉，经济体制改革功莫大焉，市场经济机制功莫大焉。

前进与成果虽然很大，但市场经济带来的各种各样问题也不容小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问题还是相当严重，它像蛀虫一样腐蚀着市场经济的基础，可以毫不掩饰的说，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很好的解决，它将使我们卓有成效的市场经济机制建立所带来的种种成效荡然无存。

第三章情况与现状让人触目惊心

在看到市场经济机制建立的进步和成绩的同时，严峻的情况使我们不得不正视在这个市场经济机制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包括贫富差距日益增大，制度性贪腐的普遍与扩大，市场经济自我的陷阱，价值观的金钱化，精神与文化的堕落，社会公信力的塌方，等等，其中尤以公信力的塌方给社会带来的严重后果是无法估量的。

贫富差距的日益扩大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前总理克强先生曾经说到中国月收入在1000元的人有6亿之多，那还是我们在经过几年精准脱贫努力之后的2020年，如果倒回去几年，这个数据肯定还要大得多。这种贫富差距的日益扩大还在加剧，并且在加速的向两极分化，也就是富人们的资产累计在以几何级数增长，而贫穷的人则以更快的速度奔向赤贫。

一种错误的观念认为贫富差距就是中产阶级与普通收入者的差距，产生这种错误观念是把收入片面化了，因为中产阶级们的直接收入从表面上看来还是比较高的，与普通收入者形成了很大的反差，所以很多人就认为贫富差距就是这两者的差距。中国很特殊的产业结构使国人多陷入了房地产业中，犹以中产阶级更为严重和突出，这使得中国的中产阶级在有比较体面收入的同时，其实也背负着数量不等的负债，其中主要是购买房产的按揭贷款负债。如果把这种长达二三十年的负债摊销一下，我们便可以看到所谓的贫富差距绝不是中产阶级和普通收入者的差距。

纠正这个错误的观念很重要，因为需要我们努力去做的缩小贫富差距绝不是更不应该是向中产阶级均贫富，我们希望的是有更多的中产阶级，包括像现在的普通收入者也能尽快地跻身于中产阶级行列。我们所说的贫富差距指的是资产的极不均衡的分布，极少数的人掌握和控制了大量的资产财富，资产财富的这种集中性导致了大量的人们持有的社会资产数额极低。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确实是改革开放之初邓先生提出来的，虽然这在当时是很正确也很必要的，但可能邓先生当时是绝对没有预料到在中国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会如此作为，使得贫富差距如此的尖锐和扩大。现在能不能用“为富不仁”去形容和刻画这批先富起来的人也许尚有争议，但这部分先富起来的人没有尽到他们应该尽的社会责任确是不争的事实。也许从邓公开始就始料未及吧，我们的市场经济没有产生出像发达国家完全的市场经济那样的旨在缩小贫富差距的机制，唯一有的个人所得税征收多年来其实更多的是指向中产阶级的，收入较高的中产阶级当然应该交较高的个人所得税，但对更多的控制和聚敛多数社会财富的群体似乎还没有更多的办法和措施来缩小社会的贫富差距。

现在问题的严峻性不仅在于有这种贫富差距，而是这种贫富差距在日益扩大，除了日益明显的社会资产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中外，中产阶级队伍不增反减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志，这是需要认真对待的。致力扩大中产阶级队伍是缩小贫富差距的重要措施，也只有中产阶级队伍扩大了，社会的稳定和和谐才有良好的基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才会有动力，这一点需要引起方方面面特别是我们的政策制定者的高度重视。

医疗教育养老的市场化是造成贫富差距很重要的因素，如果解决了这些本身不该市场化的问题，不仅可以大大的缩小贫富差距，对保持中产阶级队伍也有很实际的积极意义，君不见时不时就有一场疾病摧毁一个中产阶级的消息见诸媒体吗？不过当前保持中产阶级队伍最关键的问题还是房产问题，中产阶级都不同程度的持有房产，风险爱好较大的中产阶级背负着较大的杠杆持有较多的房产，目前的情况还是比较麻烦的，如果不能让房价保持在一个好的水平，由此带来的麻烦会使中产阶级的队伍会以人们意想不到的速度锐减。

中国的贪官不仅多，贪腐的金额也很巨大，时不时有巨额贪腐的贪官金钱堆集如山的报道见诸媒体。之所以说中国的贪腐是制度性贪腐，是因为这是由经济体制转轨的时候的双轨制的特殊产物。著名经济学家许小年在一次演讲中这样说到：“一个国家，半管制半市场的状态，是很多贪污腐败分子最喜欢的状态。”为什么呢？他说：“完全计划经济，无法变现；完全市场经济，无法寻租，而半管制半市场经济，则可以寻租变现。” 许先生一语中的说透了中国制度性贪腐的根源。前30年的计划经济中，虽然也有贪污腐化分子，但贪腐的金额完全不能和现在的贪腐分子相比，当年国家很穷老百姓也很穷，计划经济下一汪清水，所以贪腐分子无论是数量还是贪腐金额都没有现在那么大，就是许先生说的计划经济官员权力很大肯定可以寻租，但寻租了贪污了没有市场经济来变现。如果我们的经济体制是完全的自由的市场经济，变现倒是很方便的但寻租不通畅，事实上贪腐分子无租可寻，因为他没有寻租的权力。

我们现在的市场经济体制不是完全的自由的市场经济，就是许小年先生所说的半管制半市场的经济，也就是双轨制。仅管有些完全不应该市场化的民生问题比如医疗教育养老等，政府像甩包袱一样的把这些本来该由社会和国家承担的责任推给了市场，但有一些完全该市场化的东西政府却抓得很紧，仍然是在计划经济的模式下运行，这就形成了事实上的双轨制。只要有计划就有权利就能寻租，贪腐就会在权利寻租下产生，市场不完全不自由当然得向权利低头，贪腐自然会产生，并且半管制半市场的双轨制中，由于有市场存在贪腐会很容易的变现，两者的结合使得现在的贪腐人数之多规模之大令人咂舌，形成了一种双轨制下制度性贪腐，只要这个机制还存在，无论怎么样的反腐败都无法彻底终结腐败。

这种制度性腐败已经在中国社会产生了严重的恶劣影响和后果，社会和民众对贪腐深切痛恨，贪腐不仅侵蚀着我们经济基础使国家的财富受损，更是败坏了社会风气，影响了民众对社会和谐的期望，让社会弥漫着失望的气氛，需要我们切实加强反腐的力度和措施，而更为重要的是改造腐败产生的土壤和基础，阻断腐败产生的路径，还社会一个公道和正义。

在我们的市场经济机制发生过程中，出现了一种令人遗憾的情况，那就是一些事关民生重大问题的领域，本来是不应该被市场化的，结果不仅被迅速的市场化了，而且产生的后果还十分严重，这就是医疗教育养老也包括住房这几个民生问题的市场化，我把它称作为市场化的自我陷阱。关于这几个问题的市场化，在我前面的回忆录中曾专门有一个篇章记叙过，在那里我很详细的讨论了这几个民生问题被市场化的过程，分析了它们被市场化的原因，揭示了这些民生问题被市场化之后的恶劣后果。不得不说这些民生问题被市场化是令人十分遗憾的，医疗教育养老特别是医疗，全球没有实现免费的国家和地区已经不多，而作为世界第二经济体的我们，仍然在用市场化的手段解决这些问题，仍然给民众带来极大的困惑。

这些不该市场化的民生问题被市场化了，方方面面的情况和现状让人扼腕叹息，不少有识之士对这个问题已经讲了很多，我也说了不少。其实这些问题特别是医疗的市场化已经病入膏肓，需要有关方面特别特别重视的去解决，作为一介草民也只能大声呼吁而已，希望把这些困扰众多民众多年的问题尽快的解决。

还有一个在市场经济机制建立和发展过程中十分严峻的问题，那就是国人的价值观。毋庸讳言，几十年的市场经济进程中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已经彻底的被物化，也就是彻底的金钱化了。比较普遍的是评价人的标准，现在大家看一个人怎么样，首要的和最重要的标准就是挣到钱没有，人们口中经常说到的成功人士，主要指的就是他很能干能够挣到钱。当然以能不能够挣到钱为标准来评价一个人也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市场经济嘛确实要讲经济效益的，一个人能够挣得到钱显然他也有他的本事和能耐。只是个人认为如果仅仅以这一点来看人，似乎总有一点有失偏颇，能挣到钱的人固然不错，但挣钱不是很多的人其实他也有很多优秀方面，只是在我们太强调挣钱的时候被忽略了，评价一个人其实是有很多因素的。不过这样评价人仅仅是一个观念而已，还不至于对社会和他人有所影响，但价值观的金钱化一些更为典型更为恶劣的表现给社会的生活带来的不良影响就很严重了。

在价值观的金钱化中以追逐利润为目标的假冒伪劣产品的泛滥最为典型和恶劣，而其中最令人痛恨的是食品中的伪劣产品。中国食品的安全性在全球中是较低的，不仅是假冒伪劣食品，食品有毒有害的情况也不少，降低成本追逐利润获取金钱是不少食品从业者的经营目标，食品安全的底线也就是做人的底线在他们那里荡然无存，为了赚钱形同蒙财害命一样的有毒有害食品他们都能毫无愧疚的去制造去生产去销售，使我们的社会和国家成为食品最不安全的地方。这些人丧失了做人的基本底线，他们在制作各种有毒有害或者是假冒伪劣的食品的时候，从来没有想到过祸害的是自己的同胞，只要自己的腰包能够鼓圆他们什么也敢做，所有这些都是为了金钱，价值观的金钱化使国人不能自拔。

损害同胞的事屡屡在国人中发生，人贩子贩卖的是自己同胞，这种丧尽天良之事他们说起来毫不眨眼。向同胞进行包括电信诈骗的国内诈骗，毫无底线的在国人漫延，为了取得金钱他们发挥得淋漓至尽。更令人齿寒的是，骗取和贩卖同胞的身体器官中，他们使用了无所不及的各种各样卑劣和下劣的手段。可以看到，在金钱面前人性彻底的崩溃，国人毫不廉耻地丧尽天良的做作各种各样可以取得金钱的事。

国人陷入了金钱的泥潭之中，众人都成了唯利是图之人，说这个众人并非危言耸听，普通老百姓一般的生意人我们姑且不说，就是中国的很多经济大佬，他们不仅成了先富起来的人，并且聚敛了相当的财富，但这些巨富们发财了之后在干什么呢，这个毋庸我多说，我们几乎没有看见过这些大佬们在掌握了大量的社会财富后对社会进行回馈，而是利用已经控制的资本更加疯狂的敛财。巨富们的这些作为，没有推动社会的进步发展，没有推动国家的科学技术发展，反而是为国人们做出了一个个唯金钱为价值观的不好榜样，推动了众多的国人的价值观的金钱化，使我们的社会在物化的价值观驱使下得不到该有的进步和发展。

价值观金钱化更多的社会表现我就不在这里赘述了，相信大家从很多地方都能感受到这一点，价值观金钱化的扭曲给社会带来的影响和危害是很大的，特别是对精神和文化的影响是摧毁式的，所造成的恶果使我们的社会文明进入了一个难以想象的倒退阶段。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的优秀道德观念正在逐步崩溃，那句法官的“你没有撞到她那为什么要去扶她”的功利之问使国人乐于助人的人设全面塌陷，让跌倒在街头的需要帮助之人得不到应有的帮助成为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

不得不正视与面对的是我们社会的精神和文化在金钱化的价值观面前全面后退塌方了，没有利益的事不会有人去做，有可能损害自己利益的事就更没有人去做，人们的行为准则都以利益也就是金钱为标准，几千年来的中华文明没有了，现代文明在扭曲了的金钱化价值观面前却步。在“千万不要输在起跑线上”的伪命题下，我们的青少年千军万马在一条独木桥上竞争，失去了人生快乐和人性自我的他们，被高考中考这两条指挥棒驱使着耗尽了他们热情，使得多数的青年一旦考入大学便选择了“躺平”。

在市场经济机制的种种问题中，尤以公信力的塌方给社会带来的严重后果是无法估量的，公信力的塌方是全方位的，大的到政府与社会，小的到集体和个人。“说了的话可以不算数”其实还不算最严重的事，更为严重的是“话可以随便说乱说”，只要能达到目的那是不管信用不信用的。这个情况现在是越来越严重，特别是涉及到做生意上有利益的事，不少人都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大家去看一看那些生意人做广告的小视频，有些情况真的是令人很可笑，比如在它的广告小视频中，他狠狠的批评其他同行，说其他同行的广告小视频说假话，说了有业务的报价结果你看不到，吹嘘说只要点自己这个广告小视频的右下角，就可以看到自己业务的报价，如果你真的点进去了，同样是看不到的，他只是骗你逛到你的电话而己，假话说到这样的程度，真的是有点令人哭笑不得。

生意人的这种睁眼说瞎话毕竟还是局部的，当然也不可小看这种局部，多个局部汇集在一起就成了整体了，但不管怎样单个的影响还是个体的。而现在我们整个社会包括政府似乎也病了，社会的很多承诺政府的不少言语说了到不了位，讲了不去办办不到的情况在日益增多，这个就比较严重了，因为这是一种社会公信，如果我们的社会公信力淡薄了，严重的可能会影响到社会的正常运转，而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公众对于社会和政府的信任在淡化，这是很危险的。那个放羊小孩“狼来了”的故事说明，只要人们对你的信任崩塌了，你的说的话没有人再相信，情况就一定会麻烦和严重起来，甚至走到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

公信力是一个社会正常运行的很重要的基础，个人与个人之间，个人与集体之间，个人和集体与社会之间，相互之间的基本关系应该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这就是社会公信力。如果一个社会因为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使得社会公信力逐渐降低与淡薄，这个社会的运行一定是不稳定的，至少不是顺当的或者会使社会运行的成本增大。市场经济机制建立几十年后，我们现在正面临着社会公信力有相当大的降低的尴尬局面，从某个意义上来讲，我们正面临着个人、群体与社会相互都很不信任的局面，这不是一个好现象好事情，正常的全面的市场经济不应该有这种令人尴尬的局面，我们需要正视这些问题，找到一个能够增加相互之间的信任，提升社会公信力的好方法。

现有的市场经济机制存在着诸多的问题，这一点勿用笔者赘述，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在现实中感同身受，笔者所能看到所能叙述的仅仅是冰山一角。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很好的解决这些问题，改变这种不利于市场经济体制深入发展的状况。需要特别注意和警惕的是那种对市场经济机制抹黑的情况，利用市场经济机制在快速发展过程中把有些矛盾和问题扩大和加深，是这种情况惯用的伎俩，君不见一些本来不应该市场化的民生问题，被迅速的推向市场，造成了现在不堪收拾的尴尬局面吗？所以我们要花大力气认真面对这些问题，把这些问题逐步解决好，以推进市场经济机制健康的发展，而要解决好这些问题，需要对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总认真的分析。

第四章或许是起步的先天不足

先天不足也许是中国特色市场经济最大的起步劣势，虽然一直在强调“摸着石头过河”，但三四十年间我们迈向市场经济的步伐还是较大的较快的，这使得我们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迈进的时候可能准备还不够。1976年随着“四人帮”的被粉碎，十年动乱结朿了，这时国民经济也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我们太穷了，国家穷老百姓也穷，经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我们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宣布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工作的重点转移到发展国民经济上来。在改革开放的方针指导下，我们开始了经济体制改革向市场经济出发，穷怕了的国人在进入市场经济后，很快接受了金钱第一的观念，当年极为时邈的“时间就是生命,效率就是金钱”极为生动形象的表现了这一点，人们不顾一切的向金钱狂奔，其他的所有都被抛在了脑后。

我们甚至来不及思考什么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终结目标是什么，便被紧锣密鼓地带进了市场经济机制，在市场经济这个大舞台上，还没有想清楚问题的国人们大显身手，你方唱罢我上台。君不见上世纪80年代时.当体制内的人看见“万元户”涌现时那么羡慕嫉妒爱，但铁饭碗又让他们欲罢不能只好扼腕叹息，内心对万元般的财富翘首以盼。到了90年代便纷纷下海试水，潮水般的“离职”或者“留职停薪”到市场经济中去游弋，尽管最终是绝大多数的人都不识水性纷纷上岸，但众人在还没有认清楚弄明白何为市场经济的时候便有此勇气，足以见得国人在迎接市场经济高潮的时候还是准备不足，这实际上是我们的先天不足，我们用二三十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用两三百年时间走过的过程，虽他们的经验可以学习和借鉴，但毕竟还是显得匆忙了一些。

其实先天不足不仅在于匆忙上阵思想准备不够，其实更多的是来源于我们的发展历史，我们结束了2000多年的王朝更替之后，尽管有上世纪“五·四”前后的短暂的思想解放过程，但将近30年的战争让民众的思想还停留在对王权的顶礼膜拜上，我们基本上还是小农经济农耕文化的时候后状态，新中国的建立使我们很快地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计划经济的模式导致了我们极度的贫困，在历经了30年“以阶级斗争为纲”之后，我们带着一种实际上很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进入到了市场经济。

这是一种极为深刻的先天不足，这种先天不足使得我们在建设市场经济机制中各种各样的怪现象络绎不绝，我们在接受双轨制的前提下却又尽力把一些不该市场化的民生问题推向了市场，在没有使大家都富裕起来的前提下却对金钱万能崇拜不己，在明知兑现不了承诺的时候偏偏许下很多大话使得社会公信力极度降低。

这种先天不足还表现在我们的上层建筑在适应经济基础的变革的时候的一种惰性，仅管也有计划委员会更名为发展改革委员会，也有人民银行从财政部独立出来成为中央银行，但更多的还是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大政府的状态始终存在，一些权力部门始终不愿意放弃计划，这使得我们的市场经济既是双轨的更是非自由的。于是也要产生一些让人不可思议的怪现象，比如国人在经济上吃亏了受骗了，他们不去总结自己在市场经济中的经验教训，反而动辙维权到政府部门，把个人在市场经济中的失误归咎为政府的不作为。

一哄而上的所谓抢占商机应该是国人对市场经济认识先天不足的又一征兆，几十年来的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个比较普通的现象是但凡有一个新的经营项目，总会引发一轮一哄而上的热潮，投资者众使得项目的最终结果多数是在恶性竞争中无疾而终这是国人对市场经济认识和准备不足所至，现在这种情况有了一个新的称谓叫住“内卷”。其实任何一个商业项目，它在市场经济中都要遵循二个市场规律，一个是供求关系，一个是价值规律，供大于求的项目最终是不会有好的发展趋势的，至于项目核算收入成本利润会依价值规律决定成败，几十年商业实践过程告诉我们，多数国人对此并不是十分明了的。

其实这种“内卷”也不仅仅是中小企业投资者才是这样，很多大的电商平台在商业项目上也常是烧钱拼搏。比如从摩拜开始的共享单车，十年左右的时间中涌入了不少大企业，大家都想拼垮他人占有市场，但事实上却很难如愿，在烧掉一大笔钱后即便拼死了一些竞争对手，但新的投资者仍在进入，结局嘛无非像一度盛极一时的“小黄车”一样因资金链断裂而无疾而终，或者是大家相互僵持没有胜者。这种情况说明，即便是大的集团企业，他们也有着进入市场经济时那种先天不足。

不仅企业，政府也一样，各类经济开发区以招商引资曾雨后春笋般在各地冒出，能真正出成绩有效益的只占极少数。当然这之中不仅有一个对市场经济认识不够的先天不足问题，我们的官僚管理机制也许是更重要的原因。投入的是纳税人而不是自己的钱，得到的是官员晋升不可缺的“政绩”又何乐而不为呢？政府做这些事往往手笔大，它可能带来的后果也是很严重的。

第五章政府的思维似乎错位

乱象中的种种弊端跟政府的思维似乎错位有很大关系，汹涌澎湃的市场经济浪潮到来了，政府相关方面似乎更多的是从自身方面的进退得失来思考的，这造成了思维的错位，比如抛包袱思维就很典型。三十年的计划经济使财政在包括价格在内的各项补贴上不堪重负，所以当有市场可以承担这种重负的时候，首先选择要做的事是抛包袱。有些包袱该甩也甩对了，比如对城市中市民的蔬菜供应的财政补贴和自来水䃼贴，几分钱一斤的鲜活蔬菜和四分钱一吨的自来水在一个城市耗费甚多，城市还要扩大，这种荒唐的财政补贴当然是该甩的包袱。但把有些事关民生的重要事情当作包袱来甩就不太妥当了。

比如医疗，在让公费医疗报销压得苦不堪言的情况下，应该去设计和建立的是一套行之有效的全民医疗保障制度，而不是匆匆忙忙的把老百姓的看病问题推向市场。在让社会资本进入医疗领域并让他们进行市场化营运上，有关方面无论从思维上还是行动上都有很大偏颇，带来的恶果不仅是民营医院也包括公办医院都走上了盈利化的经营道路，而老百姓最终面临的是看病难求医唯的问题。住房也有类似的问题，让住房商品化私有化并没有错，自有住房市场化也没有错，但没有节制的鼓励民众把购买商品房作为投资理财的主要手段，最终的结果是导致了房地产泡沫的积累使方方面面都面临目前十分尴尬而痛苦的状况。

在最不应该推向市场的重大民生问题上，有关方面是迫不及待的甩包袱式的把它们推向了市场。推向市场了，又不进行有效的市场监管，比如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开闸放水式的让社会资本毫无节制的涌入，并且任由他们用恶性竞争的手段进行市场运作，其后果可想而知。尽管中国人才培养上始终迈不开高考中考这条指挥棒，但基础教育中社会资本的民办学校在其中是起着及其重要的推波助澜作用的。当然好在教育的自身的一些机制和特点，使得教育产业化市场化还不至于造成像医疗那样全民看病难就医难的窘迫状况。

错位除了急于甩包袱外，还有的便是甩包袱的反面，那就是该抓住想抓住的始终抓住不放。该放不放的东西可以说是数不胜数，君不见从改革开放初期一直到现在都被诟言的申请一桩事情要盖多少个红皮图章的事吗，盖章仅仅是一种权利批准，还不是真金实银的资源分配，凡是有价值的能够彰显权力和交换利益的，有关方面有关部门一直是紧紧抓住不放的。改革开放初期还要稍好一点，政府相关部门想抓住的更多的还是着眼于权力，但是随着事态的发展，慢慢的就引入了经济利益的交换了，这是人性使然经不起推敲和考验，所以由贪婪最后发展到贪腐的不在少数，当寻租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时，该放的东西就更不容易放手了。

更有意思的是还在事情的发展过程中不断的构建新的权力机构，比如在中国A股市场的发展历史上，企业上市便是登了龙门，在A股设立之初或者是发展趋势很好时，不去建立和培养市场化的注册制新股发行机制，而是弄出一个新股发行的审批制，一家公司能否上市是由一个叫“发审委”的机构决定的，在这种权力机构下各种各样的怪事都出现了，最终出现了二、三十年来不少的上市公司上市前后面貌大变，让A股最终成为了一个圈钱的基地。老的该放开的没能放开，这种新的权力机构还在不断派生，这实际上是某些人尝到了权力可以寻租的甜头之后，不可避免地要出现的情况，还是那句话，这是人性使然。

市场经济特别是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是提倡大社会小政府的，经济运行是社会的事，政府能不去管就尽量不要去管。但我们不行，我们的政府管理机构十分庞大，好像什么事情都想去管一下，事实上他们确实在管着各种各样其实不一定需要他们管的事。比较强势的大政府也给民众造成一种错觉，也就是对于社会经济运行中该自己有判断力该自己承担责任的事，民众也经常在指望着政府，这自然也给政府带来了不少麻烦。君不见时不时有在社会经济活动中被骗了钱有了损失的老百姓，他们往往第一反应是找政府，认为政府出面为他们挽回损失是天经地义的事，即便最后多数情况下政府也无能为力，但他们仍精神在此乐此不疲。

如果说在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无论发生怎么样的情况都不会找政府的，那就是中国的A股市场了。30多年来，一批一执的韭菜涌进A股，从50后60后70后80后乃至90后，一代一代抱着投资A股的心态进入股市，最后被收割后都是默默无闻的没有怨言的自行离开，没有人觉得应该去找政府去挽回他们的损失，这确实是一个独特的现象。这也许和证券市场它的进入机制和运行方式有关吧，拿着真金实银白花花的银子，无需任何部门任何人的批准，即可畅通无阻的进入A股市场，买哪只买多少什么时候买什么时候卖，全部由自己全权决定，没有任何干扰更没有任何指挥，这种情况下被割了韭菜，肯定是没有怨言的，更不会去找政府有关部门挽回损失。

政府不愿意放下本来应该放下的计划经济中的某些东西，这就形成了事实上我们所谓市场经济的双轨制，客观的说四十年经济体制改革中，我们从来没有实现过真正的市场经济，一直都是市场和计划并行也就是所谓的双轨制。需要强调的是那些没有放开的计划经济中的东西，恰恰是权力寻租的基础和源泉，而并行中的双轨制，更是愈演愈烈的贪腐得以越来越大规模发生的基础和源泉，贪腐分子最喜欢的就是这个双轨制，诚如许小年先生指出的，只有双轨制才既可以寻租又可以变现。运行中的双轨制是出现制度性贪腐的基础，只要这个机制还在运行，无论怎样力度强大的反腐都无济于事，事实上近年来贪腐分子数量增多贪腐金额增大便能说明这个客观事实。

贫富差距的问题其实也与这个双轨制紧密相关。我已经说过了不能把贫富差距视作为是中产阶级和低收入者的差距，我们不能以缩小贫富差距为借口去挤压中产阶级，中国现在不是中产阶级多了，而是中产阶级少了，要让更多的人跨进中产阶级的行列。贫富差距不是低收入者和白领中产阶级在收入上的差距，而是贫穷者其实也包括中产阶级与某些特殊群体在分配上的差距。且不说一些特殊行业特殊人群高得令人惊诧的所得，就从几年前要求大型国有企业退出房地产市场，以及今年要求大型国有企业退出金融市场，就足以见得在行业中分配问题的严峻性，大型国有企业能在这些领域可获取暴利时进入，这些行业这些人群在分配上可能摄取到什么是不言而喻的。

现实的情况是我们仍然是一个大政府，大到令人难以想象，数据表明我们的行政支出占税收收入的比例高达四分之一以上，是世界各国平均占比的5倍，8,000万左右的吃财政饭的人数确实是一个让人惊诧的数字。我们在医疗上的投入与这个数字相比就让人太难堪了，如果把在行政支出上的这么庞大的数字缩减一部分，我们全民免费医疗的资金应该是绰绰有余了。多年来每一届政府都在高喊精简机构，但机构确实越减越多，这其实暴露出最基本的一个问题是政府想管的事情太多了，所以他需要有那么多机构那么多人员。

这么多机构这么多人员在管理上其实效率并不高，该管的很多事情都没有管，比如伪劣甚至有害食品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控制，其实也就暴露或表现出了相关部门的失职，这类该管没有管或者没有管好的事情是比较多的，甚至还有过很多笑话，比如在A股市场曾经有一个短命的熔断机制，就是由证券管理机构弄出的一个笑话。2016年1月1日有关方面宣布在A股两个市场实行熔断机制也就是自动停盘机制，但在实施之日的第一个和第四个交易日发生四次熔断，股市血流成河，在最后一次熔断后，实施仅7天的熔断制度被制定者叫停。这种该管不管或者不管好，甚至闹出笑话的事情多了，慢慢的政府的公信力变逐渐减弱了，它其实最终严重的损害了社会公信力。

第六章自我与底线已不复存在

在我们这个双轨制的市场经济中，参与其中的方方面面，都丧失了自我与底线，其中既有政府和机构人员，也有市场从业者民众。唯金钱与利益为目标，人们在逐利中奔波，几乎所有参与者，既丢掉了自我，也没有了做人的底线，在他们那里自我与底线已不复存在。最令人厌恶和憎恨的是那些政府和机构中面目狰狞的贪腐者，他们手握计划经济的各种大权包括“官帽”，用市场经济的手段与方法运作这些权利谋利，说他们已经丧失了自我和底线是他抬举了他们，因为他们事实上已经不是人了，或者他们本来就不是人。从多年来国家反腐机构所公布的资料上看，贪腐分子人数之众人，贪腐金钱数量之多，令人惊叹这个制度性贪腐怎么如此了得，反腐怎么越反越多。

特别要指出的是这些贪腐金额巨大的高官，绝大多数都是“裸官”，就是除自己一人在国内为官贪污腐败外，家人都已移民海外，并且带走了从纳税人中榨取的不义之财，这实际上是使国家和人民的资产沦落海外。官员的贪腐是双轨制的直接产物，正是因为双轨制的既能寻租又能变现使得这些政府和机构中权力甚大的官员们成为最坚定的双轨制的捍卫者，他们身体力行的在市场经济的运行中玩弄着计划经济的权力于肱掌，做着疯狂的见不得人的勾当。

除了贪腐者之外，政府和机构中还有一批迷恋权力的人，他们虽然已经进入了市场经济范畴，的思想和思维还深陷于计划经济之中，在他们那里唯有计划才是万能才是经典。他们掌握着制定市场游戏规则的大权，但却无时无处的用着计划经济的桎梏在制定市场经济游戏规则，这很自然的使得那些不该放开的社会民生问题比如医疗教育养老住房问题被迅速的产业化市场化，而该放开的应该由市场来决定的问题却迟迟不能得到解决。这是一批计划经济体制中遗留下来的技术官僚，他们深谙计划经济体制中的门门道道，更是精通如何让这些门门道道在市场经济中运行，让双轨制得以在三、四十年的经济体制改革中畅通无阻，在他们那里底线早已荡然无存。

还有就是我们的专家，老百姓称他们为“砖家”。作为专家的高级知识分子，他们经常给出的政策建议很难想象是出自于这些所谓有专业知识的学者，最早的把医疗教育养老等社会民生问题推向市场的建议，就是由一批专家极力鼓噪的，他们很早就提出了教育医疗养老产业化市场化的政策导向分析，为权力部门把这些问题推向市场鸣锣开道。当然作为中国的知识分子，他们也是令人可以理解的，几千年来中国就没有真正的知识分子，有的只是权力的附庸，就像传统儒家的孔孟之道一样，这是中国的悲哀。所以专家们所做的事，都是视权力的意图，在事前事中和事后进行各种各样的诠释，他们做人的自我和底线全然没有，更不要说知识和真理的坚持。当然我们也有能够坚持自我的有真知灼见的知识分子，但更多的情况是他们的意见很难得到尊重更不要说采纳，时光流逝的磨蹭，会使他们最终沉默。

中国其实是很需要真正的知识分子发言的，特别是中产阶级中的知识分子，我曾经在前面的回忆录中很详细的分析过中国知识分子的客观状态，我把他们归纳成为几类进行过较为详尽的讨论和分析。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如果没有真正的知识分子予以建言，是很难以达到彼岸的，如同现在双轨制的市场经济一样。创造让有真知灼见的知识分子讲话的氛围，是方方面面包括知识分子自身都应该努力的，只有让真正懂得和了解市场经济的知识分子敢于和愿意讲话了，中国的市场经济才有可能在正确的路径上发展，而不至于出现目前这种状况。

在市场经济中最全面最底层的是中国的老百姓，但就是在这个数量最大的人群层面中，出现的各种各样的事情令人匪夷所思。以危害最大的食品中的伪劣为例，其实制假者多是基层民众，当各种各样他们自己不吃的伪劣食品被他们制作出来时，他们已经完全没得了自我，更没有做人的底线，有的只是赚钱。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在这些制假人面前造假赚钱已经是天经地义的事，没有道德没有人性没有底线，只要能赚得到钱什么样的假话都可以说，什么样的混账事都可以做。至于那些更大更严重的坏事，比如电信诈骗比如器官贩卖比如人口拐卖乃至杀人越货，都是国人在对自己的同胞下手，并且下手之精准狠毒让人难以明目。

我们这个双轨制的市场经济中，参与者已少有少见干净之人，多数人都在一片混沌中以谋利为目标自行其事，在金钱面前人沦道德都得退让其后，丧失了自我的人们在双轨制的市场中抛弃了做人的底线，做着各种各样损害他人和自我损害的事。最近关于油罐车混装食用油与煤油等工业用油的报道见之媒体，引起举国上下震惊，载了煤油等工业油的油罐车居然不经清洗就直接装载菜油等食用油，主要是为了节省每次几百元的清洗费用，这让国人情何以堪。更令人震惊的是，随着报导和揭露的深入，才知道这个事情在20年前的2005年，以及10年前的2015年都曾被媒体披露过，有关方面竟然掩盖和纵容了二十年不闻不问，让人不得不质疑相关各方做人的底线到哪里去了，你们还是人吗？

我们现在来认真剖析一下这个油罐车混装事情，看看人伦道德在我们的现实中已经堕落到了如何地步。我们首先来看看这个油罐车的驾驶员，这里有一个油罐车与驾驶员的资产关系问题，按照目前国内驾驶行业运行的机制和惯例，应该有两种关系。一种比较简单，就是油罐车是机构也就是公司的，驾驶员仅仅是被雇佣来开油罐车，他的收入也可能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固定工资制，另一种就是承包制，他的收入被捆绑在油灌车运行的包括费用在内的营运核算中。而更多的情况是油罐车具有驾驶员私人所有的性质，要么车就是他私人购买的，要么就是某个机构比如公司购买但按照租赁的方式让他驾驶，他有在租赁合同期间偿付车款的责任，实际中更多的情况是后者。现在问题来了，据披露出来的信息讲，因为清洗一次油罐车费用好几大百，驾驶员承担起来困难很大甚至完全不能承担，所以不清洗油罐车成了业内的潜规则，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大家都知道，因为大家都是这样做的。

对这些驾驶员个体来讲，因为油罐车清洗费用较高不能或者不愿承担，它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动机和目的。也只有两种可能，要么就是整体营运核算算不过来，驾驶员耗费了这笔清洗油罐车的费用便所剩无几，也就是通常生意人所说的做不出来，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贪婪，油罐车清洗费用本身是合理的，驾驶员仅仅出自个人想多收入些多赚些便不清理油罐车把这笔费用变成了自己的收入。如果是后者，足以见得我们当前的社会经济活动的运行，参与者是多么没有做人的底线，仅仅为了增加几百元的收入，便把运过煤油等工业油的油罐车不加清洗便直接灌装运输食用油。一个处于社会劳力层次的驾驶员群体，为了自己收入上的利益，竟然置社会食品安全于脑后，毫不羞耻毫不后悔的做着这种既损人事实上也损已的勾当，因为他自己也得要吃食用油的啊。

如果是前者，也就是油罐车运输的经济核算责任与利益全在驾驶员身上，而实际的客观运行也就是驾驶油罐车的收入成本费用，核算下来是那种做不出来的情况，必须要不清洗油罐车省下这笔费用才能有所收入，那我们就要问，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情况，是什么背景使得驾驶员们不得不省下清洗油罐车的费用，才能使自己有所收入有所得。联系到油罐车的权属关系更多的是公司购买后让驾驶员租赁驾驶，驾驶员需要在合约规定的时间内清偿油罐车的购买费用，那我们只能说是公司这种机构制定了一个极其糟糕的游戏规则，让驾驶员个体无可奈何的精细打算省去清洗油罐车的费用以聊补收入。这种情况应该是一种机构也就是公司的人伦道德的集体堕落了，这实际上是制定出一条游戏规则让驾驶员们不去清洗油罐车，这种集体性的没有做人底线的堕落让人更为可怕。

再来说到潜规则也就是行业惯例，披露出来的信息讲不清洗油罐车让食用油和工业油混装的情况，是行业一个公开的秘密，大家都知道大家都是这样做的，但就是没有人出来讲这无异于杀人谋命的事是不能这样做的。特别是联想到披露出来的信息讲，至少20年前媒体就揭露过这个事情，长达20多年的时间中这个事情就在这样一个行业范围内畅行无阻，没有人抵制没有人说不行大家都在参与，仔细想来这是一个多么恐怖的事情啊。细思极恐，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社会经济运行已经病到如此状况了，一个行业内的方方面面的人等，所制定的游戏规则，所参与的各种活动，是这样的没有做人的底线，这还有救吗？

再进一步分析下去，说说我们现行的双轨制的市场经济机制中，那些该对这个事情直接承担责任的机构和人，他们在做什么？这次媒体披露出这个事件后，相关的机构单位先是保持沉默，然后在网络舆论日益激烈的情况之下，发了一个不痛不痒的面面俱到的申明，对事情是否存在不置可否，更不会有如何处置这个事件的内容，仅仅是说他们会进行调查，如经查实一定严肃处理。这个行业内己经潜行了二十年的大家都知道的秘密，还需要认真调查吗？媒体已经披露的十分详细具体，按媒体指引的路径去调查一下需要多少时间吗？这个申明实际上是双轨制市场经济中很多职能部门和机构惯用的拖沓掩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手法。

在实在拖不下去更不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情况下，相关各个部门便开始甩锅，因为涉事的机构部门太多，所以大家都来证明这个事与我无关，食用油销售部门把责任推给储存部门，储存部门把责任推给运输部门，运输部门说他们的业务是外包的，所以这些机构部门都没有责任，需要理清楚运输的外包公司的责任，至于外包公司强调他们有严格的运输合同，言下之意责任在于驾驶员个体。前面已经说过了，当然不排除驾驶员个体丢失自我失掉做人底线去谋取额外收入和利益的可能，但行业内一个能够进行20多年的潜规则，它的形成和执行机制非一日之寒，决不是一句驾驶员个人行为就能解释的了的。

再来看相关政府监管部门，应该讲跟这个事情相关的政府监管部门还是比较多的，首先是食品卫生部门，还有就是食用油销售储存部门，当然也有交通运输部门，这么多的政府监管部门这么多年在做什么呢？是他们不知道这个情况吗？但是媒体言之凿凿的讲早在2005年继而在2015年都披露过这个事情，有关政府监管部门当年是没有看到这些披露而不知情吗？一件如此损害老百姓身体健康的缺德事能平安顺利的执行20多年，还真的佩服这些政府监管部门的耐心，是知道情况心知肚明的睁一只眼睛闭一只眼睛，还是更有不大说得清楚的利益陷于其中不得自拔。

当然还有我们的媒体也就是舆论监管，首先得感谢《新京报》和那位记者韩福涛，是他们先是进行调查进而披露了这个可耻的事情，没有他们这个被掩盖了20多年的事情不可能见之于社会成为一个公众问题。感谢之余。我们还得发一声问，这20多年来我们的媒体监督到哪里去了？这种涉及到民生，涉及到民众身体健康的大事，20多年的时间中多数媒体关心过关注过吗？是从来没有想去了解一下这些情况，还是已经了解到了但也只能随波逐流无可奈何。多年来媒体的沉默和哑言，让人不得不正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我们的媒体除了要宣传我们的成绩我们的功劳之外，是不是也应该对一些阴暗角落中的不好现象进行调查和披露呢。

这个事情涉及到的方方面面太多，要深究探讨下去涉及到的方方面面也太多，事情没有被披露出来时，好像一切都是岁月静好，众人都彼此相安无事。而当事情一旦被揭露出来，众人才发现事情原来如此，大家都生活在一个极不安全的食品环境之中。问题是这种极不安全的食品环境，都是由参与其中的人制造出来的，那么参与其中的人们他的自我在哪里，他做人的底线又在哪里，这是一个细思极恐的问题。大家都在毫无做人底线的做着那些不该做的事，而该做的事又没有人去做，我们这个社会怎么了？我们这个族群怎么了？众人到底是以什么样的一个生态存在于这个社会之中，而这个社会中这种恶性事件日复一日一桩一桩的发生着，这让人们情何以堪。

我用上面很多文字一层一层抽丝剥茧地说到了这个罐装车混装油事件的方方面面时，说到的问题重心是装过煤油等工业用油的油罐车未经清洗便直接装载运输食用油，“未经清洗”似乎成了核心词，其实这是一个伪命题，装载过工业油的油罐车是不是经过清洗后再去装食用油就可以了呢就安全了呢？这个概念是完全错误的。事实上食品油是应该是由专用的车来装载运输的，产生这种混装油罐车本身就是一个错误，而不是它是不是经过清洗的问题，现在的问题来了：我们在食品油的装载运输上有这种专用的油罐车吗？几十年来这种车有吗？那么当把问题说到这种程度的时候，一切之一切便严峻的不能再严峻了，我们本身就该有法律法规规定的食用油该用专用的油罐车运输，但现在的实际情况是油罐车混装工业油和食用油失持续了数十年，这个在国人食品安全上的严重缺位又该怎样触及到做人的底线，人们还有没有自我呢？

油罐车混装食品油和工业用油之所以掀起了轩然大波，是因为媒体揭露了它，并且网络上的与论能铺天盖地，所以成为了一个大问题一个严重的问题。其实类似的问题是太多太多，我们事实上是处于一个食品极不安全的环境之中，各类食品安全问题是很多的，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就是参与其中的方方面面的各种人等，都丧失了自我都没有了做人的底线。在食品安全问题上，处于各个环节上的人，无论是生产者销售者运输者管理者监督者都应该有一个基本的做人底线，也就是应当明确哪些事是绝对不能做的，遗憾的是这个底线没有了。缺乏做人底线不是一个个别的问题，它实际上是一个普遍的问题，这是我们要深思要思索我们的社会怎么了，怎么大家都这样没有做人底线了呢？我们怎样才能改变这种让人失望和惊心的局面呢。

第七章路在何方

从上世记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的改革开放，让我们开始告别计划经济走上了市场经济的历程，让人始料未及的是经过40多年改革开放所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机制，却给我们的经济生活带来这样大的问题。有人把这些问题的产生都归咎于市场经济，认为不搞市场经济这些社会丑恶现象都没有，他们认为是因为市场经济机制才带来了这样那样的严峻问题，这种看法是完全错误的。40多年前全面的计划经济已经把国民经济带到行将崩溃的边缘，前30年闭关锁国的计划经济带给国家和民众的除了贫穷还是贫穷，正是因为改革开放构建了市场经济机制，更是因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使我们融入了世界经济大家庭，我们的国家和民众才有了今天的富强，那种把所发生的社会弊端以及各种丑恶的社会现象归结于市场经济，那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

那么问题的症结在哪里呢？市场经济体制是指以市场机制作为配置社会资源基本手段的一种经济体制。它是高度发达的、与社会化大生产相联系的大商品经济，其最基本的特征是经济资源商品化、经济关系货币化、市场价格自由化和经济系统开放化。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政府只能作为经济运行的调节者，对经济运行所起的作用只是宏观调控。

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在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基础上。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资源分配受消费者主权的约束，生产什么取决于消费者的需求，生产多少取决于消费者的支付能力的需求水平；经济决策是分散的，作为决策主体的消费者和生产者在经济和法律上的地位是平等的，不存在人身依附和超经济强制关系；信息是按照买者和卖者之间的横向渠道传递的。经济动力来自于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分散的决策主体在谋求各自的利益中彼此展开竞争，决策的协调主要是在事后通过市场来进行。整个资源配置过程是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

这是市场经济基本的和主要的特点，以此来观察我们现在的市场经济机制，它是不完整和不健全的，我们现在实行的不是一个全面的自由的市场经济机制，双轨制的长期存在使它已经面目全非，最为典型的表现就是社会资源的配置不是在市场机制下实现的，在某种意义下比较多的尤其是重要的社会资源在双轨制下更多的是由政府在支配，这是目前社会经济的运行中出现不少问题的根本原因。

关于双轨制一直有学者在为他寻找理论依据，特别是从西方经济学理论中寻求支撑，他们提得最多的是凯恩斯主义，这是对西方经济学理论的一种曲解。西方经济学理论有三个学派：一是倡导市场经济的古典经济学；二是主张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三是融合与调和古典经济学理论与凯恩斯主义的新古典综合派。

古典经济学派，以亚当·斯密为代表，主张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强调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他们认为，通过“看不见的手”即市场自发调节，可以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和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古典经济学派反对政府过度干预经济，提倡自由贸易和竞争，为后来的市场经济理论奠定了基础。

面对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凯恩斯主义应运而生，成为政府干预经济的理论旗帜。约翰·凯恩斯主张，在经济衰退时期，政府应通过增加支出、降低税率等手段刺激总需求，以恢复经济平衡。凯恩斯主义强调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调节经济中的作用，对二战后西方国家的经济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

随着经济学理论和世界各国经济的不断发展，新古典综合派应运而生，它试图融合古典经济学的市场理念与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思想。新古典综合派强调市场机制与政府干预的有机结合，既重视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又认识到在某些情况下政府干预的必要性。这一流派的出现，体现了西方经济学在理论与实践中的不断探索与调和。

从这三个主要的经济学流派的理论中，我们丝毫找不到双轨制的理论依据。古典经济学派就不用说了，它一直强调的就是大社会小政府。至于解决了上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并最终促进了各国经济发展的凯恩斯主义，他所强调的国家干预主要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宏观调控，而不是国家控制社会资源。新古典综合派其实首先强调的还是资源的市场配置，然后才是需要的情况下政府的适度干预，这种干预显然是宏观的政策调控。

我们现在进行中的双轨制是最为奇特的，往往是政府认为最麻烦最不好弄的事情推给了市场，而资源配置的权利仍然掌握在政府手中。以我们现行的医疗制度为例，一方面医疗几乎已经完全市场化，医院完全是按照市场机制在运行，另一方面病人的就医却没有人兜底，医疗社会保障无论是政策主要是病人的报销政策，还是具体的医疗与药品价格，还是政府在定价。这种典型的双轨制导致了现在饱受诟病的看病难就医难，当然需要指出的是我不是主张政府退出医疗管理，恰恰相反我是主张医疗完全不能走市场化道路，这一点我在前面的回忆录中有详细的叙述。

现在问题的症结就是我们市场经济机制中的双轨制，这个双轨制不仅在我们四十多年的一直存在，并且近年来还有逐渐加强逾来逾烈的现象。四十多年来经济体制改革中出现的种种弊端应该说都与这个双轨制有关，双轨制是产生市场经济机制运行中各种弊端的罪魁祸首。所以研究讨论经济体制改革如何解决这些弊端的出路，还是得对症下药，也就是逐步规范这种双轨制，让双轨制逐渐退出我们的市场经济机制，这就是我们经济体制改革的出路。

要想让双轨制退出当前的市场经济运行机制，一个十分重要的措施是要尽力实现小政府大社会，不能有这种机构臃肿的各种各样的政府机关和机构。且不说人性贪婪的驱使会让握有权利的人为满足利益上的私欲，会千方百计的让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也就是去实行双轨制。就算是一些纯正廉洁的人聚在一起，他们也会无事找事般的制定出各种各样的制度去推进双轨制，以表现自己的存在，表现自己在努力工作。

当然这是一种理想的状态，客观的实际情况并不那么简单。回过头看在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中，精简机构的说法和做法也有多次，但最后都没有达到预想中的效果。这是一个比较深刻广泛的牵涉到很多方面的问题，不是那容易解决的。但这个问题必须要得到解决，只有它得到解决了，双轨制的问题才能得到真正的解决，由双轨制引起的各种弊端才能真正得到规避，我们的市场经济才能真正在正常的轨道上得到发展。

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进行了四十多年，我们已经建立了相对比较完善的市场经济。运行了四十多年的市场经济机制，在有双轨制存在的情况下，仍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国家和老百姓都在这种发展中有了富足。那种把市场经济运行中产生的各种社会弊端归咎于市场经济是完全错误的，我们应该在逐步缩小减少双轨制影响的前提下，进一步加强经济体制改革的力度，进一步扩大市场经济的功能，逐步减少和规避目前社会上存在的各种弊端，让国家的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让老百姓的钱包进一步鼓起来，这就是我们的期望与愿景。

后记

尽管不是肯定的说我的回忆录已经封笔，但确实想要写可能写的内容已经不多了，所以在进入校正整理回忆录文稿之际，写下了这篇后记，算是对这将近百万文字的一个总结与归宿吧。

多数文稿的后记都会记叙到文稿的撰写过程，以及对文稿的内容做一个归纳，但这种表述在我的回忆录撰写过程中，已经在不少的地方有过描写，所以我的这部回忆录的后记中这些内容也就不会是主要的了，我更多的想说的是我在撰写回忆录过程中的心态和心境，以及见到自己文字成果后的感想与感悟。

我的几十年人生经历虽较复杂但总体比较顺利，人生收获和结果也比较满意，无论是个人工作成果还是子女教育，以及家庭生活包括财务自由都有较好成效。特别是在做事方面，确也完成了不少有时连自己也叹为观止的工作，但在这部将近百万文字的回忆录基本完成的时候，我才极其深刻的感悟到，其实我这几十年所做的所有事情中，最有意义的是撰写了这部回忆录。如果要对几十年中所做过的事用价值来衡量一下，从纯粹自己个人的角度来看，这部百万文字的回忆录是最有价值的。

现在回过头来看我所走过的这几十年，尽管社会经历了前三十年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和后四十年的改革开放，社会可以说是有剧烈变化，但我个人的生涯可以用平稳平静和平衡来描述，似乎颇有点风平浪静的味道，这一点恰好是在我这几年撰写回忆录的时候深刻认识和感悟到的。总的说来应该是我的运气和机会比较好吧，得到师长和朋友们的帮助也较多，无论是前三十年还是后四十年，我都走得比较平顺平淡和波涛不惊，我想这正好是我这个庸人所想要的。

说到回忆录的价值，正好和几十年人生经历的平稳平静和平衡相互映衬，几十年人生一晃而过彼时似乎少有感触，而此时回忆录的撰写，感觉到几年文字记叙过程中的人生感悟似乎比几十年还多。正是这些在文字撰写中的人生感悟，让我不仅如实记录下来了自己的人生经历，更是让我若有所感的写下了很多记人记事乃至抒发自己感知的篇章，也使我的回忆录成为了我自己认为最有价值的收获和成果。

其实这几年回忆录撰写中的人生感悟，最大的和最重要的是对自己几十年人生经历的自我肯定。几十年人生经历中很多事我都匆匆忙忙的那样去做了，有时甚至来不及仔细思量，我曾经在回忆录中说过也许你不知道不明白不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但你不想要什么应该是很直观的直接的。几十年来我都是按照自己不想要的就不要去接受更不要去努力来待人接物的，对自己想要什么的事从来没有过认真地去思考过，当然有时候是事情已经来临而来不及去深度认真思考。在撰写回忆录的过程中我最终很深刻的感悟到，当年那样去说的话做的事，虽然是很直接直观甚至有些简单粗糙，但现在细思和慎悟起来确实是很有道理的，因为当年出现的那些过程和结果，在现在看来确实是我这个人所想要的。

还是诠释一下上面我所说到的几十年人生经历中的平稳平静平衡平顺平淡，因为就如同我在回忆录中多处说到的一样，我就是一个平常的俗人也就是平庸之人，所以有这些平稳平静平衡平顺平淡也就在情理之中了。首先是自己这几十年过得很平稳，有点风平浪静的味道就让我走过了几十年人生，好像几十年中和方方面面既包括我的领导们也包括我的同学同事们，大家都相处得十分平稳，几乎没有什么龌龊发生。再就是平静，我这里想要强调的是自我的感觉，无论是人生的哪一个时期，我觉得自己都过得安安静静也就是很平静，没有什么惊涛骇浪的事情让我兴奋惊喜或者惊骇与不安。至于平衡嘛，我这里更多的指的是我与外界特别是与他人相处的都相对十分平衡，因为我自己很明白当然与我相处的很多他人也很明白只有多替他人着想才能互惠互利相处长久。平顺嘛应该是在生活平稳的前提下，几十年日子过得比较顺利，时间似水人生似梦，一晃眼就顺顺当地进入了古稀之年。

要单独用一段文字来说一下平淡，好像这个平淡就是我几十年人生目标所追求的。从天性的角度我不喜欢闹热，当然也有一条好像从小就树立起来的“不喜欢他人管我，更不喜欢去管他人”的生活信条在随时引导着我。我觉得平淡是最好的，平淡中有真诚有愉悦，当你把你的人生设计得很平淡的时候，你既不会对自己苛求更不会对他人奢求，所以这时对人对己皆有很多真诚。因为人生目标很平淡，淡然的生活期望必不会太高，这时你便能经常体会到平淡中的愉悦，当年几个孩子我从来没有给他们设定要读什么名大学，但他们后来给我的却是意外的惊喜，这份愉悦一定是发自内心的。还有就是当年下海，也没有什么大的目标，所以后来很偶然的挣到了比我期望要多的钱，除了愉悦之外便是寻找机会见好就收了。这种情况在我几十年人生中应该是有很多的，因为追求平淡，所以平淡了就很愉悦。

前边说到我这几十年所做的所有事情中，最有意义最有价值的是撰写了这部回忆录，除了已经说到的回忆录的撰写让我有了更多更深刻的人生感悟之外，还有一条很重要的是回忆录的撰写让我的人生升华了。当现在这部百万字的回忆录进入文字整理校正的时候，我自己读着这些文章都感到十分惊讶，几十年人生忙忙碌碌匆匆而过，忙碌与物欲使当时来不及思衬人生其实很重要的至理，或者说当时也想不到这些吧。几年过去了，当我读着自己文字的时候，我才很惊喜的发现，是进入古稀之年的这几年中，因为要撰写这部回忆录，文字记叙所引发出来的对人生哲理的思考，让我几十年的人生有了让人意想不到的升华。

最后也当然也需要对这部百万字的回忆录做一个简单的归纳说明。总共回忆录有18个篇章，前边的六个篇章都是很写实的，它们如实的记叙了我几十年的学习与工作生涯，当然也包括我生活中的几个侧面，比如子女教育理财海外旅游等，这些篇章基本上都是记叙当年发生的实际情况，几乎没有什么议论和评价之类的内容。接下来的三个篇章便是有点描述和表达我个人对人生价值取向的一些观念和观点了，尽管也是对当年工作和学习中发生的很多事情的记叙，除了有补充前面文字的粗糙之意外，同时也表达了我对于人生的追求上的一些理念。

第十篇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读过它的文字内容的友人包括我自己都有一种撼动之情，因为它以自己走过的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到本世纪第二个十年的七个“年代”，记录了我当时能够看到能够感悟到的社会状态，当然其中也有很多我在那些个年代中所触发到的一些往事。这段文字完成并向友人传播的时间恰逢是电视剧《人世间》在播放，有友人读过之后戏称是“许老师版《人世间》”。

第十一篇的内容在撰写时和包括是否把它收入回忆录中我其实是很矛盾的，除了因为这是当年我在西南财经大学讲授的《科学技术史》课程是否有必要收入之外，其中有些内容没有能够坦言也多少有点遗憾。

第十二篇和后来的第十五篇及最后的第十八篇，内容上更多的是作为学者的一种学术研讨，当然我也认为它们涉及到的问题确实也是当前社会发展中很客观实际的问题。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我其实是特别认真的探讨了这些社会问题的前前后后方方面面的，既有当年客观历史状况发展过程实际情况的叙述，也有作为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对这些问题的发生发展从理论上到实务上的分析。除有强烈的学术探讨愿望之外，还是有一股拳拳之心即便是作为一介草民也想把自己的观点和观念向各方面作一个汇报。

后来出现的第十三篇第十四篇，自我认为在回忆录的撰写上有点锦上添花的味道了，当然这是个人的自嗨。第十三篇《我的大学》主要是记人，以大学为背景记叙了几十年中我的同学同事朋友特别是年轻时候的对我有莫大帮助的贵人。第十四篇《我的“城南记事”》则是与第十三篇记人相呼应记叙了几十年中更多的“事”。自我认为在撰写这两个篇章的时候我好像都有点超脱与飘然了，无论是在记人还是记事上我都突破了文字甚至包括思维的束缚，任由思绪在我的大学和我的城南中飘流，写下了不少让我刻骨铭心的人与事。

最后收尾的第十六篇和第十七篇也许会是一种画蛇添足，第十六篇客观的记叙了我的衣食住行，完全回到了回忆录最初几个篇章的写实，撰写它们是因为我认为这些是自我生活中很重要的几个方面。第十七篇是对我的过往琐事的记录，很多凌乱的觉得该记叙一下的内容我都把它们放在了这里，这使得这一个篇章的文字相当多超过了十万。这两个篇章自我认为我给他们取了两个很美妙的篇章名，一个叫《柴米油盐酱醋茶——我的衣食住行》，一个叫《赤橙黄绿青蓝紫——我生活中的繁琐小事》。

我现在已经在专注的校正修改这部回忆录，如同很多朋友跟我提到的一样，这部回忆录我会把它编辑出版的。最后想要特别表达的，是再次对这几年中我的同学同事朋友亲人由衷的感谢，感谢你们几年中的始终相伴，没有你们的关心和支持，我是不可能完成这百万文字的，我发自内心的感谢所有的朋友，也祝愿所有的朋友万事如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