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说母亲逃过一命,但那支红军队伍并没有放过我们一家。他们要婶婶和母亲到红军队伍去缝衣服、被单。这样一来,一家人虽然有了饭吃,可与祖父却不能相认。祖父后来也被红军抓住,他谎称自己是教书的。红军就叫他写标语,让石匠刻到山岩上。直到现在,县城周围的大山上还有很多远远就可以看到的红军标语,据说不少都是祖父的笔迹。
旺苍县城外南峰山红军标语
母亲和婶婶再三叮咛孩子们小心讲话、行事,不要让红军发现破绽。母亲说小小年纪的我们,处处观察大人的脸色,个个都变成了小机灵。几个月过去了,红军认为母亲和婶婶手巧、做的针线活好,动员她们跟随红军长征去当缝工。她们哪里敢答应?!后来在祖父的安排下,她们脱离了红军队伍, 继续逃难生活。
逃难中,母亲和姑姑都染上了重病,祖父既是爹又是娘,请来滑竿抬她们。母亲尽量克服病魔带来的痛苦,并要我自己走路。可那时我仅三岁多!也许是印象太深刻,至今我还记得。我脚上没有鞋,赤着小脚丫、走在那滚烫的尖石河滩上,疼痛难忍。不懂事的我,哭叫着:“疼、烫”。当时同行的长辈们都是女的。她们和母亲一样有气无力,面无表情,步履维艰,她们都不理我,好像谁都听不见我的叫喊。忽然,祖父马上把我抱起来,后来我一直在祖父的背上。。。
母亲和娘家后辈在成都
奔波一日复一日,祖父携带的银两耗尽。除了沿途饮河水、采野果外已经没有其他食物来源。母亲说祖父最着急,但他也机智沉着,他看见路旁有一家农民正在院坝里用石磨子推玉米,他马上上前,脱下他外面的旧衣服,将里面穿的一件缎子背心与农民交换。换得了许多玉米粉,使家人度过了难关。
时光由春到夏,树叶由绿而黄,到第二年秋雨来。祖父带领全家已经辗转了几个县。直至红军北上离开家乡以后,我们才结束了流离失所的艰难生活,回到了家。在安顿好一家人以后,祖父第一件事就是送母亲和我到重庆,到父亲工作的地方。
后来我才知道当时红军在长征中张国焘搞分裂、另立中央,家人目睹的大量杀人情景正是张国焘极左的路线。
1950年以后旺苍县修建了红军院,里面住着当年参加革命队伍的老红军。70年代我回老家的时候,在乡间的许多山崖上、土墙壁上、粱担上,都还看见写有“中国红军万岁”的红色大幅标语。现在,旺苍老城是全国最大的“红军城“。从1933年1月到1935年4月,旺苍是川陕苏区的首府。小小的山镇上,驻扎了两万多红军,40多个党政机构。有钱人早就逃离,镇上大户人家的宅子,自然都充公了。先生老家的大院门前现在还挂着“四川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红军苏维埃政府”的牌子。当时先生家是红军四方面军军长徐向前的驻地,办公所在。四方面军的总指挥部就在辜家大院。
先生回国探亲时在老家故居内留影。照片中的砖墙是解放后加的。
先生老家故居内墙上的的告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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