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篇：幸福童年（2）
7
爸爸在杨家教书，很是心满意足。放电影的时候，妈妈会带我到杨家来，先到姑姑家吃饭，然后再去看露天电影。天气好的日子，爸爸晚上会赶回源头李家。爸爸腿长，走路花不了很长时间。
老师虽然不是一个很高贵的职业，却很受当地百姓敬重。在他们看来，能识文断字真是很了不起。
“老师好！”
“老师早！”
“老师吃过了吗？”
“老师去哪呀？”
几句简单淳朴的寒暄，叫人听了心暖。
爸爸的学校共有十几个老师，学校不很规范，老师有时要兼任教书以外的职务。爸爸兼任总务，管理一些简单财务。有一位姓彭的老师，偷拿了学校的蚊帐，爸爸变着法子讨了回来，彭老师从此心怀不满。
文化大革命来了。一夜之间，学生可以打老师了，老师突然变臭了。
彭老师嗅觉灵敏，报仇的日子到了。他向造反派报告，说我爸是某某反动组织的成员。于是造反派严刑拷打，要从我爸这里打开缺口，建立奇功。无中生有的罪名，打死也不能认啊，爸爸一开始硬扛着。毛主席的红卫兵，打起人来又毒又狠。爸爸忍受不了，喝了农药，被学校敲钟的老人救了。老人两次救过我爸，在奶奶心目中地位很高。
企图自杀，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这还了得！革命群众不仅不手下留情，反而更往死里打。爸爸受不了折磨，屈打成招。造反派欣喜若狂，要顺藤摸瓜，将反动组织成员一网打尽。
同伙还有谁？
谁是介绍人？
那个某某组织，完完全全是无中生有的呀，哪里会有介绍人？可是，没有介绍人，自己就成了发起者和创始人，那可罪加一等。怎么办？这时爸爸已经明白，所谓的反动组织，全是彭老师一手炮制的。爸爸灵机一动，说介绍人就是彭某人。
造反派如获至宝，彭老师却大祸临头，从举报的英雄一下次变成了介绍人，可真是有口难辩。那是个轻信的年代，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任何指控都不需要真凭实据。兴高采烈的彭老师一下子跌到了十八层地狱，所受的苦难可想而知。
文化大革命高潮过后，彭老师质问我爸：我的祖宗，我啥时候成了你的介绍人啊？
爸爸反问他：没有你的诬陷，哪里来的反动组织？说你是介绍人，一点也没冤枉你呀！
彭老师默然。
8
（这是爸爸以前讲的故事。）
他们说我们有一个国民党的地下组织，我是组织部长。因为我的特殊身份，被单独关押在一个房间。其他人都是十几个人挤在一起。想不到，这样对我反而有利。如果十几人关在一起，就不容易逃了。由于一直有逃跑的想法，身上早藏有些应急的钱和粮票。
一直在观察那些看护人员的动静和规律。吃晚饭的时候，他们会回家吃饭，中间会有一段时间没人紧盯。关我的房间窗户是铁条钉成的，非常结实。看守人员回家吃饭，把房门一锁，很放心。
那一天，给我留下你姑姑送来的饭菜，看守又回家吃晚饭了。吃饱饭，我试着用手扳了扳铁条。不知哪来那么大劲，铁条有弯动的迹象。我死命用劲，铁条间的缝隙越来越大，居然可以爬得出去。这时已夜色茫茫。外面行人不多。往何处逃呢？
可以逃的地方，无非是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往东或往西，都要经过临近的村子，除了水田，没什么遮拦，很容易被发觉，不可行。往北是山，源头李家就在山后，山里很容易藏身。往南是一片平原，有上百亩水稻田。更南面就是硬石岭水库了。东南方向，是塔桥农场的地界，那里是一大片梨树。塔桥农场是国营农场，和当地农民联系就不那么密切了。只要能平安走过村前那片水田，进了梨树林，就好办了。问题就在那片水田，很容易被人发觉。比较稳妥的逃法，就是向北，躲进山里。
当时我想，往北其实没有出路。虽然容易藏身，但只要被人围困在山里，是没有办法走出去的。只有东南方向，才可一搏。这样虽风险较大，但却可能远走高飞。因此我决定走一步险棋。
借着微弱的星光，我机敏的隐没在夜色里，朝东南方向疾走。
不多会儿，就听到村里喊声大作，“xx逃跑了，xx逃跑了，……”。四处火把明亮，照耀着向后山跑去。我心安了一些，知道做了个明智的选择。
路上几经惊吓，终于到了省城南昌。（中间很多细节，挺惊心动魄的，我记不清了，省略若干字。）
一到南昌，饭都不敢吃，忙着打听公安局所在。到了公安局，接待人员问我何事。我说我要来坐牢。
接待人员笑了，挺严肃的说：“胡闹！国家的牢房，哪里是你想坐就能坐的？”
“我不是胡闹，我是国民党特务，是反革命。”
“是谁说的，有判决书吗？”
“是革命群众说的。”
“群众说的，有证据吗？”
“没有，他们不需要证据呀。”
“这就是胡闹，没有证据，哪能随便坐牢！回去吧，回去跟他们说清楚！”
“求您了，我不能回呀，回去只有死路一条啊！您看我满身的伤痕，我会被打死的呀！”
“求也没用，国家的牢房不随便让人坐!国家有国家的尊严！”
“您看这样好不好，我先在牢房里呆着，您们再去调查核实。到时证据充足了，您们就不需要再费功夫抓捕我了。”
看到我有些胡搅蛮缠，接待人员找领导去了。
领导出来了，再问了问一些情况，然后说：“你不是南昌市人呀，我们是南昌市公安局，只能处理南昌市的问题，你得找省公安厅。”
我担心了，说：“我是打听到这里来的呀，哪里是省公安厅呀？”
“你别急，我派人送你去。”
到了省公安厅，他们又重复同样的问题。我又是一样的回答。
快到下班时间了，办事人员说：“你有介绍信吗，有钱和粮票吗？”
“有钱有粮票。但没有介绍信。我是逃出来的。”
“这就好，我跟他们交代一下，今天晚上，你先在招待所住下，有事明天说。”
第二天，他们给县公安局打了电话，把他们说了一通，要他们派人来接我回去。
我害怕，说，“您们别把我往死里送啊！”他们说：“放心，不用怕，国家已有新政策，文化大革命快结束了。再也不能随便关人打人了。”
我回到了贵溪县城。县公安局又打电话到了大队。大队的造反派欣喜若狂，马上派了两个头头来到县城。见到我的时候，拿着又长又粗的麻绳，要五花大绑捆我回去。县公安局领导看到了，大发雷霆。
“你们就知道胡闹！你们就知道瞎搞！告诉你们，这事省里都知道了，害得我们挨了一通臭骂！回去后，你们要保护他的安全！出了意外，拿你们是问！要负法律责任！听明白没有？！”
两个头头吐了吐舌头，乖乖的把绳子扔了。他们灰头土脸的，对我说：你小子厉害，闹到省里去了。怎么没到北京找毛主席呀？然后又互相说：奶奶的，我们倒成了他的保镖了。我们不能这么回去。这样回去，会出人命的！
他们商量好，一个人先回，得沟通沟通，说明目前的情况，免得我被愤怒的群众伤着。另一个人陪着我，不能出意外。他们既害怕我出事，又感到委屈。本以为是将我捉拿归案，却不料反成了我的保镖，心里实在不是滋味。有什么办法呢？他们也不过是别人的棋子啊，也只能听从摆布。
回到了杨家，我不再挨打了。没过多久，又被分到了五七农场，叫我养猪。我爱读书看报，学习掌握了一些养猪的方法，懂得如何配饲料，猪养得很好。功劳当然归领导，我得些实惠，有了充分的自由。我把如何种养水浮莲写成小册子，他们拿去领功邀赏。
养猪和育人，对我来说都一样，不挨打的日子就是天堂。
9
一九六八年春天，不知道什么原因，妈妈不再在李家教书，回到老家种田来了。
以前家里只有奶奶，叔叔和我，这时妈妈带回两个弟弟和最小的妹妹，一下子热闹了很多。我和大弟也出息了：已经懂得相互推搡和吵架了。我当时很委屈，觉得妈妈很不公平：妈妈不教我如何骂弟弟，单单教弟弟如何骂我。妈妈教弟弟骂我，是这样的：
红头发红，
吹火筒。
因为那时我头发是红色的，红头发吹火筒，红上加红。
我很伤心，老想不出骂弟弟的好法子。
那年我六岁，很幸运抓到过一条小泥鳅，妈妈逢人便夸，巴不得让全世界都知道：我儿子会抓泥鳅了。
村子有条南北向的小路，直通村前的大路。小路东边有口水塘，是村里最大的水塘。水塘四周种有柳树，水塘岸边铺有青石，是大家洗衣洗菜的场所。其中一棵柳树，粗粗的树干斜刺刺的伸向水塘中央。树干上长了一簇蘑菇，妈妈想法子采了下来，给家里做了一道鲜美的菜肴。
妈妈回到老家，成了忙人，老有人找她读报念信，很受人敬重。自然，妈妈干农活就不如别人那样得心应手了。
那年秋天，队里在村前的红土岗上修公路。红土岗上长满一人多高的小松树，矮小的灌木丛，以及长满杂草的小坟包。这些都是拦路虎，必须挖掉铲平。提起挖坟包，奶奶心里瘆得慌，总担心会有报应。
六九年春天，春节过后不久，一天下午，太阳还老高老高，妈妈从工地匆匆回来，边走边说着胡话，见了奶奶也不打招呼，径直进了房间。奶奶奇怪，也跟了进去。只见妈妈躺在床上，眼珠泛白，赶紧请人抬到鹰潭医院。
奶奶说，一定是遇到脏物了。什么意思？就是挖了人家的坟，被鬼附身了。（挖坟的人很多呀，为啥单挑我妈？）
当天晚上妈妈病就好了。因为不知病因，医生建议留院观察。妈妈不干，说已经好了，非得回家，家里还有吃奶的妹妹。
中午回到家里，晚上病又犯了，再抬到医院，已经晚了。
妈妈就这样突然走了。那时爸爸还在外地养猪，急急忙忙赶回家里。
妈妈是从医院走的，也就是从外面走的，不能停在村里的公共大厅，只能停在野外的社祠公里。我们披麻戴孝，看着妈妈躺进坟墓。
妈妈的坟墓在半山腰上，座北朝南。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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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02/03/22 @ 15: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