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母亲以后再没有受到什么直接针对她的冲击,却不停的受我们这些子女的影响,为我们担惊受怕,劳心劳神。特别是我,因为先生的问题,比其它弟弟妹妹的麻烦都要多。而母亲总是我们心理和家庭的依靠。
文革初期的急风暴雨过去,接下来要做的是“从从容容”把“混进革命队伍的阶级敌人”清理出去,出到哪里去呢?有三个去处,监狱,牛棚和干校。监狱是什么大家想必都知道,牛棚就有点模糊了。它的实际含义是被监督劳动改造,记得那时候我们并不把那地方叫牛棚,大城市哪里来的牛。但文革后大家都这么叫。
1968年,如我所预料,我们夫妇先后都进了“清理阶级队伍学习班”。我之前有预感,提前让儿子从郊区转校去了市内读书,住在大弟弟家。母亲那时候在给大弟弟带孩子。不久,我们和全国各地一样,解放军进驻,即所谓的“支左”部队,由他们承担清理阶级队伍。在动员报告中,说要清理国民党份子和国民党特务,我预感他们的“支左”计划要落空。因为,我感觉他们的目标就是我。
没有意外,我的家被抄了。我这时深深感谢母亲。我若不是听从母亲的嘱咐,把那些陈年的旧信、照片统统清理烧毁,把它们保留下来。就凭我的出身、社会关系和那些“钢鞭铁证”,怎么也逃不脱国民党特务阴谋复辟的罪名。当时这样捕风捉影是家常便饭,就今天想起来也让人心惊胆怕。是母亲让我躲过了这次危机。平时我总认为母亲哆嗦唠叨、不懂政治。这时候我才深知她虽然胆小怕事,可她却对严酷的现实生活有更深的理解。
在我预计要进学习班的时候,不知道自己进去了还能不能走得出来。如果真被戴上“国民党特务”的帽子,那就可能要进监狱。我觉得就凭自己的身体状况也很难再活着出来。那时候真要给你戴这些“帽子”,根本不需要什么真凭实据。我又第二次安排给儿子做几件能多穿几年的衣服。第一次是自然灾害时我担心自己手术出意外,给还在幼儿园的儿子做的。这次,我让母亲买了些耐磨的“毛料”,给儿子做了两身衣服。那时候大家都觉得“毛料”衣服很“高级”,平时大人穿的都不多。所以后来儿子穿的时候大家都觉得怎么小孩子就那么“奢华”地穿毛料衣服了,却不知道这些衣服背后的心酸故事。
母亲很不放心我在学习班的情况。每个周末都让读小学的儿子带些水果或糖果,独自一人转乘几路公共汽车到几十里外的郊区来学习班看我。那时候,觉得快要身入绝境的我,更感到母亲的关爱和温暖。我知道不管生活多困难,最能依靠的就是母亲,最强劲的力量也是母爱。只要有母亲的爱、有儿子的到来,一切委屈我都不在乎了。
“学习班”设在乡下一个农技学校旧址。儿子来看我,从市内到郊区,一路转车,再走一段田间小路,单程要三、四个小时。那时候周末只有星期天放假。来往郊区的班车也很少。如果儿子星期天早上出门,到学习班要中午以后了。再乘当天晚班车回市内时间会很紧张。所以儿子经常星期六下午小学放了学回大弟弟家后就出发来郊区。第二上午来学习班看我。然后回市里。就这样,回到大弟弟家也是傍晚前后了。
儿子到学习班进出都要被搜身。给我带的东西都要翻检。也只能和我短短独处一会。在学习班一切都在被监视中。所以我和儿子根本什么都不能多说多问。但那时候,能见一面已经觉得很珍贵了。我们也不知道还有没有下一次。儿子似乎变得更为懂事。我叫他吃带来的水果,他说家里有。我知道家里钱不多,母亲哪舍得多花钱,他们是不会有多余的。

86年母亲和重孙在一起


母亲、小弟和我们一起在肯塔基郊外钓鱼野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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