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秋日的黄昏，突然门外有人找母亲。她很紧张，不知我和二妹在外面发生了什么事？开门一看是一位弯着腰、瘦弱的老人。她再一细看，是那么熟悉、那么亲切，原来是她多年未谋面的父亲——外祖父。她心里一酸，就哭了起来。老人也泪流满面，彼此久久无法平静。母亲自从土改运动以后，就无从得知娘家的消息。她估计外祖父一家凶多吉少，日日夜夜牵挂。眼下的外祖父瘦弱如骷髅，彼此都不敢大声谈论家事。母亲说她用当时家里第二天做甜糕的大部分的米，也是唯一的食品，煮给外祖父吃。外祖父狼吞虎咽般地将几碗饭吃下肚，然后开始了他们的悄悄话⋯⋯
原来，土地改革时外祖父家被评为地主成分。在他乡的冉舅母与舅舅离了婚，舅舅被投进监狱。在判处死刑即将执行的前几天，何舅母想方设法做了一些好吃的饭菜，买了酒送到监狱，做最后见面。舅母含着眼泪看舅舅吃饭，不敢多讲话。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舅舅没有被枪决，病逝在狱中。三姨在家饿死。过去请过母亲和我去做客的有钱人家，有的人被镇压，有的人被投入监狱。何舅母带着两个年幼的儿子下农村，带着孩子劳动，每天做工分维生。外祖父请了半个月的假，带上证明、沿途乞讨才到母亲这里。
转眼外祖父的归期逼近，他本人不敢延误时间，母亲也不敢留下监督改造中的父亲。他们都知道这是父女最后的见面、最后的相聚，分手就是生离死‘别。在外祖父启程的前几天，母亲描述她的心是“紧的”，她希望时间过得慢一些，希望漆黑的夜晚不要天亮。母亲使尽全力，给了外祖父有限的一元钱，做了路上吃的干粮。母亲说她将面饼“炕”得很干很干，好让外祖父走长路吃了“顶事”（长时间不饥饿）。据说，外祖父回乡以后，因为年纪大不能劳动，家里又一贫如洗，老小都经常饿肚子。他不得不到场镇上讨饭度日，最后病死于街头。
在后来的年代里，只要提起外祖父母亲都会责备自己无能。可那种环境下，又有什么是她能做能改变的？
1952年，开展了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五反（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让其走社会主义道路，消灭私有制。我的同学中，有在对党忠诚老实的要求下，明确表示与资产阶级父母划清界线，揭发或斗争父母，有的甚至脱离家庭关系。还有人在斗争父亲时打上一个耳光，表示自己的决心。
紧接着，出现一片公私合营的新气象，所有企业都是国营、公私合营的招牌。从此没有私人企业。母亲在城镇上卖甜糕的小买卖也因此告终。
我毕业以后，留在学校附属医院，一边工作，一边也在学校教课。所以我有不少和我几乎同年的学生。有些后来还是我的同事。为了帮母亲解除困境，1952年我将大弟弟接到我工作的城市来读书。
52年，大弟弟到成都
当时大弟弟住校生活费每月6元。我的供给制工资每月也只有几元。无力为他付生活费的时候，医院里好心的领导和朋友们都为我伸出了援助之手。那时大家都是供给制，人们的收入每个月普遍只有几元钱。这些帮助就显得更难能可贵。以后几十年，母亲一再嘱咐要感谢这些朋友。近几年我每次回国，都会去看望和感谢这些旧日的朋友。
53年成都，我，二妹，大弟在成都
后几年，我和二妹的工资逐渐提升。到1956年，我每月有五十几元，二妹有三十几元。1956年底，我将母亲和弟妹们都接到我工作的城市，与我们夫妇一同生活。除了我和先生的收入外，二妹自己每月只留十几元，寄来二十几元。
56年，成都，母亲，二妹，我和我先生
56年成都，母亲，我，二妹，大弟，堂弟和表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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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学薇的先生在她80岁生日时为她赋诗一首，贴切地总结了她的一生：
迈越坎坷一路平，身心健美世所钦。
医精德馨口碑在，齐家理政令名存。
含饴弄孙天伦乐，修辞立诚诗人情。
八十春秋可圈点，松贞鹤逸梅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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