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外远远一排小草，水里生水里长，夕阳辉映下轻轻摇夷，光晕弥漫，水色朦胧，寂无声息。拍几张照片，无端又想起大学物理系的同学张大伟。
张大伟和我们同一届进校，并不在同一个系。但因为都是理科，两个系的人常在一起上基础课、公共课。而且宿舍相邻，学生会的活动也常常搞在一起。打球下棋，两个系更是结帮成队。彼此来往一多，各系的奇人怪杰，相互自然都知道。
大伟当时在同学中大概上了“怪人”榜。和他的名字相反，他个头不高，还有些单薄，但四平八稳，常常一副少年老成的模样。平时也不怎么吭声，好象和谁都保持些距离。走路脚步轻轻却又总是急急匆匆。碰上熟人，轻轻点个头，嘴角微微一拉，眼镜后的些许笑意，来得快也去得快。
大伟的成绩一般，但读书还是很刻苦，只是通常读的不是专业书。床头床尾，堆满了希特勒，墨索里尼等大战犯的传记。别人上自习看专业书做作业，他看戈培尔传做笔记。晚上熄灯后寝室聊天，时不时来几句身不逢时的感叹，遗憾没有生在可以做枭雄的年代，对不起自己的大名。除此之外，似乎再没有其它引人注意的地方。
大概是大学三年级的时候，素来默默无声的大伟突然一鸣惊人，在学校揭竿而起。那时候闹学潮，有学生说当时的学生会是学校的“傀儡”，要求重新直接选举校学生会。一天下午自习后从教学楼出来，忽然发现大伟站在路旁的一个水泥乒乓球台上对着一群学生慷慨激昂地演说，宣布成立学生自治会。后来知道，大伟在几个系自治会的参与者中，竞选当上了校学生自治会的临时主席。回到宿舍，大家都给他开玩笑，称学生自治会为“伪学生会”。都说他争得“伪主席”一职，是理科学子大家的骄傲，极大的丰富了群众的精神生活。他还是淡淡地笑笑，就进入他的新角色，拉大家搞请愿签名什么的。
那时系里学生会办公室的钥匙是我在掌管，所以大伟不时为学生自治会来借办公室。有意思的是学生自治会开会，其它的学生都进进出出，我和别的人也常常留在那旁听，还不时出谋划策。所以大家开玩笑说这学生自治会和学生会，是一个班子，两个面子。
大伟在学校呼风唤雨的时间不长，没多久学生自治会就被解散了。大伟除了被学校叫去谈了几次话外，别的也没受什么惩处。尘埃落定，他又回复到以前无声无息、云淡风清的样子。
大伟短暂的辉煌，很快就被大家置之脑后。到了毕业。大伟没考上研究生，被分回了重庆。大概受搞学生自治会影响，他的工作单位是系里同时回重庆的同学中最差的，去了一个技工学校教书。从那以后，大伟基本上就从同学们的视线里消失了。
毕业后第二年，大伟又成了大家的话题。不过这一次，大家却再也开不起大伟的玩笑。
在一次同学聚会上，几个重庆的同学说，大伟毕业后一直和工作单位搞不好关系，郁郁寡欢。后来谈恋爱，双方家长都不同意。据说抗争无效后，大伟和女友相依相拥，一起从长江大桥上跳了下去，后来找到尸体，两人还在一起。
大家听了，实在难以相信：现在，八十年代，大城市，大学生，大伟，我们的同学，殉情投江？
不管大家接受与否，大伟终究成了同学里第一个离开的人。那以后，看到大桥，看到水，偶尔也还会想起大伟和他的女友，想起他淡淡闪烁的微笑，想起两个在水中挣扎的生命。
后来又和同学聊到过大伟。喝了些酒，有人说了，大伟走过的路虽然很短，却至少做过两件大家记得住的事。不论是做“伪主席”，还是“殉情”，大伟，不枉其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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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王赤的回忆！其中关于他“伪主席”的事，以及他的死因，连我们班有些同学都不太清楚，有些细节，我也是第一次才知道。不过，对他那种独立特行的性格，大家都有所感觉。记得有一次我们几个班在大阶梯教室开会，不知为何，他一人主动走到前面，给大家献唱了一首歌《美丽的草原我的家》，歌声嘹亮，很有韵味。关键是平时从来没听过他那样放声唱歌，所以给我印象很深。另外，我至今还保存着毕业前他送给我的一枚印章，是他自己专门为我刻的。这件事也是出乎我意料，因为平时我从未见他刻过印章，且印章本身满有创意，两头都刻有内容，一头是“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另一头是我的名字，都是篆体，像模像样，侧面还刻有“毕业留念”以及他的署名和日期。可惜毕业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联系。他的早逝常常让我们叹息不已！
我了解的张大伟的情况基本类似。
以前听·王虹说张大伟投嘉陵江之前有一封遗书，其中感叹生不逢时，生在一个不出伟人的时代，而他又非常渴望成为伟人，所以活着没有什么意思。
这件事我问过他们班上的同学，没有一个听说过这封遗书。王虹是仅有的信息来源，王虹也离世多年，更无从核实了。
他最后的事情我也是听王虹说的。
对张大伟还是有很深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