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年是母亲这些年来最高兴的一年。因为不仅全家都到了成都，又团聚了，而且各方面情况都在变好，大家好像都有了新希望。
我1954年结了婚。先生算是我的表兄，只是我们没有血缘关系。他是他祖父第一个妻子的后代。大奶奶因病去世后，他祖父又娶了我辜家的姑婆。姑婆一直很喜欢我，他妹妹还是我从小的同学，所以我几岁开始就在他家进进出出。他大我几岁，虽然一起玩得不多，但早就认识。
1952年，当时的川东、川西、川北、川南四行署合并为四川省。先生从南充随川北行署到成都，在省委宣传部工作。他一到成都就找到我。很快由他的领导出面征求我的意见，把我们的关系定了下来。还通知了母亲和他家里。两家按传统办了简单酒席。
先生在宣传部进步很快，一直很受领导赏识。1954年我和先生在省委宣传部举行婚礼，宣传部长杜心源是征婚人。他还还把省长李大章也请下楼来说了几句话。1955年先生作为调干生进了四川大学。他父亲以前也是川大中文系毕业的。
先生在川大的第二年从中文系党支部副书记转为书记（那时候中文系教师和学生是同一个党支部）。1956年我从成都第一产科医院调到了成都市卫生局。57年我们的儿子即将出生。虽然我们在经济上仍然不宽裕，但一家人团圆，再也不会有上顿没下顿了。看着家里的变化，母亲脸上的笑容也多起来。
1952年先生（二排左六）在南充，川北区党委宣传部合影
1956年先生（后排中）在川大和同学合影
54年结婚留影
母亲到成都后，带来不少亲戚的情况。她讲的那些人中一个我认识，是她的一位侄女。她这个侄女在1955年内部肃反运动中，同丈夫离婚了。在当年离婚的人很少，我不免有些奇怪。记得由于她家贫穷，亲戚们似乎都看不起她。解放后她参加了政府工作，加入了共产党。由组织出面作媒，虽然她不了解对方，感到茫然，但有关领导再三动员说：老罗几辈人都是佃农，受地主老财的剥削和压迫，苦大仇深，对革命出生入死，把宝贵的青春年华都无私奉献了，你还有什么不能牺牲的呢？何况那位对象又是她的顶头上司，每天抬头不见低头见，她又正在积极申请入党，要求进步。无可奈何下只好同意。
结婚两年多，碰上开展肃反运动。她的丈夫被隔离反省了，失去自由。接着开除党籍，逮捕法办。在审察罗期间，专案组频繁上门要她检举揭发丈夫的言行。她能说些什么？在她与他几年的共同生活中，只感到丈夫朴实无华和忠实党的工作。至于告诉她的丈夫在抗日战争中站岗放哨暗通日伪，在一次扫荡行动中，使我方牺牲了不少同志等问题她是半信半疑。丈夫被定罪以后，党组织要她与反革命丈夫划清界线，她没有退步的余地。为了刚满一岁的女儿和自己的未来，最后同意离婚。丈夫以后的情况如何她不敢过问，也无处可问。她离婚后，虽然还是党员，但在人们的眼光中，她感受到陌生和歧视。背后有人议论她划不清界线、同情反革命，有的又说她无情无义，是投机份子。她被下放到工厂当工人，再也没有回到原单位。
这些亲属我熟悉的不多，母亲转告我这些事，我却不敢开口，而且尽量回避。因为我不知道如何回答。我怕自己出身于地主剥削家庭、说错话会丧失无产阶级立场，所以，母亲说我只有静静地听。她说完了，我还再三叮咛她不要向他人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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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学薇的先生在她80岁生日时为她赋诗一首，贴切地总结了她的一生：
迈越坎坷一路平，身心健美世所钦。
医精德馨口碑在，齐家理政令名存。
含饴弄孙天伦乐，修辞立诚诗人情。
八十春秋可圈点，松贞鹤逸梅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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