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初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自由。”。但是苏联开始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波兰出现工人罢工，10月发生匈牙利事件，国内也出现罢工罢学事件。1957年初中央提出开展党内整风运动。4月开展大鸣大放，鼓励知识分子给党提意见。到了6月初夏，中央发出毛泽东起草的《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指示，认为“少数的右派分子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名义之下，企图乘机把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打翻，把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打翻”。反右运动开始。
这一切让我们眼花缭乱，不知究竟。我们却不知道，历史的浪涛马上就要拍打到我们自己身上。
1957年初夏，儿子出生，母亲非常高兴。这是她的第一个孙子，爱不释手。她又开始为孙儿忙碌起来。我工作忙，先生平时都在学校。只是周末才回来。后来反右运动开始，先生回来的时间越来越少。儿子和家里的事，平时都靠母亲。
儿子满月照，祖父在后面扶着他
母亲的叔伯弟是母亲看着出生长大的，因此，虽然是同辈人她也视他为晚辈，他也一惯亲切地叫他二嫂。他后来因为工作在我们同一个城市的省级机关，也是我们家的常客，我总是叫他为叔。一个周日，他满面愁容地进了家门，一改他那健谈的习惯，话语甚少。我很奇怪，他平时的潇洒和乐呵呵的表情不见踪影，后来连人影也没有了。
直到一年多以后他才又忽然出现，那时的他形如两人。表情苦涩，衣衫邋遢，如同刚下班的劳动工人。母亲心里明白了一切，二话不说马上给他煮腊肉。那时候，临时是买不到任何肉的，而且肉凭证供应，招待他意味着全家将忍嘴待客。他几乎是狼吞虎咽地吃完饭，并说好久没有吃过那样香的东西。他把门关好，轻声细气对母亲讲了许多从来没有听到过的事。他和先生一样，被打成了历史反革命、右派，即所谓的“双料反革命”。他临行前母亲把当时家里仅有的三元人民币给了他。当时那几元钱，是那个月最后的依靠。
一位亲戚从家乡来找我治病,住在家里。虽然我们经济不宽裕，物质缺乏，但母亲见到家乡的亲人份外高兴，接待热情，使尽了全身的力量。她们在一起述家常时，我怕她们提到有关所谓阶级斗争的事。但不出我所料。一天又讲起前面提到的那位离婚的侄女。
由于强大的政治压力，这侄女体验了人间冷暖，世态炎凉。门前冷冷清清，好像被大家都遗忘了。后来她和关心她的、原来爱慕她的人结婚。正当她摆脱阴霾，编织着未来的时候，反右斗争到来。她的第二任丈夫成了混入党内、隐藏在党内阴险狡猾的阶级敌人。在残酷斗争后先被停职隔离，后被清洗出党，开除公职，送到沙坪农场劳动教养。当时她即将生第二个孩子，只有偷偷落泪。急风又遇屋漏雨，她丈夫在劳改农场病倒了而且急性胃出血。她 带着小儿子匆匆赶赴农场去。人已昏迷，她千辛万苦把人接回家，由于病拖得太久，加上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压力，不到一个月含冤辞世。送走了丈夫，她给孩子做了一件棉衣，把仅存的一点钱和粮票给了外婆，作了一些含糊不清的交待，就在绝望中投屋后的堰塘自尽了。
这些亲戚我熟悉的不多，大部分都没有见过，所以对我冲击还不大。只是回过头，我们就面临几乎同样的命运。
57年成都，母亲、婶婶、表姐、儿子、我、二妹、表弟、堂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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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学薇的先生在她80岁生日时为她赋诗一首，贴切地总结了她的一生：
迈越坎坷一路平，身心健美世所钦。
医精德馨口碑在，齐家理政令名存。
含饴弄孙天伦乐，修辞立诚诗人情。
八十春秋可圈点，松贞鹤逸梅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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