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中沉甸甸的诺贝尔奖章（1）

这是一张陈列在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医学院图书馆的科学同行的合影，四位全部是诺贝尔奖得主。他们里面包括现代生物医学领域家喻户晓的人物，也让我想起他们那些改变人类科学走向的发现，像斯坦福大学教授Arthur Kornberg和他发现的DNA聚合酶。但是这远非一张简单记录诺贝尔奖获得者聚会的照片，因为这四位还加上另外的四位诺贝尔奖得主全部出自同一个实验室：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Cori实验室，位于照片右手第二的长者Carl Cori（卡尔·科瑞）和他太太Gerty Cori （戈蒂·科瑞）曾经是那个实验室的主人，美国中西部的圣路易斯曾经是研究代谢和生物化学的麦加。

这是一个传奇的故事，对圣路易斯，对华大和对美国来说都是如此，一个实验室孕育了八位诺贝尔奖得主。科瑞夫妇当年离开动荡的欧洲，成为美国容纳世界范围内逃难的科学家的象征，这在以排外著称的川普即将上台的前夕显得格外重要。

科瑞夫妇仅孕育了一个孩子，但是他们盛产高质量的科学弟子，包括华大传奇的丹佛斯前校长和内科系的长时间的前任系主任。最近科瑞夫妇的独生儿子Thomas Cori决定，把他父母的两枚诺贝尔奖章捐献给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华大新闻作了报道后我即去参观，真沒想到保管珍贵资料的专业人员还让我亲手尝试了一下诺贝尔奖章在手上的感觉。

在医学院图书馆六楼的医学历史研究中心外，有个介绍科瑞夫妇的墙面和展柜，存有不少照片和实验室仪器，还有诺贝尔奖章和证书，但是那里特意说明奖章和证书都是复制品，真正的东西在七楼的稀有图书室里。我就再上了一层楼，看见展室深处的办公室有位先生在里面。我敲门进去，自我介绍并说明来意后，他即带上手套相当专业地为我展示了这些历史文物级的珍品。他打开桌上装有科瑞诺贝尔奖的小方盆，首先向我解释为什么使用四个小方盆去装两枚诺贝尔奖章，原来除了两枚科瑞儿子赠给的真的诺贝尔奖章外，另外两枚是卡尔·科瑞的第二任太太赠予的复制件。戈蒂在获诺贝尔奖的同年被诊断患有一种罕见的血液疾病（骨髓纤维化)，十年后于1957年去世，享年61岁。卡尔在华大工作到1966年退休，35年的华大岁月。卡尔在戈蒂病逝后何时再婚的不清楚，他退休后作为访问教授在哈佛一直工作到生命最后的1984年，以87岁高龄逝世。

那位先生乐见我的拍照请求，他还向我展示了当年诺贝尔奖委员会介绍各位获奖人的小册子，特地翻到科瑞夫妇的页面。他出乎意料地问我是否愿意试着握一下那奖章，然后就有了我这博文的题目。我幸亏那天去了，因为后来再去已经没有这机会了。我几年前开始写系列诺贝尔奖的文章，前年参观过瑞典斯特哥尔摩的诺贝尔博物馆。也有幸见过很多诺贝尔奖得主，第一次是在1991年与华大校友诺贝尔奖得主Dan Nathans同行一段路，他当年来华大医学院参加百年院庆，但是“奖章在手中”的感觉从来没有过，我确实拥有象华大校长接受采访时说的激动而神圣的感觉。这自然是枚影响深远的诺贝尔奖牌，撇开它的含义不说，近70年悠久的瑞典纯金的东西在我手中沉甸甸的。孩子参加过科学竞赛的家长或许知道，美国高中奥林匹克有个定量估算 (Metric Estimation) 的竞赛项目，就是要求选手迅速准确地估算出物品的重量或长度等定量指标，我很难估计出那奖章到底有多重。回家当天正好看见煮好的盐鸡蛋放在桌上，我趁新鲜的记忆作了一番比较，那纯金诺贝尔奖章大概相当于三个鸡蛋那么重。看来什么都可以是对照组，鸡蛋可以与诺贝尔奖章比较。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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