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柳永“平反”（一）

柳永是北宋中前期的著名词人，我们前两天刚刚欣赏过的他的名作《雨霖铃-寒蝉凄切》。柳永没有做过大官，词作得最好的时候不过是个“民间艺人”。这样的身世不足以使他被载入正史。

柳永才华横溢，精通音律，创调颇多，为宋词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然而另一方面，他有长期出入烟花柳巷的经历，并留下一些低格调的艳词。在历史的长河中，柳永的面目是模糊不清的。千百年来他的经历常常是人们饭后的谈资。古人制造花边新闻的动机与能力丝毫不亚于现代人。关于柳永，许多香艳或有趣的故事四处流传。下面是典型的三则 —

故事一：柳永一生浪迹烟花柳巷，死的时候既无家室，也无财产，死后无人安葬。汴京一众妓女念他的才情，最后凑了一笔钱为他买了薄棺，这才使他入土为安。出殡时，满城妓女几乎悉数出席，披麻戴孝，一片哀声。这便是“群妓合金葬柳七”的佳话。这还不算，姐妹们“每遇清明，多载酒肴，饮于耆卿墓侧，谓之吊柳会。” （宋曾敏行《独醒杂志》）

故事二：柳永科考不第，心中愤懑，便作了一首《鹤冲天-黄金榜上》，结尾几句是“且恁偎红倚翠，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这首词在京城大热，仁宗皇帝也读到了。不久有人因为柳永有才而举荐他，仁宗问：“得非填词柳三变乎？”举荐者回答：“然。”仁宗便回：“且去填词。” （严有翼《艺苑雌黄》）原来是皇帝亲自断了他的科举入仕梦。于是柳永苦涩地称自己是“奉旨填词柳三变”。（柳永原名三变）

故事三：苏东坡仕途通达的时候，手下有一位幕僚善于吟唱。苏轼有一次问：“我词比柳永词如何？” 下属回答：“柳郎中词只好十七、八女孩儿执红牙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 这个妙答让苏轼大喜。（俞文豹《吹剑续录》）人们的理解是：这说明苏、柳词风的泾渭分明，也表明东坡对柳词柔靡的风格和狭窄的格局的蔑视。

这三个故事，如今一再出现在网文中，甚至见于正式发表的赏析文章中。然而，故事一完全是一派胡言，没有任何真实的成分；故事二时空不太对的上号（仁宗比柳永小太多），真实的可能性极小；故事三不排除事件发生的可能性，但未必表明东坡蔑视柳永。以这样的故事给柳永贴标签，是不公正的。如果看官通过这样的故事去了解柳永，则很难对他的生平、人品和词格有比较客观的理解。因此，我这里要给他“平反”。我并不是什么“柳粉”（我谁的粉也不是）。正名的目的，是尽可能恢复本来面目。

柳永是福建崇安（今武夷山市）人，大约出生于宋太宗太平兴国九年（984年）。柳永出生于官宦家庭，他的父亲叫柳宜，南唐入仕，在后主李煜的手下任监察御史。母亲刘氏也来自书香世家。南唐灭亡后，柳宜归顺北宋，先任县令之类的小官，逐渐受到重用，官至正三品工部侍郎（大约相当于今天的部长）。

柳永家中世代是学人或官吏，前后出过多名进士。他自己也始终是一个追求功名、积极用世的人，他约十岁时就写过一篇《劝学文》，文中说：“学，则庶人之子为公卿；不学，则公卿之子为庶人。” 这是一个积极向上的少年才能有的见地，

约24岁至40岁期间，柳永一直在汴京“复习迎考”，同时在填词和猎艳方面风声水起。然而他四次参加科举考试均不第，于是怅然离开京都来到民间，与乐工、歌女合作，潜心填词。柳永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位靠写歌吃饭的文化人，红遍大江南北。他的作品受欢迎的程度，用当时的话来讲：“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

（未完待续）

我的其它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