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先生反右时是川大中文系的书记，中文系当然是反右运动的最前线之一。他家虽然也在土改中被划成地主，但是他祖父在县上声誉很好，解放初期去世前也和我父亲一样，是县上的民主人士。他早离开了家，先在南充参加革大，毕业后留校，再进入川北区委。在川北区委、省委宣传部和川大他一直都很得领导认可。“大鸣大放”邀请党外和知识分子给党建言，他是属于听取意见的一方，所以他并没有言论可被追究。他很早就提醒中文系比较激进的几个学生和老师言论要注意分寸。因为他已经感到上面不会放任大鸣大放不管，最后肯定会追究。
反右运动中，他和学校的反右工作组组长、副校长谢文炳在几个中文系教师和学生的问题上产生了矛盾。他反对扩大划定右派的范围，坚持认为那几个教师和学生不够右派的标准，内部教育就可以了。和谢文炳对抗，让他受到“右倾”的批评。工作组把他列入调查对象，在学校和去他老家搜集他的“罪证”。很快，学校就宣布，有人做证，说他初中时是三青团的骨干，在岳父、即我父亲的庇护下一直在学校为非作歹。虽然先生否认这莫须有的罪名，反驳学校收集到的“罪证”时间、地点和人物都不相关。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随后被川大戴上了右派和历史反革命的帽子。
我还没有从这个晴天霹雳中清醒过来，又听说他马上要被送去劳动改造。二妹连忙陪着我带着儿子赶到川大他被隔离的地方，想再见上一面，也让他再看看才几个月的儿子。但是我们到那里时被告诉，人已经和其它右派师生一起送走了。
没有见到先生，二妹陪着我在一个偏僻的地方抱着儿子痛哭。我们知道，下一步组织上肯定要我的态度，和先生划清界限。这个态度当然就是离婚。二妹当时说的一句话，我一直都记得。她说，我们姐弟这些年吃这么多苦，就是因为没有父亲。姐，你要想清楚了，这孩子以后要不要和我们一样。
土改以后，政府重视家庭出身一惯是强调的。母亲时常担心家庭成分对儿女们的影响。本来看着我和我先生进步很快，前途一片光明，心情才好了没有多久，就又被这飞来横祸打蒙了。不论我是否和先生划清界线，我身上都多了一个罪名，儿子还没有知事就成了反革命的儿子。但是母亲也不敢在我面前表露太多她的担心。只是反复提醒我不要随便开口说话，更认真地护理儿子。
我只能安慰母亲，先生自己并没有什么右派言论，给他定的历史反革命，也是根据别人捏造的事情，他一定会得到平反的。我和先生虽然是表兄妹，从小就认识、有来往，但那时候完全没有更深的关系。我早就离开了家乡。先生初中毕业后高中是在外地读的，人根本不在老家。我先生高中毕业后曾在我父亲任校长的中学教过一年的书。我先生曾经告诉过我，那时候我父亲为了安排一个他自己家族的后辈进学校，就不再继续聘用他了。正是被未来的老丈人解雇了，在老家无路可走，他才去了南充，进了革大，才有了后来的一切。他其实是被未来的岳父“逼”进革命队伍的。所以我也明白川大给他的罪名是子虚乌有。
尽管我在安慰母亲，我自己心里还是觉得像天塌下来了一样。我不知道这对我先生、对我、对孩子、对这一家人紧接着会带来什么，但我知道影响绝对小不了，而且是长远的。我很久都不能平静思考做事。母亲虽然胆小，也不知道会有什么后果，但她一直把家里的事和孩子做得有条不紊，偶尔劝我几句，让我慢慢的适应过来。
57年，先生没有机会和儿子合影
59年，和母亲、儿子在青羊宫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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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越坎坷一路平，身心健美世所钦。
医精德馨口碑在，齐家理政令名存。
含饴弄孙天伦乐，修辞立诚诗人情。
八十春秋可圈点，松贞鹤逸梅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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