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难避之劫

母亲虽然胆小柔弱,也没有多少文化,但每逢大事,却总能表现出内在的坚强。以前父亲去世时,她给子女们撑起一片天遮风挡雨,有家可依。我先生出事,她又给我撑起一片天,帮助我稳住心神,保住了我的家。

一直到改革开放,我先生都在向川大申述他的问题。但是一直到20年后才得到彻底平反。退休后我们在美国和儿子团聚安度晚年。儿子有一次问他怎么看他那20年的冤屈和受过的各种苦。先生说他已经很满足了,没有多少遗憾。自己被彻底平反,回到工作岗位,家庭完整幸福,退休以后的生活也算完美。而和他一起被送去劳动改造的右派,他认识的就有好几个没能活着回家。他自己也差点在修铁路的一次爆破中丧命。不论和众多的右派比,还是和大多数的同代人比,他已经很幸运很好了,所以他即不遗憾所谓失去的前途,也不记怨谁。

他话有所指。当时川大的副校长谢文炳一力把他打成右派。但是据说谢文炳后来也犯了同样的”错误“,结果更惨:他认为省委书记李井泉给川大的右派”指标“太高,师生被打成右派的太多了,迟迟不能完成李井泉布置的任务。最后被李井泉划为右派,解除一切职务。四川还通报了他在北京做翻译的女儿的单位,导致他女儿被开除,他夫人因此气绝身亡。他两年后也在郁闷中去世。那种环境中,没有谁可以保证自己不会成为牺牲品。

而且,那些年代里尽力而为帮助、保护他和我及我们的家人的人也很多。比如我先生最后彻底平反很快很顺利,不仅以前川大的同事积极协助,很大原因是因为他老家县公安局主动给四川大学提供了详细周全的调查资料,证明了当初作证之人杜撰捏造了故事、是诬陷。所以”人情冷暖“,不是只有让人心寒的一面,也有温馨感人的一面。先生说如果很多人和事要计较,那需要感恩的人和事更多。

不过,在先生说因为坚信自己是被”冤枉“,再苦再困难也没有灰心颓废过的时候,儿子有另外的看法。儿子说,历史问题只要上级认真,要得到平反很简单。在反右上,你当时对师生动了恻隐之心,按政策文件和上级”据理力争“,开明的上级可以认为你实事求是、认真负责、正直贤良。心胸狭隘的上级可能恼羞成怒给你一顶”不讲党性“、“立场不稳”的帽子。当年和你遭遇类似的因为“反右不力”被打成右派的不止你一个,谢文炳自己不就和你一样?为什么?“讲党性”、“站立场”是绝对服从的代名词。共产党从来视”党性“高于一切。在党性面前,或者你拿别人来证明自己“经得起考验”,或者你“经不起考验”前途尽毁。按先生的性格和思想方式,哪怕反右没事,以后运动一个接一个,很难说可以全身而退。30年后的胡赵到了颠峰还不是一样的下场。虽然现在只是闲聊,当初很多人却用了一生的前途、尊严和家庭交学费。

母亲当然不懂这些弯弯绕。那时候我给母亲说先生的问题一定会得到平反,母亲告诫我千万不要急不要强求。她说古人说“欲速则不达”,凡事要讲“天时地利人和”,只是自己急没用,重要的是不要”和组织作对“。母亲虽然没有读过多少书,但是她一直都努力看书看报,知道很多生活和做人的民间谚语,还总挂在口上。但不知道何时开始,她对”组织“也有了”敬畏“。

全家第一张合影

2001年,成都望江公园,母亲和6个儿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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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学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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