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弟弟聪明，成绩好，能写会画。因为家庭出身不好和社会关系问题，高中毕业后不能升大学，也没有分配工作，只有到处打零工。小妹也因为家庭问题不能升中学，只能进工厂的技工学校。母亲为此忧心重重，日夜不安。
我一直对和先生的关系不表态。周围的领导和同事们对我还包容，没有让我感到太大的压力。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接踵而来的坏消息又令我不知所措，心里又乱成一团。58年，忽然要求新入城的地主返回原籍。机关忽然通知我，母亲是地主身份，必须返回原籍。
当时，与一切反动的剥削阶级、包括地主家庭划清界限，与地主母亲划清界限，站稳革命立场，是每个干革命的工作人员的基本要求，岂敢违反？否则“孝子贤孙”的罪名会降临在我身上，招来大祸，后果不堪设想。可眼看正在读书的年幼弟妹，若跟随母亲回乡，将永远是地主家庭的“狗仔子”，抬不起头。何况母亲回去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生活无着，政治上还要受到管制。母亲走了，我们微薄的工资如何安排家庭的生活？
我呆呆地抱着天真快乐的儿子，一筹莫展。一个又一个主意在脑海里翻腾，始终找不到出路。有时甚至觉得唯一解脱的办法只有远走高飞，携带全家老小一齐到深山野林去劳动，脱离这复杂多事的社会。
母亲开始默不语，我理解母亲此时此刻同我的压力一样大，内心同样极其痛苦。可没有想到她冷静地、语重声长地要我服从组织的决定。她说鸡蛋不能与石头碰。并说我的孩子还小、担子重，我还年轻，工作重要，离开队伍就跟不上了。人的一生要走的路很长、要受很多折磨，要碰很多钉子，要经过很多磨难。直路走不通要绕道走，没有过不去的桥。不论心里有多苦，别人不一定理解，但自己咬咬牙，走过去就好了。
母亲的这一席话，我还是第一次那么耐心地听。平时看似软弱的她，遇到困难却是如此坚强，有见解。她那通俗的话语听起来道理浅显，实际上是实实在在的真理。母亲经历过人生最大的痛苦，忍受过世间的不公平。这是她的经验之谈，是从生活磨炼中领悟出来的道理。她的细说理清了我的胡思乱想，把我从无助的深渊里拉了上来。后来我继续遇到过许多不公平和委屈的事，都学会了忍耐、退一步去面对现实。
母亲为了解脱我的困境，为了我的将来作想，劝我不要考虑她的困难，并决定带年纪最小的弟妹回乡。但忽然雨过天晴，有关领导找我谈话，说我是工作骨干，为了不让我受到家庭问题的困扰，经市政府同意，决定予以特殊照顾，母亲不用返乡。啊！千斤重担从母亲和我的肩上卸了下来。最后我们持市政府办公厅出具的证明，到附近的公安派出所给母亲重新登记了户口。我被解脱了，母亲的心也踏实了。 我知道，这是我的领导和同事们理解我的处境，给我争取机会。如果当时母亲被逼走，真的无法想象全家的下场。同大院的另外还有两家，与我们的情况相似，他们执行“政策规定”比我认真，或是“组织观念”比我强，不声不响地将母亲送回了原籍。其中，有一位母亲一只眼睛失明，丈夫被镇压，三个孩子都小，５到１２岁。回到乡下，其劳动、生活与政治压力可想而知。
母亲虽然留下来了，但也自然被列入“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行列，成了“敌人”。昔日尊敬她、称她婆婆的人们，为了保护自己、也只好“划清界线”，避而远之。母亲一贯胆小怕事，规矩老实。居委会要她参加学习、扫大街，她从不缺席。在人们的心目中她是顾大局、忍气吞声、有素养的人。
1956年全国极少数地主摘掉了地主帽子，名义上他们享有公民权。但成份仍然是地主，他们的子女仍然是地主子女，在后来的四清运动和文化革命中仍然受到审查和批斗，比没摘帽的地主好不了多少。母亲56年来成都以前也已经摘掉了地主的帽子，有了选举权。名义上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不属于敌对的专政范畴。但运动一来，她还是要背着我儿子参加大会、小会和每天扫大街，从不缺席。
1958年，母亲和孙儿在机关宿舍
80年代，母亲在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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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学薇的先生在她80岁生日时为她赋诗一首，贴切地总结了她的一生：
迈越坎坷一路平，身心健美世所钦。
医精德馨口碑在，齐家理政令名存。
含饴弄孙天伦乐，修辞立诚诗人情。
八十春秋可圈点，松贞鹤逸梅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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